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历史学家称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历史学家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历史学家称美国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历史冷知识# 为何乾隆明知和珅是巨贪，反而却重用他？】
和珅，本名善保，字致斋，满洲正红旗。
如果和珅说自己是清朝第二大贪官，那估计没人敢说第一。和珅不仅是清朝第一大贪官，而且他还是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把银子往自己兜里儿装。
问题就在这里，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和珅是个十足的大贪官，但却为什么一直没有处理他呢？
比起贪官，乾隆皇帝更怕清官
历来帝王没有哪一个不忌惮贪官，但相比较之下，他们更加忌惮的是毫无贪念的清官。
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海瑞历任户部主事、兵部主事、两京左右通政等职位。无论官居何位，海瑞都主力严惩贪官污吏，对贪污受贿之事，哪怕是一分一毫亦绝不姑息。
那个时候无论哪个地方的官员，如若听到海瑞调任，都生怕落到自己的一方土地上来。他们都知道，如果海瑞成了自己的上司，自己就要过回原先的“穷苦日子”，进兜里的只能是少得可怜的基本俸禄。
虽然两袖清风的海瑞深得百姓爱戴，被百姓们尊称为“海青天”，但海瑞的仕途之路却率受排挤。
隆庆三年，海瑞被朝中官员称为迂腐滞缓之人，不通施政之法，不应在朝。明穆宗仍嘉奖海瑞，但事后仍被弹劾庇护奸民，被改任下一属。
万历元年，主持国政的张居正同样不喜欢海瑞。尽管中外官员多次举荐海瑞，但张居正忌惮海瑞的铁面无私，拒绝任用。
万历十二年，海瑞官至金都御史，但仍受到朝中官员排挤。虽海瑞官至三品，但因处处受到排挤，使唤不动手下的官员，掌中并无几分实权。
虽然明神宗将海瑞留在自己身边，但多半是为了标榜任人唯贤，经海瑞之手的政务并无几宗，国家社稷大事的商讨，海瑞也插不上嘴。
这就是因为海瑞太过清廉，难得信任，以至于空有官位，却无实权。
其实道理很简单，假设你是清朝的皇帝，你领导的朝堂之上也有办事得力、精明能干的这一个官员，深得你心。
但是时间一长之后，你发现：无论每次功大功小，这个官员都拒绝皇上以及朝廷的赏赐。看着这个官员在朝廷之上如此深得人心，官位越升越高，直至官至一品。
朝廷给予他的赏赐仍不取分毫，只拿基本俸禄，各处乃至朝廷的大小官员都排挤他。你就会想他是不是想要篡权，他是不是在密谋弑君。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如果赏罚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这样的人谁还敢用？而这种人恰恰是帝王要防备的人。如此深不可测，难以捉摸的一个人，试问谁能放心的委以重任呢？
但和珅就不一样了，和珅不仅是个贪官，而且是个大贪官。
据《全案档》以及《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被抄家时，所有的家产包括店铺、地产、玉器等可靠数字大约为11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岁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正因为和珅是个大贪官，乾隆皇帝才敢放心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
假使乾隆皇帝要派重臣去平复边疆叛乱。有一位一品大官什么都没说，就立马出发了。但和珅却提出白银100万两的赏赐作为胜利嘉奖，你更偏向于谁能在此战中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呢？
和珅有贪的欲望，这种钱财的欲望对乾隆来说，是他可以控制并且乐于控制的。只要和珅能把事情办的漂亮，乾隆皇帝就不会吝啬钱财上的赏赐，权当给和珅“涨工资了”。乾隆皇帝自己也就少操心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乾隆皇帝吃肉，和珅顺带喝口汤
乾隆皇帝在位后期，一度以“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志得意满，几乎完全沉溺在个人的奢侈享受上。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六下江南，一为视察民情，二则是游山玩水。据《南巡记》记载，乾隆皇帝每次南下，开支均十分巨大。
每次南巡时，要花费上三五个月。为了彰显皇家权势，保皇帝安全，每次随驾当差的官兵总计有3000名左右，马匹6000匹左右，各类船只500只左右。除此之外，每次南巡都要征用约几千名役夫，牵马的、开船的还有管杂事的。
