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余承东又开启了“大嘴模式”，在第十四届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他表示应该尽快淘汰纯燃油车。此话一出，立刻引来了网友们的热议。#余承东建议尽快淘汰纯燃油车#
纯燃油车究竟应不应该淘汰？从大的趋势来看，未来电动车取代纯燃油车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从市场需求来看，短期内淘汰纯燃油车并不现实。
毕竟现在纯电汽车和增程汽车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比如电池的续航能力不足，充电速度较慢等。尤其是增程汽车比燃油汽车的价格贵了不少，一般都在二十万元以上，而大部分消费者的第一辆车预算通常在十万元左右。虽然增程汽车比较省油，但是巨大的差价还是让人们更愿意选择便宜的燃油车。
而且虽然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优势之一就是充电比烧油便宜，但是市场价格是动态的，如果有一天满大街跑的都是电动车了，每辆车每天都要充电，那么充电价格是否还会保持比较低的水平？这仍然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所以我认为要不要淘汰燃油车还是应当交给市场来决定，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技术不断升级，电池等关键问题彻底解决了，成本降价来了，我相信选择新能源汽车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到那时纯燃油车自然也就被逐渐淘汰了。
纯燃油车究竟应不应该淘汰？从大的趋势来看，未来电动车取代纯燃油车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从市场需求来看，短期内淘汰纯燃油车并不现实。
毕竟现在纯电汽车和增程汽车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比如电池的续航能力不足，充电速度较慢等。尤其是增程汽车比燃油汽车的价格贵了不少，一般都在二十万元以上，而大部分消费者的第一辆车预算通常在十万元左右。虽然增程汽车比较省油，但是巨大的差价还是让人们更愿意选择便宜的燃油车。
而且虽然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优势之一就是充电比烧油便宜，但是市场价格是动态的，如果有一天满大街跑的都是电动车了，每辆车每天都要充电，那么充电价格是否还会保持比较低的水平？这仍然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所以我认为要不要淘汰燃油车还是应当交给市场来决定，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技术不断升级，电池等关键问题彻底解决了，成本降价来了，我相信选择新能源汽车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到那时纯燃油车自然也就被逐渐淘汰了。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老区新貌 | 灵丘：红色热土谱壮歌 绿水青山好生活】（赵志成 王鹏 马明清）灵丘，关山叠嶂，碧水奔流，古韵悠悠，素有塞上古邑之称，因战国时期的改革家赵武灵王葬于此而得名。
抗日战争时期，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就发生在县城西南30公里的蔡家峪、小寨、乔沟、白崖台、关沟一带。“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平型关大捷被写进《八路军军歌》，广泛传颂。
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大同市东南角，版图面积居山西省第四、大同市第一。“九分山水一分田”，灵丘在1991年被确定为国定贫困县。久困于穷，冀以小康。靠着党的富民好政策，加上灵丘人苦干实干，摘穷帽、拔穷根，不但在2019年4月脱贫摘帽，而且发生了“九分山水九分财、一分田地生万财”的精彩蝶变！
如今，围绕“建设面向京津冀雄宜居宜业宜游山水特色城镇”的发展定位，一个景色宜人、古色引人、红色感人、绿色养人的老区正在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上书写着新篇章。
山区像县城一样便利
立夏后的灵丘大地，万木吐绿，花红柳绿。出嫁到县城的杜爱莲，决定在这两天带孩子回趟娘家杨庄村。
“我现在想回娘家了，说走就走，90来分钟就到了。以前，一想到回娘家，心里就发愁。坐半天车，还得步行8里地，在村里手机没信号，虽说村子好山好水，但就是不想回。”杜爱莲说。
杨庄村是灵丘县下关乡的一个行政村，深藏在大山里，距离县城130多里。“杨庄过年听下关”是灵丘当地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说的是过去的杨庄村人不知道啥时过年，爬到村前的山梁上，听到8里地外的下关村响起了鞭炮，才知道是过年了。
“现在可好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变成柏油路，村村通公交车，车次也多了。村庄改造让村子不仅干净、漂亮了，而且也文明了，公厕就建了两处，手机也有了信号。‘移动超市’天天进村，日常用品、蔬菜瓜果肉足不出村就能买到。”谈到村子的变化，杜爱莲如是说。
