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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1. 斯克莱德大学
关于多邻国考试，目前大学除了接受学生用多邻国申请线上语言班外，大学决定即日起接受多邻国考试直入正课。 需注意的是，此政策只针对于中国市场的学生，因这些学生是唯一面临无法参加TOEFL Home/IELTS Indicator的群体。
[星星]2. 斯特灵大学
现阶段新增可接受入读的线上语言班 (Pre-sessional English)考试类型包括：雅思(UKVI 和 NON-UKVI)、雅思 Indicator、PTE、托福 iBT、托福 iBT (Home)、Password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多邻国英语考试（Duolingo English Test）以及全国大学四六 级考试(CET-4/CET-6)。
[星星]3. 南安普顿大学艺术人文学院
2020年接受中国学生用符合要求的高考成绩单直入本科课程，无需再申请本预。
#东方国际留学#
[星星]1. 斯克莱德大学
关于多邻国考试，目前大学除了接受学生用多邻国申请线上语言班外，大学决定即日起接受多邻国考试直入正课。 需注意的是，此政策只针对于中国市场的学生，因这些学生是唯一面临无法参加TOEFL Home/IELTS Indicator的群体。
[星星]2. 斯特灵大学
现阶段新增可接受入读的线上语言班 (Pre-sessional English)考试类型包括：雅思(UKVI 和 NON-UKVI)、雅思 Indicator、PTE、托福 iBT、托福 iBT (Home)、Password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多邻国英语考试（Duolingo English Test）以及全国大学四六 级考试(CET-4/CET-6)。
[星星]3. 南安普顿大学艺术人文学院
2020年接受中国学生用符合要求的高考成绩单直入本科课程，无需再申请本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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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物皆有灵，有灵以谓生
《抱朴子·微旨》说：“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於理当有精神。”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的万物有灵论。
“万物之灵”一词出自《尚书·泰誓上》，指人为世界上一切物种中最有灵性的。记载了“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葛洪认为人居万物之首，乃是万物之灵，故在《抱朴子· 内篇》说：“有生最灵，莫过乎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
对此，天地化育的万物中，对于人的记载，不同的古籍中皆有相同的经典描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
于人而言，与天地并生，是谓万物之灵，据《道德经》所载：“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足见，人与道、天地同大，天人本合一。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立“玄”为本，把“玄”、“道”及“一”联系起来，三者实乃异名而同义，皆指宇宙万物本源。《抱朴子· 地真》曰：“道起於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充分体现了天、地、人与道一体并存的天人合一观。
（二）上工守神，形须神而立
生而为人，葛洪指出人体是由形、气、神组成合而为一的。有形的身体是因为有无形的神（精气神的神）的存在才谓之生命，身体是神的房子，生命体的机能是由“神”主宰气（能量）来运行的，失去了“神”，人体生命体则失去生命力，名存实亡。对此《抱朴子 ·至理》中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於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
说明身体必须有灵魂的进驻才能生存，人体为形的层面，是灵魂的房子，比如堤坝一旦崩坏，水就无法留驻；蜡烛一旦燃尽，火就不会存在；人体元气衰竭，生命就会结束，神识也无法凝聚，更无法固精。
西汉《淮南鸿烈》更是对人生命体的构成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无独有偶，《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同样记载了：
“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
首先，“形”就是指没有气和神的纯粹的物质肉身，肉身是生命的房子。房子本身是“死的构造体”，而纯粹的身体“物质结构”就是失去气和神的“尸体”，如同案板上的肉。肉身存在的意义就是承载灵魂，有了灵魂我们才成为“生命”。
