【#居家办公考勤怎么计加班怎么算#？#居家办公降薪合理吗#？】因疫情影响，居家办公在当前阶段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主流办公方式。打工人最初还沉浸在省去通勤、可以陪伴家人的兴奋当中，可没几天就发现，居家办公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比如工作时间更长了、加班费没有明确说法、不少人还被降薪了……但是法律具有滞后性，现行法律法规更多是对传统办公方式的规定和约束，而对于居家办公，鲜有明确法律规定。
居家办公可能带来的种种法律风险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难题1：考勤怎么计？
“居家办公期间我们还是使用钉钉打卡，但是打完卡之后员工是不是在工作，那就没法掌握了。总不能让所有人都开着摄像头工作吧？”记者发现，在一些HR们的微信群里，不少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劳动法专家、北京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波表示，居家办公因为员工的工作地点与休息地点的重合，形式上脱离了用人单位的监管，对于劳动者的出勤、实际工作时间如何管理等问题，目前还缺乏明确法律规范。员工有可能不起床就打卡，也可能穿好衣服打个卡又躺下睡觉，还有可能拖延到晚上才开始干活。这时，单位如何对员工进行考勤，就成了一道难题。
难题2：加班怎么算？
经历了这段时间的居家办公，很多职场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从8小时在岗变成了全天在线，甚至休息日也逃不掉工作群的“狂轰滥炸”。于是，一个关于加班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面前。
这样的劳动争议在2020年就曾发生。曹女士在某设计院担任行政部门主办，因疫情影响，她2月居家办公，3月轮岗工作。后来，双方因这段时间的薪酬问题发生争议，其中就包括加班费一项：曹女士主张，自己在2020年1月28日至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法定节假日仍根据设计院的要求对疫情期间人员情况进行收集、汇总、核对信息等，应当属于加班，设计院应支付加班费。而设计院则认为，在停工停产期间，曹女士居家办公，工作时间具有弹性，弹性工作时间中的统计、填表等零星工作，不应再支付加班费。最终，法院未支持曹女士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诉讼请求。
刘建波说，居家办公期间，因为员工工作时间碎片化，以及公司监管能力的弱化，对于加班及加班费等问题，双方之间极容易产生争议，仅依靠现行法律难以合理解决。以往，劳动者对于加班争议举证较为困难，败诉较多。居家办公期间，因为双方均是线上交流，员工掌握的“下班时间以后”安排工作证据较为充足，形式上比较容易证明超时加班问题。但是从调查反馈看，部分员工、企业以及司法裁判人员均认为居家办公期间劳动者并未如同在公司上班一样全身心从事本职工作，即工作时间难免从事家务或者其他私事，事实与法律证据之间冲突明显，需从法律源头上予以明确规定。
难题3：降薪合理吗？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公司扣减了基础工资，只发60%合法吗？”“在家办公工资减半了。”“居家办公3周，公司通知了之后会降薪的风险，工作不饱和的按1.5倍最低工资发。”……很多职场人在网上倾诉委屈和抱怨。
“疫情引起的大规模居家情形下，用人单位业务量大幅萎缩，难以安排员工满额状态进行工作。而根据目前的政策通常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单方降低居家办公期间的工资待遇。对于劳动者来说，通常感觉居家办公期间似乎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虽然工作量可能并不大，但心理和生理压力增加，加上生活成本压力，对于用人单位协商调整工资待遇的动作也极为抵触，很难实现协商一致降低工资待遇。”刘建波说。
难题4：隐私如何保护？
近日，一家在线职业教育公司要求居家员工连夜安装电脑监控软件，并在工作日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每天截屏次数不得低于89次，否则视为旷工。此事一出，立即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老板们总担心员工居家“摸鱼”，这种失去掌控的焦虑感让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监督。于是，出现了“一整天都要开着摄影头”“钉钉软件持续定位打卡”等做法。
“吓得我都不敢去厕所。”“家里是我的隐私空间，凭什么要被监控？”打工人纷纷口诛笔伐，网上的骂声也是铺天盖地。
刘建波表示，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人脸数据以及考勤定位（涉及行踪轨迹）也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用人单位以此进行监督是否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且必要原则，尚存有争议。另外，关于公司数据保护与居家办公之间也有矛盾。大量的数据属于公司商业秘密，居家办公时上述数据脱离公司监管，存在较大的丢失、泄露等风险。
