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一下蒲松龄《聊斋志异》上面的《李伯言》一篇，文章不长，读来却颇有意思，我给简单的翻译成白话文，也就是用我自己的话顺出来，不要太严格的要求翻译的极为准确的信达雅哈。
有一个秀才叫李伯言，是山东沂水人，为人正直有肝胆敢抗上。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好名气的，不光是方圆百里的老乡们知道他，而且阴间也对其敬仰至极啊。
这不，有一天李伯言突然生了重病躺床不起，全家人直接吓得半死，又要请郎中，又要喂药医治。可是，李伯言却说，各位，你们甭忙活了，我这病啊，不是什么医药可以治得了的，我也没啥事。至于为什么生病，主要是我在阴间的名气太大了，听说阎王爷要出差三天，但是，又不能落下阴间的公务案件，所以，就派了鬼差来阳间，请我到阴司暂代几天的阎王爷一职，也就是三天，我就又回来了，大家不要着急不要哭了。不过，一定谨记一点，我死了之后，千万别把我挖坑埋了啊，更别烧了肉身。要不然，就算我任代阎王届满退休归来，也回不来了哈，一定要谨记谨记哈。
刚说完，李伯言就一命呜呼嗝儿屁儿了。
话说，李伯言到了阴司大殿后，拿起生死簿以及各种文案便开始忙起代理阎王的工作。这工作，自然少不了审理几桩关于人间的案子。
第一个审的是一个男子，蒲松龄认为他不配有名字，所以直接就称之谓“某”。这个某，在阳间的时候，依靠各种手段，私通了82个良家妇女，可谓是罪大恶极。所以，李伯言按阴间律法，判其炮烙。
炮烙就是当初商纣王和苏妲己发明创造出来的酷刑，主要是为了对待忠臣好人的。在阴间，炮烙就成了对待罪大恶极的坏人了。
所谓炮烙，就是制作一个双臂可以抱住的空心铜柱子，里面用炽炭烧着，以致铜柱子烧红。然后，一群鬼差拿着铁蒺藜不停暴打罪鬼，所谓铁蒺藜就是满是针刺的铁棒子。被暴打的鬼徒，便去爬炮烙，爬到顶后，被震下来，再被暴打，再爬，如是者三，最终再掉下来时，便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了。
第二件案子，说也蹊跷，被审的对象就是李伯言的亲家王某。
话说，李伯言的亲家王某掏钱买了一个奴婢。其实，他也知道这个女孩儿是人贩子盗卖而来，但是，为了便宜，还是买了。这个时候，周秀才是看到了全过程的。
女孩儿的亲生父亲死了，就在阴间把王某给告了。按古时候的规定，人贩子犯罪，但是，买奴仆奴婢的就算买了人贩子盗卖的孩子，也没事。不过，在阴间还是要挨几板子的。
李伯言一看到是自己的亲家，便有心偏袒。谁知道他私心刚起，整个大殿就着起火来了。李伯言大惊之余，鬼差给他说，阴间不比阳间，是最讲公道的地方，倘若像你当政者稍有一丝私心，瞬间大殿就会大火突现。你赶紧散去私心，继续用公正之心审案，大火便会自动消失。果不其然，李伯言恢复了公心，大火就瞬间不见了。
李伯言的亲家真心交代了整个事情，被他从阳间拉来的证人周秀才也做了证。说到这里，提一下周秀才被王某拉来作证的过程。
王某被人在阴间告下后，突然暴毙。在跟着鬼差去阴司的路上，碰到了周秀才。因周秀才全程都知道他买奴婢的事，故而要求周秀才与他一起到阴间作证。周秀才看到已经死去成鬼的王某，赶紧往一房间里躲，但是，依然躲不过。随后，周秀才也突然暴毙，被王某拉到了阴司作证人去了。
李伯言判了自己的亲家王某几十板子，了却官司后，然后又让王某和周秀才回到了阳间，继续为人了。所以三天时间，王某和周秀才是死而复生，成了方圆百里的一件奇事。
三天的代理阎王爷很快就到期了，李伯言要退休回阳间继续做人了。在出了阴司大殿后，发现路上有不少或无头或无腿或无手的各种残损不全的孤魂野鬼，说是因为战乱客死异乡的孤魂野鬼，连家乡也回不去了。求李伯言在回到阳间后，去胡秀才家，让他做水路法场时，顺便也把他们给超度了，然后便可以回到家乡了。
李伯言答应了群鬼，随之便在阳间活了过来。
胡秀才听说李伯言死而复生，很是好奇，又加上二人是好基友，所以，就赶紧跑到李家去看稀奇。
李伯言见了胡秀才的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过两天要办一场水陆大会，为这些年的枉死者们超度一番？胡秀才很是惊异，便实言相告，这是昨晚和老婆睡觉时，在床上说的悄悄话，李伯言何以知之？李伯言便把自己在阴间代理三天阎王爷和退休回阳间路遇群鬼之事，都一一说给了胡秀才。胡秀才的反应，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胡秀才说的有一句话，当提一提，他说。没想到我夫妻二人在内室的一句私密话，瞬间就在阴间广为传播了。
其他的对话就不多翻译了，至于李伯言去看亲家王某，王某阴间之伤在阳间同样存在云云的话，也不多说了，马上两千字，要超了。
蒲松龄在这里，幻想着人间的不平事，能有阴间的公道主政者给予公平的解决掉。最后一句的评论，异史氏曰，就是蒲松龄的评论，犹如《史记》之太史公曰，以及《资治通鉴》之臣光曰。也就是借此，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而已。
