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城里养了一只土狗》(文|读者:夏天)
和阿盼相遇,是2019年的1月3日。我毕业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体制内的工作给了我一种闲暇时间很充裕的假象,加上突然到陌生城市的孤独感,让我觉得自己有时间精力也必须养一只狗。
当时没想过养土狗。金毛或者边牧才是理想中的宠物伴侣,一个是暖男代表,一个站在智商链顶端。进行养狗前准备工作的信息搜索时关注了一个关于领养的公众号。
是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工作日下午,点开了载有她和她兄弟姐妹送养信息的推文。五只田园犬,被发现的时候是清晨,在垃圾桶里。应该是前一天夜里被丢弃的,冬日的成都夜晚接近零度,一夜过去,几只小奶狗脚上甚至有红色冻伤斑痕,幸好都还活着,又恰逢小区快递驿站的主人有一只处于哺乳期的成犬,五只小家伙才得以幸存。
冬日里的天总是黑得特别早,五点半下班,等我赶到那个快递驿站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五只小狗都还在,黑白花麻,每只颜色都不一样。在昏暗的楼道灯光里,我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肉团子。
快递驿站主人让我自己选择,阿盼灰麻灰麻的,本来很不起眼,但她是最凶的一只。其他小奶狗看见陌生人都缩着往后躲,只有她,一个劲地冲着我汪汪汪——是凶人的那种吼法。但是那毛绒绒的身子和奶乎乎的声音,让人并不觉得凶,只觉得可爱。
于是,就是她了。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离开熟悉环境的小狗躲在盒子里哼哼唧唧,我抱着她轻声安抚,引来前排司机的注意,司机了解情况之后,站在他的立场劝告我:“短暂地养一下就好。”
司机的理由很充分也很现实,养宠物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品味,作为一个年轻的未婚女性,养一只土狗会让人觉得我没有品位。我不爱与人争辩,随声附和着他,望着窗外的流光溢彩,心里却在暗自诽谤,小孩子才说品味,成年人都知道,社会是被建构的。
其实我是第一次养狗。或者说,我是第一次在城市里养狗。
小时候住在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狗,我家里也不例外。小时候家里养的那只也是灰麻灰麻的土狗,随意地放养着,不需要做窝、精心搭配饮食,也不需要教他定点解便。
手忙脚乱是必然的。
到家的第一天晚上,没有准备狗窝。用旧毛衣和快递纸盒作了一个临时的窝,放在卧室床尾。半夜被他的嘤嘤叫得声音惊醒,只好用一条毯子裹住她,抱上床挨着我睡,也许她需要的就是体温,或者体温带来的庇护感,后半夜她就在床上安安静静地睡着了。后来,她的窝一直都在我的卧室里,没有离开过。
我给她取名叫阿盼。那时候和男友异地,取名阿盼寄托了对未来的诸多美好期待。后来男友来到我在的城市,一起照顾小奶狗仿佛共同养育一个小孩,精心伺候吃喝拉撒,定期打针看病。工作日晚饭后,我们会手牵着手去楼下的锦江边遛狗,累了就找个长椅坐着聊天。深冬的夜晚,头顶的树掉光了叶只剩下枝丫,暖黄的灯光倾泻下来,牵着恋人与狗,江水静流,行人两三,是可以用岁月静好来形容的。
是在和男友分手后,某个抱着阿盼痛哭的夜晚才意识到,盼这个词从来就不美好,拆开来看,是要目送他离去的。他回去自己的城市那天,背着一个双肩包,背对着我挥了挥手,我们都以为只是短暂分别,却再也没有会面。仿佛是某种迷信的应验,像极了那个“盼”字。
于是开始学着适应一人养狗的生活,其实一开始并不适应。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是牵她出去解便,她从不在家解便,总是要等我回家。于是不定期的加班就成为了一种煎熬,每次都担心她会憋到难受。她开始进入磨牙期,买来的牛骨磨牙棒她兴趣缺缺,反而对我的鞋子和家里的桌椅情有独钟,在租来的房子里把房东的沙发和桌椅都啃破了角,一旦忘记把鞋子放进鞋柜回家就会损失一双鞋。
而随着她渐渐长大,在城市里养土狗也有越来越多的困扰。
退却毛绒绒的奶狗光环后,阿盼的确长得不够好看,她很像农村里看家的大黄,居住在城市里的老人,大多从农村迁居而来,保留着对这种土狗的警惕。有很多次我牵着阿盼,他们陪着自己的孙子在小区里遛弯,看到阿盼,他们总是流露出警惕甚至嫌恶的表情,然后快速地牵着小朋友离开。甚至有人会口出恶言,质问我为什么要养这种咬人的狗,尽管阿盼看也没有看过他们一眼。
