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借钱度日的薛奶奶盖起了二层楼】#壮丽70年 少年家国信##我爱祖国学生书信征集#
亲爱的舅舅：
您好，您在外地还好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分开了这么多年，我想告诉您：家乡的变化好大，十年前的小村庄是一个充满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处处都散发着泥土的味道：小路、房屋、庭院、树林……以前的路坑坑洼洼的，真的不好走。以前的河上只有一座断了的桥，想过河只能从河里蹚过去。
以前隔壁的薛奶奶家也并不富裕，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座瓦房里。薛奶奶的儿子整日外出打工，养家糊口。但买柴米油盐的钱远远比挣来的钱多，薛奶奶便四处借钱度日。因薛奶奶家已无力还债，久而久之便无人给薛奶奶借钱了。家里只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一个木质的桌子、两张床和一台电饭煲。但是现在薛奶奶家不仅把欠的债都还上了，还盖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什么液晶电视啊、橱柜啊应有尽有。客厅里的大理石砖、软沙发、漂亮的酒杯；卧室里的实木床、衣柜、台灯……把以前的旧宅子也变成了养鸡的地方，薛奶奶不仅不用儿女的钱，还经常把卖鸡得来的钱分一部分给儿女。
儿女也非常孝顺薛奶奶，一有空就回来照顾薛奶奶，经常买一些营养品给薛奶奶，希望她老人家可以健健康康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状况在稳步上升。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20年增长了11倍，高于中等国家收入均值。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66000元。预计2025年中国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
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您：我相信在我们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扶摇直上九万里。祝您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您的外甥女：高晨阳
2019年7月6日
（作者系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中心小学学生 指导老师：姜静妮）
亲爱的舅舅：
您好，您在外地还好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分开了这么多年，我想告诉您：家乡的变化好大，十年前的小村庄是一个充满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处处都散发着泥土的味道：小路、房屋、庭院、树林……以前的路坑坑洼洼的，真的不好走。以前的河上只有一座断了的桥，想过河只能从河里蹚过去。
以前隔壁的薛奶奶家也并不富裕，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座瓦房里。薛奶奶的儿子整日外出打工，养家糊口。但买柴米油盐的钱远远比挣来的钱多，薛奶奶便四处借钱度日。因薛奶奶家已无力还债，久而久之便无人给薛奶奶借钱了。家里只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一个木质的桌子、两张床和一台电饭煲。但是现在薛奶奶家不仅把欠的债都还上了，还盖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什么液晶电视啊、橱柜啊应有尽有。客厅里的大理石砖、软沙发、漂亮的酒杯；卧室里的实木床、衣柜、台灯……把以前的旧宅子也变成了养鸡的地方，薛奶奶不仅不用儿女的钱，还经常把卖鸡得来的钱分一部分给儿女。
儿女也非常孝顺薛奶奶，一有空就回来照顾薛奶奶，经常买一些营养品给薛奶奶，希望她老人家可以健健康康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状况在稳步上升。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20年增长了11倍，高于中等国家收入均值。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66000元。预计2025年中国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
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您：我相信在我们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扶摇直上九万里。祝您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您的外甥女：高晨阳
2019年7月6日
（作者系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中心小学学生 指导老师：姜静妮）
与古希腊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是建立在整体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说法，所谓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即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事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和规定对象的一种思维原则。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中具体表现为“观物取象”和“类比推衍”两种思维样式和形式。