难题5：工伤如何认定？
人有旦夕祸福，居家办公，也有意外风险。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工伤认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是工伤构成的三大要件。如今，在家办公，这三个要件的界定变得模糊起来。
最近两年，各地也不乏这方面的案例。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窦某一直在家通过线上方式与客户沟通发货及对款问题。2021年3月13日下午5:05，窦某向客户网上介绍公司情况，5:22，突发疾病死亡。最初，人社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家属诉至法院后，法院认为，窦某系根据公司要求居家办公，病发时窦某仍在履行工作职责，所以其所处的“家”的场所应当视为工作场所，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
刘建波认为，居家办公模式下，劳动者受伤或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伤，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尚无明确规定。居家办公虽然工作场所有所变化，但是“家”可以视为工作地点，争议不大。容易产生争议的是工作时间的认定。居家办公期间，工作地点与生活场所高度重合导致工作时间呈现碎片化、灵活化的特点，有可能上午十点钟员工在处理私事，也可能晚上八点钟在处理工作邮件，难以按照朝九晚五的惯例认定工作时间。而且因为家庭的隐私和隐蔽性，一旦发生劳动者受伤或者突发疾病，对于是否处于工作时间内既无法提供监控等铁证，也可能无法提供相应证人证言，导致工伤认定存在较大争议。
还有很多小问题……
除上述讨论较多的问题以外，居家办公还涉及一些虽小却较为现实的法律问题，比如居家办公期间餐补与交通补贴是否还需要发放？员工需要使用自家场地、电脑等设备，单位要不要给予费用？劳动者能否以用人单位未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拒绝居家办公？居家办公期间无法及时续签劳动合同、无法及时盖章出具各项证明手续等法律责任如何承担等等。
疫情期间，不少地方出台了相应政策、司法审判指导意见，倡导劳动者与企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但是，鉴于疫情影响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久，而协商又极有可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仅靠协商已经难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急需政府和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处理规范。记者 代丽丽
居家办公可能带来的种种法律风险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难题1：考勤怎么计？
“居家办公期间我们还是使用钉钉打卡，但是打完卡之后员工是不是在工作，那就没法掌握了。总不能让所有人都开着摄像头工作吧？”记者发现，在一些HR们的微信群里，不少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劳动法专家、北京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波表示，居家办公因为员工的工作地点与休息地点的重合，形式上脱离了用人单位的监管，对于劳动者的出勤、实际工作时间如何管理等问题，目前还缺乏明确法律规范。员工有可能不起床就打卡，也可能穿好衣服打个卡又躺下睡觉，还有可能拖延到晚上才开始干活。这时，单位如何对员工进行考勤，就成了一道难题。
难题2：加班怎么算？
经历了这段时间的居家办公，很多职场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从8小时在岗变成了全天在线，甚至休息日也逃不掉工作群的“狂轰滥炸”。于是，一个关于加班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面前。
这样的劳动争议在2020年就曾发生。曹女士在某设计院担任行政部门主办，因疫情影响，她2月居家办公，3月轮岗工作。后来，双方因这段时间的薪酬问题发生争议，其中就包括加班费一项：曹女士主张，自己在2020年1月28日至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法定节假日仍根据设计院的要求对疫情期间人员情况进行收集、汇总、核对信息等，应当属于加班，设计院应支付加班费。而设计院则认为，在停工停产期间，曹女士居家办公，工作时间具有弹性，弹性工作时间中的统计、填表等零星工作，不应再支付加班费。最终，法院未支持曹女士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诉讼请求。