在脱贫攻坚中，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难以实现就地脱贫的贫困人口，灵丘县坚决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高标准建设安置点13个，109个深度贫困自然村、20个行政村全部搬迁，14471名群众“拎包入住”新居。与此同时，对全县所有农村住房进行了全面排查，开展危房改造，2018年年底全县实现“危房全部清零”。
而按照“今天移民搬迁点、明日乡村俱乐部”的目标定位，结合“星级村”创建工作，打造了龙渠沟、小寨等集美丽乡村和旅游示范村建设于一体的移民安置点，实现群众居住条件从“危”到“安”向“宜”转变。这一项成效明显的工作，受到了国务院的通报表彰。
基础设施完善了，发展短板补齐了。驱车进入灵丘的山山沟沟，亮丽的红瓦房，整洁的街巷，蜿蜒的旅游公路，树木掩映的村落就像颗颗珍珠镶嵌在绿水青山间。
“现在全县村村都设置了保洁员，安装了路灯，有了公厕；全县11个乡镇，3个乡镇天然气进户；常住人口200人以上的村全部新建了公共浴室，以往县城才有的设施，现在在农村也成了标配。咱农村人的生活像县城一样便利。”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志田如是说。
荣誉就是最好的说明：全县49个村入选全国绿色村庄名单，12个村被评为省市级美丽宜居示范村，1个乡被评为省级美丽宜居乡村集中连片示范区，60个村被命名为省级生态村。
农民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
楼宇、花廊、广场，五彩村落，不必怀疑是梦幻，这是真真切切的灵丘大山深处的独峪乡张家湾村。
塑料大棚、光伏板、标准化的养殖园，进入村庄，瞬间耳目一新的感觉。
“村子里现在就没有闲人，大家都有活儿干。”驻村工作队队员小赵如数家珍地介绍，“成发养殖合作社除了资产收益分红，还提供了20多个就业岗位；16栋食用菌大棚春秋季一天就需三四十个劳动力；扶贫车间，可以天天去。另外村子里设置清洁、护路、护林等岗位，都是挣钱处。”
近年来，该县紧紧围绕“乡乡有主导产业、村村有带动主体、户户有增收项目、家家有多元收入”目标，构建起了全覆盖、多元化的产业大格局。
就业有术，增收就有路。“每天8点上班，12点下班，下午2点半上班，6点半下班，工资一个月4500元，以往到外打工，一个月也无非挣这么多钱。这呢，还守家在地的。”谈到家门口就业，武灵镇石磊村村民郭云一脸激动。郭云就业的地方是村东侧的灵丘县巍山工业园，该园入驻企业27家，涉及精密制造、家具、包装等20多个行业门类。众多和郭云一样的劳动力告别先前外出务工的历史。
在灵丘，除了巍山工业园外，还有生物产业园、大数据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同样也吸纳了很多当地人务工。
食用菌种植、水产养殖、有机苹果、有机蔬菜四大有机农业产业，135个规模以上的畜禽标准化养殖场，中药材产业园区，秦淮数据、中联心传、扶贫车间……产业带动、就业拉动、政策保障“三发力”，全县186个行政村实现了稳定增收全覆盖。
家园像诗和远方一样美丽
“京西福地、山水灵丘”“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就是灵丘。
沿着旅游公路，结伴青山松柏，抬头蓝天白云，石墙青瓦的别墅依山而建，河道边规划整齐的田块错落有致，如诗如画。这就是红石塄乡的上车河、下车河两个行政村采取“村庄改造+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的模式进行整体改造，蝶变为车河有机社区的现实体验。
“现在我们车河，那可是灵丘的一张名片，旅游季游客络绎不绝，就连非洲人、欧洲人也经常来观光！”年近60岁的村民王金向游客介绍。
2015年，车河村就地实现城镇化，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民；农村变成了景区，农业实现了产业化。2021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5万元，比8年前翻了近10倍。穷山沟变身“国际范儿”，小山村连续举办八届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坛。
以车河为示范的“山西省灵丘县村级有机农业扶贫模式”被列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扶贫模式类中外减贫案例，案例照片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18年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上展出。
昔日，没有出过大山的灵丘人向往着大山外的世界；如今，山好水好空气好的灵丘处处吸引着远方的客人。
红色革命纪念地就有170多处；古色文物古迹有唐代曲回寺石佛冢群、觉山寺辽代砖塔、明代内长城等；绿色自然景观和农业乡村旅游景观有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北泉景区、空中草原风景区、桃花溶洞风景区等。
锚定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奋斗目标，有机融合山水文脉、生态农业、休闲养生，文化旅游产业呈现出了蓬勃发展势头。
乡村美了，游客来了，村民乐了，农特产也不愁卖了。该县推出的“云之梦”手工编织、“灵之韵”民间工艺品、“月亮湾”苹果等有灵丘特色的文创产品深受市场好评。全县获得有机认证的农产品60多个，“灵丘有机农业”“灵秀灵丘”“农字号”品牌有力打响。
