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两会健康策#【多举措推进晕厥规范诊疗】晕厥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种常见临床症状，往往涉及心内科、神经内科等多个学科。3月15日(周二)17:00-18:00，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两会特别策划直播#两会健康策#，邀请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彭晖，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拥波，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孙志军，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蔡桂兰，共同探讨如何多举措共促晕厥诊疗水平提升，推动规范化诊疗体系建设。欢迎关注！
#日本迈出与俄决裂三大步#【日本迈出与俄决裂“三大步”】（文/许悠）3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在南千岛群岛设立免税特区的法案。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紧张之际，为何突然签署了这样一个设置免税区的法案呢？很显然，这一做法的经济考虑是次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制日本。日本《产经新闻》就此评论称，“日俄关系正在走向极端恶化”。
俄罗斯所称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之为“北方领土”，包括日本北海道以北的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这些岛屿二战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占领，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控制。俄日因在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安倍上任以来，一直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外交课题。也正是因为对俄罗斯有这一诉求，安倍政府对俄外交一直采取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在2014年俄与西方因乌克兰事件交恶之后，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对俄态度及制裁上相当克制。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当中，安倍与普京会晤最频繁，共就领土问题举行了27次会谈。在2018年11月新加坡日俄首脑会谈期间，安倍与普京就加快谈判进程达成共识，日本的指导方针也从要求返还四岛改为返还齿舞、色丹两岛。此后，岸田文雄继承了安倍的路线，在去年10月举行的日俄首脑磋商中确认“基于迄今为止两国达成的各种协议，切实推进和平条约谈判”。然而，俄乌战事一爆发，日俄的领土谈判也随之成为泡影。
对于此番俄罗斯在与日本争议领土上采取宣示主权的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回应说“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但我们说，“遗憾”归遗憾，日本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此次日俄之间的彻底撕破脸，应该说是日本一直在主动出招且毫无顾忌。此前，日本外相林芳正在于2月17日录制、并于3月2日公开的一次演讲中，还表示“将与俄罗斯构建稳定关系”，称“为对付主要威胁中国而争取在中俄之间制造分裂是日本一直以来就奉行的路线”。而俄乌开战后，日本突然彻底转向，在与俄罗斯决裂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短短半个月之内已经迈出了三大步。
首先第一步，日本紧跟西方对俄制裁，有些制裁措施甚至抢先和加码。自2月23日起，日本宣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甚至包括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的资产。岸田文雄表态称：“一直以来我们处理对俄关系的方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在3月2日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票前，日本对亚洲多国做工作，希望他们投出赞成票。日本媒体评论称，日本近来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好像重新回到了东西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冷战时代”，认为针对俄罗斯国家元首的制裁近似于“不再将普京政府视为对话对象”。不过，当时日本就估计到，“这样一来，无论是致力于收回北方领土的谈判还是分裂中俄的目标都将变得极为困难”。
第二步，日本率先改变对其所谓“北方领土”的表述，在领土问题上展现对俄强硬立场。日本《朝日新闻》9日报道称，日政府调整对俄“安倍路线”。此前，为推动归还“北方四岛”的谈判，安倍政府为了不刺激俄罗斯而采用“拥有主权的岛屿”这一说法。而岸田文雄7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关于“北方四岛”，他特意强调其为“我国固有领土”。《日本经济新闻》10日报道称，日本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交涉变得难以推进，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日方回到了原则性立场。
第三步，日本在新国安战略中考虑将俄罗斯的定位从“伙伴”变为“课题”。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长期基本指导方针，现行版本于2013年12月制定，此次预计在2022年底前要进行修订，这也将是十年来的第一次。据报道，在此次修订中，日本政府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与俄罗斯打交道的方式。日本政府内多数意见认为“已经不能将俄罗斯称之为和平与稳定的合作伙伴了”，欲将其重新定位为“安全保障上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现行国家安保战略在“安保上的课题”一项中已经列举了两个国家，就是朝鲜和中国。该文件称，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将使“威胁的性质变得更为严重”，同时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日本《产经新闻》就此评论称，俄乌战争使日本防卫面临“三面作战”的局面，来自俄罗斯、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压力很可能会让日本防卫无暇应对、顾此失彼。对此，日本除调整国家安保战略外，还将调整防卫计划大纲，强调最重视防备中国，计划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力，同时加入防范俄罗斯的内容，再加上朝鲜，致力于构筑应对三方面的安保体制。日本这种对于自身安全态势的认知将使其更加难以寻求自主性，对美国保护的依赖也将进一步加深。
除了这反俄“三步走”之外，日本还有一大动向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意图突破“战后体制”。3月8日，日本罕见地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背心和头盔等物资，而这涉嫌违反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2月27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电视节目中甚至以乌克兰事件为借口，鼓吹与美国“核共享”。所谓“核共享”是指美国在一些北约成员国部署了核炸弹，一旦发生冲突，可以利用部署在这些国家的核弹实施空袭，不需要从美国本土装弹。北约之外没有这样的机制，而安倍所说的“核共享”就是要在日本也建立这样的机制，这是对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的公然挑衅。日本记者田原总一朗认为：“安倍的根本态度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无核三原则对他来说也是战后体制的一部分，他可能是希望通过拥核改变原本已经固定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安倍的“核共享”谬论已经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反核团体及遭受过核打击民众的强烈愤怒。“和平库”组织特别顾问梅林宏道说：“安倍以乌克兰为借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日本是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却与构建无核世界的潮流逆向而动。”前广岛市长秋叶忠利愤怒地表示，作为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现在恰恰应当控诉战争的愚蠢。