其次，气为生之“充”，是指生命的机能是通过气的运行来实现的，从细胞振动，到器官、系统的各种机能的正常运行，比如血液的循环、心脏的跳动、肠胃的蠕动等等都离不开气的推动。对此，很多经典都有所记载：“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医权初编》）。“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抱朴子·至理》）。由此看来，气依赖生命而存在，抛开生命载体，纯粹的“气”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么气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这就是生命的最关键之所在，即神者生之制也，“制”即是主宰，也就是说，神即是灵，即是真正的生命，在人体“神”由三魂七魄和后天的显意识、先天的潜意识组成，生命体所体现的阴阳虚盛，能量频率的高低，肉体是否健康，都是“神”所决定的。
“上工守神”就是此意，庸医下工守形，真正的中医守神，招魂复魄，扶正固本，现代医学失去了“神”，就等于电脑没有了网络，只剩躯壳。所以葛洪在《抱朴子外篇·正郭》说“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
（三）魂魄主宰生命体的生死病健
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要研究生命健康必须抓住“根本”，生命的根本即是心，即是神。神在人体主要包含魂魄，它决定着人体的疾病与健康，也是心性的体现。《黄帝内经》记载：“气血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魂魄，是中医神志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抱朴子·论仙》里论述了魂魄与人的疾病生死的关系：
“故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人无贤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此之为物至近者也，然与人俱生，至乎终身，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岂可遂以不闻见之，又云无之乎？”
人体的三魂七魄如同守卫，护卫着我们人体的生命系统正常运行，是抵御外邪进入身体的屏障，《黄帝内经·素问》中说明：“人虚即神游失守卫，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当人体虚弱时，能量不足固摄不住魂魄时，导致魂魄分离。当魂魄不在体时，即魂不守舍、失魂落魄时，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此时“鬼神外干”，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堵塞经络,造成气血不通,细胞就得不到营养和能量，久而久之从虚病变成实病。反之，《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心神守其位，自然正气存内，外寒等“邪气”自然无法干扰。
同时《黄帝内经·灵枢》明确的记载了：“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人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心跳的停止，而是神即魂魄全部离开人体，才标志着生命体的结束：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黄帝内经》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
文中黄帝问：“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气血耗干了，治疗很难见效，为什么？”岐伯答:“是神气没有发挥作用。
可见，神——魂魄影响决定着人的生死病健，正如《上清洞真品》所言：“神全则气全，气全则形全，形全则百关调于内，八邪销于外。”魂魄全人则健，神不灵，则气不武，身则衰、则腐，乃至亡，所以魂魄分离造成百病滋生，甚至生命的灭亡。
（四）古神圣之医，疗人心疾
《东医宝鉴》一书说：“古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致于有疾。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也。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是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一切疾病皆生于心，传于气，成于物质，显现于肉体，所以心病非病，是未病，上医治未病，调未发之时为调心，上工守神，心即神，庸医下医守形，神病治形，本末倒置。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刺骄》说：“俗人徒睹其外形之粗简，不能察其精神之渊邈，务在皮肤，不料心志。”《黄帝内经》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病”在肉体上的投影，根源是挥之不去的自私、贪婪、愤怒、抱怨、爱恨情仇等低频意识不断的汇聚，低频意识会产生低频能量，使其不能化解而凝结，导致超低频能量的物质化显现，就是疾病，显现在低频的物质肉身上，而这肉体可见的疾病，却只是“心病”的影子，实际上它以低频意识的形态，存在于心上，这时，对肉体的吃药、扎针、手术如同捉影子，如何能治好病呢？心是树根，病是树叶，树叶的枯黄是在告诉我们根出了问题，所以，治病必须追根溯源，抓住根本，心病还需心药医。
（五）葛洪论“德之不备，体之不养”
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如同手心和手背，本就同心同体，都是以中正、德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中”医其实就是德医，只有德心才是医者仁心，医道同源，真正医者即是德道者。所以葛洪在《内篇·勤求》说：“德之不备，体之不养”，“有德则自出，无道则沦亡。”。
