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的五大超级祖先】
中国人见了面总要问姓名，如果发现对方跟自己是同一姓氏就会倍感亲切，并笑称“五百年前是一家”。我们常常听到“天下X姓是一家”、“汉后无二刘”之类的说法，有不少源基因的客户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父系溯源检测来验证与自己相同姓氏的人是否具有同宗关系。姓氏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排列却折射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血脉。据统计现在还在使用的姓氏有三千多个，而相同姓氏的人也非常多，那么这些同姓的人有多少生物学意义上的同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究竟又有几分可信？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严实博士在他的新浪博客“人类学杂记”中提到，“刘”姓356人中测出43个不同的Y染色体类型，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主体。其它各大中型的姓氏也有类似的现象，说明这些姓氏的源头极其复杂，有以国为氏、以官为氏、以职业为氏……更重要的是，在姓氏流传和演变过程中，会影响到一个姓氏“血统”的纯正。大量的赐姓、改姓，还有姓氏避讳等，都使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难以成立。虽然“同姓即共祖”并不靠谱，但避开姓氏不谈，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否可能存在这样一些可追溯的“超级祖先”，作为现今绝大多数中国汉族的Y染色体来源？答案是肯定的。
关于“超级祖先”，全世界的男性都可以追溯到二十多万年前的一个东非晚期智人男子，也就是“Y染色体亚当（白皮不要脸，给人起名亚当）”，即所有现代人的父系先祖。非洲在6万年前已经有很多人，但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Y染色体带有M168突变）成为现在每一个“非非洲人”的父系祖先。同样的，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也有很多男人，他们中的很多也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父系祖先，但其中仅5个人的后代就占了现代中国人的60%以上。
2014年在严实博士和他的同事发表的一篇文章中（《Ychromosomes of 40% Chinese descend from three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s》，YanS. et al., Plos one，2014），对110个东亚男性样本做Y染色体测序，找到了4000多个新的SNP位点，并根据这些样本绘制了一棵明确且没有偏向的Y染色体演化树。在树上他观察到，O2a-M324(原O3a-M324)下面发现了三个星状扩张，一个在M117下，一个在M134的另一个分支即F444下，还有一个在O2a1b-IMS-JST002611的下游F11下，严实博士将他们分别命名为Oα、Oβ和Oγ。之所以称他们为“超级祖先”，是因为在这三个扩张以前的Y染色体树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这三个扩张是星状扩张，即突然从一个人演化出难以分出先后的5-7个支系，而且这5-7支都是有后代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情况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人口扩张，说明这时有人生育了很多的儿子，就像传说中周文王有100个儿子一样。现在超过40%的中国人的Y染色体来自这三个超级祖先。
那么这三个超级祖先是什么人？要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他们出现的年代。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扩张大都与气候变化、社会结构变革（如婚姻制度）或技术创新（如陶器、农业的发明）等事件相关。这三个支系在很短的时间（500年内）成功扩张，扩张年代正好在六七千年前，属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开始从母系社会变成父系社会，同时面临农业的大发展，谷物渐渐变成主要的食物来源。严实博士将Oα，Oβ和Oγ分别称为“农民甲”、“农民乙”和“农民丙”，他认为他们是最早的集约化农民，因为生产力大幅发展成了超级祖先。有人不相信这种解释，认为三大超级祖先更像是伟大的部落首领，有巨大的权力而能占有很多女人。易经对上古史的记述是“伏羲落而炎帝兴，炎帝落而黄帝兴”，根据传说以及从年代上推论，也有人将Oγ，Oβ和Oα分别对应“伏羲”、“炎帝”和“黄帝”。这三簇是客观存在的，短时间内也不容易证明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如何称呼可以全凭个人信仰。但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不一定就是完全的神话传说，现代科学或许可以给古老传说一个新的生命，也是值得欣喜的事情。
根据目前分子人类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考虑到产生年代（5000-10000年前）及所占国人比例（10%以上），除了O2a下面的这三位超级祖先，另有两支也需要关注。一个是C2下面F1144的下游扩张（Cα-F1144），即南支，扩张时间可能比O2的三大簇略早；另一个是O1a1下面的下游扩张（O1a1a-P203），年代可能只有4000年不到。这两支的人口大概也各占了汉族的10%上下，把这两支加上，这五个新石器时期祖先的后代就能占到汉族及中国人60%的比例。至此，中国的五大超级祖先已通过遗传学手段逐渐被发掘。而继续不停的向上追溯，便可探测到中国人Y染色体约7.8万年前的共祖，和树的根部——约20万年前，在非洲大陆上生活的现代人类祖先。