刘建波说，居家办公期间，因为员工工作时间碎片化，以及公司监管能力的弱化，对于加班及加班费等问题，双方之间极容易产生争议，仅依靠现行法律难以合理解决。以往，劳动者对于加班争议举证较为困难，败诉较多。居家办公期间，因为双方均是线上交流，员工掌握的“下班时间以后”安排工作证据较为充足，形式上比较容易证明超时加班问题。但是从调查反馈看，部分员工、企业以及司法裁判人员均认为居家办公期间劳动者并未如同在公司上班一样全身心从事本职工作，即工作时间难免从事家务或者其他私事，事实与法律证据之间冲突明显，需从法律源头上予以明确规定。
难题3：降薪合理吗？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公司扣减了基础工资，只发60%合法吗？”“在家办公工资减半了。”“居家办公3周，公司通知了之后会降薪的风险，工作不饱和的按1.5倍最低工资发。”……很多职场人在网上倾诉委屈和抱怨。
“疫情引起的大规模居家情形下，用人单位业务量大幅萎缩，难以安排员工满额状态进行工作。而根据目前的政策通常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单方降低居家办公期间的工资待遇。对于劳动者来说，通常感觉居家办公期间似乎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虽然工作量可能并不大，但心理和生理压力增加，加上生活成本压力，对于用人单位协商调整工资待遇的动作也极为抵触，很难实现协商一致降低工资待遇。”刘建波说。
难题4：隐私如何保护？
近日，一家在线职业教育公司要求居家员工连夜安装电脑监控软件，并在工作日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每天截屏次数不得低于89次，否则视为旷工。此事一出，立即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老板们总担心员工居家“摸鱼”，这种失去掌控的焦虑感让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监督。于是，出现了“一整天都要开着摄影头”“钉钉软件持续定位打卡”等做法。
“吓得我都不敢去厕所。”“家里是我的隐私空间，凭什么要被监控？”打工人纷纷口诛笔伐，网上的骂声也是铺天盖地。
刘建波表示，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人脸数据以及考勤定位（涉及行踪轨迹）也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用人单位以此进行监督是否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且必要原则，尚存有争议。另外，关于公司数据保护与居家办公之间也有矛盾。大量的数据属于公司商业秘密，居家办公时上述数据脱离公司监管，存在较大的丢失、泄露等风险。
难题5：工伤如何认定？
人有旦夕祸福，居家办公，也有意外风险。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工伤认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是工伤构成的三大要件。如今，在家办公，这三个要件的界定变得模糊起来。
最近两年，各地也不乏这方面的案例。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窦某一直在家通过线上方式与客户沟通发货及对款问题。2021年3月13日下午5:05，窦某向客户网上介绍公司情况，5:22，突发疾病死亡。最初，人社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家属诉至法院后，法院认为，窦某系根据公司要求居家办公，病发时窦某仍在履行工作职责，所以其所处的“家”的场所应当视为工作场所，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
刘建波认为，居家办公模式下，劳动者受伤或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伤，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尚无明确规定。居家办公虽然工作场所有所变化，但是“家”可以视为工作地点，争议不大。容易产生争议的是工作时间的认定。居家办公期间，工作地点与生活场所高度重合导致工作时间呈现碎片化、灵活化的特点，有可能上午十点钟员工在处理私事，也可能晚上八点钟在处理工作邮件，难以按照朝九晚五的惯例认定工作时间。而且因为家庭的隐私和隐蔽性，一旦发生劳动者受伤或者突发疾病，对于是否处于工作时间内既无法提供监控等铁证，也可能无法提供相应证人证言，导致工伤认定存在较大争议。
还有很多小问题……
除上述讨论较多的问题以外，居家办公还涉及一些虽小却较为现实的法律问题，比如居家办公期间餐补与交通补贴是否还需要发放？员工需要使用自家场地、电脑等设备，单位要不要给予费用？劳动者能否以用人单位未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拒绝居家办公？居家办公期间无法及时续签劳动合同、无法及时盖章出具各项证明手续等法律责任如何承担等等。
疫情期间，不少地方出台了相应政策、司法审判指导意见，倡导劳动者与企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但是，鉴于疫情影响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久，而协商又极有可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仅靠协商已经难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急需政府和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处理规范。记者 代丽丽