有一个秀才叫李伯言，是山东沂水人，为人正直有肝胆敢抗上。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好名气的，不光是方圆百里的老乡们知道他，而且阴间也对其敬仰至极啊。
这不，有一天李伯言突然生了重病躺床不起，全家人直接吓得半死，又要请郎中，又要喂药医治。可是，李伯言却说，各位，你们甭忙活了，我这病啊，不是什么医药可以治得了的，我也没啥事。至于为什么生病，主要是我在阴间的名气太大了，听说阎王爷要出差三天，但是，又不能落下阴间的公务案件，所以，就派了鬼差来阳间，请我到阴司暂代几天的阎王爷一职，也就是三天，我就又回来了，大家不要着急不要哭了。不过，一定谨记一点，我死了之后，千万别把我挖坑埋了啊，更别烧了肉身。要不然，就算我任代阎王届满退休归来，也回不来了哈，一定要谨记谨记哈。
刚说完，李伯言就一命呜呼嗝儿屁儿了。
话说，李伯言到了阴司大殿后，拿起生死簿以及各种文案便开始忙起代理阎王的工作。这工作，自然少不了审理几桩关于人间的案子。
第一个审的是一个男子，蒲松龄认为他不配有名字，所以直接就称之谓“某”。这个某，在阳间的时候，依靠各种手段，私通了82个良家妇女，可谓是罪大恶极。所以，李伯言按阴间律法，判其炮烙。
炮烙就是当初商纣王和苏妲己发明创造出来的酷刑，主要是为了对待忠臣好人的。在阴间，炮烙就成了对待罪大恶极的坏人了。
所谓炮烙，就是制作一个双臂可以抱住的空心铜柱子，里面用炽炭烧着，以致铜柱子烧红。然后，一群鬼差拿着铁蒺藜不停暴打罪鬼，所谓铁蒺藜就是满是针刺的铁棒子。被暴打的鬼徒，便去爬炮烙，爬到顶后，被震下来，再被暴打，再爬，如是者三，最终再掉下来时，便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了。
第二件案子，说也蹊跷，被审的对象就是李伯言的亲家王某。
话说，李伯言的亲家王某掏钱买了一个奴婢。其实，他也知道这个女孩儿是人贩子盗卖而来，但是，为了便宜，还是买了。这个时候，周秀才是看到了全过程的。
女孩儿的亲生父亲死了，就在阴间把王某给告了。按古时候的规定，人贩子犯罪，但是，买奴仆奴婢的就算买了人贩子盗卖的孩子，也没事。不过，在阴间还是要挨几板子的。
李伯言一看到是自己的亲家，便有心偏袒。谁知道他私心刚起，整个大殿就着起火来了。李伯言大惊之余，鬼差给他说，阴间不比阳间，是最讲公道的地方，倘若像你当政者稍有一丝私心，瞬间大殿就会大火突现。你赶紧散去私心，继续用公正之心审案，大火便会自动消失。果不其然，李伯言恢复了公心，大火就瞬间不见了。
李伯言的亲家真心交代了整个事情，被他从阳间拉来的证人周秀才也做了证。说到这里，提一下周秀才被王某拉来作证的过程。
王某被人在阴间告下后，突然暴毙。在跟着鬼差去阴司的路上，碰到了周秀才。因周秀才全程都知道他买奴婢的事，故而要求周秀才与他一起到阴间作证。周秀才看到已经死去成鬼的王某，赶紧往一房间里躲，但是，依然躲不过。随后，周秀才也突然暴毙，被王某拉到了阴司作证人去了。
李伯言判了自己的亲家王某几十板子，了却官司后，然后又让王某和周秀才回到了阳间，继续为人了。所以三天时间，王某和周秀才是死而复生，成了方圆百里的一件奇事。
三天的代理阎王爷很快就到期了，李伯言要退休回阳间继续做人了。在出了阴司大殿后，发现路上有不少或无头或无腿或无手的各种残损不全的孤魂野鬼，说是因为战乱客死异乡的孤魂野鬼，连家乡也回不去了。求李伯言在回到阳间后，去胡秀才家，让他做水路法场时，顺便也把他们给超度了，然后便可以回到家乡了。
李伯言答应了群鬼，随之便在阳间活了过来。
胡秀才听说李伯言死而复生，很是好奇，又加上二人是好基友，所以，就赶紧跑到李家去看稀奇。
李伯言见了胡秀才的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过两天要办一场水陆大会，为这些年的枉死者们超度一番？胡秀才很是惊异，便实言相告，这是昨晚和老婆睡觉时，在床上说的悄悄话，李伯言何以知之？李伯言便把自己在阴间代理三天阎王爷和退休回阳间路遇群鬼之事，都一一说给了胡秀才。胡秀才的反应，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胡秀才说的有一句话，当提一提，他说。没想到我夫妻二人在内室的一句私密话，瞬间就在阴间广为传播了。
其他的对话就不多翻译了，至于李伯言去看亲家王某，王某阴间之伤在阳间同样存在云云的话，也不多说了，马上两千字，要超了。
蒲松龄在这里，幻想着人间的不平事，能有阴间的公道主政者给予公平的解决掉。最后一句的评论，异史氏曰，就是蒲松龄的评论，犹如《史记》之太史公曰，以及《资治通鉴》之臣光曰。也就是借此，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而已。