去年春季，武灵镇黑龙河村举办第一届乡村文化旅游节，省内外60多家客商齐会黑龙河，10天时间日平均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灵丘县文旅局局长李栓明说，进入夏季，不光是黑龙河村旅游爆棚，像北泉村大型实景演出《山水北泉》已经是京津冀众多网友的打卡“热地”，龙渠沟村实景演出《幸福的歌声飘向远方》也屡屡冲上热搜。（来源：山西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就发生在县城西南30公里的蔡家峪、小寨、乔沟、白崖台、关沟一带。“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平型关大捷被写进《八路军军歌》，广泛传颂。
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大同市东南角，版图面积居山西省第四、大同市第一。“九分山水一分田”，灵丘在1991年被确定为国定贫困县。久困于穷，冀以小康。靠着党的富民好政策，加上灵丘人苦干实干，摘穷帽、拔穷根，不但在2019年4月脱贫摘帽，而且发生了“九分山水九分财、一分田地生万财”的精彩蝶变！
如今，围绕“建设面向京津冀雄宜居宜业宜游山水特色城镇”的发展定位，一个景色宜人、古色引人、红色感人、绿色养人的老区正在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上书写着新篇章。
山区像县城一样便利
立夏后的灵丘大地，万木吐绿，花红柳绿。出嫁到县城的杜爱莲，决定在这两天带孩子回趟娘家杨庄村。
“我现在想回娘家了，说走就走，90来分钟就到了。以前，一想到回娘家，心里就发愁。坐半天车，还得步行8里地，在村里手机没信号，虽说村子好山好水，但就是不想回。”杜爱莲说。
杨庄村是灵丘县下关乡的一个行政村，深藏在大山里，距离县城130多里。“杨庄过年听下关”是灵丘当地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说的是过去的杨庄村人不知道啥时过年，爬到村前的山梁上，听到8里地外的下关村响起了鞭炮，才知道是过年了。
“现在可好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变成柏油路，村村通公交车，车次也多了。村庄改造让村子不仅干净、漂亮了，而且也文明了，公厕就建了两处，手机也有了信号。‘移动超市’天天进村，日常用品、蔬菜瓜果肉足不出村就能买到。”谈到村子的变化，杜爱莲如是说。
在脱贫攻坚中，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难以实现就地脱贫的贫困人口，灵丘县坚决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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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照“今天移民搬迁点、明日乡村俱乐部”的目标定位，结合“星级村”创建工作，打造了龙渠沟、小寨等集美丽乡村和旅游示范村建设于一体的移民安置点，实现群众居住条件从“危”到“安”向“宜”转变。这一项成效明显的工作，受到了国务院的通报表彰。
基础设施完善了，发展短板补齐了。驱车进入灵丘的山山沟沟，亮丽的红瓦房，整洁的街巷，蜿蜒的旅游公路，树木掩映的村落就像颗颗珍珠镶嵌在绿水青山间。
“现在全县村村都设置了保洁员，安装了路灯，有了公厕；全县11个乡镇，3个乡镇天然气进户；常住人口200人以上的村全部新建了公共浴室，以往县城才有的设施，现在在农村也成了标配。咱农村人的生活像县城一样便利。”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志田如是说。
荣誉就是最好的说明：全县49个村入选全国绿色村庄名单，12个村被评为省市级美丽宜居示范村，1个乡被评为省级美丽宜居乡村集中连片示范区，60个村被命名为省级生态村。
农民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
楼宇、花廊、广场，五彩村落，不必怀疑是梦幻，这是真真切切的灵丘大山深处的独峪乡张家湾村。
塑料大棚、光伏板、标准化的养殖园，进入村庄，瞬间耳目一新的感觉。
“村子里现在就没有闲人，大家都有活儿干。”驻村工作队队员小赵如数家珍地介绍，“成发养殖合作社除了资产收益分红，还提供了20多个就业岗位；16栋食用菌大棚春秋季一天就需三四十个劳动力；扶贫车间，可以天天去。另外村子里设置清洁、护路、护林等岗位，都是挣钱处。”
近年来，该县紧紧围绕“乡乡有主导产业、村村有带动主体、户户有增收项目、家家有多元收入”目标，构建起了全覆盖、多元化的产业大格局。
就业有术，增收就有路。“每天8点上班，12点下班，下午2点半上班，6点半下班，工资一个月4500元，以往到外打工，一个月也无非挣这么多钱。这呢，还守家在地的。”谈到家门口就业，武灵镇石磊村村民郭云一脸激动。郭云就业的地方是村东侧的灵丘县巍山工业园，该园入驻企业27家，涉及精密制造、家具、包装等20多个行业门类。众多和郭云一样的劳动力告别先前外出务工的历史。
在灵丘，除了巍山工业园外，还有生物产业园、大数据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同样也吸纳了很多当地人务工。
食用菌种植、水产养殖、有机苹果、有机蔬菜四大有机农业产业，135个规模以上的畜禽标准化养殖场，中药材产业园区，秦淮数据、中联心传、扶贫车间……产业带动、就业拉动、政策保障“三发力”，全县186个行政村实现了稳定增收全覆盖。
家园像诗和远方一样美丽
“京西福地、山水灵丘”“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就是灵丘。