“观物取象”的基本特征是采用静观的方式去直觉对象，并通过象征的方式而表达对象的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常用，它在《易传》中有集中的典型的表现。所谓“观物”，是主体对客体省察、体验的过程，但又不同于通常的认识方法，它不是对事物采取逻辑分析的形式，而是对客体采取仰观俯察、远取近取的方式，是对事物的总体及其联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观察与直观。
在观物过程中，中国古代哲人既不感到有把主体的对象分解为单元、要素和特定基质的需要，也不认为有按照某种严格、清晰的逻辑形式进行分析和推理的需要，而往往是把对象当作“一”，即完全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加以对待。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对事物的直接观察和内心的经验感受，就可以完全领悟和把握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宇宙的本质。“取象”是观物的直接结果，是对观物过程中所获取的关于对象的感受和表象的进一步的概括和凝炼，是使客体对象主体化的过程。
《易》的八卦图像就是取象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套形象的符号系统。八卦图像不同于概念。概念是通过抽象的方法，对于事物进行分解，舍弃掉其中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抽取其中共性的东西，尔后综合地去把握对象。八卦图像作为表征对象的一种符号系统，当然也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对主体的对象的模拟，通过直接的或直观的方法去表征和反映对象之全体，不需要像概念那样把对象先行分析然后再综合为一个整体。
中国古代文字基本是象形的，或说建立在象形的基础上，它以线条图像反映对象，本质上具有类似于八卦图像那样的特征和功能。“观物取象”实质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具有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直观综合”的整体特征。由于“观物”是以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为对象，因此，在此基础上通过“取象”所得到的八卦图像，所表征的就不是对象的某个部分、方面，而是对象的全体或普遍联系，即全息式的对象整体。
“类比推衍”的思维形式与“观物取象”相比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认识活动中所运用的概率远远高于后者。从思维程序看，“观物取象”是客体→主体，而“类比推衍”则是主体通过对个别和局部的观察所获取的认识，进而以类的比附和推衍为手段，获得关于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整体的认识，其认识程序是客体→主体→客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包容了前者的一种方法。
一般地说，观物取象的方法，由于受观察主体所触及的对象所限，它所获得的意象往往表征的是个别整体或类的整体。而类比推衍则具有在获得有限整体的基础上，通过类推过程而超越有限，最终获得无限的趋势。此方法与一般的演绎推理的方法也不同，它不是通过概念的演进和逻辑推理的形式获取对象，而是通过类的推衍和比附去认识和把握对象，这意味着把握了个体或局部就可以认识宇宙整体。
例如，老子所说的“以身观身”直至“以天下观天下”，就是一种类比推衍的方法。人是同类的，因此，可由个体之身经过推衍，进而认识他人直至人的全体。万物莫不同道而类同，因此，“不出户，知天下”，由个体或局部完全可以领悟宇宙全体之奥妙。
荀子“以类度类”的主张，是对于类比推衍法更为明确的表达。他认为，只有同类之间才可以推衍，但是，类的区别并非是绝对的，类上有更大的类，推而极之，存在着无所不包的类，“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荀子•正名》）。“物”是大共名，是对天地万物之全体的概括。天地万物虽然异类，但又可以说是同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此，通过“以类度类”的手段，即可由个别、特殊的事物，实现对宇宙全体的认识。
冯友兰先生指出，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希腊哲学家“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原因是“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这里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差别，就包括哲学方法的差别，并由此导致注重“区别”与“无区别”的观念性差异。
古希腊哲学“从假设的概念”出发，也就是从逻辑概念出发，重视对于对象的属性和基质的分析，所以从整体观的角度而言，必然是一种有限的整体观，带有机械性的色彩与倾向。而中国哲学是“从直觉的价值出发”，偏重于在对于对象的直观审查与内心体验中去领悟世界的意义，因此，它不注重对于客体进行“区别”或分析，而注重对于事物的整体把握，其关于对象世界的观念则是一种无限整体观。
冯先生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差别，与我们上面的说法所采取的角度尽管不同，但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
