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 #科学社书摘#
智者把修辞学定义为说服的艺术，正如在《高尔吉亚篇》中，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高尔吉亚得出结论说，“说服正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的目的不在于说服，而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将富有说服力的事实显示出来。所以，他把修辞学定义为“在任何给定的事实中发现可以利用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和智者所给出的不同的修辞学定义反映了他们在雄辩与事实关系上的差别。智者的修辞学是以说服为目的的，其往往立足于所辩护一方的价值立场，忽略或故意隐瞒真相；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价值中立的，是现象学式的，因为它不以说服为目的，而是以让事实和真相得以呈现为目的。亚里士多德使得雄辩与事实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和依赖关系，从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柏拉图的批评，推动了修辞学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主要研究的是演说。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的第三卷讨论了演说的用语问题，即为什么要在演说过程中对我们的语言加以修饰的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因为按照他对修辞学的定义，我们只需用平铺直叙的语言将事实描述出来就可以了，“在证明之外一切活动都属多余”，演说者不应该影响听众的情绪，“而应公正地依据事实自身进行论辩”。但是，亚里士多德基于一贯的对普通民众的轻视，他认为由于演说所面临的民众是庸俗卑劣的，理性之外的东西能够对民众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演说中要考虑用语问题，“尽管这并不正确，但实为必需”。
亚里士多德指出，用语的艺术在《论诗》中已经探讨过了，但是对于修辞学所使用的散文和诗相比在用语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别，诗的用语并不适合于散文。不管是在《论诗》中还是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都对语言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即要在语言表达的清晰和风格的不平凡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语言的清晰和风格的不平凡之间，亚里士多德是有所侧重的，也就是说，当二者必须牺牲一个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宁愿牺牲的是风格的不平凡，因为对于演说来讲，将事实陈述清楚才是最重要的。
隐喻在《修辞术》和《论诗》中都是作为话语风格的修饰成分发挥其作用的，在诗学话语中，隐喻的使用要普遍一些，而在散文话语和演说中，隐喻的使用要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隐喻必须运用恰当，隐喻关系不应太远，隐喻应取材于优美的词汇，等等。因为如果运用不当，隐喻还会造成风格的呆板，反而适得其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反复强调语言的正确性是风格的基础，我们之所以要对风格进行润饰，目的在于使演说的风格和演说情景相适应，从而使得我们的演说显得可信。除了范围和频率要更小一些之外，亚里士多德在《论诗》和《修辞术》中对隐喻的论述差别不大。
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对明喻和隐喻关系的说明对后世影响比较大。亚里士多德认为，明喻也是隐喻，差别很小。例如，当诗人说“阿基里斯像一匹狮子似的猛冲上去”，这就是一个明喻；当诗人说“狮子冲了上去”，这就是隐喻。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隐喻和明喻的差别就是一个使用了语词“像”，而另一个是直陈，这似乎是后世关于隐喻是缩略的明喻之观点的源头。其实不然，首先，这里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只是认为明喻是隐喻，但并不意味着隐喻可以归结为明喻。隐喻是缩略的明喻这种观点的真正源头是古罗马修辞学家对隐喻和明喻进行严格区分的修辞格理论。例如，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中把明喻看作是一种比较，而隐喻是简略的比较，这才是隐喻是缩略的明喻这种观点的理论源头。并且库珀（D. Cooper）认为，亚里士多德对隐喻和明喻不加区分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与修辞格理论中将隐喻和明喻严格区分的做法相比，更有价值，因为它使得我们有可能摆脱修辞格的束缚，抬高隐喻的地位。其次，亚里士多德明确肯定了隐喻在传递信息、增加知识等各方面都优越于明喻：明喻在形式上是冗长的，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快，而明喻是简洁的；明喻是对比较的直接说明，而隐喻则将二者等同，因而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明喻说出来的是人们都明白的东西，而隐喻则是让人开始不明白、思考之后得出某些结论的东西，所以能够增加知识。因此隐喻不是对明喻在形式方面的简单缩略，它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
