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瘤胃微生物或许有不同口味，也会“挑食”】12月1日，《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杂志》在线发表了一个国际团队的最新成果。他们利用微生物16S扩增子和宏基因组测序等研究手段，深入解析了土种黄牛瘤胃微生物对不同木质纤维素饲用植物降解的“嗜好”，为瘤胃微生物和瘤胃酶的木质纤维饲料资源价值化利用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该团队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研究员丁学智课题组以及伊朗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Ghasem Hosseini Salekdeh、国际家畜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韩建林等人组成。
瘤胃：让木质纤维变成肉和奶
随着人们对高品质动物蛋白摄入的增加和全球畜牧养殖业的发展，优质牧草资源出现短缺。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类劣质牧草资源并开发利用新型饲料已迫在眉睫。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认为，未来我国粮食的压力并非来自人的口粮，而是饲料用粮，今后应以草食家畜代替耗粮型家畜来缓解饲料用粮的压力。我国拥有大量的农作物副产品，如秸秆，可以有效缓解畜牧业发展中粮食和牧草资源供求的矛盾。
木质纤维素是自然界最丰富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全球每年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植物纤维约2000亿吨，其中有近90%未被利用。
韩建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反刍动物瘤胃是自然界高度演化且降解木质纤维能力最强的生态系统之一。其中的大量微生物相互作用，能有效利用粗饲料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非蛋白氮等成分，供机体营养需要及产肉、产奶。”
然而，由于木质纤维素在组成和结构上特别复杂，其降解需要多种微生物的协同互作。同时，微生物分类和代谢方式非常多样，各种纤维素酶间的协同—降解机制尚不清晰，因而严重制约了木质纤维素资源的开发利用。
“有趣的是，反刍动物机体约70%的能量需求是通过瘤胃微生物发酵和降解不同类型的植物纤维获得的。牧草纤维数量及结构上的差异是影响瘤胃纤维素分解菌生长繁殖的关键因素，且瘤胃微生物群落附着于饲料颗粒是后者被消化利用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但附着和降解机理尚不清楚。”论文通讯作者丁学智告诉《中国科学报》。
基于反刍动物瘤胃细菌群在植物木质纤维素降解能力方面的差异，科研人员通过研究不同高木质纤维素饲料上附着的关键菌群动态及相关基因功能的变化，从整体上深入解析了瘤胃微生物降解木质纤维素的作用机理及其与木质纤维素降解酶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微生物的“口味”
该团队利用伊朗土种Taleshi牛瘤胃瘘管公牛，对常见的富含木质纤维素类牧草，包括山茶棘、芦苇、枣椰树、扫帚草、稻秸和盐角草的茎叶进行不同时间点的瘤胃原位发酵。
丁学智介绍，通过对这些牧草上附着的瘤胃微生物菌群的16S扩增子测序发现，微生物菌群对不同牧草具有明显的黏附“嗜好”，其中的纤维素成分显著地影响了微生物群落的附着，从而进一步影响牧草在瘤胃内的高效降解和代谢。
牧草在瘤胃发酵的前24小时内，干物质降解效率最高且与纤维菌科、未分类拟杆菌科、瘤胃球菌科和螺旋菌属的微生物菌群的数量显著相关；此外，牧草上附着的瘤胃微生物群落因木质纤维素成分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如纤维菌在中性洗涤纤维含量最高的牧草上明显增多，而瘤胃球菌则倾向于附着在酸性洗涤剂木质素含量较低的牧草上。
然而，随发酵时间的延长，附着在牧草上的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渐趋一致。
同时，反刍动物瘤胃中的细菌、真菌和原虫在木质纤维素降解过程中形成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共同参与植物细胞壁的降解。因细菌数量庞大，并且有多种代谢途径，因此，瘤胃细菌在纤维素的降解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瘤胃真菌则在大颗粒、大片段植物纤维降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瘤胃微生物对木质纤维素的降解不是某一种或者两种微生物所能及的，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协同作用过程。”丁学智表示。
瘤胃中的新物种
为进一步探讨附着于不同木质纤维素牧草上的关键瘤胃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和功能，该团队通过对瘤胃宏基因组的测序和组装，挖掘到了523个未培养的细菌和15个未培养的古细菌，它们在瘤胃中具有潜在的新功能。
丁学智介绍，他们组装了拟杆菌门、厚壁菌门、纤维杆菌门等的近完整基因组，同时富集了与木质纤维素聚合物降解和短链挥发性脂肪酸生成相关的基因。
而与所有已知公众数据库中的物种相比，该研究组装的绝大多数瘤胃未培养基因组都是全新物种。
此外，在瘤胃发酵过程中，牧草理化特性和饲料颗粒在瘤胃内的滞留时间是决定瘤胃微生物功能菌群逐渐由共营养类群向寡营养类群转变的主要因素，这种转变可能促进了难降解植物木质纤维素在瘤胃复杂环境中的降解。
而瘤胃微生物菌群在不同木质纤维素牧草附着时间的差异表明，瘤胃微生物群落具有较高的分类多样性、功能冗余性和代谢分区性，这将有利于其对不同木质纤维素饲料的进化性适应。
韩建林说，这项研究还深入挖掘了独特的微生物多样性和相关基因的功能，它们在瘤胃对难降解木质纤维素牧草的降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丁学智强调，该项研究搭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刍动物瘤胃微生态产业化应用的多学科、多边合作的国际化平台，也为深入挖掘和创新利用我国独特的地方畜种如牦牛、水牛以及土种蒙古牛等瘤胃微生态资源提供了借鉴。