阿盼的脾气秉性也保留了田园犬的忠诚和警戒,不同于宠物狗对人类天然的亲近,她只亲近我。每天一起遛狗的其他狗友,想要摸摸她,都会被她用极其刁钻的姿势躲开。家里来了朋友,她也会表现出明显的戒备。需要一遍一遍地摸着她的背安抚:“这是家里来的客人,不可以凶哦”,她才会慢慢地放松下来。寄养她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她寄养的地方,她拒绝吃东西,带她出去解便就要挣脱绳子往外跑,好几次差点溜走。
我也渐渐产生了力不从心的感觉。一个人养狗意味着没有自然醒的周末、没有旅行、没有社交。一个人去遛狗也不再让我觉得美好,只觉得疲累。
终于,我决定送养她。在送养的网站上挑了很久,才选择到了合适的主人,一个美术培训班的老师,需要养一只狗在工作室。工作室不远,就在离我6公里的乡镇上,我们商量之后我被允许每周都可以去看望她。我送阿盼去他的工作室,在一个工作日下班后。春夏之交的季节,夕阳很美。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之后,我转身离开,就在离开的一瞬间,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我很自责,觉得自己在没有能力的时候冲动下做了决定,然后又随意地将她抛弃。我能确认美术老师不会虐待她,但我不确认,她以后是否还会快乐。
回到家打开门,空空荡荡。门口的鞋柜里还有一只被阿盼咬坏的鞋子,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家里没有铺面而来的热情,只有无边的孤独。夜里躺在床上,脚边的狗窝消失了,我突然想起阿盼睡觉时候会害怕,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的遭遇,她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每次这个时候都需要我轻轻拍打她的后颈她才能安稳入眠。
于是那一晚上我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纠结许久还是发出了那条消息:“嗨,朋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可以把阿盼带回来吗?”
尽管几经波折,但最后还是把她带回来了。
以前的那些困扰也还在。但比起这些困扰,我知道,我不能承受失去她。在那个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夜里,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楚的认知,我的情感过于充沛,必须有所寄托。而她是我的情感寄托。也许不是阿盼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她。我需要她的陪伴和热情,需要为她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最重要的是,为她付出爱,看着她快乐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适应了独自养狗的生活后,我的生活变得规律。每天定时遛狗,周末早起,偶尔与朋友小聚。当然,朋友们都已经与阿盼熟识。毕竟朋友是有限的,而阿盼的记忆力绝佳,每一个来过家里的朋友她都有记忆,慢慢地她也跟朋友们也熟悉起来,甚至会主动跳进朋友的怀里求抱抱。
在小区里遛她的时候如果碰到怕狗的老人或者小孩,我会主动牵着她避开。而她的警戒则带给独居的我极大的安全感,夜晚楼道的人声、窗外莫名的异响,她都会发出低沉的咕噜咕噜声音给我警示,在我示意安全之后,她就会安静下来,然后陪着我一起睡去。
在城市里,我养着阿盼。她是一只土狗,长得不够好看,给我添了许多麻烦,让我的生活受到诸多限制,但是她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我。
我也爱她。#当地回应建议中华田园犬移除禁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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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盼相遇,是2019年的1月3日。我毕业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体制内的工作给了我一种闲暇时间很充裕的假象,加上突然到陌生城市的孤独感,让我觉得自己有时间精力也必须养一只狗。
当时没想过养土狗。金毛或者边牧才是理想中的宠物伴侣,一个是暖男代表,一个站在智商链顶端。进行养狗前准备工作的信息搜索时关注了一个关于领养的公众号。
是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工作日下午,点开了载有她和她兄弟姐妹送养信息的推文。五只田园犬,被发现的时候是清晨,在垃圾桶里。应该是前一天夜里被丢弃的,冬日的成都夜晚接近零度,一夜过去,几只小奶狗脚上甚至有红色冻伤斑痕,幸好都还活着,又恰逢小区快递驿站的主人有一只处于哺乳期的成犬,五只小家伙才得以幸存。