《大医精诚》讲医德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即是“圣”，圣必是医，医者必是圣心，方能无病不治。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可救国、治世的“圣人”，也是可医天医人的“圣医”，故古语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正心、修德，此德非凡俗人心所认为的德，此德即大儒陆九渊所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之事，吾之分内之事即宇宙内事。这也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经典表述。有此大德必有大道，德道即是智慧，即拥有最高频率的能量。一切疾病、灾祸都是能量超低频现象，有了高频能量，就能提升低频能量的振动频率，改变低频物质的存在状态，从而化解疾病、灾祸等因缘。
《抱朴子·微旨》说：“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於理当有精神。”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的万物有灵论。
“万物之灵”一词出自《尚书·泰誓上》，指人为世界上一切物种中最有灵性的。记载了“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葛洪认为人居万物之首，乃是万物之灵，故在《抱朴子· 内篇》说：“有生最灵，莫过乎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
对此，天地化育的万物中，对于人的记载，不同的古籍中皆有相同的经典描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
于人而言，与天地并生，是谓万物之灵，据《道德经》所载：“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足见，人与道、天地同大，天人本合一。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立“玄”为本，把“玄”、“道”及“一”联系起来，三者实乃异名而同义，皆指宇宙万物本源。《抱朴子· 地真》曰：“道起於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充分体现了天、地、人与道一体并存的天人合一观。
（二）上工守神，形须神而立
生而为人，葛洪指出人体是由形、气、神组成合而为一的。有形的身体是因为有无形的神（精气神的神）的存在才谓之生命，身体是神的房子，生命体的机能是由“神”主宰气（能量）来运行的，失去了“神”，人体生命体则失去生命力，名存实亡。对此《抱朴子 ·至理》中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於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
说明身体必须有灵魂的进驻才能生存，人体为形的层面，是灵魂的房子，比如堤坝一旦崩坏，水就无法留驻；蜡烛一旦燃尽，火就不会存在；人体元气衰竭，生命就会结束，神识也无法凝聚，更无法固精。
西汉《淮南鸿烈》更是对人生命体的构成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无独有偶，《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同样记载了：
“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
首先，“形”就是指没有气和神的纯粹的物质肉身，肉身是生命的房子。房子本身是“死的构造体”，而纯粹的身体“物质结构”就是失去气和神的“尸体”，如同案板上的肉。肉身存在的意义就是承载灵魂，有了灵魂我们才成为“生命”。
其次，气为生之“充”，是指生命的机能是通过气的运行来实现的，从细胞振动，到器官、系统的各种机能的正常运行，比如血液的循环、心脏的跳动、肠胃的蠕动等等都离不开气的推动。对此，很多经典都有所记载：“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医权初编》）。“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抱朴子·至理》）。由此看来，气依赖生命而存在，抛开生命载体，纯粹的“气”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么气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这就是生命的最关键之所在，即神者生之制也，“制”即是主宰，也就是说，神即是灵，即是真正的生命，在人体“神”由三魂七魄和后天的显意识、先天的潜意识组成，生命体所体现的阴阳虚盛，能量频率的高低，肉体是否健康，都是“神”所决定的。
“上工守神”就是此意，庸医下工守形，真正的中医守神，招魂复魄，扶正固本，现代医学失去了“神”，就等于电脑没有了网络，只剩躯壳。所以葛洪在《抱朴子外篇·正郭》说“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
（三）魂魄主宰生命体的生死病健
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要研究生命健康必须抓住“根本”，生命的根本即是心，即是神。神在人体主要包含魂魄，它决定着人体的疾病与健康，也是心性的体现。《黄帝内经》记载：“气血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魂魄，是中医神志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抱朴子·论仙》里论述了魂魄与人的疾病生死的关系：
