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将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活
一、如果能够实现文化的数字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文化内容的丰富、文化消费的便捷这么简单。
二、文化的数字化意味着各种文化要素不再散落在图书馆、博物馆、媒体、演出院团等边边角角，而是如同在岗的战士，随时处于在线状态。
三、这将是人类对基于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新的系统性突破，而不是零星局部的突破。
四、这种突破是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标志，也是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
回顾人类历史，一个国家的复兴（振兴）一定是经济振兴基础上实现了文化的振兴，而文化的振兴又往往是借助于新技术的加持和运用。
五、这样的新的《山海经》作品就不怕侵权吗？
不会的，那些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在线的各种资料早已“细颗粒”地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成了确权，只要新作品有收益，其资料被新作品引用了，就能根据规则获得自己相应的那份收益。
资料提供者成了数字文化资产的拥有者，他们就类似于汽车厂商的零配件供应商。
于是，人类就真的进入到不以物质为财富标的的时代，我称之为：非物质财富时代。
六、于是，人类的财富标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财富数量将达到几何级的增长。
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今天中国的GDP是110万亿，其中文化娱乐体育对应的GDP大约只有4、5万亿，而未来，在中国GDP达到200万亿、300万亿时，文化领域的财富值不会是等比增加，而是翻番地达到30万亿、50万亿。
七、文化领域财富的指数级增加，将为今天从事文化产业的人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生存空间和创新空间，今天文化领域的艰难不过是介于工业技术末期和信息技术前期之间的青黄不接。
八、当然，这不是意味着物质生产就不重要了，而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了相应的物质产品的稀缺性下降了。
九、由此，人类将进入智本主义时代，或数本主义时代。
十、文化的数字化，是一项十分紧迫，必须立刻启动的大事。
首先，互联网的信息革命先“革”的一定是工业文明中信息含量高的产业的命。文化，天生具有信息的属性，一定是最先受到冲击并最早完成涅槃的产业。
十一、但这又是需要稳扎稳打，不可激进蛮干的大事。
十二、身为广电人，我想最后对广电的同仁提一点建议，建议大家读一下学者型的文化官员高书生近期发表的文章《文化数字化催生“大文化”的自组织系统》
十三、同为文化人，我也想对煎熬中的同仁说句话，时常在各种研讨会上听到大家想要一种立刻生效的转型方法，其实如果这么容易就能找到这样的方法，那就是小小的“革新”，就不会有如此深刻的世纪性大变局了。
这是一个艰难且缓慢的生态变迁过程，是未来几代人的方向。
一、如果能够实现文化的数字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文化内容的丰富、文化消费的便捷这么简单。
二、文化的数字化意味着各种文化要素不再散落在图书馆、博物馆、媒体、演出院团等边边角角，而是如同在岗的战士，随时处于在线状态。
三、这将是人类对基于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新的系统性突破，而不是零星局部的突破。
四、这种突破是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标志，也是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
回顾人类历史，一个国家的复兴（振兴）一定是经济振兴基础上实现了文化的振兴，而文化的振兴又往往是借助于新技术的加持和运用。
五、这样的新的《山海经》作品就不怕侵权吗？
不会的，那些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在线的各种资料早已“细颗粒”地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成了确权，只要新作品有收益，其资料被新作品引用了，就能根据规则获得自己相应的那份收益。
资料提供者成了数字文化资产的拥有者，他们就类似于汽车厂商的零配件供应商。
于是，人类就真的进入到不以物质为财富标的的时代，我称之为：非物质财富时代。
六、于是，人类的财富标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财富数量将达到几何级的增长。