冬日里的天总是黑得特别早,五点半下班,等我赶到那个快递驿站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五只小狗都还在,黑白花麻,每只颜色都不一样。在昏暗的楼道灯光里,我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肉团子。
快递驿站主人让我自己选择,阿盼灰麻灰麻的,本来很不起眼,但她是最凶的一只。其他小奶狗看见陌生人都缩着往后躲,只有她,一个劲地冲着我汪汪汪——是凶人的那种吼法。但是那毛绒绒的身子和奶乎乎的声音,让人并不觉得凶,只觉得可爱。
于是,就是她了。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离开熟悉环境的小狗躲在盒子里哼哼唧唧,我抱着她轻声安抚,引来前排司机的注意,司机了解情况之后,站在他的立场劝告我:“短暂地养一下就好。”
司机的理由很充分也很现实,养宠物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品味,作为一个年轻的未婚女性,养一只土狗会让人觉得我没有品位。我不爱与人争辩,随声附和着他,望着窗外的流光溢彩,心里却在暗自诽谤,小孩子才说品味,成年人都知道,社会是被建构的。
其实我是第一次养狗。或者说,我是第一次在城市里养狗。
小时候住在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狗,我家里也不例外。小时候家里养的那只也是灰麻灰麻的土狗,随意地放养着,不需要做窝、精心搭配饮食,也不需要教他定点解便。
手忙脚乱是必然的。
到家的第一天晚上,没有准备狗窝。用旧毛衣和快递纸盒作了一个临时的窝,放在卧室床尾。半夜被他的嘤嘤叫得声音惊醒,只好用一条毯子裹住她,抱上床挨着我睡,也许她需要的就是体温,或者体温带来的庇护感,后半夜她就在床上安安静静地睡着了。后来,她的窝一直都在我的卧室里,没有离开过。
我给她取名叫阿盼。那时候和男友异地,取名阿盼寄托了对未来的诸多美好期待。后来男友来到我在的城市,一起照顾小奶狗仿佛共同养育一个小孩,精心伺候吃喝拉撒,定期打针看病。工作日晚饭后,我们会手牵着手去楼下的锦江边遛狗,累了就找个长椅坐着聊天。深冬的夜晚,头顶的树掉光了叶只剩下枝丫,暖黄的灯光倾泻下来,牵着恋人与狗,江水静流,行人两三,是可以用岁月静好来形容的。
是在和男友分手后,某个抱着阿盼痛哭的夜晚才意识到,盼这个词从来就不美好,拆开来看,是要目送他离去的。他回去自己的城市那天,背着一个双肩包,背对着我挥了挥手,我们都以为只是短暂分别,却再也没有会面。仿佛是某种迷信的应验,像极了那个“盼”字。
于是开始学着适应一人养狗的生活,其实一开始并不适应。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是牵她出去解便,她从不在家解便,总是要等我回家。于是不定期的加班就成为了一种煎熬,每次都担心她会憋到难受。她开始进入磨牙期,买来的牛骨磨牙棒她兴趣缺缺,反而对我的鞋子和家里的桌椅情有独钟,在租来的房子里把房东的沙发和桌椅都啃破了角,一旦忘记把鞋子放进鞋柜回家就会损失一双鞋。
而随着她渐渐长大,在城市里养土狗也有越来越多的困扰。
退却毛绒绒的奶狗光环后,阿盼的确长得不够好看,她很像农村里看家的大黄,居住在城市里的老人,大多从农村迁居而来,保留着对这种土狗的警惕。有很多次我牵着阿盼,他们陪着自己的孙子在小区里遛弯,看到阿盼,他们总是流露出警惕甚至嫌恶的表情,然后快速地牵着小朋友离开。甚至有人会口出恶言,质问我为什么要养这种咬人的狗,尽管阿盼看也没有看过他们一眼。
阿盼的脾气秉性也保留了田园犬的忠诚和警戒,不同于宠物狗对人类天然的亲近,她只亲近我。每天一起遛狗的其他狗友,想要摸摸她,都会被她用极其刁钻的姿势躲开。家里来了朋友,她也会表现出明显的戒备。需要一遍一遍地摸着她的背安抚:“这是家里来的客人,不可以凶哦”,她才会慢慢地放松下来。寄养她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她寄养的地方,她拒绝吃东西,带她出去解便就要挣脱绳子往外跑,好几次差点溜走。
我也渐渐产生了力不从心的感觉。一个人养狗意味着没有自然醒的周末、没有旅行、没有社交。一个人去遛狗也不再让我觉得美好,只觉得疲累。
终于,我决定送养她。在送养的网站上挑了很久,才选择到了合适的主人,一个美术培训班的老师,需要养一只狗在工作室。工作室不远,就在离我6公里的乡镇上,我们商量之后我被允许每周都可以去看望她。我送阿盼去他的工作室,在一个工作日下班后。春夏之交的季节,夕阳很美。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之后,我转身离开,就在离开的一瞬间,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我很自责,觉得自己在没有能力的时候冲动下做了决定,然后又随意地将她抛弃。我能确认美术老师不会虐待她,但我不确认,她以后是否还会快乐。