“通过宏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种组学技术的联合应用，对厌氧发酵中木质纤维素降解菌进行深入挖掘，获得编码特定酶类的目标基因，揭示不同畜种资源消化道微生物菌群的遗传潜力，以期通过基因工程获得快速、廉价、高效降解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微生物和酶类资源，应用于工业化生产。”韩建林说。
该团队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研究员丁学智课题组以及伊朗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Ghasem Hosseini Salekdeh、国际家畜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韩建林等人组成。
瘤胃：让木质纤维变成肉和奶
随着人们对高品质动物蛋白摄入的增加和全球畜牧养殖业的发展，优质牧草资源出现短缺。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类劣质牧草资源并开发利用新型饲料已迫在眉睫。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认为，未来我国粮食的压力并非来自人的口粮，而是饲料用粮，今后应以草食家畜代替耗粮型家畜来缓解饲料用粮的压力。我国拥有大量的农作物副产品，如秸秆，可以有效缓解畜牧业发展中粮食和牧草资源供求的矛盾。
木质纤维素是自然界最丰富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全球每年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植物纤维约2000亿吨，其中有近90%未被利用。
韩建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反刍动物瘤胃是自然界高度演化且降解木质纤维能力最强的生态系统之一。其中的大量微生物相互作用，能有效利用粗饲料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非蛋白氮等成分，供机体营养需要及产肉、产奶。”
然而，由于木质纤维素在组成和结构上特别复杂，其降解需要多种微生物的协同互作。同时，微生物分类和代谢方式非常多样，各种纤维素酶间的协同—降解机制尚不清晰，因而严重制约了木质纤维素资源的开发利用。
“有趣的是，反刍动物机体约70%的能量需求是通过瘤胃微生物发酵和降解不同类型的植物纤维获得的。牧草纤维数量及结构上的差异是影响瘤胃纤维素分解菌生长繁殖的关键因素，且瘤胃微生物群落附着于饲料颗粒是后者被消化利用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但附着和降解机理尚不清楚。”论文通讯作者丁学智告诉《中国科学报》。
基于反刍动物瘤胃细菌群在植物木质纤维素降解能力方面的差异，科研人员通过研究不同高木质纤维素饲料上附着的关键菌群动态及相关基因功能的变化，从整体上深入解析了瘤胃微生物降解木质纤维素的作用机理及其与木质纤维素降解酶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微生物的“口味”
该团队利用伊朗土种Taleshi牛瘤胃瘘管公牛，对常见的富含木质纤维素类牧草，包括山茶棘、芦苇、枣椰树、扫帚草、稻秸和盐角草的茎叶进行不同时间点的瘤胃原位发酵。
丁学智介绍，通过对这些牧草上附着的瘤胃微生物菌群的16S扩增子测序发现，微生物菌群对不同牧草具有明显的黏附“嗜好”，其中的纤维素成分显著地影响了微生物群落的附着，从而进一步影响牧草在瘤胃内的高效降解和代谢。
牧草在瘤胃发酵的前24小时内，干物质降解效率最高且与纤维菌科、未分类拟杆菌科、瘤胃球菌科和螺旋菌属的微生物菌群的数量显著相关；此外，牧草上附着的瘤胃微生物群落因木质纤维素成分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如纤维菌在中性洗涤纤维含量最高的牧草上明显增多，而瘤胃球菌则倾向于附着在酸性洗涤剂木质素含量较低的牧草上。
然而，随发酵时间的延长，附着在牧草上的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渐趋一致。
同时，反刍动物瘤胃中的细菌、真菌和原虫在木质纤维素降解过程中形成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共同参与植物细胞壁的降解。因细菌数量庞大，并且有多种代谢途径，因此，瘤胃细菌在纤维素的降解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瘤胃真菌则在大颗粒、大片段植物纤维降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瘤胃微生物对木质纤维素的降解不是某一种或者两种微生物所能及的，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协同作用过程。”丁学智表示。
瘤胃中的新物种
为进一步探讨附着于不同木质纤维素牧草上的关键瘤胃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和功能，该团队通过对瘤胃宏基因组的测序和组装，挖掘到了523个未培养的细菌和15个未培养的古细菌，它们在瘤胃中具有潜在的新功能。
丁学智介绍，他们组装了拟杆菌门、厚壁菌门、纤维杆菌门等的近完整基因组，同时富集了与木质纤维素聚合物降解和短链挥发性脂肪酸生成相关的基因。
而与所有已知公众数据库中的物种相比，该研究组装的绝大多数瘤胃未培养基因组都是全新物种。
此外，在瘤胃发酵过程中，牧草理化特性和饲料颗粒在瘤胃内的滞留时间是决定瘤胃微生物功能菌群逐渐由共营养类群向寡营养类群转变的主要因素，这种转变可能促进了难降解植物木质纤维素在瘤胃复杂环境中的降解。
而瘤胃微生物菌群在不同木质纤维素牧草附着时间的差异表明，瘤胃微生物群落具有较高的分类多样性、功能冗余性和代谢分区性，这将有利于其对不同木质纤维素饲料的进化性适应。
韩建林说，这项研究还深入挖掘了独特的微生物多样性和相关基因的功能，它们在瘤胃对难降解木质纤维素牧草的降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丁学智强调，该项研究搭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刍动物瘤胃微生态产业化应用的多学科、多边合作的国际化平台，也为深入挖掘和创新利用我国独特的地方畜种如牦牛、水牛以及土种蒙古牛等瘤胃微生态资源提供了借鉴。
“通过宏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种组学技术的联合应用，对厌氧发酵中木质纤维素降解菌进行深入挖掘，获得编码特定酶类的目标基因，揭示不同畜种资源消化道微生物菌群的遗传潜力，以期通过基因工程获得快速、廉价、高效降解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微生物和酶类资源，应用于工业化生产。”韩建林说。
