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会过得有多好，却也没想到过得这么糟，这就是世事难预料吧。我的骄傲我的尊严我的身体都破败了，一切都毁了，不可逆地把从前的那个我给杀了，现实折磨我的那些难言苦痛作为梦魇日夜如影随形。25岁的人了，竟然活成这样也挺哭笑不得，我对不起的人有太多，对不起爷爷奶奶、对不起姥姥、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起那些真心爱我的人，最最对不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这世上有些人是溺水的人，而我是骆驼，我们都在寻找着稻草。我只是想做个缩头乌龟躲开所有的难堪和寂寞失落，喧闹的人群和热闹的节日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千问千寻大运河】古宅、胡同、美食、文化……时空宝藏杨柳青！】https://t.cn/A6xeNOX2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的老镇区。
古老的街巷，看起来有些破败的老宅，却是冯立最喜欢驻足的地方，站在老街中，岁月似乎静止，老宅的每一片砖瓦都在安静地诉说着百年经历的风雨飘摇。
冯立
“70后”冯立是地道的杨柳青人，从幼时起，他就住在古老的窄巷中，看着杨柳青的杨柳依依、灰墙古道一天天长大。成年后，冯立沉浸在对杨柳青历史的研究中，成为一名地方史专家。
因运河而兴的杨柳青就像一个时空宝藏，沉淀和记录着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传承和保护着中华的文化瑰宝。
被岁月洗礼的古宅遗迹中“藏”着杨柳青的过往，历史被一点点揭开，百年前的杨柳青穿越时空，在史料记载和遗迹发掘中揭开面纱……
90多座清末民初老宅
戏楼、牌坊、仿清建筑群……如今的杨柳青古镇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又充满着浓郁的现代气息。
运河一侧，一片粉刷一新的白色围墙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末民初时代的一座座宅院和民房保持着旧时的模样，绿色围挡将他们保护起来。老房子上精美的雕刻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历经了百年风雨。
老镇区的民宅被保护起来
冯立喜欢穿梭在这些旧时的古老街巷中，他一座座数过，目前，杨柳青西部老镇区保留清末民初的建筑仍有90多座，这些老宅中“藏”着杨柳青的历史。
老宅上精美的雕刻
1992年，杨柳青蓆市大街遗址被发现，面积约1000平方米。据《西青区志》等资料记载，考古发现了包括金、元、明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陶器、瓷器残片和墓砖、度量衡用具。
蓆市大街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史料记载，证明了杨柳青自金代就是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
杨柳青镇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金贞祐二年，当城、沙窝、小南河寨等遗址的发掘证实杨柳青在宋代驻扎军寨，此后形成人口聚集的部落。
杨柳青运河老照片
明清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杨柳青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漕运码头，杨柳青进入繁盛阶段，彼时的杨柳青十里长堤，杨柳依依，商贾如云，景色秀美，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象。
“杨柳青因运河繁荣，建筑也顺河而建，杨柳青几乎没有正南正北的房屋，所有的房屋都垂直于运河。”冯立说，运河南边多为农田，北边是商业和民宅，房屋沿着运河蜿蜒曲折，临河的一面是门，方便接收船只运来的货物，船户、农民、商人和杨柳青年画经营者是当时杨柳青的主要人群分类。
清末民初的老宅
杨柳青街道突出的特点是以功能分区，靠近运河的是河沿大街，再之后有估衣街、猪市大街、蓆市大街、菜市大街等，民居分布聚集在各条胡同中。