不过，虽然有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声浪，日本政府对这一话题却持一种暧昧态度。据日本共同社11日报道，在10日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所谓“核共享”政策，岸田文雄虽然否认了在政府内探讨的可能性，但却表示自民党等各党进行讨论没有问题。他说：“不仅是自民党内部，各政党也在讨论。这样的全民性讨论是可以的。”近年来，日本一直在意图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方面疯狂试探，而近期的动向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对此需要保持警惕。#参考快评#
俄罗斯所称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之为“北方领土”，包括日本北海道以北的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这些岛屿二战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占领，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控制。俄日因在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安倍上任以来，一直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外交课题。也正是因为对俄罗斯有这一诉求，安倍政府对俄外交一直采取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在2014年俄与西方因乌克兰事件交恶之后，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对俄态度及制裁上相当克制。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当中，安倍与普京会晤最频繁，共就领土问题举行了27次会谈。在2018年11月新加坡日俄首脑会谈期间，安倍与普京就加快谈判进程达成共识，日本的指导方针也从要求返还四岛改为返还齿舞、色丹两岛。此后，岸田文雄继承了安倍的路线，在去年10月举行的日俄首脑磋商中确认“基于迄今为止两国达成的各种协议，切实推进和平条约谈判”。然而，俄乌战事一爆发，日俄的领土谈判也随之成为泡影。
对于此番俄罗斯在与日本争议领土上采取宣示主权的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回应说“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但我们说，“遗憾”归遗憾，日本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此次日俄之间的彻底撕破脸，应该说是日本一直在主动出招且毫无顾忌。此前，日本外相林芳正在于2月17日录制、并于3月2日公开的一次演讲中，还表示“将与俄罗斯构建稳定关系”，称“为对付主要威胁中国而争取在中俄之间制造分裂是日本一直以来就奉行的路线”。而俄乌开战后，日本突然彻底转向，在与俄罗斯决裂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短短半个月之内已经迈出了三大步。
首先第一步，日本紧跟西方对俄制裁，有些制裁措施甚至抢先和加码。自2月23日起，日本宣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甚至包括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的资产。岸田文雄表态称：“一直以来我们处理对俄关系的方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在3月2日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票前，日本对亚洲多国做工作，希望他们投出赞成票。日本媒体评论称，日本近来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好像重新回到了东西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冷战时代”，认为针对俄罗斯国家元首的制裁近似于“不再将普京政府视为对话对象”。不过，当时日本就估计到，“这样一来，无论是致力于收回北方领土的谈判还是分裂中俄的目标都将变得极为困难”。
第二步，日本率先改变对其所谓“北方领土”的表述，在领土问题上展现对俄强硬立场。日本《朝日新闻》9日报道称，日政府调整对俄“安倍路线”。此前，为推动归还“北方四岛”的谈判，安倍政府为了不刺激俄罗斯而采用“拥有主权的岛屿”这一说法。而岸田文雄7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关于“北方四岛”，他特意强调其为“我国固有领土”。《日本经济新闻》10日报道称，日本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交涉变得难以推进，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日方回到了原则性立场。
第三步，日本在新国安战略中考虑将俄罗斯的定位从“伙伴”变为“课题”。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长期基本指导方针，现行版本于2013年12月制定，此次预计在2022年底前要进行修订，这也将是十年来的第一次。据报道，在此次修订中，日本政府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与俄罗斯打交道的方式。日本政府内多数意见认为“已经不能将俄罗斯称之为和平与稳定的合作伙伴了”，欲将其重新定位为“安全保障上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现行国家安保战略在“安保上的课题”一项中已经列举了两个国家，就是朝鲜和中国。该文件称，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将使“威胁的性质变得更为严重”，同时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日本《产经新闻》就此评论称，俄乌战争使日本防卫面临“三面作战”的局面，来自俄罗斯、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压力很可能会让日本防卫无暇应对、顾此失彼。对此，日本除调整国家安保战略外，还将调整防卫计划大纲，强调最重视防备中国，计划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力，同时加入防范俄罗斯的内容，再加上朝鲜，致力于构筑应对三方面的安保体制。日本这种对于自身安全态势的认知将使其更加难以寻求自主性，对美国保护的依赖也将进一步加深。
除了这反俄“三步走”之外，日本还有一大动向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意图突破“战后体制”。3月8日，日本罕见地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背心和头盔等物资，而这涉嫌违反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2月27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电视节目中甚至以乌克兰事件为借口，鼓吹与美国“核共享”。所谓“核共享”是指美国在一些北约成员国部署了核炸弹，一旦发生冲突，可以利用部署在这些国家的核弹实施空袭，不需要从美国本土装弹。北约之外没有这样的机制，而安倍所说的“核共享”就是要在日本也建立这样的机制，这是对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的公然挑衅。日本记者田原总一朗认为：“安倍的根本态度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无核三原则对他来说也是战后体制的一部分，他可能是希望通过拥核改变原本已经固定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安倍的“核共享”谬论已经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反核团体及遭受过核打击民众的强烈愤怒。“和平库”组织特别顾问梅林宏道说：“安倍以乌克兰为借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日本是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却与构建无核世界的潮流逆向而动。”前广岛市长秋叶忠利愤怒地表示，作为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现在恰恰应当控诉战争的愚蠢。
不过，虽然有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声浪，日本政府对这一话题却持一种暧昧态度。据日本共同社11日报道，在10日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所谓“核共享”政策，岸田文雄虽然否认了在政府内探讨的可能性，但却表示自民党等各党进行讨论没有问题。他说：“不仅是自民党内部，各政党也在讨论。这样的全民性讨论是可以的。”近年来，日本一直在意图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方面疯狂试探，而近期的动向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对此需要保持警惕。#参考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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