沿着旅游公路，结伴青山松柏，抬头蓝天白云，石墙青瓦的别墅依山而建，河道边规划整齐的田块错落有致，如诗如画。这就是红石塄乡的上车河、下车河两个行政村采取“村庄改造+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的模式进行整体改造，蝶变为车河有机社区的现实体验。
“现在我们车河，那可是灵丘的一张名片，旅游季游客络绎不绝，就连非洲人、欧洲人也经常来观光！”年近60岁的村民王金向游客介绍。
2015年，车河村就地实现城镇化，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民；农村变成了景区，农业实现了产业化。2021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5万元，比8年前翻了近10倍。穷山沟变身“国际范儿”，小山村连续举办八届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坛。
以车河为示范的“山西省灵丘县村级有机农业扶贫模式”被列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扶贫模式类中外减贫案例，案例照片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18年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上展出。
昔日，没有出过大山的灵丘人向往着大山外的世界；如今，山好水好空气好的灵丘处处吸引着远方的客人。
红色革命纪念地就有170多处；古色文物古迹有唐代曲回寺石佛冢群、觉山寺辽代砖塔、明代内长城等；绿色自然景观和农业乡村旅游景观有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北泉景区、空中草原风景区、桃花溶洞风景区等。
锚定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奋斗目标，有机融合山水文脉、生态农业、休闲养生，文化旅游产业呈现出了蓬勃发展势头。
乡村美了，游客来了，村民乐了，农特产也不愁卖了。该县推出的“云之梦”手工编织、“灵之韵”民间工艺品、“月亮湾”苹果等有灵丘特色的文创产品深受市场好评。全县获得有机认证的农产品60多个，“灵丘有机农业”“灵秀灵丘”“农字号”品牌有力打响。
去年春季，武灵镇黑龙河村举办第一届乡村文化旅游节，省内外60多家客商齐会黑龙河，10天时间日平均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灵丘县文旅局局长李栓明说，进入夏季，不光是黑龙河村旅游爆棚，像北泉村大型实景演出《山水北泉》已经是京津冀众多网友的打卡“热地”，龙渠沟村实景演出《幸福的歌声飘向远方》也屡屡冲上热搜。（来源：山西日报）
河西走廊石窟提升“颜值”的颜料从哪儿来？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借鉴和融合发展。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及栩栩如生的彩绘佛像，那么，绘制壁画和佛像的颜料又从哪儿来的呢？
我国矿物颜料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朱砂、白垩、石膏、红矾土、石灰、土黄等矿物质颜料。
近期，在甘肃敦煌举办的“五凉”文化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姚潇鸫就魏晋隋唐间河西走廊石窟壁画所用颜料的来源展开了论述。姚潇鸫认为，从河西地区石窟壁画的情况可知，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相比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的石窟使用了更多种类的颜料；相比于同时代绘画论著的记载或者绘画作品，其所使用的颜料也更为丰富。
由此得知，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工匠画师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作颜料的方法，并掌握了制作矿物颜料和提取植物颜料的技术。那么这些颜料从何而来？姚潇鸫研究发现，除部分颜料来自河西当地之外，一些颜料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所得，还有一些颜料则是进口的，这些进口原料或从东南亚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或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
得天独厚的“本土色”
研究人员曾在距敦煌莫高窟不远处的三危山上的矿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土黄矿。“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曾在此地现场考察采集了少量标本，并将现场采集的带有晶体的黄色矿石的颜色与敦煌莫高窟325窟（隋）壁画中菩萨头饰和璎珞的黄色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色相和明度非常相似，有力地证明了壁画中使用的黄色颜料有一部分是采自距离较近的三危山。”姚潇鸫说。