街道的名字直接透露出每条街道的功能——估衣街卖衣服、菜市大街卖菜、猪市大街卖肉、蓆市大街卖苇席和筐篮等。每到春节，蓆市大街成为年画市场……
猪市大街
如今的蓆市大街
菜市大街
冯立的记忆中还有杨柳青昔日的景象，小时候的他住在老宅中，走出院门，穿梭在胡同间，运河边的杨柳依依，街巷中的大槐树，古建筑泛旧的灰墙……
对比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杨柳青的格局从清朝至20世纪90年代基本未曾改变。
20世纪90年代末前的杨柳青
随着城镇发展，杨柳青古镇进行改造，但部分老宅被保护下来，老宅的古老和现代化的建筑融合成多元化的杨柳青。
“仿版”南方建筑
漕运带来了杨柳青经济的繁盛，也使杨柳青成为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汇地，很多南方独有的建筑艺术被复制到杨柳青。
如今被保护下来的老宅中，依然能看到独特的建筑风格，八字门、拐弯抹角、特殊的瓦檐结构、精美的砖雕，斑驳的百年石板路……
杨柳青有一些建筑风格，北方非常少见，而南方却非常多。在几年前的“寻根大运河”活动中，冯立和一行学者对运河进行了系统调研，在南方城市找到了这些建筑的根源。
门边的砖墙呈八字状临街，既满足了自家院门有台阶的需要，又不会影响行人从自家门前通过，“这种院门的样式在天津其他地方都没有，在常州、上海等地可以见到。”追根溯源中，冯立在南方找到了八字门。
杨柳青的八字门
石库门是南方特有的建筑形式，它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富绅为安全起见，修建住宅时把门户改小，以求门户严谨，杨柳青的民宅中也发现了“仿石库门”的形式。
院墙临街的拐角处出现一处抹角，为了便于行人、车辆同行方便，这是房屋主人公德意识的体现，也是一种建筑与道德相结合的智慧。这种名为“拐弯抹角”的建筑风格在北京比较常见，被视为皇城文化的体现。北京胡同的“拐弯抹角”如今已经基本消失，但在杨柳青被保存至今……
杨柳青的“拐弯抹角”
为什么杨柳青有那么多华北罕见的建筑形式？冯立认为，杨柳青是运河重要码头，而大运河连接着诸多江南城市，这些建筑形式从大运河上来到杨柳青，可以说，杨柳青借着运河汇集了南北建筑的精华。
运河边的美食和文化
黎记包子是杨柳青传统美食的代表，传说中的杨柳青黎记包子有多好吃？虽然黎记包子已经停业，冯立找到了掌故老人，知道了黎记包子的特殊配方。
对杨柳青历史的研究中，美食是不可略过的部分。史料记载，杨柳青的饮食业起自元代，当时沿河两岸设有饭摊，零售糕饼包子等类食品，为过路行旅打尖食用。自明永乐年后，杨柳青的茶肆酒楼更是鳞次栉比。
在冯立的记忆中，西渡口对面有一条因经营饮食业而得名“饭店”的一处街市，黎记包子最早就在西渡口胡同的西南角。当年的黎记包子门庭若市，很多市里人专程跑到杨柳青吃黎记包子。当年的孙记酥糖更富盛名，购买要排长队，同样是杨柳青美食的代表。
如今，黎记包子已经停业，孙记酥糖被打工的王家人传承下来，杨柳青酥糖至今保留着传统工艺，是杨柳青的著名特产。
美食代表着杨柳青繁盛时期的物质丰富，杨柳青的文化更是异彩纷呈，武术家、评书家、诗人……杨柳青名人辈出。
“当年的杨柳青有很多书场，可见评书艺术之盛，书场的格局和现在的相声馆差不多，杨柳青诞生了很多评书大家。”一次和评书艺术家田连元的交流中，冯立听田连元讲起了在杨柳青的故事。
1958年，田连元到杨柳青说书。此前，他的表演得不到观众认可，观众最多十五六位，最少的时候三四位。田连元曾几次试图转行，来到杨柳青说书后，每天能有四五十人听他说书，杨柳青人对评书的喜爱让田连元有了自信，从此，他在评书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杨柳青的美食、杨柳青的文化在冯立的研究中逐渐清晰，杨柳青的民俗更是冯立最深的记忆。
杨柳青花会
杨柳青的花会是20世纪80年代春节的一大特色，每年春节，冯立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赶庙会，开庙会期间，正是各种花会表演的最佳时机，“正月十四到十六，各道花会旌旗招展，龙灯、狮子、碌碡、高跷、法鼓，在杨柳青各条街道巡演，一阵锣鼓刚过去，一阵吹打又过来，简直闹翻了天。街道上、墙上、房上都站满了人。”
而今，杨柳青花会仍然是元宵节的天津特色，全国到杨柳青观光过节的游客越来越多，杨柳青的花会也逐渐走向全国，为大家知晓。