【吃的是草，产的是奶，瘤胃微生物也“挑食”[疑问]】
12月1日，《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杂志》在线发表了来自国际团队的最新成果。他们利用微生物16S扩增子和宏基因组测序等研究手段，深入解析了土种黄牛瘤胃微生物对不同木质纤维素饲用植物降解的“嗜好”，为瘤胃微生物和瘤胃酶在木质纤维饲料资源价值化利用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该团队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研究员丁学智课题组，联合伊朗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Ghasem Hosseini Salekdeh、国际家畜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韩建林等组成。
【瘤胃：让木质纤维变成肉和奶】
随着人类对高品质动物蛋白摄入的上升和全球畜牧养殖业的大力发展，优质牧草资源极度短缺。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类劣质牧草资源并开发利用新型饲料已迫在眉睫。
据估计，世界人口在2050年时将达到97亿，届时全球的粮食产量需在2018年的基础上增加60-70%，才能满足人类对于食物需求的陡然增加。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认为，未来我国粮食的压力并非来自人的口粮，而是饲料用粮，今后应以草食家畜代替耗粮型家畜来缓解饲料用粮的压力。我国拥有大量的农作物副产品，如秸秆，可以有效缓解畜牧业发展中粮食和牧草资源供求的矛盾。
木质纤维素是自然界最丰富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全球每年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植物纤维约2000亿吨，其中有近90%未被利用，相当大的部分都按废弃物处理。
韩建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反刍动物瘤胃是自然界高度演化且降解木质纤维能力最强的生态系统之一。其中的大量微生物相互作用，能有效利用粗饲料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非蛋白氮等成分，供机体营养需要及肉、奶的产出。”
然而，由于木质纤维素在组成和结构上特别复杂，其降解需要多种微生物的协同互作；同时，微生物分类和代谢方式非常多样，各种纤维素酶间的协同—降解机制尚不清晰，因而严重制约了木质纤维素资源的开发利用。
“有趣的是，反刍动物机体约70%的能量需求是通过瘤胃微生物发酵和降解不同类型的植物纤维获得的。牧草纤维数量及结构上的差异是影响瘤胃纤维素分解菌生长繁殖的关键因素，且瘤胃微生物群落附着于饲料颗粒是其被消化利用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但其对高纤维素或半纤维素牧草的附着和降解机理尚不清楚。”论文通讯作者丁学智告诉《中国科学报》。
正是基于反刍动物瘤胃细菌群在植物木质纤维素降解能力上的差异，科研人员通过研究不同高木质纤维素饲料上附着的关键菌群动态及相关基因功能的变化，从整体上深入解析了瘤胃微生物降解木质纤维素的作用机理及其与木质纤维素降解酶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微生物的“口味”】
该团队利用伊朗土种Taleshi牛瘤胃瘘管公牛，对常见的富含木质纤维素类牧草，包括山茶棘、芦苇、枣椰树、扫帚草、稻秸和盐角草的茎叶进行不同时间点的瘤胃原位发酵。
丁学智介绍，通过对这些牧草上附着的瘤胃微生物菌群的16S扩增子测序发现，瘤胃微生物菌群对不同牧草具有明显的黏附“嗜好”，其中的纤维素成分显著地影响瘤胃微生物群落的附着，从而进一步影响牧草在瘤胃内的高效降解和代谢。
牧草在瘤胃发酵的前24小时内，干物质降解效率最高且与纤维菌科、未分类拟杆菌科、瘤胃球菌科和螺旋菌属的微生物菌群的数量显著相关；其次，牧草上附着的瘤胃微生物群落因木质纤维素成分的不同而表现显著差异，如纤维菌在中性洗涤纤维含量最高的牧草上明显增多，而瘤胃球菌则倾向于附着在酸性洗涤剂木质素含量较低的牧草上。
然而，随发酵时间的延长，附着在牧草上的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渐趋一致。
同时，反刍动物瘤胃中的细菌、真菌和原虫在木质纤维素降解过程中形成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共同参与植物细胞壁的降解。
因细菌数量庞大，并且有多种代谢途径，因此，瘤胃细菌在纤维素的降解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而瘤胃真菌则在大颗粒、大片段植物纤维降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瘤胃微生物对木质纤维素的降解不是某一种或者两种微生物所能及的，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协同作用过程。由于缺乏对瘤胃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这些理论都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丁学智表示。
【瘤胃中的新物种】
为进一步探讨附着于不同木质纤维素牧草上的关键瘤胃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和功能，该团队通过对瘤胃宏基因组的测序和组装，挖掘到了523个未培养的细菌和15个未培养的古细菌，它们在瘤胃中具有潜在的新功能。
丁学智介绍，他们组装了拟杆菌门、厚壁菌门、纤维杆菌门等的近完整基因组，同时富集了与木质纤维素聚合物降解和短链挥发性脂肪酸生成相关的基因。
而与所有已知公众数据库中的物种相比，该项研究所组装的绝大多数瘤胃未培养基因组都是全新物种。
此外，在瘤胃发酵过程中，牧草理化特性和饲料颗粒在瘤胃内的滞留时间是决定瘤胃微生物功能菌群逐渐由共营养类群向寡营养类群转变的主要因素，这种转变可能促进了难降解植物木质纤维素在瘤胃复杂环境中的降解。
其次，瘤胃微生物菌群对不同木质纤维素牧草附着时间的差异表明，瘤胃微生物群落具有较高的分类多样性、功能冗余性和代谢分区性，这将有利于其对不同木质纤维素饲料的进化性适应。
韩建林说，这项研究还深入挖掘了独特的微生物多样性和相关基因的功能，它们在瘤胃对难降解木质纤维素牧草的降解中发挥着的关键作用。
