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送他人回家，凭什么让我赔32万元？”安徽宿州，男子胡某驾驶三轮车回家，张某见状，请求搭乘同行，胡某欣然接受，不料，拐弯时，不慎将张某甩出，事后，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索赔32万元。
（案件来源：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胡某和张某是同村的邻居，事发当天，张某在胡某家的田里有偿做工，做工完毕，胡某给张某结清了劳务费。这时，张某提出，请求胡某捎她一程，邻里邻居的，胡某爽快地答应了。
当行使至某十字路口，行驶途中，就要拐弯时，车子不慎将张某甩出，造成张某受伤住院10天，共支出医疗费6.4万余元。
出院后，张某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张某认为，要不是乘坐胡某的车子，她就不会受伤，更不会住院，所以，胡某有着不可推卸得责任。因此，张某私下找到胡某，要求其承担全部的损失。
毫无疑问，胡某并不认可自己有责任，胡某认为，张某免费搭乘他的车，出了事故凭什么要他赔，他并没有义务送张某回家，但出于人道主义，胡某愿意承担一万元帮助张某。
协商未果，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胡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合计323268.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上，胡某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并陈述了说了四个理由：
第一，是张某主动要求胡某骑电动车送其回家，而不是胡某主动送张某回家，胡某考虑到系相邻关系，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才送其回家。
而且，胡某在行使过程中，正常行驶，因张某坐车时，在电车上玩手机，而电车上也没有把手，所以，张某才从电动车上摔下来，张某的行为应当自担风险。
第二，胡某同意张某搭车行为，是出于好意施惠、好意搭乘行为，整个过程中，胡某并未收取张某任何费用，胡某的车辆也非营运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辆，双方并未建立起任何合同关系。
张某主动要求搭乘电车，也明知道坐在电车前排狭小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张某从主观客观上均放弃了自身的安全，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第三，如果法院认为胡某做为驾车人有责任，应当依据“好意搭乘”相关规定，胡某在本起事故中作为无过错方，不应超过10%的责任。
第四，“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无偿搭乘他人，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对于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举动，应为社会鼓励。
事实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对于张某的伤害，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胡某陈述的“好意搭乘”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鼓励互助互爱、也鼓励助人为乐的善意，“好意搭乘”，从本质上说，是基于情谊的无偿行为。
本案中，胡某和张某之间劳务活动结束，双方对劳务款项已经结算并交割后，张某提出搭乘胡某的三轮车回家，此时胡某并无送张某回家的责任，胡某亦未收取张某的搭乘费用，故胡某车载张某回家的行为符合“好意搭乘”的性质。
“好意”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胡某作为三轮车驾驶人，出于好意予人方便，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好意”只构成行为的动机，不能成为行为免责的理由。
简单来说，并不是否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者，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良好的出发点，就可以漠视对方的权益。
在法律中，好意同乘者与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应是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关系。在好意同乘者发出了同乘的要约之后，机动车驾驶人作出了承诺，要承担保障乘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事后查明，胡某在驾驶三轮车行使过程中，在乡村小道上行驶，存在超速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张某伤害，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责任的承担，不是对胡某良好动机的否认，而是对其行为过错的惩罚。
其次，张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胡某的电动三轮车，并不等同于专业营运的载人交通工具，张某主动要求，并坐在三轮车首部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加大发生事故危险的可能性。
《民法典》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故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胡某承担损失的50%，张某自行承担50%。即，胡某赔付张某各项损失156584.2元，案件受理费6149元，双方各负担3074.5元。
最后，“好意搭乘”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尤其频繁发生在熟人社会里，本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好意搭乘”务必量力而行、谨慎小心！
那么，你如何看待此事呢？
（案件来源：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胡某和张某是同村的邻居，事发当天，张某在胡某家的田里有偿做工，做工完毕，胡某给张某结清了劳务费。这时，张某提出，请求胡某捎她一程，邻里邻居的，胡某爽快地答应了。
当行使至某十字路口，行驶途中，就要拐弯时，车子不慎将张某甩出，造成张某受伤住院10天，共支出医疗费6.4万余元。