重温运河的历史，辉煌灿烂，在历史中回望杨柳青的过往，作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文史组副组长，冯立对杨柳青的未来充满期待，“传承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开发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杨柳青的未来无限风光。”（津云新闻记者 劳韵霏）
古老的街巷，看起来有些破败的老宅，却是冯立最喜欢驻足的地方，站在老街中，岁月似乎静止，老宅的每一片砖瓦都在安静地诉说着百年经历的风雨飘摇。
冯立
“70后”冯立是地道的杨柳青人，从幼时起，他就住在古老的窄巷中，看着杨柳青的杨柳依依、灰墙古道一天天长大。成年后，冯立沉浸在对杨柳青历史的研究中，成为一名地方史专家。
因运河而兴的杨柳青就像一个时空宝藏，沉淀和记录着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传承和保护着中华的文化瑰宝。
被岁月洗礼的古宅遗迹中“藏”着杨柳青的过往，历史被一点点揭开，百年前的杨柳青穿越时空，在史料记载和遗迹发掘中揭开面纱……
90多座清末民初老宅
戏楼、牌坊、仿清建筑群……如今的杨柳青古镇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又充满着浓郁的现代气息。
运河一侧，一片粉刷一新的白色围墙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末民初时代的一座座宅院和民房保持着旧时的模样，绿色围挡将他们保护起来。老房子上精美的雕刻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历经了百年风雨。
老镇区的民宅被保护起来
冯立喜欢穿梭在这些旧时的古老街巷中，他一座座数过，目前，杨柳青西部老镇区保留清末民初的建筑仍有90多座，这些老宅中“藏”着杨柳青的历史。
老宅上精美的雕刻
1992年，杨柳青蓆市大街遗址被发现，面积约1000平方米。据《西青区志》等资料记载，考古发现了包括金、元、明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陶器、瓷器残片和墓砖、度量衡用具。
蓆市大街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史料记载，证明了杨柳青自金代就是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
杨柳青镇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金贞祐二年，当城、沙窝、小南河寨等遗址的发掘证实杨柳青在宋代驻扎军寨，此后形成人口聚集的部落。
杨柳青运河老照片
明清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杨柳青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漕运码头，杨柳青进入繁盛阶段，彼时的杨柳青十里长堤，杨柳依依，商贾如云，景色秀美，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象。
“杨柳青因运河繁荣，建筑也顺河而建，杨柳青几乎没有正南正北的房屋，所有的房屋都垂直于运河。”冯立说，运河南边多为农田，北边是商业和民宅，房屋沿着运河蜿蜒曲折，临河的一面是门，方便接收船只运来的货物，船户、农民、商人和杨柳青年画经营者是当时杨柳青的主要人群分类。
清末民初的老宅
杨柳青街道突出的特点是以功能分区，靠近运河的是河沿大街，再之后有估衣街、猪市大街、蓆市大街、菜市大街等，民居分布聚集在各条胡同中。
街道的名字直接透露出每条街道的功能——估衣街卖衣服、菜市大街卖菜、猪市大街卖肉、蓆市大街卖苇席和筐篮等。每到春节，蓆市大街成为年画市场……
猪市大街
如今的蓆市大街
菜市大街
冯立的记忆中还有杨柳青昔日的景象，小时候的他住在老宅中，走出院门，穿梭在胡同间，运河边的杨柳依依，街巷中的大槐树，古建筑泛旧的灰墙……
对比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杨柳青的格局从清朝至20世纪90年代基本未曾改变。
20世纪90年代末前的杨柳青
随着城镇发展，杨柳青古镇进行改造，但部分老宅被保护下来，老宅的古老和现代化的建筑融合成多元化的杨柳青。
