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青海省民和县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自己得了尘肺病不能正常干农活，也更不能外出打工，只靠妻子打工挣点钱后给我卖药看病，还要全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我心里很难受呀。”在由青海省民和县卫健委、民政局、人社局和县总工会共同举办的第19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上，尘肺农民兄弟向现场35家涉尘企业的500名一线员工讲述尘肺危害。亲身的经历、多年来所遭受的身心煎熬，质朴的语言，因病气短的语气，段段续续地诉说着，现场人群静悄悄的，想必大家感同身受。大爱清尘青海工作区合作发展部部长冶平，在现场全面介绍了大爱清尘机构的性质、宗旨、使命和创办成立的初衷，以及10年来在救助、预防和助推政策源头治理等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萍乡身边事# 【萍乡经开区：推进廉政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2020年以来，萍乡经开区以廉洁萍乡建设为主线，把廉政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的重要一环来落实，坚持以加强制度建设、深化警示教育、厚植廉洁文化为抓手，着力推进廉政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加强制度建设 念好纪律规矩“紧箍咒”
“要紧盯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敢抓敢管；紧盯工作任务，大干实干；紧盯存在问题，切实整改；紧盯纪律规矩，严格坚守……”日前，在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召开了一场政治谈话会议，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贾燕春要求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2020年以来，经开区健全完善谈话制度，把谈心谈话作为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一项重要举措，深入开展政治谈话、任前谈话、诫勉谈话、廉政谈话，引导党员干部增强纪律规矩意识。目前已开展各类廉政谈话123人次。
同时，经开区聚焦脱贫攻坚、营商环境、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国有资产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排查廉政风险点，先后出台《对区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开展同级监督的办法》《小额国有投资项目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筑牢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
经开区还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评价机制，抓住“关键少数”，重点检查领导班子及成员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双重组织生活、民主评议等制度情况，持续强化制度刚性，确保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
深化警示教育 打好廉洁自律“预防针”
“我自己放松了理想信念，不能埋怨任何人，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在萍乡经开区召开的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300余名党员干部现场观看警示教育片《疯狂“村霸”的囹圄之路》，接受一场思想“洗礼”。
2020年以来，经开区从上至下，各单位各部门相继召开这样的警示教育大会50余场次，全区20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同时，经开区坚持分类施策，针对“关键少数”、新提拔重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等不同类别的党员干部设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廉政教育课程，着力提高廉政教育针对性、有效性。针对新提拔重用党员干部创新开展“十廉”教育，通过展厅观廉、案例警廉、考试测廉、谈话醒廉等方式多样的廉政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针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筛选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领域典型案例，开展“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专题警示教育活动，增强廉洁自律底线意识。
厚植廉洁文化 唱响廉洁经开“好声音”
“廉政文化示范点建在家门口，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教育督促我们村干部规范履职。”近日，经开区横板村村干部邓永辉参观完该村的廉政示范点感慨道。
将廉政文化融入干部群众休闲文化生活之中，不断增强廉政文化的影响力、感染力、渗透力，这是萍乡经开区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校园、进企业活动的一个缩影。经开区以打造廉政文化墙、廉政文化长廊、举办廉政文艺汇演，通过宣讲促廉、党课讲廉、书画展廉等形式，将廉洁文化送到群众身边。2020年以来，打造了5个廉洁机关、5个廉洁学校、3个政企廉合体，5个廉洁村居。
“成风化俗，需久久为功。我们将扎实推进廉政教育，营造浓厚氛围，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不想腐’的自觉，激励他们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贾燕春表示。
加强制度建设 念好纪律规矩“紧箍咒”
“要紧盯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敢抓敢管；紧盯工作任务，大干实干；紧盯存在问题，切实整改；紧盯纪律规矩，严格坚守……”日前，在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召开了一场政治谈话会议，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贾燕春要求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2020年以来，经开区健全完善谈话制度，把谈心谈话作为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一项重要举措，深入开展政治谈话、任前谈话、诫勉谈话、廉政谈话，引导党员干部增强纪律规矩意识。目前已开展各类廉政谈话123人次。
同时，经开区聚焦脱贫攻坚、营商环境、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国有资产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排查廉政风险点，先后出台《对区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开展同级监督的办法》《小额国有投资项目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筑牢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