丁学智强调，该项研究搭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刍动物瘤胃微生态产业化应用的多学科、多边合作的国际化平台，也为深入挖掘和创新利用我国独特的地方畜种如牦牛、水牛以及土种蒙古牛等瘤胃微生态资源提供了借鉴。
“通过宏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种组学技术的联合应用，对厌氧发酵中木质纤维素降解菌进行深入挖掘，获得编码特定酶类的目标基因，揭示不同畜种资源消化道微生物菌群的遗传潜力，以期通过基因工程获得快速、廉价、高效降解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微生物和酶类资源，应用于工业化生产。”韩建林说。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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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杂志》在线发表了来自国际团队的最新成果。他们利用微生物16S扩增子和宏基因组测序等研究手段，深入解析了土种黄牛瘤胃微生物对不同木质纤维素饲用植物降解的“嗜好”，为瘤胃微生物和瘤胃酶在木质纤维饲料资源价值化利用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该团队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研究员丁学智课题组，联合伊朗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Ghasem Hosseini Salekdeh、国际家畜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韩建林等组成。
【瘤胃：让木质纤维变成肉和奶】
随着人类对高品质动物蛋白摄入的上升和全球畜牧养殖业的大力发展，优质牧草资源极度短缺。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类劣质牧草资源并开发利用新型饲料已迫在眉睫。
据估计，世界人口在2050年时将达到97亿，届时全球的粮食产量需在2018年的基础上增加60-70%，才能满足人类对于食物需求的陡然增加。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认为，未来我国粮食的压力并非来自人的口粮，而是饲料用粮，今后应以草食家畜代替耗粮型家畜来缓解饲料用粮的压力。我国拥有大量的农作物副产品，如秸秆，可以有效缓解畜牧业发展中粮食和牧草资源供求的矛盾。
木质纤维素是自然界最丰富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全球每年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植物纤维约2000亿吨，其中有近90%未被利用，相当大的部分都按废弃物处理。
韩建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反刍动物瘤胃是自然界高度演化且降解木质纤维能力最强的生态系统之一。其中的大量微生物相互作用，能有效利用粗饲料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非蛋白氮等成分，供机体营养需要及肉、奶的产出。”
然而，由于木质纤维素在组成和结构上特别复杂，其降解需要多种微生物的协同互作；同时，微生物分类和代谢方式非常多样，各种纤维素酶间的协同—降解机制尚不清晰，因而严重制约了木质纤维素资源的开发利用。
“有趣的是，反刍动物机体约70%的能量需求是通过瘤胃微生物发酵和降解不同类型的植物纤维获得的。牧草纤维数量及结构上的差异是影响瘤胃纤维素分解菌生长繁殖的关键因素，且瘤胃微生物群落附着于饲料颗粒是其被消化利用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但其对高纤维素或半纤维素牧草的附着和降解机理尚不清楚。”论文通讯作者丁学智告诉《中国科学报》。
正是基于反刍动物瘤胃细菌群在植物木质纤维素降解能力上的差异，科研人员通过研究不同高木质纤维素饲料上附着的关键菌群动态及相关基因功能的变化，从整体上深入解析了瘤胃微生物降解木质纤维素的作用机理及其与木质纤维素降解酶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微生物的“口味”】
该团队利用伊朗土种Taleshi牛瘤胃瘘管公牛，对常见的富含木质纤维素类牧草，包括山茶棘、芦苇、枣椰树、扫帚草、稻秸和盐角草的茎叶进行不同时间点的瘤胃原位发酵。
丁学智介绍，通过对这些牧草上附着的瘤胃微生物菌群的16S扩增子测序发现，瘤胃微生物菌群对不同牧草具有明显的黏附“嗜好”，其中的纤维素成分显著地影响瘤胃微生物群落的附着，从而进一步影响牧草在瘤胃内的高效降解和代谢。
牧草在瘤胃发酵的前24小时内，干物质降解效率最高且与纤维菌科、未分类拟杆菌科、瘤胃球菌科和螺旋菌属的微生物菌群的数量显著相关；其次，牧草上附着的瘤胃微生物群落因木质纤维素成分的不同而表现显著差异，如纤维菌在中性洗涤纤维含量最高的牧草上明显增多，而瘤胃球菌则倾向于附着在酸性洗涤剂木质素含量较低的牧草上。
然而，随发酵时间的延长，附着在牧草上的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渐趋一致。
同时，反刍动物瘤胃中的细菌、真菌和原虫在木质纤维素降解过程中形成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共同参与植物细胞壁的降解。
因细菌数量庞大，并且有多种代谢途径，因此，瘤胃细菌在纤维素的降解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而瘤胃真菌则在大颗粒、大片段植物纤维降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瘤胃微生物对木质纤维素的降解不是某一种或者两种微生物所能及的，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协同作用过程。由于缺乏对瘤胃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这些理论都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丁学智表示。
【瘤胃中的新物种】
为进一步探讨附着于不同木质纤维素牧草上的关键瘤胃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和功能，该团队通过对瘤胃宏基因组的测序和组装，挖掘到了523个未培养的细菌和15个未培养的古细菌，它们在瘤胃中具有潜在的新功能。
丁学智介绍，他们组装了拟杆菌门、厚壁菌门、纤维杆菌门等的近完整基因组，同时富集了与木质纤维素聚合物降解和短链挥发性脂肪酸生成相关的基因。