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今天中国的GDP是110万亿，其中文化娱乐体育对应的GDP大约只有4、5万亿，而未来，在中国GDP达到200万亿、300万亿时，文化领域的财富值不会是等比增加，而是翻番地达到30万亿、50万亿。
七、文化领域财富的指数级增加，将为今天从事文化产业的人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生存空间和创新空间，今天文化领域的艰难不过是介于工业技术末期和信息技术前期之间的青黄不接。
八、当然，这不是意味着物质生产就不重要了，而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了相应的物质产品的稀缺性下降了。
九、由此，人类将进入智本主义时代，或数本主义时代。
十、文化的数字化，是一项十分紧迫，必须立刻启动的大事。
首先，互联网的信息革命先“革”的一定是工业文明中信息含量高的产业的命。文化，天生具有信息的属性，一定是最先受到冲击并最早完成涅槃的产业。
十一、但这又是需要稳扎稳打，不可激进蛮干的大事。
十二、身为广电人，我想最后对广电的同仁提一点建议，建议大家读一下学者型的文化官员高书生近期发表的文章《文化数字化催生“大文化”的自组织系统》
十三、同为文化人，我也想对煎熬中的同仁说句话，时常在各种研讨会上听到大家想要一种立刻生效的转型方法，其实如果这么容易就能找到这样的方法，那就是小小的“革新”，就不会有如此深刻的世纪性大变局了。
这是一个艰难且缓慢的生态变迁过程，是未来几代人的方向。
#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人人公益节# 如何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是不是做好产前基因检测就万无一失了？
临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场景。因为曾经生育过患病宝宝，或者发生过死胎，这次挺着大肚子前来遗传咨询，希望能生育一个健康宝宝。避免患病宝宝的发生是遗传咨询的主要工作目标，能够想到来医院做遗传咨询，当然是找对了人，非常明智的举动。可是仔细一问，却会发现患病宝宝到底什么疾病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临床资料也是什么都没有留下。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非常遗憾地表示，帮忙是一定的，但效果就听天由命了。就因为先前缺了一些检查，现在能做的少了很多，有些时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宝出生，到底会不会异常只能靠赌一把了，很无奈，孕妇难受、医生也很难受。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误解，以为只要产前诊断就一定能完全检查宝宝是否健康了。其实真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前期的检查提供的资料，羊水穿刺经常是没有办法判断本次怀孕的宝宝是否健康的。
第一方面，遗传病有好几千种，得选准了再检查；随便做个几种，跟没做差别不大。
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因病施治。总得找到了病因以后，产前诊断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治疗。现在已知的遗传性疾病有好几千种，很多疾病长得都差不多，随便猜一种常见的去检查很可能就是大海捞针，没什么效果。
第二方面，遗传病知识还未完善，没有最完整全包的检查。
有些人可能会问了，章医生啊，我多花点钱，你帮我给宝宝做个最完整的检查，难道不行吗？这个还真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确实做不到。
前面铺垫了这么多篇遗传学知识的文章，看过的同学肯定会有这样的概念：人类遗传当真是复杂又奥妙，还有太多太多不清楚的内容。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遗传病都已经找到病因了，每个月都有几个到几十个新的致病基因和更大数量的致病变异发现。如果你们家的疾病不属于已知明确的，那么抽了羊水挨了针花了钱也是白搭。
第三方面，遗传病机制复杂，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他人经验不一定有用，他的病因对你可能根本不是，反过来也一样。
人类正常生理功能是个网状调控的系统，一时的缺陷很可能有各种补救措施。同样的病因在不同家庭不同人之间发生的情况很不一样，有些变异对他是疾病，对你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在分析疾病位点的时候，都必须得一家人一起看。某些“致病突变”文献报道在那家人是致病的，一查你们家老公也有但是他活奔乱跳的啥事没有，那么这个所谓的致病突变可能就不是致病的，之前发现的情况可能就是个巧合、是假象。