“仿版”南方建筑
漕运带来了杨柳青经济的繁盛，也使杨柳青成为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汇地，很多南方独有的建筑艺术被复制到杨柳青。
如今被保护下来的老宅中，依然能看到独特的建筑风格，八字门、拐弯抹角、特殊的瓦檐结构、精美的砖雕，斑驳的百年石板路……
杨柳青有一些建筑风格，北方非常少见，而南方却非常多。在几年前的“寻根大运河”活动中，冯立和一行学者对运河进行了系统调研，在南方城市找到了这些建筑的根源。
门边的砖墙呈八字状临街，既满足了自家院门有台阶的需要，又不会影响行人从自家门前通过，“这种院门的样式在天津其他地方都没有，在常州、上海等地可以见到。”追根溯源中，冯立在南方找到了八字门。
杨柳青的八字门
石库门是南方特有的建筑形式，它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富绅为安全起见，修建住宅时把门户改小，以求门户严谨，杨柳青的民宅中也发现了“仿石库门”的形式。
院墙临街的拐角处出现一处抹角，为了便于行人、车辆同行方便，这是房屋主人公德意识的体现，也是一种建筑与道德相结合的智慧。这种名为“拐弯抹角”的建筑风格在北京比较常见，被视为皇城文化的体现。北京胡同的“拐弯抹角”如今已经基本消失，但在杨柳青被保存至今……
杨柳青的“拐弯抹角”
为什么杨柳青有那么多华北罕见的建筑形式？冯立认为，杨柳青是运河重要码头，而大运河连接着诸多江南城市，这些建筑形式从大运河上来到杨柳青，可以说，杨柳青借着运河汇集了南北建筑的精华。
运河边的美食和文化
黎记包子是杨柳青传统美食的代表，传说中的杨柳青黎记包子有多好吃？虽然黎记包子已经停业，冯立找到了掌故老人，知道了黎记包子的特殊配方。
对杨柳青历史的研究中，美食是不可略过的部分。史料记载，杨柳青的饮食业起自元代，当时沿河两岸设有饭摊，零售糕饼包子等类食品，为过路行旅打尖食用。自明永乐年后，杨柳青的茶肆酒楼更是鳞次栉比。
在冯立的记忆中，西渡口对面有一条因经营饮食业而得名“饭店”的一处街市，黎记包子最早就在西渡口胡同的西南角。当年的黎记包子门庭若市，很多市里人专程跑到杨柳青吃黎记包子。当年的孙记酥糖更富盛名，购买要排长队，同样是杨柳青美食的代表。
如今，黎记包子已经停业，孙记酥糖被打工的王家人传承下来，杨柳青酥糖至今保留着传统工艺，是杨柳青的著名特产。
美食代表着杨柳青繁盛时期的物质丰富，杨柳青的文化更是异彩纷呈，武术家、评书家、诗人……杨柳青名人辈出。
“当年的杨柳青有很多书场，可见评书艺术之盛，书场的格局和现在的相声馆差不多，杨柳青诞生了很多评书大家。”一次和评书艺术家田连元的交流中，冯立听田连元讲起了在杨柳青的故事。
1958年，田连元到杨柳青说书。此前，他的表演得不到观众认可，观众最多十五六位，最少的时候三四位。田连元曾几次试图转行，来到杨柳青说书后，每天能有四五十人听他说书，杨柳青人对评书的喜爱让田连元有了自信，从此，他在评书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杨柳青的美食、杨柳青的文化在冯立的研究中逐渐清晰，杨柳青的民俗更是冯立最深的记忆。
杨柳青花会
杨柳青的花会是20世纪80年代春节的一大特色，每年春节，冯立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赶庙会，开庙会期间，正是各种花会表演的最佳时机，“正月十四到十六，各道花会旌旗招展，龙灯、狮子、碌碡、高跷、法鼓，在杨柳青各条街道巡演，一阵锣鼓刚过去，一阵吹打又过来，简直闹翻了天。街道上、墙上、房上都站满了人。”
而今，杨柳青花会仍然是元宵节的天津特色，全国到杨柳青观光过节的游客越来越多，杨柳青的花会也逐渐走向全国，为大家知晓。
重温运河的历史，辉煌灿烂，在历史中回望杨柳青的过往，作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文史组副组长，冯立对杨柳青的未来充满期待，“传承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开发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杨柳青的未来无限风光。”（津云新闻记者 劳韵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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