虽说超过六成的中国人是五大超级祖先的后代，但也有许多在源基因做过检测的朋友发现了自己独特的基因标记。比如一个测试者意外地发现自己的Y染色体属J单倍群，尽管他和身边的人的肤色、发色看上去并无区别，但他的父系接近犹太民族的血统。还有一些朋友通过检测Y染色体，碰巧找到了失联的远房同宗，也算是意外的惊喜。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从宏观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是如此艰辛，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获得基因检测服务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让你的祖先活过来”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的基因检测技术可以通过对Y染色体和线粒体特定区域进行分析，准确判断父系和母系祖先的来源，以及他们曾经迁徙可能经过哪些地方。你身上的基因经历长途跋涉，通过数以万亿的生物传递，经历无数疯狂的最优变异，最终封存在你的染色体里，造就了你现在的样子。从第一个生命微粒开始，一代一代直到你的父母赐予你生命。在这之间，如果你家族谱系中任何一个父亲或母亲没有成功生育下一代，你就不会存在。或许世界上某个地方生活着一个跟你很像的人，但那绝不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遗传检测可以作为一扇窥视自己祖先神奇与奥秘的窗户，通过这扇窗，你可以看见生命的历史，看到你的存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偶然啊！
中国人见了面总要问姓名，如果发现对方跟自己是同一姓氏就会倍感亲切，并笑称“五百年前是一家”。我们常常听到“天下X姓是一家”、“汉后无二刘”之类的说法，有不少源基因的客户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父系溯源检测来验证与自己相同姓氏的人是否具有同宗关系。姓氏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排列却折射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血脉。据统计现在还在使用的姓氏有三千多个，而相同姓氏的人也非常多，那么这些同姓的人有多少生物学意义上的同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究竟又有几分可信？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严实博士在他的新浪博客“人类学杂记”中提到，“刘”姓356人中测出43个不同的Y染色体类型，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主体。其它各大中型的姓氏也有类似的现象，说明这些姓氏的源头极其复杂，有以国为氏、以官为氏、以职业为氏……更重要的是，在姓氏流传和演变过程中，会影响到一个姓氏“血统”的纯正。大量的赐姓、改姓，还有姓氏避讳等，都使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难以成立。虽然“同姓即共祖”并不靠谱，但避开姓氏不谈，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否可能存在这样一些可追溯的“超级祖先”，作为现今绝大多数中国汉族的Y染色体来源？答案是肯定的。
关于“超级祖先”，全世界的男性都可以追溯到二十多万年前的一个东非晚期智人男子，也就是“Y染色体亚当（白皮不要脸，给人起名亚当）”，即所有现代人的父系先祖。非洲在6万年前已经有很多人，但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Y染色体带有M168突变）成为现在每一个“非非洲人”的父系祖先。同样的，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也有很多男人，他们中的很多也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父系祖先，但其中仅5个人的后代就占了现代中国人的60%以上。
2014年在严实博士和他的同事发表的一篇文章中（《Ychromosomes of 40% Chinese descend from three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s》，YanS. et al., Plos one，2014），对110个东亚男性样本做Y染色体测序，找到了4000多个新的SNP位点，并根据这些样本绘制了一棵明确且没有偏向的Y染色体演化树。在树上他观察到，O2a-M324(原O3a-M324)下面发现了三个星状扩张，一个在M117下，一个在M134的另一个分支即F444下，还有一个在O2a1b-IMS-JST002611的下游F11下，严实博士将他们分别命名为Oα、Oβ和Oγ。之所以称他们为“超级祖先”，是因为在这三个扩张以前的Y染色体树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这三个扩张是星状扩张，即突然从一个人演化出难以分出先后的5-7个支系，而且这5-7支都是有后代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情况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人口扩张，说明这时有人生育了很多的儿子，就像传说中周文王有100个儿子一样。现在超过40%的中国人的Y染色体来自这三个超级祖先。