#商丘好人# 【商丘好人｜社会道德基础就应当这样构筑和抬升】作者简介：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轮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全军统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担任了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等数十家院校的客座教授、顾问，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入选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先后获人民网“2012年度、2013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新浪网“2013年度最有价值专栏作家”。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央媒看四川丨精准脱贫，四川监督落实落细】
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精准脱贫 监督落细落实》的文章，点赞四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全文如下：
近日，四川脱贫攻坚捷报频传：2019年全省31个贫困县摘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750万减少至去年底的20.3万，贫困发生率从11.5%下降至0.3%，全省藏区全域脱贫……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四川各级党员干部近年来尽锐出战。随着中央惠民政策密集出台，扶贫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对干部的作风、纪律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四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扶贫领域严格执纪。2019年，全省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5340起、处分4347人，为脱贫攻坚事业保驾护航。
推行“一卡统”，惠民补贴发放不再“跑冒滴漏”
“低保、退耕还林补贴等，现在都统一发到社保卡，到账就有短信提醒。”自贡市大安区团结镇朝天村村民廖飞掏出手机翻给记者看，“这月总共收到4笔，清楚得很。”
去年7月起，自贡将惠民财政补贴全面通过社保卡统一发放，简称“一卡统”。“脱贫攻坚中，国家对群众的很多补贴，以前资金发放银行多，群众手持银行卡也多。”自贡市纪委监委负责人告诉记者，群众持有多张银行卡，时间久了，自己都不清楚哪张卡发了啥补贴。去年起，自贡将90多项惠民补贴实行社保卡“一卡统”发放，并建成集补贴资金审核、发放、监管功能于一体的监管系统，群众可通过当地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和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查询补贴政策和发放进度。
不仅是自贡，目前“一卡统”已覆盖四川全省。该项工作源自去年四川省纪委监委在大走访中的一项发现：惠民补贴管理部门多、发放渠道多，一户群众少则四五张卡，多则10多张卡，导致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发放等环节管理混乱，个别基层干部私自扣留群众的银行卡，甚至截留、冒领补贴。
为从根本上解决惠民补贴资金拨付中的“跑冒滴漏”，四川坚持“宜统尽统、一户一卡、集中直发”，将各类补助资金直接发到社保卡，各类资金的经办银行机构“点对点、一项项”发送提醒短信，彻底解决一户多卡、多头发放等问题。目前，全省527个惠民补贴项目已全部通过社保卡实施阳光发放，累计发放补贴资金185.54亿元，近1450万人受益。
“目前，我们正加快建设惠民补贴资金审批系统，在‘阳光发放’的基础上推进‘阳光审批’，确保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个扶贫项目都真正让群众受惠。”四川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雁飞表示。
清理“绊脚石”，破除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