而与所有已知公众数据库中的物种相比，该项研究所组装的绝大多数瘤胃未培养基因组都是全新物种。
此外，在瘤胃发酵过程中，牧草理化特性和饲料颗粒在瘤胃内的滞留时间是决定瘤胃微生物功能菌群逐渐由共营养类群向寡营养类群转变的主要因素，这种转变可能促进了难降解植物木质纤维素在瘤胃复杂环境中的降解。
其次，瘤胃微生物菌群对不同木质纤维素牧草附着时间的差异表明，瘤胃微生物群落具有较高的分类多样性、功能冗余性和代谢分区性，这将有利于其对不同木质纤维素饲料的进化性适应。
韩建林说，这项研究还深入挖掘了独特的微生物多样性和相关基因的功能，它们在瘤胃对难降解木质纤维素牧草的降解中发挥着的关键作用。
丁学智强调，该项研究搭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刍动物瘤胃微生态产业化应用的多学科、多边合作的国际化平台，也为深入挖掘和创新利用我国独特的地方畜种如牦牛、水牛以及土种蒙古牛等瘤胃微生态资源提供了借鉴。
“通过宏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种组学技术的联合应用，对厌氧发酵中木质纤维素降解菌进行深入挖掘，获得编码特定酶类的目标基因，揭示不同畜种资源消化道微生物菌群的遗传潜力，以期通过基因工程获得快速、廉价、高效降解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微生物和酶类资源，应用于工业化生产。”韩建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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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北京疫情防控# 【三进新发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发现了什么？】6月17日晚上8时许，一辆中巴车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迎新街100号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南区紧急启动。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病毒病所党委书记武桂珍领着一队人行色匆匆赶到车上，奔赴此次疫情的集中暴发地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这已是病毒病所第三次进入新发地开展病毒溯源工作。
6月11日，北京在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再次出现本地病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究竟来自何方，受到各方关注。三进新发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发现了什么？病毒溯源工作有何最新进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了病毒病所相关专家。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检出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标本
6月14日和15日、17日，病毒病所专家先后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据了解，第一次病毒病所专家一共采了200多份样本，其中检出了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第二次，他们顺藤摸瓜，在其他区域又采集了200多份样本，其中又有不少是阳性的。第三次，专门对市场上水、鱼养殖保存水、水渠、地下水等水体系统进行了科学采集和检测，同时还采集了空气样本以确定气溶胶传播风险，目前样本正在检测中。
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采集到这么多阳性样本？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少人此前在武汉参加过溯源工作，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作为在武汉的溯源组组长，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国家流感中心副主任刘军研究员解释说：“病毒是怎么来的，目前有这样一些推测：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或者感染者进入市场造成了传播。针对这两种可能的来源，我们推测了病毒可能会污染的一些环境位置，以及物品食品等等。比如我们首先对鱼虾等冻品以及可能大量接触这些冻品的砧板、柜台、案板进行了检测，它们被病毒污染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也想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在市场里边排毒后，可能会污染哪些地方？比如他打一个喷嚏会不会打到墙面或冰箱的表面，会不会污染地面，是否会污染周围的鱼缸和水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取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检测到这么多阳性样本也说明整个环境被病毒污染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据武桂珍研究员透露，第一次进入新发地，他们在地下一层的海鲜店检出了一些阳性样本，包括一整条三文鱼的口腔拭子，以及旁边的水沟；第二次，在离水产交易市场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样采集到了阳性样本。
“在病毒溯源工作中，对环境样本的采样检测非常关键。”刘军所说的环境，包括鱼虾贝壳、养鱼的水、冰箱里的冻品等等。“不同的阳性样本，指向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指向环境以及它内部的动物或物品本身是传染源，也可能指向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是传染源。比如，如果我们在没有开封的冻品里发现了阳性样本，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病毒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的可能性；而如果冻品是开封之后的，这就表明这些冻品可能此前已经被人接触过了，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太一样了。”刘军说。