经开区还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评价机制，抓住“关键少数”，重点检查领导班子及成员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双重组织生活、民主评议等制度情况，持续强化制度刚性，确保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
深化警示教育 打好廉洁自律“预防针”
“我自己放松了理想信念，不能埋怨任何人，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在萍乡经开区召开的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300余名党员干部现场观看警示教育片《疯狂“村霸”的囹圄之路》，接受一场思想“洗礼”。
2020年以来，经开区从上至下，各单位各部门相继召开这样的警示教育大会50余场次，全区20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同时，经开区坚持分类施策，针对“关键少数”、新提拔重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等不同类别的党员干部设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廉政教育课程，着力提高廉政教育针对性、有效性。针对新提拔重用党员干部创新开展“十廉”教育，通过展厅观廉、案例警廉、考试测廉、谈话醒廉等方式多样的廉政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针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筛选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领域典型案例，开展“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专题警示教育活动，增强廉洁自律底线意识。
厚植廉洁文化 唱响廉洁经开“好声音”
“廉政文化示范点建在家门口，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教育督促我们村干部规范履职。”近日，经开区横板村村干部邓永辉参观完该村的廉政示范点感慨道。
将廉政文化融入干部群众休闲文化生活之中，不断增强廉政文化的影响力、感染力、渗透力，这是萍乡经开区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校园、进企业活动的一个缩影。经开区以打造廉政文化墙、廉政文化长廊、举办廉政文艺汇演，通过宣讲促廉、党课讲廉、书画展廉等形式，将廉洁文化送到群众身边。2020年以来，打造了5个廉洁机关、5个廉洁学校、3个政企廉合体，5个廉洁村居。
“成风化俗，需久久为功。我们将扎实推进廉政教育，营造浓厚氛围，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不想腐’的自觉，激励他们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贾燕春表示。
【论文复核专家组副组长：图片误用未影响论文发表及研究结论】
科技日报：1月21日，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发布《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针对公众关心的相关问题，2月1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复核专家组副组长巴德年院士。同时，记者还采访了一位没有参加调查工作的专家从第三方的视角谈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复核专家组的任务是什么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在21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框架下，科技部、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6部门共同建立联合工作机制，组织此次联合调查。调查的论文都属于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为确保学术判断的客观、准确、专业，联合工作机制组建了9名院士参加的高层次复核专家组。我国著名免疫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就是其中之一。
“联合工作机制由科技部牵头，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这件事，我认为是合适的。”巴德年坦言，“这9名院士来自国内生物医学领域最著名的研究机构、高校和医疗机构，愿意接受国家任务，是不好找的。联合工作机制交给我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拿出一个经得起推敲、实事求是的结论。”
未发现论文造假的结论如何得出
此次调查称，相关论文“未发现有造假”。公众非常关心，这一结论又是如何得出的？
“具体复核工作中，我们服从的是事实。”巴德年谈道，“对有关单位和部门提供的一些事实和证据不充分的，要求他们限期补充和说明。对于一些需要进一步核查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到了中科院上海分院、浙江大学、海军军医大学、武汉大学等，查阅了原始记录，当面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
“在掌握相关事实、核验证据材料后，复核专家组经过几轮研判之后，召开了闭门会议，进行专业讨论，形成结论。闭门会议只有专家组的9名专家参加。”巴德年表示，复核专家组是基于事实独立判断的。这个结论是专家组讨论一致的，是专业判断得出的结论，这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调查形成的材料有五千多页。整个复核过程是严谨的，经得起检验的。专家组负责作出学术判断，具体处理不是专家组的任务。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何鸣鸿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判定一篇论文是否存在造假，有时非常困难，主要问题是难以获得充足的事实和证据，同时科学探索具有不确定性。
“在调查过程，不应预设立场，避免先入为主、分析片面。要多方面收集证据，对存疑问题做深入的客观分析，依据足够的证据和直接相关的逻辑确定事实，分清责任。”何鸣鸿说，在分析、推断、确定的过程中，多个环节要相互衔接，既要防止遗漏重要证据，也要防止出现误判。
“图片误用”与论文造假有啥区别
此次调查称，相关论文“未发现有造假”，但存在“图片误用”，这又该如何理解？
“这是专家组讨论的结果，是反复推敲的。被质疑的图片，到底是误用还是造假，需要清晰界定，误用和造假是两个不同概念。”巴德年指出。
巴德年表示，有一些论文被质疑一图多用，但将图片放大后发现，这些图片存在明显的差别，并非是同一张图，质疑并不成立。还有些论文中被质疑重复使用的图片是对照组图片，并非是实验组图片，但对照组图片能不能重复使用是有不同看法的。