回到家打开门,空空荡荡。门口的鞋柜里还有一只被阿盼咬坏的鞋子,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家里没有铺面而来的热情,只有无边的孤独。夜里躺在床上,脚边的狗窝消失了,我突然想起阿盼睡觉时候会害怕,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的遭遇,她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每次这个时候都需要我轻轻拍打她的后颈她才能安稳入眠。
于是那一晚上我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纠结许久还是发出了那条消息:“嗨,朋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可以把阿盼带回来吗?”
尽管几经波折,但最后还是把她带回来了。
以前的那些困扰也还在。但比起这些困扰,我知道,我不能承受失去她。在那个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夜里,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楚的认知,我的情感过于充沛,必须有所寄托。而她是我的情感寄托。也许不是阿盼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她。我需要她的陪伴和热情,需要为她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最重要的是,为她付出爱,看着她快乐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适应了独自养狗的生活后,我的生活变得规律。每天定时遛狗,周末早起,偶尔与朋友小聚。当然,朋友们都已经与阿盼熟识。毕竟朋友是有限的,而阿盼的记忆力绝佳,每一个来过家里的朋友她都有记忆,慢慢地她也跟朋友们也熟悉起来,甚至会主动跳进朋友的怀里求抱抱。
在小区里遛她的时候如果碰到怕狗的老人或者小孩,我会主动牵着她避开。而她的警戒则带给独居的我极大的安全感,夜晚楼道的人声、窗外莫名的异响,她都会发出低沉的咕噜咕噜声音给我警示,在我示意安全之后,她就会安静下来,然后陪着我一起睡去。
在城市里,我养着阿盼。她是一只土狗,长得不够好看,给我添了许多麻烦,让我的生活受到诸多限制,但是她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我。
我也爱她。#当地回应建议中华田园犬移除禁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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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女婿# “孩子我带,还不跟我姓,吃饭从不上桌”,近日,贵州毕节一7年上门女婿在网上哭诉,看到我突然有点不厚道的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所遭遇的不知道有多少女性正在经历的事情吗?现在只是性别互换而已。
据介绍,曾先生今年33岁,结婚7年,有个3岁半的孩子,在视频中提到“做上门女婿7年了,在家里处处被丈母娘、岳父提防,身上从来没有超过30块钱。”
说实在,如果是女性说这个话我会很心痛,毕竟真的挺多女性结婚后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全靠丈夫给点生活费,还得省吃俭用,多买点都会遭到丈夫的责骂,妥妥熬成了黄脸婆。
曾先生还称老婆是个妈宝都听父母的,让自己的婚姻进退两难,等自己有钱了,一定要搬出去住。
这又让我想到了妈宝男,把老婆娶回家,委屈自己的老婆,事事以父母为主,没主见,有什么错都是老婆的错,必须让老婆给婆婆道歉,要是再遇到一个挑事的婆婆,那就是度日如年。
问到曾先生为什么当上门女婿?曾先生说是因为太喜欢她了,让他做什么都愿意。当婚后面对柴米油盐的时候感情就慢慢变质了。曾先生的故事真的很典型,妥妥的就是女性版的悲惨婚姻生活。
女子的婚姻不也就是因为喜欢了一个人,而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生活,义无反顾的嫁到男子的家庭,嫁得好,有丈夫疼爱,公婆相处融洽,嫁的不好的,也就是像曾先生一样的遭遇。