“观物取象”的基本特征是采用静观的方式去直觉对象，并通过象征的方式而表达对象的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常用，它在《易传》中有集中的典型的表现。所谓“观物”，是主体对客体省察、体验的过程，但又不同于通常的认识方法，它不是对事物采取逻辑分析的形式，而是对客体采取仰观俯察、远取近取的方式，是对事物的总体及其联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观察与直观。
在观物过程中，中国古代哲人既不感到有把主体的对象分解为单元、要素和特定基质的需要，也不认为有按照某种严格、清晰的逻辑形式进行分析和推理的需要，而往往是把对象当作“一”，即完全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加以对待。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对事物的直接观察和内心的经验感受，就可以完全领悟和把握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宇宙的本质。“取象”是观物的直接结果，是对观物过程中所获取的关于对象的感受和表象的进一步的概括和凝炼，是使客体对象主体化的过程。
《易》的八卦图像就是取象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套形象的符号系统。八卦图像不同于概念。概念是通过抽象的方法，对于事物进行分解，舍弃掉其中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抽取其中共性的东西，尔后综合地去把握对象。八卦图像作为表征对象的一种符号系统，当然也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对主体的对象的模拟，通过直接的或直观的方法去表征和反映对象之全体，不需要像概念那样把对象先行分析然后再综合为一个整体。
中国古代文字基本是象形的，或说建立在象形的基础上，它以线条图像反映对象，本质上具有类似于八卦图像那样的特征和功能。“观物取象”实质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具有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直观综合”的整体特征。由于“观物”是以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为对象，因此，在此基础上通过“取象”所得到的八卦图像，所表征的就不是对象的某个部分、方面，而是对象的全体或普遍联系，即全息式的对象整体。
“类比推衍”的思维形式与“观物取象”相比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认识活动中所运用的概率远远高于后者。从思维程序看，“观物取象”是客体→主体，而“类比推衍”则是主体通过对个别和局部的观察所获取的认识，进而以类的比附和推衍为手段，获得关于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整体的认识，其认识程序是客体→主体→客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包容了前者的一种方法。
一般地说，观物取象的方法，由于受观察主体所触及的对象所限，它所获得的意象往往表征的是个别整体或类的整体。而类比推衍则具有在获得有限整体的基础上，通过类推过程而超越有限，最终获得无限的趋势。此方法与一般的演绎推理的方法也不同，它不是通过概念的演进和逻辑推理的形式获取对象，而是通过类的推衍和比附去认识和把握对象，这意味着把握了个体或局部就可以认识宇宙整体。
例如，老子所说的“以身观身”直至“以天下观天下”，就是一种类比推衍的方法。人是同类的，因此，可由个体之身经过推衍，进而认识他人直至人的全体。万物莫不同道而类同，因此，“不出户，知天下”，由个体或局部完全可以领悟宇宙全体之奥妙。
荀子“以类度类”的主张，是对于类比推衍法更为明确的表达。他认为，只有同类之间才可以推衍，但是，类的区别并非是绝对的，类上有更大的类，推而极之，存在着无所不包的类，“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荀子•正名》）。“物”是大共名，是对天地万物之全体的概括。天地万物虽然异类，但又可以说是同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此，通过“以类度类”的手段，即可由个别、特殊的事物，实现对宇宙全体的认识。
冯友兰先生指出，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希腊哲学家“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原因是“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这里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差别，就包括哲学方法的差别，并由此导致注重“区别”与“无区别”的观念性差异。
古希腊哲学“从假设的概念”出发，也就是从逻辑概念出发，重视对于对象的属性和基质的分析，所以从整体观的角度而言，必然是一种有限的整体观，带有机械性的色彩与倾向。而中国哲学是“从直觉的价值出发”，偏重于在对于对象的直观审查与内心体验中去领悟世界的意义，因此，它不注重对于客体进行“区别”或分析，而注重对于事物的整体把握，其关于对象世界的观念则是一种无限整体观。
冯先生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差别，与我们上面的说法所采取的角度尽管不同，但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