“还有些论文的图片确实有问题，但这问题是造假还是放错，这个是我们最花功夫的。”巴德年介绍，“比如，9个小图构成的一张大图上，其中一张小图放错了，但是放错的小图在实验记录本上能找到，并不是造假画出来的。我们在现场逐一审看论文图片，了解图片误用的情形和原因，发现误用的图片在论文形成过程中、编辑部审稿过程中、论文发表后都没有及时发现，在这次被质疑后发现确实存在错误使用图片，但是这种误用没有影响到当时论文的发表，也没有影响研究的结论。”巴德年指出。
在何鸣鸿看来，在产生大量数据和图片的研究中，有可能出现“错误使用”的现象。学术问题具有专业性，要依靠同行专家从学术角度，基于证据作出判断，包括核查与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比如是否具有原始数据，论文中的核心要素如数据、实验条件等是否与原始记录对应，是否有人为改变。论文的数据是原始状态还是经过二次加工，这些加工或改变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抑或属于篡改数据。”何鸣鸿强调，这就得靠证据和专家学术判断，看原始实验记录与论文的关联性，要判断对论文结论、论文价值的影响，要看这个图片对论文的新颖性和结论是高度相关或不可或缺的，还是辅助性甚至是关系不大的。
“如果人为修改条件和数据以获得所期盼的结果，则属于比较严重的造假。如果图像中多个要素不符合逻辑的高度相似，就得核查作者是否具有原始图片，是否有修改。如果图片的修改是经过翻转、剪接、涂抹、局部删除或添加某些要素，经过人为图像操作（PS），则还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造假。”何鸣鸿进一步指出，如果存在大量错误使用，虽然不能定性为造假，但也是一种很不严谨或科研失范的行为。记者了解到，这一点在《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中有明确规定，这也是这一次作出相应处理的原因。
科技日报：1月21日，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发布《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针对公众关心的相关问题，2月1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复核专家组副组长巴德年院士。同时，记者还采访了一位没有参加调查工作的专家从第三方的视角谈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复核专家组的任务是什么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在21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框架下，科技部、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6部门共同建立联合工作机制，组织此次联合调查。调查的论文都属于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为确保学术判断的客观、准确、专业，联合工作机制组建了9名院士参加的高层次复核专家组。我国著名免疫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就是其中之一。
“联合工作机制由科技部牵头，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这件事，我认为是合适的。”巴德年坦言，“这9名院士来自国内生物医学领域最著名的研究机构、高校和医疗机构，愿意接受国家任务，是不好找的。联合工作机制交给我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拿出一个经得起推敲、实事求是的结论。”
未发现论文造假的结论如何得出
此次调查称，相关论文“未发现有造假”。公众非常关心，这一结论又是如何得出的？
“具体复核工作中，我们服从的是事实。”巴德年谈道，“对有关单位和部门提供的一些事实和证据不充分的，要求他们限期补充和说明。对于一些需要进一步核查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到了中科院上海分院、浙江大学、海军军医大学、武汉大学等，查阅了原始记录，当面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
“在掌握相关事实、核验证据材料后，复核专家组经过几轮研判之后，召开了闭门会议，进行专业讨论，形成结论。闭门会议只有专家组的9名专家参加。”巴德年表示，复核专家组是基于事实独立判断的。这个结论是专家组讨论一致的，是专业判断得出的结论，这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调查形成的材料有五千多页。整个复核过程是严谨的，经得起检验的。专家组负责作出学术判断，具体处理不是专家组的任务。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何鸣鸿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判定一篇论文是否存在造假，有时非常困难，主要问题是难以获得充足的事实和证据，同时科学探索具有不确定性。
“在调查过程，不应预设立场，避免先入为主、分析片面。要多方面收集证据，对存疑问题做深入的客观分析，依据足够的证据和直接相关的逻辑确定事实，分清责任。”何鸣鸿说，在分析、推断、确定的过程中，多个环节要相互衔接，既要防止遗漏重要证据，也要防止出现误判。
“图片误用”与论文造假有啥区别
此次调查称，相关论文“未发现有造假”，但存在“图片误用”，这又该如何理解？
“这是专家组讨论的结果，是反复推敲的。被质疑的图片，到底是误用还是造假，需要清晰界定，误用和造假是两个不同概念。”巴德年指出。
巴德年表示，有一些论文被质疑一图多用，但将图片放大后发现，这些图片存在明显的差别，并非是同一张图，质疑并不成立。还有些论文中被质疑重复使用的图片是对照组图片，并非是实验组图片，但对照组图片能不能重复使用是有不同看法的。
“还有些论文的图片确实有问题，但这问题是造假还是放错，这个是我们最花功夫的。”巴德年介绍，“比如，9个小图构成的一张大图上，其中一张小图放错了，但是放错的小图在实验记录本上能找到，并不是造假画出来的。我们在现场逐一审看论文图片，了解图片误用的情形和原因，发现误用的图片在论文形成过程中、编辑部审稿过程中、论文发表后都没有及时发现，在这次被质疑后发现确实存在错误使用图片，但是这种误用没有影响到当时论文的发表，也没有影响研究的结论。”巴德年指出。
在何鸣鸿看来，在产生大量数据和图片的研究中，有可能出现“错误使用”的现象。学术问题具有专业性，要依靠同行专家从学术角度，基于证据作出判断，包括核查与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比如是否具有原始数据，论文中的核心要素如数据、实验条件等是否与原始记录对应，是否有人为改变。论文的数据是原始状态还是经过二次加工，这些加工或改变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抑或属于篡改数据。”何鸣鸿强调，这就得靠证据和专家学术判断，看原始实验记录与论文的关联性，要判断对论文结论、论文价值的影响，要看这个图片对论文的新颖性和结论是高度相关或不可或缺的，还是辅助性甚至是关系不大的。
“如果人为修改条件和数据以获得所期盼的结果，则属于比较严重的造假。如果图像中多个要素不符合逻辑的高度相似，就得核查作者是否具有原始图片，是否有修改。如果图片的修改是经过翻转、剪接、涂抹、局部删除或添加某些要素，经过人为图像操作（PS），则还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造假。”何鸣鸿进一步指出，如果存在大量错误使用，虽然不能定性为造假，但也是一种很不严谨或科研失范的行为。记者了解到，这一点在《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中有明确规定，这也是这一次作出相应处理的原因。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