河西地区自产的矿物颜料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产地主要沿祁连山分布。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敦煌地区有一地名为雌黄洲，因“其土出雌黄、丹砂极为妙，因产物以为名焉”。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本草经集注》对本地产颜料也有记载：“空青……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这里的空青就是石青，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蓝色颜料。
此外，古代工匠还掌握了颜料的提炼方法。有关专家对彩绘文物上的绿色颜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五代之前使用的绿色颜料主要是天然铜绿，而五代之后合成铜绿的使用十分广泛。唐人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对制作合成铜绿方法的记载：“光明盐、磠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即将纯铜粉末、氯化钠、氯化铵长时间放在掺杂有碳酸气的空气里来合成氯铜矿。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制作合成铜绿的方法：将磠砂、白矾加到纯醋中，将铜管烧红后，蘸在药醋中，然后继续将铜管烧红。重复上述动作，直到药醋完全汁干，停止操作，将醋糟按照比例放在杯子中，再将烧好的铜管用草板子包好，埋在醋糟中，静置3天后刮下铜管表面的绿锈。
商贸融合的“中国色”
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颜料出产，满足了河西走廊地区石窟颜料使用的大量需求。如开凿于北凉时期的敦煌第275窟，四壁均以红色为底色，这种底色就是用红土实现的。同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中也有不少用红土来描绘背景的壁画。敦煌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作为背景色。
根据壁画颜料检测分析结果，氯铜矿作为绿色颜料，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及河西走廊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的绿色颜料以氯铜矿为主，再加少量石绿。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洞窟使用了石绿，石绿和氯铜矿颜料实际使用比例应为1∶4。”
龟兹（在今新疆地区）是胡粉、红土、绿盐、雌黄与雄黄的产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的托克逊县硫磺山、西天山尼勒克地区的铜矿床、哈密市土屋铜矿床、吐哈盆地南缘——东天山地区铜矿床，是氯铜矿的主要产地；乌恰县境内花园铜矿、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凹陷等地则是孔雀石主要产地。
由于新疆与河西地区的距离较近，又有丝绸之路联通，因而新疆各地所出的这些颜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河西地区，在河西地区石窟中大量使用。
丝路引来的“进口色”
河西走廊地区石窟所使用的有些矿物或植物颜料，只产于特定地区，藤黄就是其中之一。藤黄是一种树脂制成的颜料，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种树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所以，藤黄大部分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
晋朝郭义恭所著的《广志》记载：“藤黄……据今所呼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美国学者薛爱华称藤黄为“中世纪中国画家大量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草本颜料”。
在美国学者罗瑟福·盖特斯于1935年完成的第一份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使用颜料的科学检测报告中就提到，藤黄是敦煌石窟壁画所使用的三种有机颜料之一；2008年，法国国立美术馆科学研究所在敦煌纸绢画和麻织物上发现了织物颜料藤黄、胭脂等。
青金石矿藏在我国境内至今未发现，但其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以及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都有发现，这也印证了青金石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的。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李最雄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使用的绿色颜料所需的氯铜矿也是从中亚传入敦煌的，但到7世纪左右，氯铜矿在敦煌地区可能已有生产，不过“上述地区仍在继续传入”；唐代以前敦煌地区的朱砂和铅丹也随佛教从印度、阿富汗传入。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与中亚各国的距离相对较近，运输成本更低，颜料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因而比中原内地的颜料更具有价格优势。此外，由于每个地区产的颜料品质不同，而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呈现，因此在财力可支撑下，绘画者往往会不惜代价进口上等的颜料。