那么这三个超级祖先是什么人？要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他们出现的年代。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扩张大都与气候变化、社会结构变革（如婚姻制度）或技术创新（如陶器、农业的发明）等事件相关。这三个支系在很短的时间（500年内）成功扩张，扩张年代正好在六七千年前，属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开始从母系社会变成父系社会，同时面临农业的大发展，谷物渐渐变成主要的食物来源。严实博士将Oα，Oβ和Oγ分别称为“农民甲”、“农民乙”和“农民丙”，他认为他们是最早的集约化农民，因为生产力大幅发展成了超级祖先。有人不相信这种解释，认为三大超级祖先更像是伟大的部落首领，有巨大的权力而能占有很多女人。易经对上古史的记述是“伏羲落而炎帝兴，炎帝落而黄帝兴”，根据传说以及从年代上推论，也有人将Oγ，Oβ和Oα分别对应“伏羲”、“炎帝”和“黄帝”。这三簇是客观存在的，短时间内也不容易证明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如何称呼可以全凭个人信仰。但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不一定就是完全的神话传说，现代科学或许可以给古老传说一个新的生命，也是值得欣喜的事情。
根据目前分子人类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考虑到产生年代（5000-10000年前）及所占国人比例（10%以上），除了O2a下面的这三位超级祖先，另有两支也需要关注。一个是C2下面F1144的下游扩张（Cα-F1144），即南支，扩张时间可能比O2的三大簇略早；另一个是O1a1下面的下游扩张（O1a1a-P203），年代可能只有4000年不到。这两支的人口大概也各占了汉族的10%上下，把这两支加上，这五个新石器时期祖先的后代就能占到汉族及中国人60%的比例。至此，中国的五大超级祖先已通过遗传学手段逐渐被发掘。而继续不停的向上追溯，便可探测到中国人Y染色体约7.8万年前的共祖，和树的根部——约20万年前，在非洲大陆上生活的现代人类祖先。
虽说超过六成的中国人是五大超级祖先的后代，但也有许多在源基因做过检测的朋友发现了自己独特的基因标记。比如一个测试者意外地发现自己的Y染色体属J单倍群，尽管他和身边的人的肤色、发色看上去并无区别，但他的父系接近犹太民族的血统。还有一些朋友通过检测Y染色体，碰巧找到了失联的远房同宗，也算是意外的惊喜。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从宏观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是如此艰辛，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获得基因检测服务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让你的祖先活过来”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的基因检测技术可以通过对Y染色体和线粒体特定区域进行分析，准确判断父系和母系祖先的来源，以及他们曾经迁徙可能经过哪些地方。你身上的基因经历长途跋涉，通过数以万亿的生物传递，经历无数疯狂的最优变异，最终封存在你的染色体里，造就了你现在的样子。从第一个生命微粒开始，一代一代直到你的父母赐予你生命。在这之间，如果你家族谱系中任何一个父亲或母亲没有成功生育下一代，你就不会存在。或许世界上某个地方生活着一个跟你很像的人，但那绝不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遗传检测可以作为一扇窥视自己祖先神奇与奥秘的窗户，通过这扇窗，你可以看见生命的历史，看到你的存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偶然啊！
明天市场会这样走吗？市场连跌两天，有些人开始强烈看空市场了，咱不是空头也不是多头，咱是理性派，跌多了涨，涨多了跌，市场自然法则，没有那么多借口。
上证指数快跌到60日线了，创业板大跌，一定有不少人恐慌了，这是主力最喜欢看到的，有人不计成本的抛售，主力会在下面接着廉价筹码，急跌后来个急涨，涨两天那些天天看涨的人又觉得他行了，这个时候主力又开始抛售低位买进的筹码，如此反复收割，待到真正的上涨时，散户又不敢追了，所以说散户不要天天听大V忽悠天天看涨，事实证明，只有跌过才会涨，只有大跌才可能有大涨，只有低吸才有高抛，只有做差价才会有盈利。看那些天天看涨大盘的有什么用，3500涨到3700点，他说很快要涨到4000点，结果后面又跌到了3500点，这样能赚到钱吗？买指数也赚不到钱啊，这就是个震荡市，几百点的震荡幅度都很正常，有“牛势”也有“熊势”，能涨八百点也能跌五百点，不可能一直涨或跌，我也知道总有一天大盘会上4000，会上5000点，但是按照某些人天天涨的看法，指数早就超过米股了，天天看涨，上午跌了就说下午深V，大盘涨了吹自己厉害，也不知道这些人脸皮是什么做的。
明天要看涨了，外围也不太好，感觉会小幅低开然后高走，冲高回落收小阳线，对不对不重要，要的是个态度。
上证指数快跌到60日线了，创业板大跌，一定有不少人恐慌了，这是主力最喜欢看到的，有人不计成本的抛售，主力会在下面接着廉价筹码，急跌后来个急涨，涨两天那些天天看涨的人又觉得他行了，这个时候主力又开始抛售低位买进的筹码，如此反复收割，待到真正的上涨时，散户又不敢追了，所以说散户不要天天听大V忽悠天天看涨，事实证明，只有跌过才会涨，只有大跌才可能有大涨，只有低吸才有高抛，只有做差价才会有盈利。看那些天天看涨大盘的有什么用，3500涨到3700点，他说很快要涨到4000点，结果后面又跌到了3500点，这样能赚到钱吗？买指数也赚不到钱啊，这就是个震荡市，几百点的震荡幅度都很正常，有“牛势”也有“熊势”，能涨八百点也能跌五百点，不可能一直涨或跌，我也知道总有一天大盘会上4000，会上5000点，但是按照某些人天天涨的看法，指数早就超过米股了，天天看涨，上午跌了就说下午深V，大盘涨了吹自己厉害，也不知道这些人脸皮是什么做的。
明天要看涨了，外围也不太好，感觉会小幅低开然后高走，冲高回落收小阳线，对不对不重要，要的是个态度。
【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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