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机箭星站” 全产业链条开足马力——从两家企业的发展轨迹看天津航空航天产业链日趋完备
2021-09-15 07:10 天津日报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是十年间天津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轨迹。坐落在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神舟大道上的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与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比邻而居，共同见证并参与了这个发展轨迹。
产业链集聚滋养企业发展壮大
“2012年，我们从山西整建制搬迁到这里，从当初的300余名员工发展到现在的520多人，整体规模翻了近一番。”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市场处副处长张演迪介绍说。
落户天津这些年，该所参与了国家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等重大专项研制，近年让国人引以自豪的“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都蕴含着该所科研人员的心血。
“今年6月发射成功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我们承担了轨道舱、返回舱的包装箱以及载人飞船总装电测平台的研制。3名航天员在轨飞行中，使用‘人系统研究机柜’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实验，这个‘人系统研究机柜’是中国空间站中首次应用的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主要设施，也是我们所研制出来的。”张演迪自豪地告诉记者。
与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取得这些成绩相伴随的，是天津这十多年里航空航天工业聚集效应显现，飞机、直升机、无人机、新一代运载火箭和超大型航天器等为主要内容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格局雏形的塑造。“除了设计，原材料采购、设备配制、运输、加工制造全流程都在天津完成，天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我们新技术方向的响应越来越迅捷。”张演迪的言语印证了天津航空航天全产业链条的日趋完备──
在空客A320总装线、A330完成和交付中心项目带动下，天津陆续引进了60多个航空制造项目，走出了一条与其他航空产业基地错位发展的路径，形成了飞机总装、研发、维修、部附件组装、零部件制造、租赁、物流、销售、培训和服务的全产业链条；直升机产业链方面，已形成直升机研发、维修、服务、会展等综合产业，完全具备研发生产中、轻型直升机的基础条件，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直升机专业展览，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无人机产业链方面，全市已聚集无人机企业500余家。
航天方面，多所国家级院所陆续在津建设研发试验基地，并带动10余家科研单位和企业参与航天生产与研发。依托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分别建设天津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园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逐步形成包括长征五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超大型空间站、卫星等航天产品链条。
“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作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的唯一主体单位，既充实着天津航空航天产业链条，为整个链条添砖加瓦，又受整个链条的反哺与滋养，不断壮大。”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称。
“十三五”期间，天津累计交付空客A320飞机500架、A330飞机18架，首架AC312E型直升机下线并实现首飞，交付中小型无人机突破3500架（套）。仅在航空产业链上，就形成了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服务和航空物流四大航空产业集群，涵盖相关企业30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
受整个链条反哺与滋养的还有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的邻居，从事“彩虹”无人机研发制造的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神舟飞行器公司总经理助理安斌斌说：“我们企业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中游，需要上游的数控加工、原材料供应、高端技术集成应用等的支持，没有它们，企业就将成为无根浮萍，难以健康发展。”
这家成立于2009年、2012年在天津落地的无人机制造商，目前具备中大型无人机100架和小型无人机500架的年生产交付能力，无人机成品轻的仅几百克，重的达3吨以上，技术水平全国领先，产品出口10多个国家。“给我们企业配套的天津企业目前有40多家。”安斌斌说。
人才吸引集聚创新合力
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9年间员工人数增长70%，“2018年‘海河英才’计划实施以来，我们明显感觉招聘人才企业的选择余地更大了，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愿意来天津，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航空航天事业。仅今年，我们就新招各类人才60多人。”张演迪介绍说，“目前，我们设计师、工艺师等专业技术队伍中，博士、硕士学历占比45%，正、副高职称占比32%，人才比例结构持续得到改善。”
北京工业大学硕士毕业生白春生2019年加盟该研究所，他告诉记者，自己就是被“海河英才”计划吸引而来的，所里免费安排两室一厅的单身公寓，带厨房，可以做饭，公寓离单位不远，还有班车接送，生活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生活工作条件比我同时期毕业的同学们好多了。”他说。
神舟飞行器公司2018年后引进30多位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享受滨海高新区给予的每月1200元补助，研究生享受2400元补助，博士生更多。”安斌斌说。
我市刚刚出台的《天津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工作方案》指出 ，到2023年，天津引进、培育航空航天专业高级人才2000名，要把天津打造成为航空航天产业人才高地。