进口颜料丰富了我国古代颜料的种类。它们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色彩表现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少颜料都是将矿物质研磨成粉末直接使用的，但是仍有大量的颜料，如胡粉、密陀僧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工序人工制作出来，这些颜料制作方法的传入，扩展了中国人对于颜料制备技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认识，对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了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发展。”姚潇鸫说。
来源：科技日报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借鉴和融合发展。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及栩栩如生的彩绘佛像，那么，绘制壁画和佛像的颜料又从哪儿来的呢？
我国矿物颜料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朱砂、白垩、石膏、红矾土、石灰、土黄等矿物质颜料。
近期，在甘肃敦煌举办的“五凉”文化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姚潇鸫就魏晋隋唐间河西走廊石窟壁画所用颜料的来源展开了论述。姚潇鸫认为，从河西地区石窟壁画的情况可知，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相比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的石窟使用了更多种类的颜料；相比于同时代绘画论著的记载或者绘画作品，其所使用的颜料也更为丰富。
由此得知，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工匠画师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作颜料的方法，并掌握了制作矿物颜料和提取植物颜料的技术。那么这些颜料从何而来？姚潇鸫研究发现，除部分颜料来自河西当地之外，一些颜料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所得，还有一些颜料则是进口的，这些进口原料或从东南亚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或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
得天独厚的“本土色”
研究人员曾在距敦煌莫高窟不远处的三危山上的矿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土黄矿。“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曾在此地现场考察采集了少量标本，并将现场采集的带有晶体的黄色矿石的颜色与敦煌莫高窟325窟（隋）壁画中菩萨头饰和璎珞的黄色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色相和明度非常相似，有力地证明了壁画中使用的黄色颜料有一部分是采自距离较近的三危山。”姚潇鸫说。
河西地区自产的矿物颜料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产地主要沿祁连山分布。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敦煌地区有一地名为雌黄洲，因“其土出雌黄、丹砂极为妙，因产物以为名焉”。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本草经集注》对本地产颜料也有记载：“空青……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这里的空青就是石青，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蓝色颜料。
此外，古代工匠还掌握了颜料的提炼方法。有关专家对彩绘文物上的绿色颜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五代之前使用的绿色颜料主要是天然铜绿，而五代之后合成铜绿的使用十分广泛。唐人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对制作合成铜绿方法的记载：“光明盐、磠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即将纯铜粉末、氯化钠、氯化铵长时间放在掺杂有碳酸气的空气里来合成氯铜矿。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制作合成铜绿的方法：将磠砂、白矾加到纯醋中，将铜管烧红后，蘸在药醋中，然后继续将铜管烧红。重复上述动作，直到药醋完全汁干，停止操作，将醋糟按照比例放在杯子中，再将烧好的铜管用草板子包好，埋在醋糟中，静置3天后刮下铜管表面的绿锈。