“故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人无贤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此之为物至近者也，然与人俱生，至乎终身，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岂可遂以不闻见之，又云无之乎？”
人体的三魂七魄如同守卫，护卫着我们人体的生命系统正常运行，是抵御外邪进入身体的屏障，《黄帝内经·素问》中说明：“人虚即神游失守卫，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当人体虚弱时，能量不足固摄不住魂魄时，导致魂魄分离。当魂魄不在体时，即魂不守舍、失魂落魄时，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此时“鬼神外干”，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堵塞经络,造成气血不通,细胞就得不到营养和能量，久而久之从虚病变成实病。反之，《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心神守其位，自然正气存内，外寒等“邪气”自然无法干扰。
同时《黄帝内经·灵枢》明确的记载了：“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人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心跳的停止，而是神即魂魄全部离开人体，才标志着生命体的结束：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黄帝内经》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
文中黄帝问：“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气血耗干了，治疗很难见效，为什么？”岐伯答:“是神气没有发挥作用。
可见，神——魂魄影响决定着人的生死病健，正如《上清洞真品》所言：“神全则气全，气全则形全，形全则百关调于内，八邪销于外。”魂魄全人则健，神不灵，则气不武，身则衰、则腐，乃至亡，所以魂魄分离造成百病滋生，甚至生命的灭亡。
（四）古神圣之医，疗人心疾
《东医宝鉴》一书说：“古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致于有疾。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也。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是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一切疾病皆生于心，传于气，成于物质，显现于肉体，所以心病非病，是未病，上医治未病，调未发之时为调心，上工守神，心即神，庸医下医守形，神病治形，本末倒置。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刺骄》说：“俗人徒睹其外形之粗简，不能察其精神之渊邈，务在皮肤，不料心志。”《黄帝内经》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病”在肉体上的投影，根源是挥之不去的自私、贪婪、愤怒、抱怨、爱恨情仇等低频意识不断的汇聚，低频意识会产生低频能量，使其不能化解而凝结，导致超低频能量的物质化显现，就是疾病，显现在低频的物质肉身上，而这肉体可见的疾病，却只是“心病”的影子，实际上它以低频意识的形态，存在于心上，这时，对肉体的吃药、扎针、手术如同捉影子，如何能治好病呢？心是树根，病是树叶，树叶的枯黄是在告诉我们根出了问题，所以，治病必须追根溯源，抓住根本，心病还需心药医。
（五）葛洪论“德之不备，体之不养”
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如同手心和手背，本就同心同体，都是以中正、德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中”医其实就是德医，只有德心才是医者仁心，医道同源，真正医者即是德道者。所以葛洪在《内篇·勤求》说：“德之不备，体之不养”，“有德则自出，无道则沦亡。”。
《大医精诚》讲医德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即是“圣”，圣必是医，医者必是圣心，方能无病不治。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可救国、治世的“圣人”，也是可医天医人的“圣医”，故古语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正心、修德，此德非凡俗人心所认为的德，此德即大儒陆九渊所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之事，吾之分内之事即宇宙内事。这也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经典表述。有此大德必有大道，德道即是智慧，即拥有最高频率的能量。一切疾病、灾祸都是能量超低频现象，有了高频能量，就能提升低频能量的振动频率，改变低频物质的存在状态，从而化解疾病、灾祸等因缘。
https://t.cn/A6zwRaVb否定免证事实：反驳与推翻之区别｜ 审判研究
余文唐 福建莆田中院全国法院审判业务专家