与古希腊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是建立在整体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说法，所谓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即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事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和规定对象的一种思维原则。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中具体表现为“观物取象”和“类比推衍”两种思维样式和形式。
“观物取象”的基本特征是采用静观的方式去直觉对象，并通过象征的方式而表达对象的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常用，它在《易传》中有集中的典型的表现。所谓“观物”，是主体对客体省察、体验的过程，但又不同于通常的认识方法，它不是对事物采取逻辑分析的形式，而是对客体采取仰观俯察、远取近取的方式，是对事物的总体及其联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观察与直观。
在观物过程中，中国古代哲人既不感到有把主体的对象分解为单元、要素和特定基质的需要，也不认为有按照某种严格、清晰的逻辑形式进行分析和推理的需要，而往往是把对象当作“一”，即完全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加以对待。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对事物的直接观察和内心的经验感受，就可以完全领悟和把握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宇宙的本质。“取象”是观物的直接结果，是对观物过程中所获取的关于对象的感受和表象的进一步的概括和凝炼，是使客体对象主体化的过程。
《易》的八卦图像就是取象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套形象的符号系统。八卦图像不同于概念。概念是通过抽象的方法，对于事物进行分解，舍弃掉其中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抽取其中共性的东西，尔后综合地去把握对象。八卦图像作为表征对象的一种符号系统，当然也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对主体的对象的模拟，通过直接的或直观的方法去表征和反映对象之全体，不需要像概念那样把对象先行分析然后再综合为一个整体。
中国古代文字基本是象形的，或说建立在象形的基础上，它以线条图像反映对象，本质上具有类似于八卦图像那样的特征和功能。“观物取象”实质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具有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直观综合”的整体特征。由于“观物”是以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为对象，因此，在此基础上通过“取象”所得到的八卦图像，所表征的就不是对象的某个部分、方面，而是对象的全体或普遍联系，即全息式的对象整体。
“类比推衍”的思维形式与“观物取象”相比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认识活动中所运用的概率远远高于后者。从思维程序看，“观物取象”是客体→主体，而“类比推衍”则是主体通过对个别和局部的观察所获取的认识，进而以类的比附和推衍为手段，获得关于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整体的认识，其认识程序是客体→主体→客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包容了前者的一种方法。
一般地说，观物取象的方法，由于受观察主体所触及的对象所限，它所获得的意象往往表征的是个别整体或类的整体。而类比推衍则具有在获得有限整体的基础上，通过类推过程而超越有限，最终获得无限的趋势。此方法与一般的演绎推理的方法也不同，它不是通过概念的演进和逻辑推理的形式获取对象，而是通过类的推衍和比附去认识和把握对象，这意味着把握了个体或局部就可以认识宇宙整体。
例如，老子所说的“以身观身”直至“以天下观天下”，就是一种类比推衍的方法。人是同类的，因此，可由个体之身经过推衍，进而认识他人直至人的全体。万物莫不同道而类同，因此，“不出户，知天下”，由个体或局部完全可以领悟宇宙全体之奥妙。
荀子“以类度类”的主张，是对于类比推衍法更为明确的表达。他认为，只有同类之间才可以推衍，但是，类的区别并非是绝对的，类上有更大的类，推而极之，存在着无所不包的类，“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荀子•正名》）。“物”是大共名，是对天地万物之全体的概括。天地万物虽然异类，但又可以说是同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此，通过“以类度类”的手段，即可由个别、特殊的事物，实现对宇宙全体的认识。
冯友兰先生指出，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希腊哲学家“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原因是“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这里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差别，就包括哲学方法的差别，并由此导致注重“区别”与“无区别”的观念性差异。
古希腊哲学“从假设的概念”出发，也就是从逻辑概念出发，重视对于对象的属性和基质的分析，所以从整体观的角度而言，必然是一种有限的整体观，带有机械性的色彩与倾向。而中国哲学是“从直觉的价值出发”，偏重于在对于对象的直观审查与内心体验中去领悟世界的意义，因此，它不注重对于客体进行“区别”或分析，而注重对于事物的整体把握，其关于对象世界的观念则是一种无限整体观。