商贸融合的“中国色”
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颜料出产，满足了河西走廊地区石窟颜料使用的大量需求。如开凿于北凉时期的敦煌第275窟，四壁均以红色为底色，这种底色就是用红土实现的。同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中也有不少用红土来描绘背景的壁画。敦煌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作为背景色。
根据壁画颜料检测分析结果，氯铜矿作为绿色颜料，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及河西走廊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的绿色颜料以氯铜矿为主，再加少量石绿。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洞窟使用了石绿，石绿和氯铜矿颜料实际使用比例应为1∶4。”
龟兹（在今新疆地区）是胡粉、红土、绿盐、雌黄与雄黄的产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的托克逊县硫磺山、西天山尼勒克地区的铜矿床、哈密市土屋铜矿床、吐哈盆地南缘——东天山地区铜矿床，是氯铜矿的主要产地；乌恰县境内花园铜矿、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凹陷等地则是孔雀石主要产地。
由于新疆与河西地区的距离较近，又有丝绸之路联通，因而新疆各地所出的这些颜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河西地区，在河西地区石窟中大量使用。
丝路引来的“进口色”
河西走廊地区石窟所使用的有些矿物或植物颜料，只产于特定地区，藤黄就是其中之一。藤黄是一种树脂制成的颜料，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种树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所以，藤黄大部分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
晋朝郭义恭所著的《广志》记载：“藤黄……据今所呼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美国学者薛爱华称藤黄为“中世纪中国画家大量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草本颜料”。
在美国学者罗瑟福·盖特斯于1935年完成的第一份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使用颜料的科学检测报告中就提到，藤黄是敦煌石窟壁画所使用的三种有机颜料之一；2008年，法国国立美术馆科学研究所在敦煌纸绢画和麻织物上发现了织物颜料藤黄、胭脂等。
青金石矿藏在我国境内至今未发现，但其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以及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都有发现，这也印证了青金石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的。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李最雄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使用的绿色颜料所需的氯铜矿也是从中亚传入敦煌的，但到7世纪左右，氯铜矿在敦煌地区可能已有生产，不过“上述地区仍在继续传入”；唐代以前敦煌地区的朱砂和铅丹也随佛教从印度、阿富汗传入。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与中亚各国的距离相对较近，运输成本更低，颜料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因而比中原内地的颜料更具有价格优势。此外，由于每个地区产的颜料品质不同，而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呈现，因此在财力可支撑下，绘画者往往会不惜代价进口上等的颜料。
进口颜料丰富了我国古代颜料的种类。它们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色彩表现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少颜料都是将矿物质研磨成粉末直接使用的，但是仍有大量的颜料，如胡粉、密陀僧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工序人工制作出来，这些颜料制作方法的传入，扩展了中国人对于颜料制备技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认识，对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了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发展。”姚潇鸫说。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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