还有些致病突变的表现特别诡异。有些人显得像这个病、有些人表现完全不相干的另一病、还有些人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结果一查发现致病突变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光看别人家的情况怎么样是不够用的，得看自己家的才行。
比如说广东地区最常见的地贫吧，同样是CS型的HBH病，因为造血相关的基因很多，互相之间的调控关系复杂，有些时候缺陷的基因可能因为上下游相关蛋白的调节作用给纠正回来了。所以，有些CS型HBH病的病人症状可能非常轻，可以正常生活；而有一些可能在胎儿期就因为严重贫血水肿而死亡了。所以凭空去查，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果。
第四方面，有些父母身上确实带了病因，但常规检查查不到，比如有嵌合体存在等。
有些人的生物学知识学得非常不错，知道显性遗传病很多是新发突变，隐性遗传病则为父母双方都是带有不出现症状的病因的。所以推论出来，假如父母双方检查了没有问题，那么前面宝宝就是新发突变造成的显性遗传疾病，下次不会再发。
这个推论放在高中生物考试能打高分，到大学医学遗传学就没分了。
上面讲的，遗传疾病每个人表现不一致是第一个扣分点，如果是隔代遗传呢？之前讲了好几轮的嵌合体是第二个扣分点；嵌合体的理论基础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常规检查不会去针对某种特别的嵌合体去考虑也没法完全考虑，所以就查不到；查不到就不知道宝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疾病，也不知道下一个怎么避免了。第三个扣分点比较讨厌，新发染色体非整体下次再发同样染色体异常、或者其他染色体非整倍体的概率明显升高，和发生机制相关；某些疾病新发突变再发生率甚至高于10%（推测主要和生殖腺嵌合有关）。
第五方面，因为技术本身的问题，同样的检查，患儿身上能查到病因，父母身上携带病因，但查不到。
像染色体平衡易位吧，人群携带率大概有1-2%的样子，很常见。通常引起流产、死胎或者智力低下等疾病。异常的宝宝做一个基因芯片就可以非常明确的检查到了。但如果发生易位的片段比较小，父母做染色体核型也好，芯片也好，都检查不出来问题。如果没有查过异常宝宝，父母怎么看都是正常的(虽然实际上携带了不致病但影响下一代的病因)，于是只能再一次地忍受流产、死胎、异常患儿。但只要简单地对患儿做个检查，查到病因后，后续处理起来PGD或者产前诊断都特别简单，完全不必要忍受那么多痛苦。
最后再补充一点，不是说没有患病宝宝的资料，我们就没办法做产前筛查和诊断了，只是费用、周期和可靠性都会差得多。所以如果有发生流产或者生育异常宝宝的，就别再自己猜测是不是休息不好、感冒、缺氧或者一些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原因了。做个检查吧，真的简单有效，就算最终结果是阴性的，起码也放心了是吧？没必要赌一把，要知道早期流产染色体的原因占到一半以上，赢面真的不大。 如果当地医院做不了检查，抽点血，拿最常见的血常规管抽2ml，或者取指甲盖那么大的组织也够了。也不用特殊处理，放在冰箱冷冻层里就可以长期保存。冷藏运输或者装点冰块自己带着到上级医院都行，好简单的。 https://t.cn/RVJk9aF
临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场景。因为曾经生育过患病宝宝，或者发生过死胎，这次挺着大肚子前来遗传咨询，希望能生育一个健康宝宝。避免患病宝宝的发生是遗传咨询的主要工作目标，能够想到来医院做遗传咨询，当然是找对了人，非常明智的举动。可是仔细一问，却会发现患病宝宝到底什么疾病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临床资料也是什么都没有留下。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非常遗憾地表示，帮忙是一定的，但效果就听天由命了。就因为先前缺了一些检查，现在能做的少了很多，有些时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宝出生，到底会不会异常只能靠赌一把了，很无奈，孕妇难受、医生也很难受。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误解，以为只要产前诊断就一定能完全检查宝宝是否健康了。其实真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前期的检查提供的资料，羊水穿刺经常是没有办法判断本次怀孕的宝宝是否健康的。
第一方面，遗传病有好几千种，得选准了再检查；随便做个几种，跟没做差别不大。
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因病施治。总得找到了病因以后，产前诊断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治疗。现在已知的遗传性疾病有好几千种，很多疾病长得都差不多，随便猜一种常见的去检查很可能就是大海捞针，没什么效果。