虽然隐喻是风格的修饰成分这种观点占据了亚里士多德论述的绝大部分，但有些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全部，“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认知维度……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关注”。这种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认知维度的探究集中在“将事物呈现于眼前”（bringing-before-the eyes）这个概念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将事物呈现于眼前”就是对现实活动的一种表达，而隐喻并不全部都是对现实活动的表达。例如，诗人说“某个人是正方形”，这个隐喻强调了这个人的德行和正方形一样完美，但并没有表达现实活动。当诗人说“某个人正处于盛年”，这就是对现实活动的表达。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既是隐喻又能够表达现实活动的语言表达会受到欢迎，这里主要指的是把无生命的事物描写成有生命的事物的这一类隐喻。例如，他引用荷马的诗句“那支箭在飞”，“飞”是有生命的某些生物的运动方式，现在用以描述箭，就赋予了箭生命和现实性。当代学者在这个概念中发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有学者认为，“‘将事物呈现于眼前’捕捉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将隐喻、观众和言说者统一到意义铸就过程中”，因而这个概念体现了隐喻的认知功能。这种观点高估了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和当代认知隐喻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忽略了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的语境，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对“将事物呈现于眼前”这个概念的讨论仍然服务于其在演说中取悦于听众，从而说服听众的目的。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认知维度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过度诠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无法逾越的二分和对立：首先是必然性知识和基于或然性的其他话语体系的区分。知识是标准的话语体系，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包括诗学和修辞学在内的或然性话语应该努力模仿知识，亚里士多德赋予修辞学和哲学以同样的逻辑工具（三段论和归纳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并且不管是在诗学还是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都强调正确是用语的基本德行。例如，他在《论诗》中要求除非是情节的需要，否则我们尽量不要描述不可能之事，而是“在诗的任何一部分中，应尽可能地不出错误”。在这种二分中，隐喻不仅失去了用以知识表述的可能，而且对隐喻的运用往往会遮蔽事实和真理。其次是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纯正的希腊语是用语的基本起点，在知识、诗学和修辞学中都一样。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纯正的希腊语就是符合语法规范要求的语言表达，亚里士多德相信有一个基本的、无歧义的理想语言存在，这种语言通过两种约束—第一是语法的约束，第二是逻辑的约束—来达成交流的畅通。在这个二分中，隐喻被看作是对语言常规用法的偏离，并且我们可以通过重新使用常规用法来消除隐喻。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二分经过历史的演变就成了后世关于隐喻意义和自然意义的二分。
亚里士多德的这两个二分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隐喻观的重要背景，在这两个二分中，隐喻被极速边缘化，失去了和知识的紧密联系，并且成了一种边缘的语言现象。有学者希望能够在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和当代的认知隐喻理论之间找到连续性，孤立地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的确不乏对隐喻的热情洋溢的赞美，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些赞美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的期待还有差距。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的话语所服务的目的中就可以看出来，诗学话语的目的是净化，用语在悲剧中仅排在第四位，修辞学话语的目的是展示事实，用语是应付庸俗大众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甚而，在用语内部，不管是在诗学还是在修辞学中，相对于语言的常规用法，隐喻都只是一种附属成分。
亚里士多德几乎限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的隐喻研究，并且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相对丰富和含混的论述也逐渐被限定到修辞格的分类学之中。隐喻的当代研究就是从打破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二分、承认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开始的。