每次南巡，最起码的白银花费是上百万银两。一次两次还行，三次四次就撑不住了，但是国库里的钱财又不能轻易取用，这可难住了乾隆皇帝。
这个时候，脑子灵活的和珅就慢慢凑了上来。既然国库的不能取用，又不能强加赋税，那就想办法从民间得来，和珅便开始在盐税上做起了文章。
朝廷把盐税提高了一点点，下面的就跟着提，而且提的比朝廷还多。搞得朝廷没收到多少钱，反而养肥了地方盐帮。这个办法行不通，乾隆皇帝又急了，毕竟南巡这边等着用钱呢。
要不说和珅深得乾隆重用呢，盐税行不通，和珅立马又想出了新点子——议罪银。
议罪银，就是拿钱来减轻或者消除罪行。
此法一出，可乐坏了朝廷上下的大小贪官们。有了此法，贪官们不再担心因为贪污而被朝廷定罪了，万一罪行被发现了，只需要上交一定的银两就可以免罪，各地的贪官们便开始“大展手脚”。
议罪银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变相加深了贪官们的罪行，而乾隆皇帝的腰包也随着贪官们的迅速发展而鼓了起来，解决了南巡以及乾隆皇帝个人吃喝玩乐的开支难题。
国库安然无恙，官员上下高呼，自己的腰包也鼓了起来。乾隆皇帝的南巡计划也由此得以如期实行，而这一切的“功劳”自然属于和珅。
不但帮自己解决了财政危机，还没有违反朝廷戒律，想出这种“好办法”的和珅乾隆又怎会不爱呢？
乾隆皇帝腰包鼓了起来，大红人和珅的腰包自然瘪不了。和珅本就为朝廷权臣，加之深得乾隆皇帝器重，捞钱这件事自然已经是“正大光明”了。
和珅贪污乾隆不是不知道，相反乾隆皇帝还很清楚。乾隆解决了和珅，也就意味着乾隆皇帝自己的腰包鼓不起来了，南巡、游山玩水等所有的享受都不复存在。
和珅权势独揽乾隆不是不知道，相反乾隆皇帝还很自得。
乾隆后期几乎把一朝之事全权交给了和珅，天下大小的事儿都有和珅帮着打理，而且打理得还很不错。如此一来，乾隆皇帝便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和珅的智慧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的一品朝冠，不是谁都能接任的。
乾隆皇帝也知道没人能够代替和珅，也可能乾隆皇帝并不想其他人出任和珅的职位。
如今，满目之下都是骂和珅贪官的人，但却少有人明白和珅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的“自己人”，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好官”。
和珅帮乾隆皇帝鼓起了腰包，也帮乾隆皇帝背下了数千年的骂名。在其它人眼里，和珅的确不是一个好官，但在乾隆眼里，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好臣子。
和珅，本名善保，字致斋，满洲正红旗。
如果和珅说自己是清朝第二大贪官，那估计没人敢说第一。和珅不仅是清朝第一大贪官，而且他还是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把银子往自己兜里儿装。
问题就在这里，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和珅是个十足的大贪官，但却为什么一直没有处理他呢？
比起贪官，乾隆皇帝更怕清官
历来帝王没有哪一个不忌惮贪官，但相比较之下，他们更加忌惮的是毫无贪念的清官。
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海瑞历任户部主事、兵部主事、两京左右通政等职位。无论官居何位，海瑞都主力严惩贪官污吏，对贪污受贿之事，哪怕是一分一毫亦绝不姑息。
那个时候无论哪个地方的官员，如若听到海瑞调任，都生怕落到自己的一方土地上来。他们都知道，如果海瑞成了自己的上司，自己就要过回原先的“穷苦日子”，进兜里的只能是少得可怜的基本俸禄。
虽然两袖清风的海瑞深得百姓爱戴，被百姓们尊称为“海青天”，但海瑞的仕途之路却率受排挤。
隆庆三年，海瑞被朝中官员称为迂腐滞缓之人，不通施政之法，不应在朝。明穆宗仍嘉奖海瑞，但事后仍被弹劾庇护奸民，被改任下一属。
万历元年，主持国政的张居正同样不喜欢海瑞。尽管中外官员多次举荐海瑞，但张居正忌惮海瑞的铁面无私，拒绝任用。
万历十二年，海瑞官至金都御史，但仍受到朝中官员排挤。虽海瑞官至三品，但因处处受到排挤，使唤不动手下的官员，掌中并无几分实权。
虽然明神宗将海瑞留在自己身边，但多半是为了标榜任人唯贤，经海瑞之手的政务并无几宗，国家社稷大事的商讨，海瑞也插不上嘴。
这就是因为海瑞太过清廉，难得信任，以至于空有官位，却无实权。
其实道理很简单，假设你是清朝的皇帝，你领导的朝堂之上也有办事得力、精明能干的这一个官员，深得你心。
但是时间一长之后，你发现：无论每次功大功小，这个官员都拒绝皇上以及朝廷的赏赐。看着这个官员在朝廷之上如此深得人心，官位越升越高，直至官至一品。
朝廷给予他的赏赐仍不取分毫，只拿基本俸禄，各处乃至朝廷的大小官员都排挤他。你就会想他是不是想要篡权，他是不是在密谋弑君。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如果赏罚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这样的人谁还敢用？而这种人恰恰是帝王要防备的人。如此深不可测，难以捉摸的一个人，试问谁能放心的委以重任呢？