脱贫攻坚让一线干部“承压”极大，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机关党支部书记姜林贵坦言，县上破除形式主义，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不搞“痕迹管理”，为一线干部腾出了大量精力，从而更好地投身脱贫攻坚主业。
“我们发现个别基层党组织要求党员撰写材料、制作PPT，甚至要求反复修改，这种‘材料式’留痕要不得。”北川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介绍，脱贫攻坚工作千头万绪，要在保证工作有序开展的前提下为基层减负，一项项清理细化。2019年以来，该县纪检监察系统将监督检查频次由每年18次合并精简为6次，主动撤销5类留痕事项。
大量的“材料式”留痕，为基层一线干部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去年起，四川集中6个月时间，专项整治扶贫领域的形式主义等问题，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省级层面“一票否决”事项由30项精简至2项，41项目标责任书全面取消；全省扶贫领域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74%、填表事项减少56%、留痕事项减少48%。
破除形式主义，清除的是脱贫攻坚战中的“绊脚石”，赢得的是群众实实在在的口碑。
“要不是镇上干部帮忙，这黄茶就栽不上了。”这些日子，广元市旺苍县木门镇柳树村王甫一家每天在地里忙着给新栽的茶苗培土备肥，地头堆着干部刚刚送来的薄膜、农肥。王甫一家曾在湖北打工，春节回乡居家隔离时期，由于不能出门，木门镇党委副书记熊英主动帮忙联系购买茶苗，将撂荒的土地重新翻整、栽种茶苗……
“在田间地头帮农户生产，比以前更踏实了。”熊英表示，一个多月前她还在为梳理、汇总各类疫情数据忙得不可开交，县里很快通知实行一表一报一口径，对22类多头报送的表册归并为1个表格，一线干部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旺苍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袁达成告诉记者，为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干部“减负”，事关脱贫攻坚成效，县纪委监委要求相关部门按需、有序下基层开展有关工作，不给基层“添乱”，多头、频繁要求基层反复报送内容相同材料的单位，一律给予相应处分。
筑牢“防火墙”，监督力量下沉基层一线
牟建斌是成都新津县永商镇纪委副书记，两年前，他被派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墨龙村任驻村干部。带领群众脱贫的同时，他时刻不忘纪检监察本行，村里的资金监管、工程项目验收等，都是他的职责范围。在其督促下，墨龙村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村干部目标考核，还建立了村务监督小组。
近年来，大量扶贫资金涌入四川藏区。以成都为例，四川藏区32个县，成都就对口支援了19个，其中包括石渠、色达等深度贫困县。根据成都新的对口帮扶规划，该市各区县拨付藏区的财政援助资金总计近16亿元。“成都援藏干部中，来自纪检监察系统的并不少。”成都市援藏办负责人表示，纪检监察干部下沉援藏一线，有利于监督投向藏区贫困群众扶贫资源的使用，最大限度保障脱贫攻坚成效。
实现精准脱贫“零掉队”，必须精准监督“零疏漏”，把纪检监察力量向基层下沉，做实做细末梢监督，才能在脱贫攻坚中维护群众利益。“纪检监察下沉基层，把扶贫豆腐渣工程作为监督重点，对2017年以来立项建设的扶贫工程项目挨个查验。”四川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去年，四川共清理扶贫工程项目22万余个，涉及资金4756亿余元，发现问题4566个。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形成的强大震慑下，四川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已从案件查处转到发现问题线索。把监督力量下沉延伸到扶贫一线，有利于找准病灶、对症下药。
“有没有按时领到薪水？工钱有没有足额到账？”务工收入是四川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来源，中建三局成都公司纪委为确保农民工按时按量拿到工资，成立监督小组入驻各项目工地，对分包方恶意欠薪、劳务企业或班组长占用农民工工资等情况进行主动摸排、调处。“只有下沉到一线，及时获取一手信息，才能确保农民工权益，保障贫困群众能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该公司纪委负责人表示。