【提醒！5月10日以来，#到过北京海淀这两地请速报备#】鉴于北京华联龙背村购物中心、物美超市（安河桥北店）出现2例确诊病例及1例关联病例，在此特别提醒5月10日以来到访过北京华联龙背村购物中心周大福珠宝、物美超市（安河桥北店）服务台、2号、4号收银台的市民朋友们，请立即主动向社区（村）、单位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北京海淀） #北京昨日新增本土确诊50例#
【#8181890# | #买车咋成了买轮胎、装具？#】近日，#邯郸# 市民郭先生拨打本报热线8181890反映，他在我市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贷款购买了一辆货车。可当他打算用这辆车做运输生意时，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车主，而且手里的“购车合同”竟是一份购买轮胎、装具的合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去年3月份说起。
[话筒]消费者：我买的是车
据郭先生回忆，2021年初，他想从事运输生意，便到多个汽车销售公司挑选货车。2月28日，他和父母来到邯郸市大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立公司），选中一款名为“J6F国五大柴160马力”一汽解放牌轻卡货车。“经过讨价还价，购车价格定为9.3万元。”他说，谈好价格后，他向该公司缴纳了2000元定金，公司给他开具了收据。3月6日，他带着父母再次来到该公司，加上前期支付的定金，共计向该公司支付了汽车首付款3万元整。“当时，我和该公司谈好用‘一汽金融’的贷款方式购买车辆。”郭先生说。
3月14日，大立公司销售员通知郭先生来签合同。郭先生来到该公司后，一名刘姓销售员拿了一份《买卖合同》让其签字。“该销售员称，根据以往惯例，购买该店货车的消费者都要签订这样一份《买卖合同》。”郭先生说，“该销售员在我未看清合同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就催我签字，并索要了我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等信息。”之后，该销售员请他等消息。
3月16日，郭先生接到提车的消息后，便带着父亲一起来到大立公司。“我提车的时候，销售员只交给我一本行驶证，并没有提供票据、合同等材料。”郭先生说，当时，他向公司人员询问贷款情况，“对方告知，我每月要还款3251.55元，一共还36期。”至于其它情况，公司人员以不清楚为由拒绝回答。因只顾着高兴了，他和父亲没有多问便开走了车。
“8月份，我按期还款5个月后，父亲在翻看这辆货车的行驶证时，发现该车户主为邯郸市邯山区鹏鑫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鑫公司）。”郭先生说，在父亲提醒下，他拿出那份《买卖合同》，发现这居然是一份买卖轮胎、装具的合同。
郭先生向记者提供的该合同复印件显示：大立公司卖给郭先生的产品是商用轮胎、装具、上装。其中，8条商用轮胎，每条2500元，共计20000元；15000元的装具；15000元的上装。上述产品的总价款为50000元。
“我买的是车，咋变成了轮胎？”郭先生说，另外，这个合同上开列的50000元产品，大立公司并没有向我交付。感觉事情蹊跷，他于是到中国建设银行邯郸岭北支行打印了银行流水，发现自己是向一汽租赁有限公司还款。“我与商家说好的，用‘一汽金融’贷款，怎么变成了向一家租赁有限公司借贷？”郭先生怀疑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和家人赶到大立公司讨说法，并要求该公司出具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三包服务卡》《车辆使用说明书》《购车合同》《贷款合同》等资料。
“大立公司工作人员拒绝给我提供这些重要材料。”郭先生说，他越想越觉不对劲，便向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召分局投诉，“但代召分局的工作人员认为，此案属于经济诈骗，建议到派出所报案。”于是，他向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代召派出所报案，该所随即受理此案。
在等待警方调查结果期间，郭先生到人民银行征信处打印了一份征信材料。他发现，自己是以“融资租赁”方式买车，其借款金额为11.1万元。“那辆车的车价为9.3万元，大立公司为何让我贷了11.1万元？”郭先生说，他担心遭遇了诈骗或消费欺诈，于是在还了5期贷款后，便停止还贷。
“如今，那辆货车因脱保，已经不能上路。我目前只能以打零工为业，所挣的钱很难养活一家老小。”郭先生说，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破案，以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话筒]公司：不予回复 @
消费者买车，商家为何开具购轮胎、装具的合同？5月6日下午，就此问题，记者根据郭先生提供的电话号码，拨打了大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杰的电话。但李杰拒绝给予答复。