智者把修辞学定义为说服的艺术，正如在《高尔吉亚篇》中，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高尔吉亚得出结论说，“说服正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的目的不在于说服，而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将富有说服力的事实显示出来。所以，他把修辞学定义为“在任何给定的事实中发现可以利用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和智者所给出的不同的修辞学定义反映了他们在雄辩与事实关系上的差别。智者的修辞学是以说服为目的的，其往往立足于所辩护一方的价值立场，忽略或故意隐瞒真相；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价值中立的，是现象学式的，因为它不以说服为目的，而是以让事实和真相得以呈现为目的。亚里士多德使得雄辩与事实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和依赖关系，从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柏拉图的批评，推动了修辞学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主要研究的是演说。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的第三卷讨论了演说的用语问题，即为什么要在演说过程中对我们的语言加以修饰的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因为按照他对修辞学的定义，我们只需用平铺直叙的语言将事实描述出来就可以了，“在证明之外一切活动都属多余”，演说者不应该影响听众的情绪，“而应公正地依据事实自身进行论辩”。但是，亚里士多德基于一贯的对普通民众的轻视，他认为由于演说所面临的民众是庸俗卑劣的，理性之外的东西能够对民众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演说中要考虑用语问题，“尽管这并不正确，但实为必需”。
亚里士多德指出，用语的艺术在《论诗》中已经探讨过了，但是对于修辞学所使用的散文和诗相比在用语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别，诗的用语并不适合于散文。不管是在《论诗》中还是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都对语言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即要在语言表达的清晰和风格的不平凡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语言的清晰和风格的不平凡之间，亚里士多德是有所侧重的，也就是说，当二者必须牺牲一个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宁愿牺牲的是风格的不平凡，因为对于演说来讲，将事实陈述清楚才是最重要的。
隐喻在《修辞术》和《论诗》中都是作为话语风格的修饰成分发挥其作用的，在诗学话语中，隐喻的使用要普遍一些，而在散文话语和演说中，隐喻的使用要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隐喻必须运用恰当，隐喻关系不应太远，隐喻应取材于优美的词汇，等等。因为如果运用不当，隐喻还会造成风格的呆板，反而适得其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反复强调语言的正确性是风格的基础，我们之所以要对风格进行润饰，目的在于使演说的风格和演说情景相适应，从而使得我们的演说显得可信。除了范围和频率要更小一些之外，亚里士多德在《论诗》和《修辞术》中对隐喻的论述差别不大。
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对明喻和隐喻关系的说明对后世影响比较大。亚里士多德认为，明喻也是隐喻，差别很小。例如，当诗人说“阿基里斯像一匹狮子似的猛冲上去”，这就是一个明喻；当诗人说“狮子冲了上去”，这就是隐喻。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隐喻和明喻的差别就是一个使用了语词“像”，而另一个是直陈，这似乎是后世关于隐喻是缩略的明喻之观点的源头。其实不然，首先，这里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只是认为明喻是隐喻，但并不意味着隐喻可以归结为明喻。隐喻是缩略的明喻这种观点的真正源头是古罗马修辞学家对隐喻和明喻进行严格区分的修辞格理论。例如，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中把明喻看作是一种比较，而隐喻是简略的比较，这才是隐喻是缩略的明喻这种观点的理论源头。并且库珀（D. Cooper）认为，亚里士多德对隐喻和明喻不加区分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与修辞格理论中将隐喻和明喻严格区分的做法相比，更有价值，因为它使得我们有可能摆脱修辞格的束缚，抬高隐喻的地位。其次，亚里士多德明确肯定了隐喻在传递信息、增加知识等各方面都优越于明喻：明喻在形式上是冗长的，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快，而明喻是简洁的；明喻是对比较的直接说明，而隐喻则将二者等同，因而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明喻说出来的是人们都明白的东西，而隐喻则是让人开始不明白、思考之后得出某些结论的东西，所以能够增加知识。因此隐喻不是对明喻在形式方面的简单缩略，它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