出院后，张某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张某认为，要不是乘坐胡某的车子，她就不会受伤，更不会住院，所以，胡某有着不可推卸得责任。因此，张某私下找到胡某，要求其承担全部的损失。
毫无疑问，胡某并不认可自己有责任，胡某认为，张某免费搭乘他的车，出了事故凭什么要他赔，他并没有义务送张某回家，但出于人道主义，胡某愿意承担一万元帮助张某。
协商未果，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胡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合计323268.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上，胡某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并陈述了说了四个理由：
第一，是张某主动要求胡某骑电动车送其回家，而不是胡某主动送张某回家，胡某考虑到系相邻关系，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才送其回家。
而且，胡某在行使过程中，正常行驶，因张某坐车时，在电车上玩手机，而电车上也没有把手，所以，张某才从电动车上摔下来，张某的行为应当自担风险。
第二，胡某同意张某搭车行为，是出于好意施惠、好意搭乘行为，整个过程中，胡某并未收取张某任何费用，胡某的车辆也非营运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辆，双方并未建立起任何合同关系。
张某主动要求搭乘电车，也明知道坐在电车前排狭小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张某从主观客观上均放弃了自身的安全，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第三，如果法院认为胡某做为驾车人有责任，应当依据“好意搭乘”相关规定，胡某在本起事故中作为无过错方，不应超过10%的责任。
第四，“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无偿搭乘他人，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对于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举动，应为社会鼓励。
事实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对于张某的伤害，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胡某陈述的“好意搭乘”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鼓励互助互爱、也鼓励助人为乐的善意，“好意搭乘”，从本质上说，是基于情谊的无偿行为。
本案中，胡某和张某之间劳务活动结束，双方对劳务款项已经结算并交割后，张某提出搭乘胡某的三轮车回家，此时胡某并无送张某回家的责任，胡某亦未收取张某的搭乘费用，故胡某车载张某回家的行为符合“好意搭乘”的性质。
“好意”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胡某作为三轮车驾驶人，出于好意予人方便，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好意”只构成行为的动机，不能成为行为免责的理由。
简单来说，并不是否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者，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良好的出发点，就可以漠视对方的权益。
在法律中，好意同乘者与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应是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关系。在好意同乘者发出了同乘的要约之后，机动车驾驶人作出了承诺，要承担保障乘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事后查明，胡某在驾驶三轮车行使过程中，在乡村小道上行驶，存在超速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张某伤害，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责任的承担，不是对胡某良好动机的否认，而是对其行为过错的惩罚。
其次，张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胡某的电动三轮车，并不等同于专业营运的载人交通工具，张某主动要求，并坐在三轮车首部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加大发生事故危险的可能性。
《民法典》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故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胡某承担损失的50%，张某自行承担50%。即，胡某赔付张某各项损失156584.2元，案件受理费6149元，双方各负担3074.5元。
最后，“好意搭乘”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尤其频繁发生在熟人社会里，本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好意搭乘”务必量力而行、谨慎小心！
那么，你如何看待此事呢？
#案件播报#【“我不是杀人犯的老婆！”】“我没想到，结婚十多年的丈夫是改名换姓、逍遥法外的杀人犯，我不愿意背负‘杀人犯的老婆’的名声，能不能帮我撤销这段婚姻……”近日，辽宁省大连市检察机关启动一体化办案模式，召开公开听证、制发检察建议，依法监督撤销一起受欺诈婚姻案，并促成该市多部门建立溯源治理长效机制，共同推动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类行政案件妥善处理。
丈夫竟是杀人犯
“他是个骗子，骗了我10多年！没想到他还杀过人！”钱某口中的他，正是和她登记结婚多年的丈夫。2006年，钱某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高某的河北籍男人，二人迅速发展为恋人关系。2007年2月，钱某与高某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大连庄河市民政局向其颁发了结婚登记证，此后二人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女。
看似平静的生活，在2020年4月8日这天被打破。