目前，病毒病所对几十份阳性标本的全基因测序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之中。
海鲜市场湿冷封闭容易导致病毒急速扩散
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目前北京市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百例，达到158例。为什么疫情会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并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例？
作为病毒病所赴武汉开展病毒溯源工作的溯源组组长，刘军此前先后20次进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此次又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两个市场我都进去过，因为是海鲜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环境比较湿冷。而微生物包括病毒它就是怕热不怕冷，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存活很久。而且这里不光是湿冷，它们还封闭，通风状况不好，这也会对病毒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一个新冠病毒感染者打了一个喷嚏，它很难扩散出去，飞沫可能会沉降到地面，经过冲水扫地后污染其他地方。”刘军说。
“所以通风且干燥的环境对于病毒的传播是不利的，而湿冷且封闭的环境则相对容易导致病毒的急速扩散。”刘军总结说。
海鲜市场的湿冷封闭，有利于病毒的存活与扩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短时间内会在这里出现大量病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海鲜市场本身就是病毒的源头。
“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以及疫情为什么在海鲜市场集中暴发，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因为病毒在海鲜市场集中暴发，就下结论说病毒一定源自这里。”刘军说。
“过去我们在做病毒溯源时一直在寻找中间宿主，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病毒到底是不是来自于野生动物。”武桂珍介绍说：“这次疫情在北京反弹，也是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但不同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北京出现野生动物导致疫情的可能性很小。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是不是有可能源头就是一个感染者或者被污染的食品，而海鲜市场的环境给它造就了快速传播的机会。”武桂珍说。
刘军也认为，新发地的病毒，有可能是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也有可能是进入市场的感染者造成了传播。“不同的可能性都有，但这次疫情来源于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很小。”
新发地检出的新冠病毒比欧洲现在流行的病毒要老
6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推测称：“（新冠病毒）会在一些阴暗潮湿、比较污染、不好的环境潜伏下来，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潜伏下来以后，在一定时间内再突然暴露给好多人。北京这次很可能不是6月初、5月底才出现的病人，很可能要提前推一个月，这里面已经有好多无症状感染或者轻型病人，才使得环境里能有那么多的病毒。”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环境中检出大范围的阳性标本，确实给我们一些提示：这个病毒已经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只是很短的时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污染范围。当然，这也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证实。”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张勇说。
确定病毒流行时间的早晚，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基因组流行病学的方法。“首先对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测序后运用生物信息学的分析方法，把不同的病毒放在一起，看哪个病毒突变的更多，变化更多的一般是进化更新后的病毒，突变少的更接近原始的病毒，它流行的时间也就更早，年龄也就更老。当然，这都是些通俗的说法。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算法是通过数学模型来推算。”刘军介绍说。
“从基因组流行病学的初步研究结果看，这个病毒是从欧洲来的，但是它跟欧洲当下流行的病毒又有一定差别，它比现在欧洲流行的病毒要老。”至于病毒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张勇分析说：“这其中涉及到好几种可能性。比如病毒潜伏在了进口的冷冻食品当中，在从境外到境内的整个存储、运输的期间，病毒由于被冷冻没有发生进化，所以它不会发生变异；也有可能病毒是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潜伏下来，没有被消毒、灭菌，在一定时间内突然暴露感染人，导致进化速度变慢，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毒株更接近于欧洲老病毒。”