我国免证事实的否定规则，肇始于旧民事证据规定第九条，当时只有推翻一种否定规则。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开始区分反驳与推翻两个否定规则，新民事证据规定第十条对其微调而规定如下：“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一规定第二款保留盖然性更高的裁判预决事实和公证证明事实适用推翻规则外，其它具有或然性的免证事实均适用反驳的否定规则。
而就目前来看，对该两规则的研究状况尚不够理想。这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异同在哪里，包括否定根据、否定方式和否定程度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分歧。尤其是对否定程度的表述过于抽象，不便于司法者的掌握和适用。本文从免证事实的否定方式、否定根据和否定程度三个角度，对反驳和推翻进行比对分析，寻找两者区别之所在；并参考国外的相关理论模式，将“法官内心确信”与“盖然性等级”相挂钩，对两者之否定程度加以具体化。
一、观点摘要与要点比对
先来看看如下几种说法：其一，王新平：“足以反驳：要求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能够动摇免证事实。……足以推翻：要求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达到证明相反事实成立的程度。”［1］其二，潘华明：“反驳和推翻，……蕴含了两个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反驳相对容易，动摇法官心证即可；推翻则十分困难，必须彻底否定该免证事实。”［2］其三，华东旭：“足以反驳的标准是‘证伪’，即只要证明不是就可以；足以推翻的标准是‘证伪’+‘证是’，即不止证明不是什么，还要证明是什么。”［3］其四，诉讼助手微信公号：“反驳只要是证明对方‘不是’就可以，反驳可以用证据证明对方的‘不是’，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事实和理由；推翻则需要有证据证明对方的‘不是’，还要证明自己的‘是’。”［4］其五，陈中、黄韵霜：“‘足以推翻’应指相反证据已令其所证明的相反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而‘足以反驳’则指相反证据足以动摇法官对‘免证事实’的内心确信即可。”［5］其六，熊承星：“按传统理论，对于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反证只需要动摇本证事实，即反证使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拉低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下（使得本证方所主张的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就实现了足以反驳的目的；而对于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以及公证事实，反证的证明力度得达到证明相反事实成立的程度才行，如此才属于足以推翻。”［6］
在以前的证据法论著中，大都对“反驳”与“推翻”未做严格的区分，经常将两者混而同之。而在普通的语境下，却是将“反驳”作为“推翻”的手段，“推翻”作为“反驳”的结果来使用。
上述诸论者就免证事实的两类否定规则的探讨是难能可贵的，其观点很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这里从否定免证事实的方式、根据、程度等三个方面，对上述六种说加以比较：
首先，否定方式。上述诸位论者虽未言明否定方式，但从其表述或反驳程度反观可知，在反驳方式上均为直接反驳；而在推翻方式上，王新平、潘华明、陈中和黄韵霜以及熊承星的说法实际上是间接推翻，华东旭和诉讼助手微信公号的是直接推翻与间接推翻双管齐下。
其次，否定根据。除潘华明、华东旭未涉及此方面外，王新平和陈中、黄韵霜的说法是“相反证据”，熊承星的“反证”含义似同于此；比较特别的是诉讼助手微信公号的观点，认为反驳的根据可以是证据也可以是一定的事实和理由，推翻则只能用证据。
其三，否定程度。除华东旭、诉讼助手微信公号在此方面未予明确外，其他四位在反驳程度上虽然存在差异表述但其意思基本一致：动摇法官对免证事实的内心确信。区别在于推翻程度上：王新平和熊承星认为推翻须达到“证明相反事实成立”的程度，潘华明的说法是须达到“彻底否定该免证事实”，陈中、黄韵霜的观点为“相反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二、问题简析与理论检讨
从上述六种说法的比对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反驳和推翻的方式应否有所区别？二是反驳的根据可否包括“相反证据”之外的“一定的事实和理由”？三是反驳和推翻各自究竟需要达到何种程度？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应是否定性的。反驳和推翻的对象均为其所针对的免证事实，目的都是要否定各自针对的免证事实。而否定免证事实的方式，可分为直接否定和间接否定。直接对免证事实予以否定的是直接否定，间接否定则是通过证明免证事实之相反事实（例外事实）的存在来否定免证事实。所以，不论是反驳还是推翻，都有直接否定与间接否定两种方式。
关于第二个问题，理论上也有此一说。例如证据法专家何家弘称：“反驳的方式可以是举出证据，也可以是进行说服和论辩。”［7］然而，从新民事证据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来看，该规定将反驳和推翻的根据明确限定为“相反证据”。据此，除相反证据之外的其他事实和理由，应该不属于否定免证事实的根据。
