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的译本是这样的：“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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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中六如之偈，与不以色相音声见佛之偈的不同文本比较

当下流通最广的《金刚经》汉文译本，要属姚秦法师鸠摩罗什所译。这位出生于龟兹贵族之家的三藏法师，与门下僧哲所译出的经论法卷，因其义理畅晓，言辞通达的缘故，遂成为汉文佛经翻译史上的不朽杰作。罗什所译的《金刚经》之所以流通甚广，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什公的译本，是专门用来持诵的“诵本”。

《金刚经》，原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部经与大众耳熟能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同属于般若经的支分。《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经题，是说般若妙慧如金刚一样坚锐，能够断除无始以来的我执虚妄，进而达到脱凡入圣的彼岸正觉。当然，凡夫想要觉迷成悟的话，没有相应的止观熏修和能师调御，那肯定是不行的。

宋代学者普遍尊儒，但也不乏私底下有闻思佛典的需求或喜好。他们或是对援引佛法的思辨理论来作为传统儒学的细化和补充；或是拿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的法印名相，作为世事寂寥难测的心理寄托。前者以程朱理学为奠基，后者以东坡居士为轨范。当然，在追求修证之人看来，此二者未免也有入宝山而空回的遗憾。

《金刚经》中的佳句是很多的，苏东坡非常喜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四句，经中将一切世法存在，以梦、幻、泡、影、露、电六种譬喻予以诠释，也令东坡本人欢喜信受。明代才子唐寅，也是以此六喻，才成就了六如居士的自号。“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也是《金刚经》中流传久远的文句，罗什所译的《金刚经》，毕竟是侧重于持诵的文本，如果将其他译本拿来比较，就更容易领会这些偈颂中的文字般若。关于文本比较的工作，宋代的容斋先生，已经为后人做好了铺陈。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的译本是这样的：“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在“不能见如来”这句里，菩提流支的译本中，还写明了不能以色相音声见如来的原因，那就是“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

接下来来看一下南陈天竺法师真谛三藏的译本：“如如不动，恒有正说，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应得见我。由法应见佛，调御法为身，此法非识境，法如深难见。”真谛三藏是知名的译师，在真谛的译本中，也说明了不能以色相音声见如来的原因。

再来看一下唐朝玄奘三藏法师的译本：“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诸以色见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

最后看一下唐朝沙门义净译的译本，义净的译本中，头前四句与菩提流支的译本相同，“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在凡夫不能以色相音声见佛的偈文中，义净的译文又是与玄奘法师相同，即“诸以色见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可见作为翻译经文相对较晚的义净，肯定是对前辈译师有所参考的。

在上述译本之中，只有罗什三藏的译本，是以梦、幻、泡、影、露、电六种譬喻，来表诠一切有为法的世间模态；其他译本在这六种譬喻之外，还加入了星、翳、灯三种幻相，用以说明有为法的无常流变，并无实体性的特质。作为持诵的版本来说，无疑是罗什三藏的译本最易上口，其他译本更适合作为闻思《金刚经》时的义理参照。

佛法与兴起于古希腊西方思辨哲学，其源头均为雅利安人的智慧成果，关于“有为法”这一名相的由来，乃是佛门先哲根据汉地老庄思想进行的转译，与“有为法”相应的是“无为法”。根据佛法的缘起理念，一切世间的事相存在，无论是心识活动，还是物质色法，都不具备恒常不变的实体性，都处于不易被凡夫所觉察的无常的绵延中，潜移默化地迁流变化，这就是如梦幻泡影一般的有为法。而无为法，是指修炼者通过专门的戒定慧次第修持，得以契证缘起性空的寂静之中，如果理解成什么都不作意，什么都不去思惟，就成了反智的枯禅，这与佛家的般若慧学是满拧的。参证无为法，是谛见如来法身的途径，如来不是宗教领袖，而是如玄奘法师的译本所言，是一位教导众生证悟空性的“导师”。

在原始的《阿含经》中，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尊者，以修悟证空作为见迎佛陀的问讯之礼，此所谓见空性，即见如来法身的真实义。同样也是在原始佛教经典之中，有个外道化现出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当时有许多信众蜂拥而至，对这位外道广行供养。彼时有一位在家居士很有见识，他说这个外道虽有如来的色相，但所说的话却与佛言相反，佛说人法无我，外道却偏说有我，这不符合诸法无我的实相法印，因此他不是佛。这位居士，就是不以色相音声见如来之人。

【大禹治水开三门】
#三门峡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作者:刘俞琳
大禹治水，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多年艰难困苦，终于降服水患，造福四方，受百姓尊崇，被后世传颂。大禹与三门峡的名称颇有渊源，相传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来到三门峡所在的黄河中游，看见一座大山挡住了河水去路，大禹挥动神斧，将大山劈开三座门，即神门、鬼门、人门，疏导黄河水东流入海，三门峡由此得名。晚唐诗人黄滔的“三门九曲，竞呈升没之源”，金代文学家王渥的“大河三门险，神禹万世功”，金元之际元好问的“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等都对此进行歌赋。那么，这三门是如何形成的？司马光在《谒三门禹祠》中写道：“信矣禹功美，独兼人鬼谋。”所以，要想知道三门的由来，还要从大禹治水的故事说起。