虽然隐喻是风格的修饰成分这种观点占据了亚里士多德论述的绝大部分，但有些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全部，“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认知维度……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关注”。这种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认知维度的探究集中在“将事物呈现于眼前”（bringing-before-the eyes）这个概念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将事物呈现于眼前”就是对现实活动的一种表达，而隐喻并不全部都是对现实活动的表达。例如，诗人说“某个人是正方形”，这个隐喻强调了这个人的德行和正方形一样完美，但并没有表达现实活动。当诗人说“某个人正处于盛年”，这就是对现实活动的表达。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既是隐喻又能够表达现实活动的语言表达会受到欢迎，这里主要指的是把无生命的事物描写成有生命的事物的这一类隐喻。例如，他引用荷马的诗句“那支箭在飞”，“飞”是有生命的某些生物的运动方式，现在用以描述箭，就赋予了箭生命和现实性。当代学者在这个概念中发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有学者认为，“‘将事物呈现于眼前’捕捉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将隐喻、观众和言说者统一到意义铸就过程中”，因而这个概念体现了隐喻的认知功能。这种观点高估了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和当代认知隐喻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忽略了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的语境，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对“将事物呈现于眼前”这个概念的讨论仍然服务于其在演说中取悦于听众，从而说服听众的目的。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认知维度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过度诠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无法逾越的二分和对立：首先是必然性知识和基于或然性的其他话语体系的区分。知识是标准的话语体系，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包括诗学和修辞学在内的或然性话语应该努力模仿知识，亚里士多德赋予修辞学和哲学以同样的逻辑工具（三段论和归纳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并且不管是在诗学还是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都强调正确是用语的基本德行。例如，他在《论诗》中要求除非是情节的需要，否则我们尽量不要描述不可能之事，而是“在诗的任何一部分中，应尽可能地不出错误”。在这种二分中，隐喻不仅失去了用以知识表述的可能，而且对隐喻的运用往往会遮蔽事实和真理。其次是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纯正的希腊语是用语的基本起点，在知识、诗学和修辞学中都一样。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纯正的希腊语就是符合语法规范要求的语言表达，亚里士多德相信有一个基本的、无歧义的理想语言存在，这种语言通过两种约束—第一是语法的约束，第二是逻辑的约束—来达成交流的畅通。在这个二分中，隐喻被看作是对语言常规用法的偏离，并且我们可以通过重新使用常规用法来消除隐喻。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二分经过历史的演变就成了后世关于隐喻意义和自然意义的二分。
亚里士多德的这两个二分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隐喻观的重要背景，在这两个二分中，隐喻被极速边缘化，失去了和知识的紧密联系，并且成了一种边缘的语言现象。有学者希望能够在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和当代的认知隐喻理论之间找到连续性，孤立地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的确不乏对隐喻的热情洋溢的赞美，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些赞美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的期待还有差距。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的话语所服务的目的中就可以看出来，诗学话语的目的是净化，用语在悲剧中仅排在第四位，修辞学话语的目的是展示事实，用语是应付庸俗大众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甚而，在用语内部，不管是在诗学还是在修辞学中，相对于语言的常规用法，隐喻都只是一种附属成分。
亚里士多德几乎限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的隐喻研究，并且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相对丰富和含混的论述也逐渐被限定到修辞格的分类学之中。隐喻的当代研究就是从打破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二分、承认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开始的。
#我的公交我的城#【二公司“珠珠热线”24小时不打烊】
疫情期间，如何守护大家的心理健康，普及科学防疫知识，引导公交员工不信谣、不传谣......这对于二公司教育培训部副部长、劳模工作室带头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袁汉珠，颇花了一些心思。