冯先生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差别，与我们上面的说法所采取的角度尽管不同，但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
“观物取象”的基本特征是采用静观的方式去直觉对象，并通过象征的方式而表达对象的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常用，它在《易传》中有集中的典型的表现。所谓“观物”，是主体对客体省察、体验的过程，但又不同于通常的认识方法，它不是对事物采取逻辑分析的形式，而是对客体采取仰观俯察、远取近取的方式，是对事物的总体及其联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观察与直观。
在观物过程中，中国古代哲人既不感到有把主体的对象分解为单元、要素和特定基质的需要，也不认为有按照某种严格、清晰的逻辑形式进行分析和推理的需要，而往往是把对象当作“一”，即完全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加以对待。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对事物的直接观察和内心的经验感受，就可以完全领悟和把握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宇宙的本质。“取象”是观物的直接结果，是对观物过程中所获取的关于对象的感受和表象的进一步的概括和凝炼，是使客体对象主体化的过程。
《易》的八卦图像就是取象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套形象的符号系统。八卦图像不同于概念。概念是通过抽象的方法，对于事物进行分解，舍弃掉其中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抽取其中共性的东西，尔后综合地去把握对象。八卦图像作为表征对象的一种符号系统，当然也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对主体的对象的模拟，通过直接的或直观的方法去表征和反映对象之全体，不需要像概念那样把对象先行分析然后再综合为一个整体。
中国古代文字基本是象形的，或说建立在象形的基础上，它以线条图像反映对象，本质上具有类似于八卦图像那样的特征和功能。“观物取象”实质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具有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直观综合”的整体特征。由于“观物”是以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为对象，因此，在此基础上通过“取象”所得到的八卦图像，所表征的就不是对象的某个部分、方面，而是对象的全体或普遍联系，即全息式的对象整体。
“类比推衍”的思维形式与“观物取象”相比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认识活动中所运用的概率远远高于后者。从思维程序看，“观物取象”是客体→主体，而“类比推衍”则是主体通过对个别和局部的观察所获取的认识，进而以类的比附和推衍为手段，获得关于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整体的认识，其认识程序是客体→主体→客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包容了前者的一种方法。
一般地说，观物取象的方法，由于受观察主体所触及的对象所限，它所获得的意象往往表征的是个别整体或类的整体。而类比推衍则具有在获得有限整体的基础上，通过类推过程而超越有限，最终获得无限的趋势。此方法与一般的演绎推理的方法也不同，它不是通过概念的演进和逻辑推理的形式获取对象，而是通过类的推衍和比附去认识和把握对象，这意味着把握了个体或局部就可以认识宇宙整体。
例如，老子所说的“以身观身”直至“以天下观天下”，就是一种类比推衍的方法。人是同类的，因此，可由个体之身经过推衍，进而认识他人直至人的全体。万物莫不同道而类同，因此，“不出户，知天下”，由个体或局部完全可以领悟宇宙全体之奥妙。
荀子“以类度类”的主张，是对于类比推衍法更为明确的表达。他认为，只有同类之间才可以推衍，但是，类的区别并非是绝对的，类上有更大的类，推而极之，存在着无所不包的类，“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荀子•正名》）。“物”是大共名，是对天地万物之全体的概括。天地万物虽然异类，但又可以说是同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此，通过“以类度类”的手段，即可由个别、特殊的事物，实现对宇宙全体的认识。
冯友兰先生指出，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希腊哲学家“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原因是“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这里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差别，就包括哲学方法的差别，并由此导致注重“区别”与“无区别”的观念性差异。
古希腊哲学“从假设的概念”出发，也就是从逻辑概念出发，重视对于对象的属性和基质的分析，所以从整体观的角度而言，必然是一种有限的整体观，带有机械性的色彩与倾向。而中国哲学是“从直觉的价值出发”，偏重于在对于对象的直观审查与内心体验中去领悟世界的意义，因此，它不注重对于客体进行“区别”或分析，而注重对于事物的整体把握，其关于对象世界的观念则是一种无限整体观。
冯先生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差别，与我们上面的说法所采取的角度尽管不同，但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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