达州市在农村推行脱贫攻坚监督“廉心卡”全覆盖，卡上不仅有村里扶贫项目、资金发放情况，还有县乡纪检组织的联系方式和在线举报二维码；广元市组建由纪检监察干部、记者、群众代表为成员的监督员队伍，实现对有脱贫任务的农村网格化监督全覆盖……各级纪检监察力量努力筑牢守护群众利益的“防火墙”。
来源：人民日报
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精准脱贫 监督落细落实》的文章，点赞四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全文如下：
近日，四川脱贫攻坚捷报频传：2019年全省31个贫困县摘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750万减少至去年底的20.3万，贫困发生率从11.5%下降至0.3%，全省藏区全域脱贫……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四川各级党员干部近年来尽锐出战。随着中央惠民政策密集出台，扶贫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对干部的作风、纪律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四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扶贫领域严格执纪。2019年，全省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5340起、处分4347人，为脱贫攻坚事业保驾护航。
推行“一卡统”，惠民补贴发放不再“跑冒滴漏”
“低保、退耕还林补贴等，现在都统一发到社保卡，到账就有短信提醒。”自贡市大安区团结镇朝天村村民廖飞掏出手机翻给记者看，“这月总共收到4笔，清楚得很。”
去年7月起，自贡将惠民财政补贴全面通过社保卡统一发放，简称“一卡统”。“脱贫攻坚中，国家对群众的很多补贴，以前资金发放银行多，群众手持银行卡也多。”自贡市纪委监委负责人告诉记者，群众持有多张银行卡，时间久了，自己都不清楚哪张卡发了啥补贴。去年起，自贡将90多项惠民补贴实行社保卡“一卡统”发放，并建成集补贴资金审核、发放、监管功能于一体的监管系统，群众可通过当地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和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查询补贴政策和发放进度。
不仅是自贡，目前“一卡统”已覆盖四川全省。该项工作源自去年四川省纪委监委在大走访中的一项发现：惠民补贴管理部门多、发放渠道多，一户群众少则四五张卡，多则10多张卡，导致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发放等环节管理混乱，个别基层干部私自扣留群众的银行卡，甚至截留、冒领补贴。
为从根本上解决惠民补贴资金拨付中的“跑冒滴漏”，四川坚持“宜统尽统、一户一卡、集中直发”，将各类补助资金直接发到社保卡，各类资金的经办银行机构“点对点、一项项”发送提醒短信，彻底解决一户多卡、多头发放等问题。目前，全省527个惠民补贴项目已全部通过社保卡实施阳光发放，累计发放补贴资金185.54亿元，近1450万人受益。
“目前，我们正加快建设惠民补贴资金审批系统，在‘阳光发放’的基础上推进‘阳光审批’，确保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个扶贫项目都真正让群众受惠。”四川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雁飞表示。
清理“绊脚石”，破除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
脱贫攻坚让一线干部“承压”极大，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机关党支部书记姜林贵坦言，县上破除形式主义，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不搞“痕迹管理”，为一线干部腾出了大量精力，从而更好地投身脱贫攻坚主业。
“我们发现个别基层党组织要求党员撰写材料、制作PPT，甚至要求反复修改，这种‘材料式’留痕要不得。”北川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介绍，脱贫攻坚工作千头万绪，要在保证工作有序开展的前提下为基层减负，一项项清理细化。2019年以来，该县纪检监察系统将监督检查频次由每年18次合并精简为6次，主动撤销5类留痕事项。