经办干事杨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疫情初期，公交停运、病毒肆虐加上网传段子，让杨柳陷入无形恐慌中，“一天要洗上十遍手，总是担心大人小孩被传染......”一天晚上，杨柳又开始心慌意乱，情急之下，她拨通了公司的“珠珠热线”——袁汉珠的电话。倾述自己“禁足”在家期间的烦闷与苦恼。“不能‘道听途说’，相信科学，注意防范，更重要的是战胜心魔。”电话中，袁汉珠循循善诱，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那天起，袁汉珠和杨柳便隔三差五的互通电话，分享各自抗“疫”经历，一起聊生活，话家常......“公司有2200多名员工，肯定也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对疫情充满恐慌和无知。我们要帮他们摆脱困境。”二人便组建了“珠珠热线”微信群。每天推送一篇新冠肺炎科普知识及科学防疫的文章，开展线上教学，通过“话疗”方式，化解员工恐慌心理，引导科学防疫。截止目前，该平台共计推送文章90余篇，点击量持续攀升，深受公交员工的欢迎。
3月25日，公交陆续复工复产，袁汉珠被安排到411路做随车安全员，待发车间隙，袁汉珠听到同事们又有了“新的顾虑”。下班回家后，她又上网搜索，详细了解了武汉防疫的最新进展及防疫措施，第二天，袁汉珠出刊了一期《新冠肺炎心理防疫知识知多少》的板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张贴到76条线路厂务公开栏，系统传授了疫情期间如何战胜心理恐慌、如何避免心理失控、乘坐公交如何做好防控、公交如何彻底消毒等有关复工复产的科学防疫知识，一系列干货，让一线驾驶员收获满满。
如今，袁汉珠师徒的业务已由最初的“一部手机”“一个微平台”扩展成为心理咨询室、心愿本、烦恼漂流瓶、“树洞”邮箱、疫情心理评估等多项业务，“珠珠热线”成为连接员工的心灵桥梁，24小时“不打烊”。
疫情期间，如何守护大家的心理健康，普及科学防疫知识，引导公交员工不信谣、不传谣......这对于二公司教育培训部副部长、劳模工作室带头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袁汉珠，颇花了一些心思。
经办干事杨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疫情初期，公交停运、病毒肆虐加上网传段子，让杨柳陷入无形恐慌中，“一天要洗上十遍手，总是担心大人小孩被传染......”一天晚上，杨柳又开始心慌意乱，情急之下，她拨通了公司的“珠珠热线”——袁汉珠的电话。倾述自己“禁足”在家期间的烦闷与苦恼。“不能‘道听途说’，相信科学，注意防范，更重要的是战胜心魔。”电话中，袁汉珠循循善诱，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那天起，袁汉珠和杨柳便隔三差五的互通电话，分享各自抗“疫”经历，一起聊生活，话家常......“公司有2200多名员工，肯定也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对疫情充满恐慌和无知。我们要帮他们摆脱困境。”二人便组建了“珠珠热线”微信群。每天推送一篇新冠肺炎科普知识及科学防疫的文章，开展线上教学，通过“话疗”方式，化解员工恐慌心理，引导科学防疫。截止目前，该平台共计推送文章90余篇，点击量持续攀升，深受公交员工的欢迎。
3月25日，公交陆续复工复产，袁汉珠被安排到411路做随车安全员，待发车间隙，袁汉珠听到同事们又有了“新的顾虑”。下班回家后，她又上网搜索，详细了解了武汉防疫的最新进展及防疫措施，第二天，袁汉珠出刊了一期《新冠肺炎心理防疫知识知多少》的板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张贴到76条线路厂务公开栏，系统传授了疫情期间如何战胜心理恐慌、如何避免心理失控、乘坐公交如何做好防控、公交如何彻底消毒等有关复工复产的科学防疫知识，一系列干货，让一线驾驶员收获满满。
如今，袁汉珠师徒的业务已由最初的“一部手机”“一个微平台”扩展成为心理咨询室、心愿本、烦恼漂流瓶、“树洞”邮箱、疫情心理评估等多项业务，“珠珠热线”成为连接员工的心灵桥梁，24小时“不打烊”。
【关键突破 打造铁路“智能大脑”】#特别聚焦# 上网购票、只需3秒刷脸进站、高铁全程可连WIFI……铁路作为大众化出行工具之一，以运量大、速度快、安全优质等特点，已成为公众出行的主要选择。人们之所以可以越来越好地体验旅途快乐，离不开铁路大数据的支撑。不久前，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的科研项目“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2019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让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铁路大数据研发与应用在铁路运输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0年，是新中国第一家行业科研院所，全过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铁路光辉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深入推进铁路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著名桥梁大师、铁路科技事业奠基人茅以升担任铁科院院长长达32年，先后有8位两院院士在铁科院工作。“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就是由铁科院牵头组织研发的。
“‘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是我们科研人员历经近十年的研究，坚持理论突破、技术创新、产研结合的技术路线，着力攻克多项关键科学问题，最终获得的成果。”铁科院大数据中心副主任马小宁在获悉该项目获得2019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后激动地说。在马小宁看来，铁科院众多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就是希望我们国家的铁路运输、铁路建设能够满足复杂运营条件下的大数据应用需求。
中国铁路难点多