但和珅就不一样了，和珅不仅是个贪官，而且是个大贪官。
据《全案档》以及《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被抄家时，所有的家产包括店铺、地产、玉器等可靠数字大约为11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岁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正因为和珅是个大贪官，乾隆皇帝才敢放心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
假使乾隆皇帝要派重臣去平复边疆叛乱。有一位一品大官什么都没说，就立马出发了。但和珅却提出白银100万两的赏赐作为胜利嘉奖，你更偏向于谁能在此战中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呢？
和珅有贪的欲望，这种钱财的欲望对乾隆来说，是他可以控制并且乐于控制的。只要和珅能把事情办的漂亮，乾隆皇帝就不会吝啬钱财上的赏赐，权当给和珅“涨工资了”。乾隆皇帝自己也就少操心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乾隆皇帝吃肉，和珅顺带喝口汤
乾隆皇帝在位后期，一度以“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志得意满，几乎完全沉溺在个人的奢侈享受上。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六下江南，一为视察民情，二则是游山玩水。据《南巡记》记载，乾隆皇帝每次南下，开支均十分巨大。
每次南巡时，要花费上三五个月。为了彰显皇家权势，保皇帝安全，每次随驾当差的官兵总计有3000名左右，马匹6000匹左右，各类船只500只左右。除此之外，每次南巡都要征用约几千名役夫，牵马的、开船的还有管杂事的。
每次南巡，最起码的白银花费是上百万银两。一次两次还行，三次四次就撑不住了，但是国库里的钱财又不能轻易取用，这可难住了乾隆皇帝。
这个时候，脑子灵活的和珅就慢慢凑了上来。既然国库的不能取用，又不能强加赋税，那就想办法从民间得来，和珅便开始在盐税上做起了文章。
朝廷把盐税提高了一点点，下面的就跟着提，而且提的比朝廷还多。搞得朝廷没收到多少钱，反而养肥了地方盐帮。这个办法行不通，乾隆皇帝又急了，毕竟南巡这边等着用钱呢。
要不说和珅深得乾隆重用呢，盐税行不通，和珅立马又想出了新点子——议罪银。
议罪银，就是拿钱来减轻或者消除罪行。
此法一出，可乐坏了朝廷上下的大小贪官们。有了此法，贪官们不再担心因为贪污而被朝廷定罪了，万一罪行被发现了，只需要上交一定的银两就可以免罪，各地的贪官们便开始“大展手脚”。
议罪银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变相加深了贪官们的罪行，而乾隆皇帝的腰包也随着贪官们的迅速发展而鼓了起来，解决了南巡以及乾隆皇帝个人吃喝玩乐的开支难题。
国库安然无恙，官员上下高呼，自己的腰包也鼓了起来。乾隆皇帝的南巡计划也由此得以如期实行，而这一切的“功劳”自然属于和珅。
不但帮自己解决了财政危机，还没有违反朝廷戒律，想出这种“好办法”的和珅乾隆又怎会不爱呢？
乾隆皇帝腰包鼓了起来，大红人和珅的腰包自然瘪不了。和珅本就为朝廷权臣，加之深得乾隆皇帝器重，捞钱这件事自然已经是“正大光明”了。
和珅贪污乾隆不是不知道，相反乾隆皇帝还很清楚。乾隆解决了和珅，也就意味着乾隆皇帝自己的腰包鼓不起来了，南巡、游山玩水等所有的享受都不复存在。
和珅权势独揽乾隆不是不知道，相反乾隆皇帝还很自得。
乾隆后期几乎把一朝之事全权交给了和珅，天下大小的事儿都有和珅帮着打理，而且打理得还很不错。如此一来，乾隆皇帝便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和珅的智慧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的一品朝冠，不是谁都能接任的。
乾隆皇帝也知道没人能够代替和珅，也可能乾隆皇帝并不想其他人出任和珅的职位。
如今，满目之下都是骂和珅贪官的人，但却少有人明白和珅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的“自己人”，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好官”。
和珅帮乾隆皇帝鼓起了腰包，也帮乾隆皇帝背下了数千年的骂名。在其它人眼里，和珅的确不是一个好官，但在乾隆眼里，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好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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