河北某县公安局刑警来到钱某家中，将其丈夫高某抓捕。原来高某并不姓高，而是姓张。1999年6月2日，张某手持钢管在河北一工地将工友击打致死后潜逃。潜逃期间，为了正常活动，张某办理了身份信息为高某的虚假身份证明。潜逃至庄河市后，张某冒用高某的姓名和身份证明与钱某结婚生子。张某归案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丈夫身份突如其来的大反转，让钱某彻底懵了，她做梦也没想到与自己结婚多年的丈夫不仅身份是虚构的，而且竟然是个杀人犯！感受到被深深地欺骗的钱某，决定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这一“荒唐的”婚姻关系。
2020年5月初，钱某向庄河市民政局申请撤销结婚登记，民政局以结婚登记行为不存在胁迫等情形为由不予撤销。同年5月29日，钱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民政局撤销其作出的准予钱某与张某（冒名高某）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以该行为已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钱某不服，提起上诉，亦未获得支持。
2021年4月9日，钱某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与张某（冒名高某）解决子女抚养及财产问题，一审法院以相关纠纷未先行确定为由驳回起诉。钱某再次申请上诉也未获得支持。
生活重新开启
走了这么多法律程序，钱某的婚姻登记还是没有被撤销，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今年5月，钱某向大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受理了此案。
“经初步审查后，我们发现钱某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但案涉婚姻登记对象存在明显错误且对钱某造成重大影响，其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的诉求合法合理。”办案检察官、大连市检察院第十检察部副主任刘世红介绍说，“在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均未获法院裁判支持，行政机关又表示无权主动撤销的情况下，钱某的正当诉求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实现，为打破‘程序空转’困境，切实为民排忧解难，我们决定对此案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此案是《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大连市检察机关受理的首例案件，市检察院高度重视，采取“一体化”工作模式与庄河市检察院组成联合办案组，由市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亲自主办，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案件调查期间，我们先后调取张某故意杀人案件的刑事裁定书和刑事案件讯问笔录，对案涉民事、行政裁判卷宗等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审阅，并多次走访庄河市民政局，沟通案情并了解婚姻登记有关工作。”联合办案组办案检察官、大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房明说，经过细致的调查核实，办案组全面掌握了案件具体情况和有关细节。
今年7月6日，大连市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市政协委员、法学专家、特约检察员等参与评议。听证会上，听证员们围绕庄河市民政局是否应当撤销案涉婚姻登记，对案涉有关问题进行询问并发表评议意见，一致认为民政局应当撤销案涉婚姻登记。
听证会后，大连市检察院于7月7日向庄河市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并进行了公开送达，建议该局依法撤销案涉婚姻登记，同时加大婚姻登记工作信息审查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对同类问题进行整改，规范婚姻登记行为。庄河市民政局予以采纳，于9月1日作出撤销婚姻登记的决定，钱某的生活终于可以步入正轨。钱某说：“我终于不再是杀人犯的老婆了！”
助推类案溯源治理
在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同时，就张某请托他人为其违法办理虚假身份证明的情况，大连市检察院还向刑事案件管辖地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建议予以核查。
以此案为契机，怎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虚假婚姻登记问题，以及出现该类问题后怎样才能及时有效应对解决，引起了大连市检察机关的深入思考。
为此，大连市检察院会同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制定下发《关于建立办理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案件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试行）》，在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案件线索移送、职责分工、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等方面加强协作，汇聚多方合力，建立溯源治理长效机制，共同推动婚姻登记类行政案件的妥善处理。截至目前，经检察机关梳理排查已发现同类案件线索，正在办理中。
检察机关主动联合多部门建立长效机制，助推类案溯源治理的做法得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
辽宁省人大代表、大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岚认为：“婚姻登记作为夫妻关系合法化的重要载体，兼具确认人身和财产关系的双重属性，是一种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政确认行为。实践中，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不仅影响正常的婚姻登记秩序，而且受害方往往因为‘过期之诉’遭遇维权难题，引发行政争议，进而影响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大连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加强诉源治理，对这类行为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充分体现了其对消除实质违法行为、彻底化解法律争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努力和决心，真正在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来源：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韩宇 通讯员：窦晓峰 栾忠贤）https://t.cn/A6SFeqf8