大数据应用难度大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3.5万公里，全国铁路旅客年发送量35.79亿人次、货运年发送量34.40亿吨，均居世界第一。虽然我们的客货运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我们中国铁路发展的难点也不少。
“我们国家的铁路线路规模庞大，运营环境复杂，客户需求多样，安全运营要求高，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同时存在。同时，铁路信息化建设起步早、周期长、业务覆盖广，已经积累的总量接近10PB，覆盖铁路勘察设计、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客货服务等全业务领域的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存在着海量异构数据统一建模、整合和治理困难，支持PB级异构数据融合分析、通用和专用模型联动的高效大数据分析工具缺乏，复杂运营场景下跨专业大数据分析应用困难等三大世界性难题，对铁路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带来极大挑战。”马小宁说，目前，国外仅是针对个别业务范围内建设了点状大数据应用，未形成体系化大数据成套技术和解决方案。可以说，中国的铁路大数据应用，既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亟须实现自主创新的理论和技术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正是基于上述的这些问题，为尽快满足中国铁路复杂运营条件下的大数据应用需求，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铁路行业的深度融合，发挥铁路行业科技创新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引领作用，“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应运而生。
科研攻克三大难题
填补国际铁路大数据应用空白
大数据应用涉及铁路运输的方方面面，大至全国铁路运力的分配，小至某一车厢的控温，可以说，只要与铁路的安全运行和服务提升有关的内容，无一不与大数据相关。
以铁科院为主的科研团队着力攻克关键问题，十年磨一剑，针对铁路大数据资产模型构建、铁路大数据服务平台研制、跨专业跨媒体大数据应用等三个方面开展攻关，终于形成多项突破性创新成果，使中国铁路大数据应用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际铁路大数据应用的空白：
首创了面向复杂铁路网的大数据资产模型及治理方法，解决了铁路多模态全息化大数据资产统一建模、整合治理难题。
创新性提出了融合多计算模式、集成铁路专用分析模型的行业大数据服务平台架构及关键技术，解决了PB级规模下满足铁路多专业分析特点的高效大数据分析工具缺乏难题。
构建了铁路跨专业跨媒体大数据应用体系，解决了铁路运营、客货服务等领域规模化、标准化跨专业大数据分析应用难题。
“项目以‘平台+应用’的模式，以铁路大数据服务平台为依托，建立了面向铁路各专业的16个方面的大数据创新应用体系，实现了大数据技术与铁路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支撑了覆盖中国铁路核心业务的百余项、跨专业、跨行业的大数据分析，服务于国铁集团及各个铁路局。”马小宁说，大数据应用不论是在货运服务、设备故障检测方面，还是在运输安全保障等领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为快速而准确地寻找疑似者和确诊患者提供了帮助。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对我国的铁路运输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提高铁路运输效率、提升客货服务品质、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经在全国广泛应用，它支撑了年35亿旅客发送量和年34亿吨货运发送量的运营，近三年增收近261亿元。”马小宁说，该项目取得发明专利9项，主参编国家/行业标准6项，发表论文49篇，获得科技奖励6项，多名院士专家和国际铁道联盟一致认为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马小宁看来，该项目积累的成套体系和成熟经验，对天津市大数据产业发展也具有很好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对于服务好、支撑好天津市轨道交通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吸引和拉动更多创新主体来津发展，也具有显著意义。“我相信，铁路大数据应用给我们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还远远不止这些。我们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让所有旅客都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并且‘走得安全’。”马小宁说。（来源：《求贤》杂志撰文/李柏彦）https://t.cn/A620xibW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0年，是新中国第一家行业科研院所，全过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铁路光辉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深入推进铁路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著名桥梁大师、铁路科技事业奠基人茅以升担任铁科院院长长达32年，先后有8位两院院士在铁科院工作。“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就是由铁科院牵头组织研发的。