希望有更多的男性可以看到曾先生的遭遇,这样可以反思下自己家里的妻子是否也同样经历这些,如果反过来,让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否能接受?好好爱自己妻子,真的嫁给你是她一辈子的赌博。#婚姻# #贵州身边事#
据介绍,曾先生今年33岁,结婚7年,有个3岁半的孩子,在视频中提到“做上门女婿7年了,在家里处处被丈母娘、岳父提防,身上从来没有超过30块钱。”
说实在,如果是女性说这个话我会很心痛,毕竟真的挺多女性结婚后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全靠丈夫给点生活费,还得省吃俭用,多买点都会遭到丈夫的责骂,妥妥熬成了黄脸婆。
曾先生还称老婆是个妈宝都听父母的,让自己的婚姻进退两难,等自己有钱了,一定要搬出去住。
这又让我想到了妈宝男,把老婆娶回家,委屈自己的老婆,事事以父母为主,没主见,有什么错都是老婆的错,必须让老婆给婆婆道歉,要是再遇到一个挑事的婆婆,那就是度日如年。
问到曾先生为什么当上门女婿?曾先生说是因为太喜欢她了,让他做什么都愿意。当婚后面对柴米油盐的时候感情就慢慢变质了。曾先生的故事真的很典型,妥妥的就是女性版的悲惨婚姻生活。
女子的婚姻不也就是因为喜欢了一个人,而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生活,义无反顾的嫁到男子的家庭,嫁得好,有丈夫疼爱,公婆相处融洽,嫁的不好的,也就是像曾先生一样的遭遇。
希望有更多的男性可以看到曾先生的遭遇,这样可以反思下自己家里的妻子是否也同样经历这些,如果反过来,让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否能接受?好好爱自己妻子,真的嫁给你是她一辈子的赌博。#婚姻# #贵州身边事#
8月18日
《人民日报》
报道大理宾川八旬老中医李伯藩
一心为群众 义诊十六年
↓↓↓
只开方分文不取,义诊坚持16年,年过八旬的老中医李伯藩的事迹让人感动。
李伯藩,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中医院原院长。退休后,他婉拒昆明、大理的高薪邀请,留在滇西小城宾川县,他说,患者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患者。
十几年如一日开展义诊,只要患者上门,哪怕春节也照常看诊;大年初一赶30多公里路出诊;每天坚持坐诊10多个小时……作为有近40年党龄的老党员,李伯藩一辈子用医者仁心展现着共产党员甘于奉献、服务群众的品格。
把患者看得很重很重
采访李伯藩,约在了星期日晚上8点。每天要看上百个病号,李伯藩白天实在抽不出时间。
“县外病人多,来一趟宾川不容易。”李伯藩解释道。考虑到病人多,李伯藩只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义诊16年,李伯藩的日程安排反而越来越满:周一周二在宾川县医院义诊,周三周四在宾川县中医院,周五到周日在自己的义诊工作室。
李伯藩退休后,昆明、大理的不少大医院听说了,亲自登门邀请。有的许诺丰厚报酬,有的承诺解决子女工作,有的干脆请他自己提条件,但都被李伯藩一口回绝。他说:“患者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患者。患者知道我在宾川,除了宾川我哪儿也不去。”
可为了患者,他也曾一路颠簸40公里去丽江。给慢性肾衰竭患者李美菊开药后,李伯藩一再交代一周后回诊,两周没见患者上门,李伯藩坐着学生的摩托车就去了丽江市永胜县。得知李美菊已经可以正常排尿,他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如今,82岁高龄的李伯藩白天义诊八九个小时,晚上还要抽出两个小时通过邮件和电话远程诊疗。随着李伯藩年纪越来越大,志愿者心疼李伯藩,要求限号。可不管是否提前挂号,他总是看完诊室最后一个病号才会去吃饭。
把金钱看得很轻很轻
前一个患者还没走出诊室,下个患者已经坐到了面前。李伯藩义诊室座无虚席,却无人吵闹,氛围跟普通医院不一样:门庭若市,却没人收费;只开方,不收钱。有人替李伯藩算了笔账:如果收挂号费,一个人即便只有8元钱,十几年收入也有两三百万元。
碰上患者送钱,李伯藩都会婉拒。有患者把钱塞到他手里,他就用处方把钱一卷,再还给患者。来找李伯藩看病的,大多是疑难杂症,有的人甚至因为看病花光了积蓄。“中药便宜,便宜的十几块,贵的也不过几十块,不要挂号费,就能帮患者省出一剂药钱。”
有回德宏一家糖厂工会邀请李伯藩前去坐诊,临走时,糖厂的财务人员送上了一笔钱作为酬劳,李伯藩婉言谢绝:“我来是为职工看病的,不是来赚外快的。”
有年春节,一名从香港专程赶来的老人在子女的搀扶下找到李伯藩家的小院表示感谢,临走时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想要给李伯藩。李伯藩说:“心意领了,但红包我不能要;您身体健康,还大老远来看我,就是送给我无价之宝了!”