涛涛洪水泛滥成灾

禹，名文命，字高密，其父鲧为帝颛顼之子（颛顼为黄帝之孙）。舜帝时，禹曾代其父为崇伯，故称“伯禹”，又因禹开创了夏王朝，也称“夏禹”。此外，由于治理滔天洪水，造福四方百姓，还被后世尊称为“大禹”，这也是其在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个称号。大禹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游牧向农耕过渡的重要阶段，尤其需要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但是这个时期却偏偏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洪水。据史料记载，在尧当政之时，肆虐横流的洪水就包围了山岭，漫上了丘陵，甚至将大地分割，导致生灵涂炭。到了舜听政三年，大雨连绵不绝，山地丘陵崩塌，河流峡谷堵塞，洪水泛滥成灾。《吕氏春秋·爱类》中更是用“大溢逆流”“尽皆灭之”来形容洪水的凶猛。滔天的洪水顷刻淹没无数的良田和房屋，当时的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治理洪水成为重中之重。

斧劈三门破山通河

尧帝时，大禹的父亲崇伯鲧治理洪水长达9年，最终“绩用弗成”。究其原因，主要是鲧一味采用堵塞的方法，只知道通过修筑堤坝来阻挡洪水，土堤坝难抵汹涌洪水，水灾愈演愈烈。《山海经·海内经》中写道：“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中也有“鲧堙洪水”的记载。“堙”，指的就是堵塞之法。《国语·周语下》更是称鲧犯了和共工一样的错，共工采用“壅防”（即堵塞）的方法来治理水患，但是洪水依然四溢，为害天下，而共工更是从“水师”沦为“水害”。

为了进一步解决水患，舜帝采纳大臣的建议，任用大禹为司空，以平水土。大禹在吸取先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探察实情，总结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疏导分流之法。对此，《淮南子·要略篇》中写道：“（禹）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国语·郑语下》有载：“（禹）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合通四海。”大禹运用疏导分流等方法成功治理了各地的水患，而“斧劈三门”则是其中气势恢宏的一段佳话。

当时，三门峡所处位置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之一。《水经注·河水》中记载：“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环山而过。”相传，大禹在此处治理水患，一座大山挡住了水流，他便用巨斧劈出三门，谓之神门、鬼门、人门，并形成了神岛、鬼岛、人岛、炼丹炉、梳妆台和中流砥柱六岛，疏导了水流，平息了水患。大禹以疏导分流之法，将原本横流的洪水引入大海，水患平息，四方安宁，孟子称其“以四海为壑”。

大禹精神千古传承

对于大禹治水的功绩，《荀子·成相》中这样记录：“禹有功，抑下鸿。”《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中有云：“禹始也，忧民救水。”《左传·昭公元年》中更是有“微禹，吾其鱼乎”的记载。一些史籍甚至用禹迹、禹甸、禹域来指代中华大地，由此可见人们对大禹的敬仰之情。而大禹治水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传承和弘扬价值。

传承和弘扬大禹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根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无方，被舜帝流放到羽山而死。因此，舜帝于大禹应是有杀父之仇。而当舜帝命大禹治理洪水时，大禹虽然感伤父亲之死，却明白治理水患是天下大义，自己绝不能因个人恩怨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毅然决定临危受命。为了不耽误治水进程，大禹辛日娶涂山女，甲日即返回治水。之后，他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就连自己的儿子启出生都没有返家。大禹在和舜帝、皋陶讨论时，曾说：“子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葵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尚书·益稷》）。”后来，人们就用“辛壬癸甲”形容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

传承和弘扬大禹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大禹为了治水，可谓是劳身焦思，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为了实地调查各地水情，大禹冒着风雨，顶着严寒，身执耒臿，日夜奔走。因为长期的奔波和劳累，他大腿上基本没有肉，小腿上的腿毛也磨光了，手上的指甲也都脱落了，甚至得了偏枯之疾，以至于走起路来一颠一跛。后来，这种走路步法被人们称之为“禹足”。即使这样，大禹也没有放弃治水大业。腿脚不便，他便拄着拐杖四处勘察测量，连烧饭时都来不及放下拐杖，雨水淋湿了衣裳也顾不上擦拭、更换，就连帽子被风吹跑，鞋子脱落，也顾不得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争分夺秒抢占治水的有利时机。此外，大禹还号召大家节约勤俭、廉洁自律，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住着简陋低矮的宫室，穿着粗劣破旧的衣裳，吃着粗糙简单的食物，尽己所能将人力、物力充分运用到治水上去。

传承和弘扬大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民本”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这句话恰恰就是大禹为后世留下的告诫，是大禹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大禹治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对于百姓的困苦，他都能感同身受，就像孟子所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在大禹看来，百姓如果不能丰衣足食，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职责。因此，他常常提醒自己要“近民”“敬民”“养民”。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注民间疾苦，关心百姓生活。对于居住在低洼潮湿地区的百姓，他让益给他们发放适合在这些地区种植的稻种；对于穷苦潦倒、居无定所的百姓，他让后稷给他们分发救济的粮食。这些利民爱民的做法，让百姓即使在灾荒之年也有基本的保障，没有出现卖儿鬻女的现象。

传承和弘扬大禹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宋史·河渠三》中记载：“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可见，大禹治水不是逆水而行，而是顺应水的本性加以疏导，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实地调研、实践探索来总结规律、掌握规律。为此，大禹拿着水准绳墨和圆规方矩，带着可以测时定向的工具，一路上“随山刊木”“行山表木”，测量高山大川的地势状貌，足迹遍布九州的大川大河。

通过考察和分析，他发现各地情况不尽相同，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采取适宜的措施来治理水患。例如，针对当时豫州各地的不同情况，大禹选择在三门峡一带破山通河，劈出三门，以引水分流；而在郑州附近则挖通淤泥堵塞的水渠，将洪水顺利导入到畅通的河道之中，以平息当地水患。

大禹治水体现的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更是炎黄子孙身上流淌的血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