“‘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是我们科研人员历经近十年的研究，坚持理论突破、技术创新、产研结合的技术路线，着力攻克多项关键科学问题，最终获得的成果。”铁科院大数据中心副主任马小宁在获悉该项目获得2019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后激动地说。在马小宁看来，铁科院众多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就是希望我们国家的铁路运输、铁路建设能够满足复杂运营条件下的大数据应用需求。
中国铁路难点多
大数据应用难度大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3.5万公里，全国铁路旅客年发送量35.79亿人次、货运年发送量34.40亿吨，均居世界第一。虽然我们的客货运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我们中国铁路发展的难点也不少。
“我们国家的铁路线路规模庞大，运营环境复杂，客户需求多样，安全运营要求高，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同时存在。同时，铁路信息化建设起步早、周期长、业务覆盖广，已经积累的总量接近10PB，覆盖铁路勘察设计、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客货服务等全业务领域的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存在着海量异构数据统一建模、整合和治理困难，支持PB级异构数据融合分析、通用和专用模型联动的高效大数据分析工具缺乏，复杂运营场景下跨专业大数据分析应用困难等三大世界性难题，对铁路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带来极大挑战。”马小宁说，目前，国外仅是针对个别业务范围内建设了点状大数据应用，未形成体系化大数据成套技术和解决方案。可以说，中国的铁路大数据应用，既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亟须实现自主创新的理论和技术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正是基于上述的这些问题，为尽快满足中国铁路复杂运营条件下的大数据应用需求，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铁路行业的深度融合，发挥铁路行业科技创新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引领作用，“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应运而生。
科研攻克三大难题
填补国际铁路大数据应用空白
大数据应用涉及铁路运输的方方面面，大至全国铁路运力的分配，小至某一车厢的控温，可以说，只要与铁路的安全运行和服务提升有关的内容，无一不与大数据相关。
以铁科院为主的科研团队着力攻克关键问题，十年磨一剑，针对铁路大数据资产模型构建、铁路大数据服务平台研制、跨专业跨媒体大数据应用等三个方面开展攻关，终于形成多项突破性创新成果，使中国铁路大数据应用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际铁路大数据应用的空白：
首创了面向复杂铁路网的大数据资产模型及治理方法，解决了铁路多模态全息化大数据资产统一建模、整合治理难题。
创新性提出了融合多计算模式、集成铁路专用分析模型的行业大数据服务平台架构及关键技术，解决了PB级规模下满足铁路多专业分析特点的高效大数据分析工具缺乏难题。
构建了铁路跨专业跨媒体大数据应用体系，解决了铁路运营、客货服务等领域规模化、标准化跨专业大数据分析应用难题。
“项目以‘平台+应用’的模式，以铁路大数据服务平台为依托，建立了面向铁路各专业的16个方面的大数据创新应用体系，实现了大数据技术与铁路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支撑了覆盖中国铁路核心业务的百余项、跨专业、跨行业的大数据分析，服务于国铁集团及各个铁路局。”马小宁说，大数据应用不论是在货运服务、设备故障检测方面，还是在运输安全保障等领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为快速而准确地寻找疑似者和确诊患者提供了帮助。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铁路大数据成套技术研究及应用”对我国的铁路运输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提高铁路运输效率、提升客货服务品质、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经在全国广泛应用，它支撑了年35亿旅客发送量和年34亿吨货运发送量的运营，近三年增收近261亿元。”马小宁说，该项目取得发明专利9项，主参编国家/行业标准6项，发表论文49篇，获得科技奖励6项，多名院士专家和国际铁道联盟一致认为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马小宁看来，该项目积累的成套体系和成熟经验，对天津市大数据产业发展也具有很好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对于服务好、支撑好天津市轨道交通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吸引和拉动更多创新主体来津发展，也具有显著意义。“我相信，铁路大数据应用给我们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还远远不止这些。我们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让所有旅客都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并且‘走得安全’。”马小宁说。（来源：《求贤》杂志撰文/李柏彦）https://t.cn/A620xi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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