2014年,他入围“中国好人榜”,后来还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李伯藩的各种奖状和证书可以铺满桌子,但却都收在了箱子里,从不拿出来炫耀。
一个人带动了一批人
1940年10月,李伯藩出生在宾川县一个中医世家。“祖辈行医看病,也不收费。”李伯藩说,奶奶行医,看病免费,隔段时间清空赊欠药费的患者名单;父亲李子宽临终当天,还在为患者把脉开方。父亲曾说:“伯藩,要记住,当医生要以治病救人为主,不能为了钱。对穷人要多关心一点,对他们态度要更好一点。”
上世纪60年代初,县里安排20岁出头的李伯藩去偏远的拉乌彝族乡建卫生院。“那时的拉乌,缺医少药严重,老百姓看病实在难。”当地村民有石料的出石料,有木头的搬木头,啥也没有的出力气。不到一年,两层的拉乌卫生院建成。也是在拉乌,看着一双双沾着泥土、长满厚茧的手,李伯藩明白了父亲对他临终嘱托的意义。
1982年11月24日,宾川县中医院正式成立,李伯藩成了宾川县中医院的第一任院长。8间旧平房、几箱从县医院搬来的药材,成了宾川县中医院的全部家当。硬件薄弱,偶有患者发脾气,李伯藩这样要求职工:“患者把口水吐到脸上,擦了就是;但过后要找出患者吐口水的原因;如果想发财,就改行,不要当医生。”
对患者,李伯藩则是另一种态度。“这服药吃完你再来,我看看是否需要调整药方。”慕名而来的多半是疑难杂症患者,李伯藩看病,从不跟患者承诺疗效,却总是能给人以信心和安慰。
虽是中医,可李伯藩并不排斥CT,其他医院的检查单,李伯藩也会仔细看。他说:“人家CT拍得更清晰,不能排斥科学。”
李伯藩一个人,带动了一批人,县里也给予大力支持。李伯藩的义诊室,是县里提供的场地;不光是李伯藩自己义诊,他的徒弟,还有各个医院、县委县政府招募的志愿者都参与了进来。“单靠我自己,哪能看得了这么多患者。”李伯藩说。开在县中医院的中医义诊工作室,县内中医医师轮流义诊,既有来自县内各医院的,也有个体中医诊所的,每周三至周日定期轮流坐诊,也是免费开方。
《人民日报》
报道大理宾川八旬老中医李伯藩
一心为群众 义诊十六年
↓↓↓
只开方分文不取,义诊坚持16年,年过八旬的老中医李伯藩的事迹让人感动。
李伯藩,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中医院原院长。退休后,他婉拒昆明、大理的高薪邀请,留在滇西小城宾川县,他说,患者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患者。
十几年如一日开展义诊,只要患者上门,哪怕春节也照常看诊;大年初一赶30多公里路出诊;每天坚持坐诊10多个小时……作为有近40年党龄的老党员,李伯藩一辈子用医者仁心展现着共产党员甘于奉献、服务群众的品格。
把患者看得很重很重
采访李伯藩,约在了星期日晚上8点。每天要看上百个病号,李伯藩白天实在抽不出时间。
“县外病人多,来一趟宾川不容易。”李伯藩解释道。考虑到病人多,李伯藩只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义诊16年,李伯藩的日程安排反而越来越满:周一周二在宾川县医院义诊,周三周四在宾川县中医院,周五到周日在自己的义诊工作室。
李伯藩退休后,昆明、大理的不少大医院听说了,亲自登门邀请。有的许诺丰厚报酬,有的承诺解决子女工作,有的干脆请他自己提条件,但都被李伯藩一口回绝。他说:“患者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患者。患者知道我在宾川,除了宾川我哪儿也不去。”