而第三个问题，应该是反驳与推翻之间区别的集中体现之所在。两者所须达到的程度，应该与免证事实的证明标准和否定方式相关联，而且还应与盖然性的等级挂钩。上述论者关于免证事实否定程度的诸种说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 . 没有从否定方式上分别指出各自的否定标准。2 . 主张的否定标准大都过于抽象。3 . 否定标准特别是推翻的标准相当不一致。
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可知：［8］其一，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其二，反驳本证的最低程度是使本证事实真伪不明。前者为本证的证明标准，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方证明其所主张事实的最低证明程度。后者是反证的程度要求，即反驳方对本证事实反驳成功的最低程度。而所谓真伪不明，就是法官对待证事实无法形成内心确信。这有两种情形：一是本证与反证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这是狭义的真伪不明。二是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方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这为真伪不明的扩大含义。［9］
如此，以真伪不明作为反驳成功的最低要求是否合适？或者说应当如何理解两种反驳方式中的真伪不明？
一方面，既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方的本证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那么直接反驳本证事实按理只要使得本证达不到该证明标准即足够。因此这里似应适用真伪不明的扩大含义，即被反驳的免证事实的可信度至少须降到优势盖然性。［10］
另一方面，通常认为间接反驳属于本证范畴，那么这一本证的证明标准是否也是使得本证事实真伪不明？很显然，这里的真伪不明应是典型的真伪不明才说得通。也就是说，间接反驳所证明的相反事实应与免证事实的证明标准同等。而为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证证明的公信，欲推翻该两项事实，直接推翻和间接推翻的最低程度要求起码得严于直接反驳和间接反驳一个等级。
三、基本结论与具体标准
综上，本文的基本结论为：
一是反驳与推翻免证事实的根据限于“相反证据”，而不包括此外的其他“事实和理由”。相反证据是与证明免证事实存在的本证证据相互排斥，能够否定免证事实存在的证据。
二是反驳与推翻的方式均有直接否定与间接否定之分。直接否定是矛头直接指向免证事实，具体操作上是以相反证据否定免证事实的本证证据，是一种“釜底抽薪”（挖墙脚）式的攻击方法；间接否定则是通过以相反证据证明与免证事实相反的事实或曰“例外事实”的存在，进而否定免证事实存在的“迂回战术”式攻击方法。
三是直接否定属于反证，作用在于动摇法官对免证事实的内心确信；间接否定属于本证，即证明相反事实的成立或曰存在。
四是反驳与推翻的区别集中于两者的否定程度上。案件事实的可信度或曰法官的内心确信，由高到低的层次有：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清晰可信）、优势盖然性（盖然性占优）、合理可能性等。［11］因推翻对象具有特殊公信力，故其要求须严于反驳的要求。就民事诉讼而言，直接反驳须使得法官对免证事实的内心确信拉低到高度盖然性之下一层次，即优势盖然性；直接推翻则须使免证事实的可信度降至再下一层次，即合理可能性。而间接反驳证明的相反事实可信度须与免证事实的同等，即高度盖然性；间接推翻证明的相反事实可信度则须高于免证事实的可信度，即排除合理怀疑。
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以刻度的方法对证明结果的等级做了划分：0%=绝对不可能；1-24%=非常不可能；25-49%=不太可能（合理可能性）；50%=完全不清楚（狭义的真伪不明）；51-74%=大致可能（优势盖然性）；75-99%=非常可能（高度盖然性）；100%=绝对可能。［12］
参考这种刻度，民事诉讼免证事实的否定程度可以大体标示为：
第一，直接反驳只需使免证事实的可信度降至74%以下即可，也即否定程度只需达到25%以上即可。第二，直接推翻至少必须使免证事实的可信度降至50%，也即否定程度必须达到50%；第三，间接反驳所证明的相反事实可信度至少需要达到75%；第四，间接推翻所证明的相反事实的可信度必须达到100%。［13］
以此刻度来标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中的“真伪不明”，应该是待证事实（免证事实）的可信度为25-74%之间，涵盖合理可能性和优势盖然性两个等级。以此广义的真伪不明作为反驳成功的标准，未免过于宽泛而且混淆直接反驳与间接反驳对免证事实的否定程度，容易导致司法实践失之偏颇。比如，包含在广义真伪不明中的狭义真伪不明，可以作为间接反驳的否定程度——免证事实未被反驳其最低的可信度仍为75%，被间接反驳证明的相反事实可信度与其同等，这事实上也就是两者的可信度旗鼓相当各占50%。但若将狭义真伪不明作为直接反驳的标准却是不恰当的，因为直接反驳的反驳可信度只需达到25%即可而不必达到50%，而导致免证事实的可信度也不必降至50%而只需降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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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唐 福建莆田中院全国法院审判业务专家