当日下午5时40分许，一位自称是大立公司副总的薛姓男子致电本报。当记者向他询问同样问题时，该男子不予回答，却一再要求记者提供反映人郭先生的身份信息。出于保护反映人隐私的考虑，记者予以拒绝。随后，该薛姓男子又拨打记者电话。接通电话后，他拒不回答问题，却反复要求提供反映人身份信息，且要求记者到现场采访，记者表示同意。随后，该男子又十余次拨打记者电话，鉴于其言辞激烈，不配合采访，记者便不再接听其来电。
5月9日上午9时许，李杰带领两名男子来至邯郸日报社，要求反映情况。因外面正下雨，记者请他们登记、测体温、查看健康码和行程码之后，进入大厅谈话。见面后，李杰及其随行人员不但不接受采访，反而大吵大闹，后被报社保安人员劝离。
5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大立公司采访。但该公司工作人员以老板不在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和联系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在这个销售大厅，记者多次拨打李杰电话，他却不予接听。经反复询问，该公司工作人员才向记者提供了大立公司副总薛晓峰的电话号码。记者多次拨打该号码，其一直不予接听。记者用同事的手机拨打该号码，对方终于接听。“我今天没在店里，你明天上午再来吧。”说完这句话，薛晓峰便挂断电话。
5月11日上午10时许，记者再次来到大立公司。该店一名女性员工见记者前来采访，便立即锁上大门，然后向店内跑去。在该公司门口，记者多次拨打李杰电话号码，但对方拒绝接听。随后，记者拨打薛晓峰电话号码。他接听后说，自己在大立公司的另一店内，让记者过来采访。
在309国道上寻找了10多分钟，记者终于找到薛晓峰所说的另一家大立公司的销售店铺。进店后，经该店员工介绍，记者见到了端坐在办公室的薛晓峰。
“郭先生买车，你公司为何开具购轮胎、装具的合同？”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薛晓峰拒绝回答，并表示：“我们已经向派出所交代的很清楚了，请到派出所咨询。”
当记者打算询问其它问题时，薛晓峰以自己急于开会为由，便丢下记者扬长而去。随后，记者将一些问题写成一份《采访提纲》，在告知该店工作人员后，将该《采访提纲》放置该店的办公桌上，并要求其尽快答复，然后离开。截止记者发稿时为止，大立公司依然不予任何答复。
[话筒]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找公安部门报案
随后，记者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该事件的处理情况。该局办公室人员说，这起案件由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召分局处理，并向记者提供了分局联系方式。
代召分局处理这起投诉举报的执法人员表示，去年8月份，当接到郭先生投诉后，该局高度重视，迅速进行调解。但涉事双方分歧较大，经代召分局多次调解，并未达成和解协议。鉴于郭先生以遭遇诈骗为由投诉对方，该分局目前已经终止调解，并建议郭先生向公安部门报案。
“如何认定那份《买卖合同》，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该分局执法人员回忆说，这份合同上有郭先生的签字，这让该局工作人员无法判断郭先生到底是被骗还是知情。在此，该执法人员提醒，在购买汽车、房屋等贵重商品时，消费者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然后再决定签字与否。为了防止被骗，消费者应尽量选择在正规银行贷款，这样的贷款是比较安全的。如果通过网络或者小型贷公司贷款的话，就必须提高警惕，始终绷紧防止被骗那根弦。
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到我局举报
根据郭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记者发现，郭先生五个月的贷款都交给了一汽租赁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该公司网站，发现该公司注册地点为天津自贸试验区。其主要从事汽车销售、维修、租赁等业务。在其经营范围内，记者并未看到有发放贷款类业务。
记者查阅中国银保监会官网时发现，2020年5月26日，为进一步加强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第二章第八条规定，融资租赁公司不得发放或受托发放贷款、不得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拆借或变相拆借资金。
作为一家天津的公司，一汽租赁有限公司是什么性质公司，在邯郸当地是否可以从事贷款业务？该公司与大立汽车公司又是什么关系？针对这些疑问，记者拨打了邯郸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该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邯郸市没有融资租赁公司，详细情况可以咨询该局准入处，并提供了相关电话号码。但记者多次拨打该号码，无人接听。