可为了患者,他也曾一路颠簸40公里去丽江。给慢性肾衰竭患者李美菊开药后,李伯藩一再交代一周后回诊,两周没见患者上门,李伯藩坐着学生的摩托车就去了丽江市永胜县。得知李美菊已经可以正常排尿,他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如今,82岁高龄的李伯藩白天义诊八九个小时,晚上还要抽出两个小时通过邮件和电话远程诊疗。随着李伯藩年纪越来越大,志愿者心疼李伯藩,要求限号。可不管是否提前挂号,他总是看完诊室最后一个病号才会去吃饭。
把金钱看得很轻很轻
前一个患者还没走出诊室,下个患者已经坐到了面前。李伯藩义诊室座无虚席,却无人吵闹,氛围跟普通医院不一样:门庭若市,却没人收费;只开方,不收钱。有人替李伯藩算了笔账:如果收挂号费,一个人即便只有8元钱,十几年收入也有两三百万元。
碰上患者送钱,李伯藩都会婉拒。有患者把钱塞到他手里,他就用处方把钱一卷,再还给患者。来找李伯藩看病的,大多是疑难杂症,有的人甚至因为看病花光了积蓄。“中药便宜,便宜的十几块,贵的也不过几十块,不要挂号费,就能帮患者省出一剂药钱。”
有回德宏一家糖厂工会邀请李伯藩前去坐诊,临走时,糖厂的财务人员送上了一笔钱作为酬劳,李伯藩婉言谢绝:“我来是为职工看病的,不是来赚外快的。”
有年春节,一名从香港专程赶来的老人在子女的搀扶下找到李伯藩家的小院表示感谢,临走时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想要给李伯藩。李伯藩说:“心意领了,但红包我不能要;您身体健康,还大老远来看我,就是送给我无价之宝了!”
2014年,他入围“中国好人榜”,后来还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李伯藩的各种奖状和证书可以铺满桌子,但却都收在了箱子里,从不拿出来炫耀。
一个人带动了一批人
1940年10月,李伯藩出生在宾川县一个中医世家。“祖辈行医看病,也不收费。”李伯藩说,奶奶行医,看病免费,隔段时间清空赊欠药费的患者名单;父亲李子宽临终当天,还在为患者把脉开方。父亲曾说:“伯藩,要记住,当医生要以治病救人为主,不能为了钱。对穷人要多关心一点,对他们态度要更好一点。”
上世纪60年代初,县里安排20岁出头的李伯藩去偏远的拉乌彝族乡建卫生院。“那时的拉乌,缺医少药严重,老百姓看病实在难。”当地村民有石料的出石料,有木头的搬木头,啥也没有的出力气。不到一年,两层的拉乌卫生院建成。也是在拉乌,看着一双双沾着泥土、长满厚茧的手,李伯藩明白了父亲对他临终嘱托的意义。
1982年11月24日,宾川县中医院正式成立,李伯藩成了宾川县中医院的第一任院长。8间旧平房、几箱从县医院搬来的药材,成了宾川县中医院的全部家当。硬件薄弱,偶有患者发脾气,李伯藩这样要求职工:“患者把口水吐到脸上,擦了就是;但过后要找出患者吐口水的原因;如果想发财,就改行,不要当医生。”
对患者,李伯藩则是另一种态度。“这服药吃完你再来,我看看是否需要调整药方。”慕名而来的多半是疑难杂症患者,李伯藩看病,从不跟患者承诺疗效,却总是能给人以信心和安慰。
虽是中医,可李伯藩并不排斥CT,其他医院的检查单,李伯藩也会仔细看。他说:“人家CT拍得更清晰,不能排斥科学。”
李伯藩一个人,带动了一批人,县里也给予大力支持。李伯藩的义诊室,是县里提供的场地;不光是李伯藩自己义诊,他的徒弟,还有各个医院、县委县政府招募的志愿者都参与了进来。“单靠我自己,哪能看得了这么多患者。”李伯藩说。开在县中医院的中医义诊工作室,县内中医医师轮流义诊,既有来自县内各医院的,也有个体中医诊所的,每周三至周日定期轮流坐诊,也是免费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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