“为了达到这个建设人才高地目标，天津将依托天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直升机研发中心、天津津航计算技术研究所、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所等高校院所，加快形成军民一体化的人才体系和人才培养能力，并要充分发挥航空航天、无人机和新材料等人才创新创业联盟作用，搭建产学研用合作平台，加大力度引进符合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形成协同效应。”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打造航空航天人才高地，归根结底的目的是要提升整个航空航天产业链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机制，构建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研发效率。要推动创建一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工业设计中心等企业创新平台，优化升级创新载体，到2023年全产业R&D投入强度超过5%，并要鼓励采用跨部门、跨区域、跨专业协作等方式，围绕航空发动机、智能芯片、特种复合材料等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该负责人介绍。
市工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市完成空客A320飞机总装28架，首架A350飞机完成总装测试并正式交付，AC332直升机在天津直升机公司开铆，生产各类无人机近1800架，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装5枚，航空航天产业实现规模收入56.5亿元，同比增长10.5%，R&D投入强度达到4.5%，全年预计实现规模收入117亿元，产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目前，天津围绕“机箭星站”四大优势领域，已确定要建设空客飞机、直升机、无人机、运载火箭、卫星及超大型航天器等5条子链条。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抓运行、抓项目、抓招商、抓服务，年内要重点推进航空航天产业链在建、落地项目加快建设，全年共计安排项目25个；正在积极安排拜访国家星网集团、航天科技集团及其一院、五院、十一院等单位，筹划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与我市新一轮战略合作，促使集团在津布局更多好项目；正在实施‘一链一策’，加快制定和完善航空航天产业链专属政策组合包，继续深入龙头企业开展调研服务，进一步细化‘一企一策’台账，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的目标是到2023年，航空航天产业链规模收入达到150亿元，年均增速10%，在天津形成具有国际先进研发和制造水平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该负责人说。（记者 吴巧君）
责任编辑：李娜
2021-09-15 07:10 天津日报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是十年间天津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轨迹。坐落在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神舟大道上的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与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比邻而居，共同见证并参与了这个发展轨迹。
产业链集聚滋养企业发展壮大
“2012年，我们从山西整建制搬迁到这里，从当初的300余名员工发展到现在的520多人，整体规模翻了近一番。”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市场处副处长张演迪介绍说。
落户天津这些年，该所参与了国家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等重大专项研制，近年让国人引以自豪的“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都蕴含着该所科研人员的心血。
“今年6月发射成功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我们承担了轨道舱、返回舱的包装箱以及载人飞船总装电测平台的研制。3名航天员在轨飞行中，使用‘人系统研究机柜’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实验，这个‘人系统研究机柜’是中国空间站中首次应用的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主要设施，也是我们所研制出来的。”张演迪自豪地告诉记者。
与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取得这些成绩相伴随的，是天津这十多年里航空航天工业聚集效应显现，飞机、直升机、无人机、新一代运载火箭和超大型航天器等为主要内容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格局雏形的塑造。“除了设计，原材料采购、设备配制、运输、加工制造全流程都在天津完成，天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我们新技术方向的响应越来越迅捷。”张演迪的言语印证了天津航空航天全产业链条的日趋完备──
在空客A320总装线、A330完成和交付中心项目带动下，天津陆续引进了60多个航空制造项目，走出了一条与其他航空产业基地错位发展的路径，形成了飞机总装、研发、维修、部附件组装、零部件制造、租赁、物流、销售、培训和服务的全产业链条；直升机产业链方面，已形成直升机研发、维修、服务、会展等综合产业，完全具备研发生产中、轻型直升机的基础条件，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直升机专业展览，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无人机产业链方面，全市已聚集无人机企业500余家。
航天方面，多所国家级院所陆续在津建设研发试验基地，并带动10余家科研单位和企业参与航天生产与研发。依托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分别建设天津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园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逐步形成包括长征五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超大型空间站、卫星等航天产品链条。
“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作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的唯一主体单位，既充实着天津航空航天产业链条，为整个链条添砖加瓦，又受整个链条的反哺与滋养，不断壮大。”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称。
“十三五”期间，天津累计交付空客A320飞机500架、A330飞机18架，首架AC312E型直升机下线并实现首飞，交付中小型无人机突破3500架（套）。仅在航空产业链上，就形成了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服务和航空物流四大航空产业集群，涵盖相关企业30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