第二方面，遗传病知识还未完善，没有最完整全包的检查。
有些人可能会问了，章医生啊，我多花点钱，你帮我给宝宝做个最完整的检查，难道不行吗？这个还真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确实做不到。
前面铺垫了这么多篇遗传学知识的文章，看过的同学肯定会有这样的概念：人类遗传当真是复杂又奥妙，还有太多太多不清楚的内容。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遗传病都已经找到病因了，每个月都有几个到几十个新的致病基因和更大数量的致病变异发现。如果你们家的疾病不属于已知明确的，那么抽了羊水挨了针花了钱也是白搭。
第三方面，遗传病机制复杂，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他人经验不一定有用，他的病因对你可能根本不是，反过来也一样。
人类正常生理功能是个网状调控的系统，一时的缺陷很可能有各种补救措施。同样的病因在不同家庭不同人之间发生的情况很不一样，有些变异对他是疾病，对你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在分析疾病位点的时候，都必须得一家人一起看。某些“致病突变”文献报道在那家人是致病的，一查你们家老公也有但是他活奔乱跳的啥事没有，那么这个所谓的致病突变可能就不是致病的，之前发现的情况可能就是个巧合、是假象。
还有些致病突变的表现特别诡异。有些人显得像这个病、有些人表现完全不相干的另一病、还有些人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结果一查发现致病突变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光看别人家的情况怎么样是不够用的，得看自己家的才行。
比如说广东地区最常见的地贫吧，同样是CS型的HBH病，因为造血相关的基因很多，互相之间的调控关系复杂，有些时候缺陷的基因可能因为上下游相关蛋白的调节作用给纠正回来了。所以，有些CS型HBH病的病人症状可能非常轻，可以正常生活；而有一些可能在胎儿期就因为严重贫血水肿而死亡了。所以凭空去查，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果。
第四方面，有些父母身上确实带了病因，但常规检查查不到，比如有嵌合体存在等。
有些人的生物学知识学得非常不错，知道显性遗传病很多是新发突变，隐性遗传病则为父母双方都是带有不出现症状的病因的。所以推论出来，假如父母双方检查了没有问题，那么前面宝宝就是新发突变造成的显性遗传疾病，下次不会再发。
这个推论放在高中生物考试能打高分，到大学医学遗传学就没分了。
上面讲的，遗传疾病每个人表现不一致是第一个扣分点，如果是隔代遗传呢？之前讲了好几轮的嵌合体是第二个扣分点；嵌合体的理论基础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常规检查不会去针对某种特别的嵌合体去考虑也没法完全考虑，所以就查不到；查不到就不知道宝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疾病，也不知道下一个怎么避免了。第三个扣分点比较讨厌，新发染色体非整体下次再发同样染色体异常、或者其他染色体非整倍体的概率明显升高，和发生机制相关；某些疾病新发突变再发生率甚至高于10%（推测主要和生殖腺嵌合有关）。
第五方面，因为技术本身的问题，同样的检查，患儿身上能查到病因，父母身上携带病因，但查不到。
像染色体平衡易位吧，人群携带率大概有1-2%的样子，很常见。通常引起流产、死胎或者智力低下等疾病。异常的宝宝做一个基因芯片就可以非常明确的检查到了。但如果发生易位的片段比较小，父母做染色体核型也好，芯片也好，都检查不出来问题。如果没有查过异常宝宝，父母怎么看都是正常的(虽然实际上携带了不致病但影响下一代的病因)，于是只能再一次地忍受流产、死胎、异常患儿。但只要简单地对患儿做个检查，查到病因后，后续处理起来PGD或者产前诊断都特别简单，完全不必要忍受那么多痛苦。
最后再补充一点，不是说没有患病宝宝的资料，我们就没办法做产前筛查和诊断了，只是费用、周期和可靠性都会差得多。所以如果有发生流产或者生育异常宝宝的，就别再自己猜测是不是休息不好、感冒、缺氧或者一些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原因了。做个检查吧，真的简单有效，就算最终结果是阴性的，起码也放心了是吧？没必要赌一把，要知道早期流产染色体的原因占到一半以上，赢面真的不大。 如果当地医院做不了检查，抽点血，拿最常见的血常规管抽2ml，或者取指甲盖那么大的组织也够了。也不用特殊处理，放在冰箱冷冻层里就可以长期保存。冷藏运输或者装点冰块自己带着到上级医院都行，好简单的。 https://t.cn/RVJk9aF
【从地名学看村落与宗族的关系】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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