虽然病毒的传播路径还有待更多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但基因组流行病学初步得出的这一推测，或许能够为综合运用流行病学调查、大数据技术等揭开新发地的病毒源头之谜提供有益的思路。“流调和大数据可能会发现病例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却无法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谁传染了谁。通过实验室的检测和基因序列分析，我们能够得知它们之间的传播路径。而当我们推测出病毒之间可能存在的传播关系，也能够进一步通过流调等方法去寻找相应的证据。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下，病毒病所正在牵头在全国筹建基于病毒全基因组的病毒网络化监测和溯源技术体系，以应对病毒溯源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的重大问题。”张勇说。
一种在欧洲流行的老病毒，究竟是如何被带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科学家们还在日夜兼程地不懈探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荆培轩 孙嘉玮报道）链接: https://t.cn/A6L6jy9t
6月11日，北京在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再次出现本地病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究竟来自何方，受到各方关注。三进新发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发现了什么？病毒溯源工作有何最新进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了病毒病所相关专家。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检出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标本
6月14日和15日、17日，病毒病所专家先后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据了解，第一次病毒病所专家一共采了200多份样本，其中检出了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第二次，他们顺藤摸瓜，在其他区域又采集了200多份样本，其中又有不少是阳性的。第三次，专门对市场上水、鱼养殖保存水、水渠、地下水等水体系统进行了科学采集和检测，同时还采集了空气样本以确定气溶胶传播风险，目前样本正在检测中。
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采集到这么多阳性样本？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少人此前在武汉参加过溯源工作，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作为在武汉的溯源组组长，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国家流感中心副主任刘军研究员解释说：“病毒是怎么来的，目前有这样一些推测：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或者感染者进入市场造成了传播。针对这两种可能的来源，我们推测了病毒可能会污染的一些环境位置，以及物品食品等等。比如我们首先对鱼虾等冻品以及可能大量接触这些冻品的砧板、柜台、案板进行了检测，它们被病毒污染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也想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在市场里边排毒后，可能会污染哪些地方？比如他打一个喷嚏会不会打到墙面或冰箱的表面，会不会污染地面，是否会污染周围的鱼缸和水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取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检测到这么多阳性样本也说明整个环境被病毒污染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据武桂珍研究员透露，第一次进入新发地，他们在地下一层的海鲜店检出了一些阳性样本，包括一整条三文鱼的口腔拭子，以及旁边的水沟；第二次，在离水产交易市场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样采集到了阳性样本。
“在病毒溯源工作中，对环境样本的采样检测非常关键。”刘军所说的环境，包括鱼虾贝壳、养鱼的水、冰箱里的冻品等等。“不同的阳性样本，指向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指向环境以及它内部的动物或物品本身是传染源，也可能指向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是传染源。比如，如果我们在没有开封的冻品里发现了阳性样本，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病毒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的可能性；而如果冻品是开封之后的，这就表明这些冻品可能此前已经被人接触过了，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太一样了。”刘军说。
目前，病毒病所对几十份阳性标本的全基因测序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之中。
海鲜市场湿冷封闭容易导致病毒急速扩散
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目前北京市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百例，达到158例。为什么疫情会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并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例？