丈夫竟是杀人犯
“他是个骗子，骗了我10多年！没想到他还杀过人！”钱某口中的他，正是和她登记结婚多年的丈夫。2006年，钱某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高某的河北籍男人，二人迅速发展为恋人关系。2007年2月，钱某与高某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大连庄河市民政局向其颁发了结婚登记证，此后二人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女。
看似平静的生活，在2020年4月8日这天被打破。
河北某县公安局刑警来到钱某家中，将其丈夫高某抓捕。原来高某并不姓高，而是姓张。1999年6月2日，张某手持钢管在河北一工地将工友击打致死后潜逃。潜逃期间，为了正常活动，张某办理了身份信息为高某的虚假身份证明。潜逃至庄河市后，张某冒用高某的姓名和身份证明与钱某结婚生子。张某归案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丈夫身份突如其来的大反转，让钱某彻底懵了，她做梦也没想到与自己结婚多年的丈夫不仅身份是虚构的，而且竟然是个杀人犯！感受到被深深地欺骗的钱某，决定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这一“荒唐的”婚姻关系。
2020年5月初，钱某向庄河市民政局申请撤销结婚登记，民政局以结婚登记行为不存在胁迫等情形为由不予撤销。同年5月29日，钱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民政局撤销其作出的准予钱某与张某（冒名高某）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以该行为已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钱某不服，提起上诉，亦未获得支持。
2021年4月9日，钱某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与张某（冒名高某）解决子女抚养及财产问题，一审法院以相关纠纷未先行确定为由驳回起诉。钱某再次申请上诉也未获得支持。
生活重新开启
走了这么多法律程序，钱某的婚姻登记还是没有被撤销，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今年5月，钱某向大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受理了此案。
“经初步审查后，我们发现钱某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但案涉婚姻登记对象存在明显错误且对钱某造成重大影响，其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的诉求合法合理。”办案检察官、大连市检察院第十检察部副主任刘世红介绍说，“在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均未获法院裁判支持，行政机关又表示无权主动撤销的情况下，钱某的正当诉求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实现，为打破‘程序空转’困境，切实为民排忧解难，我们决定对此案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此案是《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大连市检察机关受理的首例案件，市检察院高度重视，采取“一体化”工作模式与庄河市检察院组成联合办案组，由市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亲自主办，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案件调查期间，我们先后调取张某故意杀人案件的刑事裁定书和刑事案件讯问笔录，对案涉民事、行政裁判卷宗等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审阅，并多次走访庄河市民政局，沟通案情并了解婚姻登记有关工作。”联合办案组办案检察官、大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房明说，经过细致的调查核实，办案组全面掌握了案件具体情况和有关细节。
今年7月6日，大连市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市政协委员、法学专家、特约检察员等参与评议。听证会上，听证员们围绕庄河市民政局是否应当撤销案涉婚姻登记，对案涉有关问题进行询问并发表评议意见，一致认为民政局应当撤销案涉婚姻登记。
听证会后，大连市检察院于7月7日向庄河市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并进行了公开送达，建议该局依法撤销案涉婚姻登记，同时加大婚姻登记工作信息审查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对同类问题进行整改，规范婚姻登记行为。庄河市民政局予以采纳，于9月1日作出撤销婚姻登记的决定，钱某的生活终于可以步入正轨。钱某说：“我终于不再是杀人犯的老婆了！”
助推类案溯源治理
在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同时，就张某请托他人为其违法办理虚假身份证明的情况，大连市检察院还向刑事案件管辖地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建议予以核查。
以此案为契机，怎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虚假婚姻登记问题，以及出现该类问题后怎样才能及时有效应对解决，引起了大连市检察机关的深入思考。
为此，大连市检察院会同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制定下发《关于建立办理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案件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试行）》，在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案件线索移送、职责分工、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等方面加强协作，汇聚多方合力，建立溯源治理长效机制，共同推动婚姻登记类行政案件的妥善处理。截至目前，经检察机关梳理排查已发现同类案件线索，正在办理中。
检察机关主动联合多部门建立长效机制，助推类案溯源治理的做法得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