受整个链条反哺与滋养的还有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的邻居，从事“彩虹”无人机研发制造的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神舟飞行器公司总经理助理安斌斌说：“我们企业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中游，需要上游的数控加工、原材料供应、高端技术集成应用等的支持，没有它们，企业就将成为无根浮萍，难以健康发展。”
这家成立于2009年、2012年在天津落地的无人机制造商，目前具备中大型无人机100架和小型无人机500架的年生产交付能力，无人机成品轻的仅几百克，重的达3吨以上，技术水平全国领先，产品出口10多个国家。“给我们企业配套的天津企业目前有40多家。”安斌斌说。
人才吸引集聚创新合力
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9年间员工人数增长70%，“2018年‘海河英才’计划实施以来，我们明显感觉招聘人才企业的选择余地更大了，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愿意来天津，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航空航天事业。仅今年，我们就新招各类人才60多人。”张演迪介绍说，“目前，我们设计师、工艺师等专业技术队伍中，博士、硕士学历占比45%，正、副高职称占比32%，人才比例结构持续得到改善。”
北京工业大学硕士毕业生白春生2019年加盟该研究所，他告诉记者，自己就是被“海河英才”计划吸引而来的，所里免费安排两室一厅的单身公寓，带厨房，可以做饭，公寓离单位不远，还有班车接送，生活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生活工作条件比我同时期毕业的同学们好多了。”他说。
神舟飞行器公司2018年后引进30多位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享受滨海高新区给予的每月1200元补助，研究生享受2400元补助，博士生更多。”安斌斌说。
我市刚刚出台的《天津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工作方案》指出 ，到2023年，天津引进、培育航空航天专业高级人才2000名，要把天津打造成为航空航天产业人才高地。
“为了达到这个建设人才高地目标，天津将依托天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直升机研发中心、天津津航计算技术研究所、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所等高校院所，加快形成军民一体化的人才体系和人才培养能力，并要充分发挥航空航天、无人机和新材料等人才创新创业联盟作用，搭建产学研用合作平台，加大力度引进符合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形成协同效应。”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打造航空航天人才高地，归根结底的目的是要提升整个航空航天产业链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机制，构建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研发效率。要推动创建一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工业设计中心等企业创新平台，优化升级创新载体，到2023年全产业R&D投入强度超过5%，并要鼓励采用跨部门、跨区域、跨专业协作等方式，围绕航空发动机、智能芯片、特种复合材料等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该负责人介绍。
市工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市完成空客A320飞机总装28架，首架A350飞机完成总装测试并正式交付，AC332直升机在天津直升机公司开铆，生产各类无人机近1800架，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装5枚，航空航天产业实现规模收入56.5亿元，同比增长10.5%，R&D投入强度达到4.5%，全年预计实现规模收入117亿元，产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目前，天津围绕“机箭星站”四大优势领域，已确定要建设空客飞机、直升机、无人机、运载火箭、卫星及超大型航天器等5条子链条。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抓运行、抓项目、抓招商、抓服务，年内要重点推进航空航天产业链在建、落地项目加快建设，全年共计安排项目25个；正在积极安排拜访国家星网集团、航天科技集团及其一院、五院、十一院等单位，筹划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与我市新一轮战略合作，促使集团在津布局更多好项目；正在实施‘一链一策’，加快制定和完善航空航天产业链专属政策组合包，继续深入龙头企业开展调研服务，进一步细化‘一企一策’台账，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的目标是到2023年，航空航天产业链规模收入达到150亿元，年均增速10%，在天津形成具有国际先进研发和制造水平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该负责人说。（记者 吴巧君）
责任编辑：李娜
【自动驾驶致死！美调查特斯拉发出最后通牒】#动点快讯#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要求12家车企提供有关“先进驾驶员辅助系统”的数据，以此来帮助他们调查特斯拉Autopilot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该机构的旗下的“缺陷调查办公室”发起了此次调查，并致函福特、通用、丰田北美公司和大众美国公司等12家汽车制造商，要求他们提供与L2级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有关的信息和数据。
NHTSA要求12家汽车制造商列出“事故发生前30秒内的任何时间”启用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的所有撞车事故。该机构还要求车企提供有关驾驶辅助系统的细节，包括如何提醒司机留意路面情况，以及对司机状态进行监测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NHTSA要求部分车企在11月13日之前进行回应，还有一部分车企被要求在11月17日之前做出回应，否则将面临1.15亿美元（约7.41亿人民币）民事罚款。（via 快科技）
NHTSA要求12家汽车制造商列出“事故发生前30秒内的任何时间”启用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的所有撞车事故。该机构还要求车企提供有关驾驶辅助系统的细节，包括如何提醒司机留意路面情况，以及对司机状态进行监测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NHTSA要求部分车企在11月13日之前进行回应，还有一部分车企被要求在11月17日之前做出回应，否则将面临1.15亿美元（约7.41亿人民币）民事罚款。（via 快科技）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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