另外，记者就这些问题咨询了邯山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该局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放贷问题，如果放贷主体为银行，可以向银保监会投诉，其投诉电话为12378；如果放贷主体是融资租赁公司，可以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投诉举报。
公安机构：该案正在侦办中
就这起案情，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工作人员回复说，目前，该局正在对此案进行侦办。同时，该局民警会积极配合记者的采访工作。
[话筒]消费者：我买的是车
据郭先生回忆，2021年初，他想从事运输生意，便到多个汽车销售公司挑选货车。2月28日，他和父母来到邯郸市大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立公司），选中一款名为“J6F国五大柴160马力”一汽解放牌轻卡货车。“经过讨价还价，购车价格定为9.3万元。”他说，谈好价格后，他向该公司缴纳了2000元定金，公司给他开具了收据。3月6日，他带着父母再次来到该公司，加上前期支付的定金，共计向该公司支付了汽车首付款3万元整。“当时，我和该公司谈好用‘一汽金融’的贷款方式购买车辆。”郭先生说。
3月14日，大立公司销售员通知郭先生来签合同。郭先生来到该公司后，一名刘姓销售员拿了一份《买卖合同》让其签字。“该销售员称，根据以往惯例，购买该店货车的消费者都要签订这样一份《买卖合同》。”郭先生说，“该销售员在我未看清合同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就催我签字，并索要了我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等信息。”之后，该销售员请他等消息。
3月16日，郭先生接到提车的消息后，便带着父亲一起来到大立公司。“我提车的时候，销售员只交给我一本行驶证，并没有提供票据、合同等材料。”郭先生说，当时，他向公司人员询问贷款情况，“对方告知，我每月要还款3251.55元，一共还36期。”至于其它情况，公司人员以不清楚为由拒绝回答。因只顾着高兴了，他和父亲没有多问便开走了车。
“8月份，我按期还款5个月后，父亲在翻看这辆货车的行驶证时，发现该车户主为邯郸市邯山区鹏鑫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鑫公司）。”郭先生说，在父亲提醒下，他拿出那份《买卖合同》，发现这居然是一份买卖轮胎、装具的合同。
郭先生向记者提供的该合同复印件显示：大立公司卖给郭先生的产品是商用轮胎、装具、上装。其中，8条商用轮胎，每条2500元，共计20000元；15000元的装具；15000元的上装。上述产品的总价款为50000元。
“我买的是车，咋变成了轮胎？”郭先生说，另外，这个合同上开列的50000元产品，大立公司并没有向我交付。感觉事情蹊跷，他于是到中国建设银行邯郸岭北支行打印了银行流水，发现自己是向一汽租赁有限公司还款。“我与商家说好的，用‘一汽金融’贷款，怎么变成了向一家租赁有限公司借贷？”郭先生怀疑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和家人赶到大立公司讨说法，并要求该公司出具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三包服务卡》《车辆使用说明书》《购车合同》《贷款合同》等资料。
“大立公司工作人员拒绝给我提供这些重要材料。”郭先生说，他越想越觉不对劲，便向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召分局投诉，“但代召分局的工作人员认为，此案属于经济诈骗，建议到派出所报案。”于是，他向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代召派出所报案，该所随即受理此案。
在等待警方调查结果期间，郭先生到人民银行征信处打印了一份征信材料。他发现，自己是以“融资租赁”方式买车，其借款金额为11.1万元。“那辆车的车价为9.3万元，大立公司为何让我贷了11.1万元？”郭先生说，他担心遭遇了诈骗或消费欺诈，于是在还了5期贷款后，便停止还贷。
“如今，那辆货车因脱保，已经不能上路。我目前只能以打零工为业，所挣的钱很难养活一家老小。”郭先生说，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破案，以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话筒]公司：不予回复 @
消费者买车，商家为何开具购轮胎、装具的合同？5月6日下午，就此问题，记者根据郭先生提供的电话号码，拨打了大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杰的电话。但李杰拒绝给予答复。
当日下午5时40分许，一位自称是大立公司副总的薛姓男子致电本报。当记者向他询问同样问题时，该男子不予回答，却一再要求记者提供反映人郭先生的身份信息。出于保护反映人隐私的考虑，记者予以拒绝。随后，该薛姓男子又拨打记者电话。接通电话后，他拒不回答问题，却反复要求提供反映人身份信息，且要求记者到现场采访，记者表示同意。随后，该男子又十余次拨打记者电话，鉴于其言辞激烈，不配合采访，记者便不再接听其来电。
5月9日上午9时许，李杰带领两名男子来至邯郸日报社，要求反映情况。因外面正下雨，记者请他们登记、测体温、查看健康码和行程码之后，进入大厅谈话。见面后，李杰及其随行人员不但不接受采访，反而大吵大闹，后被报社保安人员劝离。