辽宁省人大代表、大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岚认为：“婚姻登记作为夫妻关系合法化的重要载体，兼具确认人身和财产关系的双重属性，是一种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政确认行为。实践中，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不仅影响正常的婚姻登记秩序，而且受害方往往因为‘过期之诉’遭遇维权难题，引发行政争议，进而影响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大连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加强诉源治理，对这类行为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充分体现了其对消除实质违法行为、彻底化解法律争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努力和决心，真正在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来源：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韩宇 通讯员：窦晓峰 栾忠贤）https://t.cn/A6SFeqf8
“好心送他人回家，凭什么让我赔32万元？”安徽宿州，男子胡某驾驶三轮车回家，张某见状，请求搭乘同行，胡某欣然接受，不料，拐弯时，不慎将张某甩出，事后，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索赔32万元。
（案件来源：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胡某和张某是同村的邻居，事发当天，张某在胡某家的田里有偿做工，做工完毕，胡某给张某结清了劳务费。这时，张某提出，请求胡某捎她一程，邻里邻居的，胡某爽快地答应了。
当行使至某十字路口，行驶途中，就要拐弯时，车子不慎将张某甩出，造成张某受伤住院10天，共支出医疗费6.4万余元。
出院后，张某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张某认为，要不是乘坐胡某的车子，她就不会受伤，更不会住院，所以，胡某有着不可推卸得责任。因此，张某私下找到胡某，要求其承担全部的损失。
毫无疑问，胡某并不认可自己有责任，胡某认为，张某免费搭乘他的车，出了事故凭什么要他赔，他并没有义务送张某回家，但出于人道主义，胡某愿意承担一万元帮助张某。
协商未果，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胡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合计323268.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上，胡某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并陈述了说了四个理由：
第一，是张某主动要求胡某骑电动车送其回家，而不是胡某主动送张某回家，胡某考虑到系相邻关系，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才送其回家。
而且，胡某在行使过程中，正常行驶，因张某坐车时，在电车上玩手机，而电车上也没有把手，所以，张某才从电动车上摔下来，张某的行为应当自担风险。
第二，胡某同意张某搭车行为，是出于好意施惠、好意搭乘行为，整个过程中，胡某并未收取张某任何费用，胡某的车辆也非营运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辆，双方并未建立起任何合同关系。
张某主动要求搭乘电车，也明知道坐在电车前排狭小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张某从主观客观上均放弃了自身的安全，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第三，如果法院认为胡某做为驾车人有责任，应当依据“好意搭乘”相关规定，胡某在本起事故中作为无过错方，不应超过10%的责任。
第四，“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无偿搭乘他人，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对于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举动，应为社会鼓励。
事实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对于张某的伤害，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胡某陈述的“好意搭乘”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鼓励互助互爱、也鼓励助人为乐的善意，“好意搭乘”，从本质上说，是基于情谊的无偿行为。
本案中，胡某和张某之间劳务活动结束，双方对劳务款项已经结算并交割后，张某提出搭乘胡某的三轮车回家，此时胡某并无送张某回家的责任，胡某亦未收取张某的搭乘费用，故胡某车载张某回家的行为符合“好意搭乘”的性质。
“好意”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胡某作为三轮车驾驶人，出于好意予人方便，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好意”只构成行为的动机，不能成为行为免责的理由。
简单来说，并不是否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者，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良好的出发点，就可以漠视对方的权益。
在法律中，好意同乘者与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应是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关系。在好意同乘者发出了同乘的要约之后，机动车驾驶人作出了承诺，要承担保障乘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事后查明，胡某在驾驶三轮车行使过程中，在乡村小道上行驶，存在超速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张某伤害，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责任的承担，不是对胡某良好动机的否认，而是对其行为过错的惩罚。
其次，张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胡某的电动三轮车，并不等同于专业营运的载人交通工具，张某主动要求，并坐在三轮车首部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加大发生事故危险的可能性。