我国免证事实的否定规则，肇始于旧民事证据规定第九条，当时只有推翻一种否定规则。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开始区分反驳与推翻两个否定规则，新民事证据规定第十条对其微调而规定如下：“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一规定第二款保留盖然性更高的裁判预决事实和公证证明事实适用推翻规则外，其它具有或然性的免证事实均适用反驳的否定规则。
而就目前来看，对该两规则的研究状况尚不够理想。这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异同在哪里，包括否定根据、否定方式和否定程度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分歧。尤其是对否定程度的表述过于抽象，不便于司法者的掌握和适用。本文从免证事实的否定方式、否定根据和否定程度三个角度，对反驳和推翻进行比对分析，寻找两者区别之所在；并参考国外的相关理论模式，将“法官内心确信”与“盖然性等级”相挂钩，对两者之否定程度加以具体化。
一、观点摘要与要点比对
先来看看如下几种说法：其一，王新平：“足以反驳：要求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能够动摇免证事实。……足以推翻：要求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达到证明相反事实成立的程度。”［1］其二，潘华明：“反驳和推翻，……蕴含了两个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反驳相对容易，动摇法官心证即可；推翻则十分困难，必须彻底否定该免证事实。”［2］其三，华东旭：“足以反驳的标准是‘证伪’，即只要证明不是就可以；足以推翻的标准是‘证伪’+‘证是’，即不止证明不是什么，还要证明是什么。”［3］其四，诉讼助手微信公号：“反驳只要是证明对方‘不是’就可以，反驳可以用证据证明对方的‘不是’，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事实和理由；推翻则需要有证据证明对方的‘不是’，还要证明自己的‘是’。”［4］其五，陈中、黄韵霜：“‘足以推翻’应指相反证据已令其所证明的相反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而‘足以反驳’则指相反证据足以动摇法官对‘免证事实’的内心确信即可。”［5］其六，熊承星：“按传统理论，对于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反证只需要动摇本证事实，即反证使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拉低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下（使得本证方所主张的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就实现了足以反驳的目的；而对于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以及公证事实，反证的证明力度得达到证明相反事实成立的程度才行，如此才属于足以推翻。”［6］
在以前的证据法论著中，大都对“反驳”与“推翻”未做严格的区分，经常将两者混而同之。而在普通的语境下，却是将“反驳”作为“推翻”的手段，“推翻”作为“反驳”的结果来使用。
上述诸论者就免证事实的两类否定规则的探讨是难能可贵的，其观点很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这里从否定免证事实的方式、根据、程度等三个方面，对上述六种说加以比较：
首先，否定方式。上述诸位论者虽未言明否定方式，但从其表述或反驳程度反观可知，在反驳方式上均为直接反驳；而在推翻方式上，王新平、潘华明、陈中和黄韵霜以及熊承星的说法实际上是间接推翻，华东旭和诉讼助手微信公号的是直接推翻与间接推翻双管齐下。
其次，否定根据。除潘华明、华东旭未涉及此方面外，王新平和陈中、黄韵霜的说法是“相反证据”，熊承星的“反证”含义似同于此；比较特别的是诉讼助手微信公号的观点，认为反驳的根据可以是证据也可以是一定的事实和理由，推翻则只能用证据。
其三，否定程度。除华东旭、诉讼助手微信公号在此方面未予明确外，其他四位在反驳程度上虽然存在差异表述但其意思基本一致：动摇法官对免证事实的内心确信。区别在于推翻程度上：王新平和熊承星认为推翻须达到“证明相反事实成立”的程度，潘华明的说法是须达到“彻底否定该免证事实”，陈中、黄韵霜的观点为“相反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二、问题简析与理论检讨
从上述六种说法的比对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反驳和推翻的方式应否有所区别？二是反驳的根据可否包括“相反证据”之外的“一定的事实和理由”？三是反驳和推翻各自究竟需要达到何种程度？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应是否定性的。反驳和推翻的对象均为其所针对的免证事实，目的都是要否定各自针对的免证事实。而否定免证事实的方式，可分为直接否定和间接否定。直接对免证事实予以否定的是直接否定，间接否定则是通过证明免证事实之相反事实（例外事实）的存在来否定免证事实。所以，不论是反驳还是推翻，都有直接否定与间接否定两种方式。
关于第二个问题，理论上也有此一说。例如证据法专家何家弘称：“反驳的方式可以是举出证据，也可以是进行说服和论辩。”［7］然而，从新民事证据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来看，该规定将反驳和推翻的根据明确限定为“相反证据”。据此，除相反证据之外的其他事实和理由，应该不属于否定免证事实的根据。