大量的“材料式”留痕，为基层一线干部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去年起，四川集中6个月时间，专项整治扶贫领域的形式主义等问题，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省级层面“一票否决”事项由30项精简至2项，41项目标责任书全面取消；全省扶贫领域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74%、填表事项减少56%、留痕事项减少48%。
破除形式主义，清除的是脱贫攻坚战中的“绊脚石”，赢得的是群众实实在在的口碑。
“要不是镇上干部帮忙，这黄茶就栽不上了。”这些日子，广元市旺苍县木门镇柳树村王甫一家每天在地里忙着给新栽的茶苗培土备肥，地头堆着干部刚刚送来的薄膜、农肥。王甫一家曾在湖北打工，春节回乡居家隔离时期，由于不能出门，木门镇党委副书记熊英主动帮忙联系购买茶苗，将撂荒的土地重新翻整、栽种茶苗……
“在田间地头帮农户生产，比以前更踏实了。”熊英表示，一个多月前她还在为梳理、汇总各类疫情数据忙得不可开交，县里很快通知实行一表一报一口径，对22类多头报送的表册归并为1个表格，一线干部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旺苍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袁达成告诉记者，为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干部“减负”，事关脱贫攻坚成效，县纪委监委要求相关部门按需、有序下基层开展有关工作，不给基层“添乱”，多头、频繁要求基层反复报送内容相同材料的单位，一律给予相应处分。
筑牢“防火墙”，监督力量下沉基层一线
牟建斌是成都新津县永商镇纪委副书记，两年前，他被派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墨龙村任驻村干部。带领群众脱贫的同时，他时刻不忘纪检监察本行，村里的资金监管、工程项目验收等，都是他的职责范围。在其督促下，墨龙村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村干部目标考核，还建立了村务监督小组。
近年来，大量扶贫资金涌入四川藏区。以成都为例，四川藏区32个县，成都就对口支援了19个，其中包括石渠、色达等深度贫困县。根据成都新的对口帮扶规划，该市各区县拨付藏区的财政援助资金总计近16亿元。“成都援藏干部中，来自纪检监察系统的并不少。”成都市援藏办负责人表示，纪检监察干部下沉援藏一线，有利于监督投向藏区贫困群众扶贫资源的使用，最大限度保障脱贫攻坚成效。
实现精准脱贫“零掉队”，必须精准监督“零疏漏”，把纪检监察力量向基层下沉，做实做细末梢监督，才能在脱贫攻坚中维护群众利益。“纪检监察下沉基层，把扶贫豆腐渣工程作为监督重点，对2017年以来立项建设的扶贫工程项目挨个查验。”四川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去年，四川共清理扶贫工程项目22万余个，涉及资金4756亿余元，发现问题4566个。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形成的强大震慑下，四川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已从案件查处转到发现问题线索。把监督力量下沉延伸到扶贫一线，有利于找准病灶、对症下药。
“有没有按时领到薪水？工钱有没有足额到账？”务工收入是四川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来源，中建三局成都公司纪委为确保农民工按时按量拿到工资，成立监督小组入驻各项目工地，对分包方恶意欠薪、劳务企业或班组长占用农民工工资等情况进行主动摸排、调处。“只有下沉到一线，及时获取一手信息，才能确保农民工权益，保障贫困群众能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该公司纪委负责人表示。
达州市在农村推行脱贫攻坚监督“廉心卡”全覆盖，卡上不仅有村里扶贫项目、资金发放情况，还有县乡纪检组织的联系方式和在线举报二维码；广元市组建由纪检监察干部、记者、群众代表为成员的监督员队伍，实现对有脱贫任务的农村网格化监督全覆盖……各级纪检监察力量努力筑牢守护群众利益的“防火墙”。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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