《民法典》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故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胡某承担损失的50%，张某自行承担50%。即，胡某赔付张某各项损失156584.2元，案件受理费6149元，双方各负担3074.5元。
最后，“好意搭乘”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尤其频繁发生在熟人社会里，本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好意搭乘”务必量力而行、谨慎小心！
那么，你如何看待此事呢？
（案件来源：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胡某和张某是同村的邻居，事发当天，张某在胡某家的田里有偿做工，做工完毕，胡某给张某结清了劳务费。这时，张某提出，请求胡某捎她一程，邻里邻居的，胡某爽快地答应了。
当行使至某十字路口，行驶途中，就要拐弯时，车子不慎将张某甩出，造成张某受伤住院10天，共支出医疗费6.4万余元。
出院后，张某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张某认为，要不是乘坐胡某的车子，她就不会受伤，更不会住院，所以，胡某有着不可推卸得责任。因此，张某私下找到胡某，要求其承担全部的损失。
毫无疑问，胡某并不认可自己有责任，胡某认为，张某免费搭乘他的车，出了事故凭什么要他赔，他并没有义务送张某回家，但出于人道主义，胡某愿意承担一万元帮助张某。
协商未果，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胡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合计323268.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上，胡某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并陈述了说了四个理由：
第一，是张某主动要求胡某骑电动车送其回家，而不是胡某主动送张某回家，胡某考虑到系相邻关系，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才送其回家。
而且，胡某在行使过程中，正常行驶，因张某坐车时，在电车上玩手机，而电车上也没有把手，所以，张某才从电动车上摔下来，张某的行为应当自担风险。
第二，胡某同意张某搭车行为，是出于好意施惠、好意搭乘行为，整个过程中，胡某并未收取张某任何费用，胡某的车辆也非营运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辆，双方并未建立起任何合同关系。
张某主动要求搭乘电车，也明知道坐在电车前排狭小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张某从主观客观上均放弃了自身的安全，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第三，如果法院认为胡某做为驾车人有责任，应当依据“好意搭乘”相关规定，胡某在本起事故中作为无过错方，不应超过10%的责任。
第四，“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无偿搭乘他人，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对于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举动，应为社会鼓励。
事实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对于张某的伤害，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胡某陈述的“好意搭乘”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鼓励互助互爱、也鼓励助人为乐的善意，“好意搭乘”，从本质上说，是基于情谊的无偿行为。
本案中，胡某和张某之间劳务活动结束，双方对劳务款项已经结算并交割后，张某提出搭乘胡某的三轮车回家，此时胡某并无送张某回家的责任，胡某亦未收取张某的搭乘费用，故胡某车载张某回家的行为符合“好意搭乘”的性质。
“好意”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胡某作为三轮车驾驶人，出于好意予人方便，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好意”只构成行为的动机，不能成为行为免责的理由。
简单来说，并不是否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者，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良好的出发点，就可以漠视对方的权益。
在法律中，好意同乘者与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应是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关系。在好意同乘者发出了同乘的要约之后，机动车驾驶人作出了承诺，要承担保障乘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事后查明，胡某在驾驶三轮车行使过程中，在乡村小道上行驶，存在超速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张某伤害，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责任的承担，不是对胡某良好动机的否认，而是对其行为过错的惩罚。
其次，张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胡某的电动三轮车，并不等同于专业营运的载人交通工具，张某主动要求，并坐在三轮车首部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加大发生事故危险的可能性。
《民法典》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故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胡某承担损失的50%，张某自行承担50%。即，胡某赔付张某各项损失156584.2元，案件受理费6149元，双方各负担3074.5元。
最后，“好意搭乘”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尤其频繁发生在熟人社会里，本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好意搭乘”务必量力而行、谨慎小心！
那么，你如何看待此事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