作为病毒病所赴武汉开展病毒溯源工作的溯源组组长，刘军此前先后20次进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此次又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两个市场我都进去过，因为是海鲜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环境比较湿冷。而微生物包括病毒它就是怕热不怕冷，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存活很久。而且这里不光是湿冷，它们还封闭，通风状况不好，这也会对病毒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一个新冠病毒感染者打了一个喷嚏，它很难扩散出去，飞沫可能会沉降到地面，经过冲水扫地后污染其他地方。”刘军说。
“所以通风且干燥的环境对于病毒的传播是不利的，而湿冷且封闭的环境则相对容易导致病毒的急速扩散。”刘军总结说。
海鲜市场的湿冷封闭，有利于病毒的存活与扩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短时间内会在这里出现大量病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海鲜市场本身就是病毒的源头。
“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以及疫情为什么在海鲜市场集中暴发，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因为病毒在海鲜市场集中暴发，就下结论说病毒一定源自这里。”刘军说。
“过去我们在做病毒溯源时一直在寻找中间宿主，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病毒到底是不是来自于野生动物。”武桂珍介绍说：“这次疫情在北京反弹，也是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但不同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北京出现野生动物导致疫情的可能性很小。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是不是有可能源头就是一个感染者或者被污染的食品，而海鲜市场的环境给它造就了快速传播的机会。”武桂珍说。
刘军也认为，新发地的病毒，有可能是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也有可能是进入市场的感染者造成了传播。“不同的可能性都有，但这次疫情来源于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很小。”
新发地检出的新冠病毒比欧洲现在流行的病毒要老
6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推测称：“（新冠病毒）会在一些阴暗潮湿、比较污染、不好的环境潜伏下来，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潜伏下来以后，在一定时间内再突然暴露给好多人。北京这次很可能不是6月初、5月底才出现的病人，很可能要提前推一个月，这里面已经有好多无症状感染或者轻型病人，才使得环境里能有那么多的病毒。”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环境中检出大范围的阳性标本，确实给我们一些提示：这个病毒已经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只是很短的时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污染范围。当然，这也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证实。”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张勇说。
确定病毒流行时间的早晚，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基因组流行病学的方法。“首先对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测序后运用生物信息学的分析方法，把不同的病毒放在一起，看哪个病毒突变的更多，变化更多的一般是进化更新后的病毒，突变少的更接近原始的病毒，它流行的时间也就更早，年龄也就更老。当然，这都是些通俗的说法。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算法是通过数学模型来推算。”刘军介绍说。
“从基因组流行病学的初步研究结果看，这个病毒是从欧洲来的，但是它跟欧洲当下流行的病毒又有一定差别，它比现在欧洲流行的病毒要老。”至于病毒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张勇分析说：“这其中涉及到好几种可能性。比如病毒潜伏在了进口的冷冻食品当中，在从境外到境内的整个存储、运输的期间，病毒由于被冷冻没有发生进化，所以它不会发生变异；也有可能病毒是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潜伏下来，没有被消毒、灭菌，在一定时间内突然暴露感染人，导致进化速度变慢，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毒株更接近于欧洲老病毒。”
虽然病毒的传播路径还有待更多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但基因组流行病学初步得出的这一推测，或许能够为综合运用流行病学调查、大数据技术等揭开新发地的病毒源头之谜提供有益的思路。“流调和大数据可能会发现病例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却无法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谁传染了谁。通过实验室的检测和基因序列分析，我们能够得知它们之间的传播路径。而当我们推测出病毒之间可能存在的传播关系，也能够进一步通过流调等方法去寻找相应的证据。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下，病毒病所正在牵头在全国筹建基于病毒全基因组的病毒网络化监测和溯源技术体系，以应对病毒溯源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的重大问题。”张勇说。
一种在欧洲流行的老病毒，究竟是如何被带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科学家们还在日夜兼程地不懈探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荆培轩 孙嘉玮报道）链接: https://t.cn/A6L6jy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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