5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大立公司采访。但该公司工作人员以老板不在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和联系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在这个销售大厅，记者多次拨打李杰电话，他却不予接听。经反复询问，该公司工作人员才向记者提供了大立公司副总薛晓峰的电话号码。记者多次拨打该号码，其一直不予接听。记者用同事的手机拨打该号码，对方终于接听。“我今天没在店里，你明天上午再来吧。”说完这句话，薛晓峰便挂断电话。
5月11日上午10时许，记者再次来到大立公司。该店一名女性员工见记者前来采访，便立即锁上大门，然后向店内跑去。在该公司门口，记者多次拨打李杰电话号码，但对方拒绝接听。随后，记者拨打薛晓峰电话号码。他接听后说，自己在大立公司的另一店内，让记者过来采访。
在309国道上寻找了10多分钟，记者终于找到薛晓峰所说的另一家大立公司的销售店铺。进店后，经该店员工介绍，记者见到了端坐在办公室的薛晓峰。
“郭先生买车，你公司为何开具购轮胎、装具的合同？”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薛晓峰拒绝回答，并表示：“我们已经向派出所交代的很清楚了，请到派出所咨询。”
当记者打算询问其它问题时，薛晓峰以自己急于开会为由，便丢下记者扬长而去。随后，记者将一些问题写成一份《采访提纲》，在告知该店工作人员后，将该《采访提纲》放置该店的办公桌上，并要求其尽快答复，然后离开。截止记者发稿时为止，大立公司依然不予任何答复。
[话筒]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找公安部门报案
随后，记者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该事件的处理情况。该局办公室人员说，这起案件由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召分局处理，并向记者提供了分局联系方式。
代召分局处理这起投诉举报的执法人员表示，去年8月份，当接到郭先生投诉后，该局高度重视，迅速进行调解。但涉事双方分歧较大，经代召分局多次调解，并未达成和解协议。鉴于郭先生以遭遇诈骗为由投诉对方，该分局目前已经终止调解，并建议郭先生向公安部门报案。
“如何认定那份《买卖合同》，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该分局执法人员回忆说，这份合同上有郭先生的签字，这让该局工作人员无法判断郭先生到底是被骗还是知情。在此，该执法人员提醒，在购买汽车、房屋等贵重商品时，消费者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然后再决定签字与否。为了防止被骗，消费者应尽量选择在正规银行贷款，这样的贷款是比较安全的。如果通过网络或者小型贷公司贷款的话，就必须提高警惕，始终绷紧防止被骗那根弦。
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到我局举报
根据郭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记者发现，郭先生五个月的贷款都交给了一汽租赁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该公司网站，发现该公司注册地点为天津自贸试验区。其主要从事汽车销售、维修、租赁等业务。在其经营范围内，记者并未看到有发放贷款类业务。
记者查阅中国银保监会官网时发现，2020年5月26日，为进一步加强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第二章第八条规定，融资租赁公司不得发放或受托发放贷款、不得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拆借或变相拆借资金。
作为一家天津的公司，一汽租赁有限公司是什么性质公司，在邯郸当地是否可以从事贷款业务？该公司与大立汽车公司又是什么关系？针对这些疑问，记者拨打了邯郸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该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邯郸市没有融资租赁公司，详细情况可以咨询该局准入处，并提供了相关电话号码。但记者多次拨打该号码，无人接听。
另外，记者就这些问题咨询了邯山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该局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放贷问题，如果放贷主体为银行，可以向银保监会投诉，其投诉电话为12378；如果放贷主体是融资租赁公司，可以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投诉举报。
公安机构：该案正在侦办中
就这起案情，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工作人员回复说，目前，该局正在对此案进行侦办。同时，该局民警会积极配合记者的采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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