而第三个问题，应该是反驳与推翻之间区别的集中体现之所在。两者所须达到的程度，应该与免证事实的证明标准和否定方式相关联，而且还应与盖然性的等级挂钩。上述论者关于免证事实否定程度的诸种说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 . 没有从否定方式上分别指出各自的否定标准。2 . 主张的否定标准大都过于抽象。3 . 否定标准特别是推翻的标准相当不一致。
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可知：［8］其一，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其二，反驳本证的最低程度是使本证事实真伪不明。前者为本证的证明标准，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方证明其所主张事实的最低证明程度。后者是反证的程度要求，即反驳方对本证事实反驳成功的最低程度。而所谓真伪不明，就是法官对待证事实无法形成内心确信。这有两种情形：一是本证与反证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这是狭义的真伪不明。二是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方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这为真伪不明的扩大含义。［9］
如此，以真伪不明作为反驳成功的最低要求是否合适？或者说应当如何理解两种反驳方式中的真伪不明？
一方面，既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方的本证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那么直接反驳本证事实按理只要使得本证达不到该证明标准即足够。因此这里似应适用真伪不明的扩大含义，即被反驳的免证事实的可信度至少须降到优势盖然性。［10］
另一方面，通常认为间接反驳属于本证范畴，那么这一本证的证明标准是否也是使得本证事实真伪不明？很显然，这里的真伪不明应是典型的真伪不明才说得通。也就是说，间接反驳所证明的相反事实应与免证事实的证明标准同等。而为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证证明的公信，欲推翻该两项事实，直接推翻和间接推翻的最低程度要求起码得严于直接反驳和间接反驳一个等级。
三、基本结论与具体标准
综上，本文的基本结论为：
一是反驳与推翻免证事实的根据限于“相反证据”，而不包括此外的其他“事实和理由”。相反证据是与证明免证事实存在的本证证据相互排斥，能够否定免证事实存在的证据。
二是反驳与推翻的方式均有直接否定与间接否定之分。直接否定是矛头直接指向免证事实，具体操作上是以相反证据否定免证事实的本证证据，是一种“釜底抽薪”（挖墙脚）式的攻击方法；间接否定则是通过以相反证据证明与免证事实相反的事实或曰“例外事实”的存在，进而否定免证事实存在的“迂回战术”式攻击方法。
三是直接否定属于反证，作用在于动摇法官对免证事实的内心确信；间接否定属于本证，即证明相反事实的成立或曰存在。
四是反驳与推翻的区别集中于两者的否定程度上。案件事实的可信度或曰法官的内心确信，由高到低的层次有：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清晰可信）、优势盖然性（盖然性占优）、合理可能性等。［11］因推翻对象具有特殊公信力，故其要求须严于反驳的要求。就民事诉讼而言，直接反驳须使得法官对免证事实的内心确信拉低到高度盖然性之下一层次，即优势盖然性；直接推翻则须使免证事实的可信度降至再下一层次，即合理可能性。而间接反驳证明的相反事实可信度须与免证事实的同等，即高度盖然性；间接推翻证明的相反事实可信度则须高于免证事实的可信度，即排除合理怀疑。
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以刻度的方法对证明结果的等级做了划分：0%=绝对不可能；1-24%=非常不可能；25-49%=不太可能（合理可能性）；50%=完全不清楚（狭义的真伪不明）；51-74%=大致可能（优势盖然性）；75-99%=非常可能（高度盖然性）；100%=绝对可能。［12］
参考这种刻度，民事诉讼免证事实的否定程度可以大体标示为：
第一，直接反驳只需使免证事实的可信度降至74%以下即可，也即否定程度只需达到25%以上即可。第二，直接推翻至少必须使免证事实的可信度降至50%，也即否定程度必须达到50%；第三，间接反驳所证明的相反事实可信度至少需要达到75%；第四，间接推翻所证明的相反事实的可信度必须达到100%。［13］
以此刻度来标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中的“真伪不明”，应该是待证事实（免证事实）的可信度为25-74%之间，涵盖合理可能性和优势盖然性两个等级。以此广义的真伪不明作为反驳成功的标准，未免过于宽泛而且混淆直接反驳与间接反驳对免证事实的否定程度，容易导致司法实践失之偏颇。比如，包含在广义真伪不明中的狭义真伪不明，可以作为间接反驳的否定程度——免证事实未被反驳其最低的可信度仍为75%，被间接反驳证明的相反事实可信度与其同等，这事实上也就是两者的可信度旗鼓相当各占50%。但若将狭义真伪不明作为直接反驳的标准却是不恰当的，因为直接反驳的反驳可信度只需达到25%即可而不必达到50%，而导致免证事实的可信度也不必降至50%而只需降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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