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市防控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集中力量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月24日下午，黄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形势和防控重点工作安排情况。江苏省支援黄石医疗队队长、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逸夫医院院长鲁翔，市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疫情防控组、物资保障组、社会捐赠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进展情况进行发布，并就市民关心的一些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了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根据“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原则，我市对现有医疗资源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集中调配。
在分类设置定点医院上，我市对轻型、普通型、重症、危重症四类确诊病人实施分类集中隔离收治。指定黄石有色医院、黄石矿务局医院为轻型、普通型病例定点收治医院；指定黄石市中医医院（市传染病医院）为重症病例定点收治医院；指定黄石市中心医院为危重症病例定点收治医院。同时，为满足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还将市妇幼保健院、市中心医院、市二医院分别作为孕产妇及新生儿、儿童及精神病人定点收治医院。在指定定点收治医院的同时，保证收治床位充足。
在医务人员调配上，我市集中了江苏及本市重症医学、呼吸内科专业医务人员，把他们充实到定点救治医院，全面参与救治工作。目前，我市建立了江苏省级和黄石市级专家巡视查房机制，对收治对象，由专家实行每天会诊、查房，及时监测生命体征，做好应急救治工作。
在治疗方法上，我市通过中西医结合，进一步提高治愈率。截至2月23日24时，我市共计出院490人，治愈率为4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我市还积极应用新技术降低患者病亡率。另外，我市对发热留观及疑似病例加快了核酸检测及临床诊断速度，缩短了收治时间，防止病人轻症转为重症。
根据公布的数据分析，目前我市疫情呈现出新增确诊病例大幅降低、治愈率显著上升、疑似病例存量逐步得到消化等特点，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重症危重症存量减少
一人一策提高救治率
鲁翔介绍，经过两个星期的磨合梳理，江苏省支援黄石医疗队在黄石的救治工作很顺畅。目前，江苏省支援黄石医疗队与黄石原有的重症医学团队联合成立了重症医学专家小组，中西医结合、呼吸机支持，ECMO（体外膜肺氧合）、血浆疗法等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运用到临床治疗中，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取得初步成效，并发生一些可喜的变化。黄石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存量明显减少，黄石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治疗的硬件条件和治疗效果有了很好改善。
鲁翔表示，从调研情况看，当前黄石市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在医疗救治仍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针对新冠肺炎的救治没有明显特效药；二是临床上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基础疾病多、患病时间长等特征；三是部分新冠肺炎病人因机体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遭遇“炎症风暴”，致使病情突然加重，让患者的治疗变得复杂。
鲁翔说，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江苏和黄石的医疗队联合抽调各个学科的专家成立联合专家组，对黄石重症、危重症病例进行联合诊疗。明确重症、危重症患者集中救治，明确专门的专家和专业组按照一人一策、精准施诊的原则集中救治。同时，加大对重症病人，尤其是危重症病人巡查救治，运用一切的技术、一切的方法，竭尽全力医治每一个病人。
110名县级干部社区“上岗”
全面开展“四大行动”
尽管我市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但仍然要保持谨慎乐观，既要看到积极向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形势仍然严峻的一面。尤其是在目前控增量、减存量均取得较好成效的情况下，防变量的压力凸显。
当前，我市防控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打歼灭战的阶段。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实施大筛查、大包保、大管控、大督查“四大行动”为抓手，发起疫情防控的总攻，力争在新一轮周期内，实现“相对清零”的目标，早日打赢疫情防控的歼灭战。
为了确保“四大行动”顺利推进，市委、市政府选派110名县级干部下沉到社区担任“第一书记”。同时还有9000多名党员干部也积极投入到这次行动中，采取每个人包楼栋、包单元、包户、包人开展排查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但也有少数市民仍然不支持、不配合、不让工作人员进门，不提供真实情况。我们再次呼吁：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希望全体市民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工作的歼灭战！
生活物资集中配送
防护物资依然紧缺
自实行封闭管理以来，我市在四个城区建立了生活物资集中配送代购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保障机制。市民基本生活必需的蔬菜、粮油、猪肉等物资由各城区统筹，选定农批市场、商超等市场主体参与，以街道或社区、小区为单位进行集中定点配送，原则上每三天为每户家庭提供一次配送服务。
目前，集中定点配送已在全市有序开展，市民的日常生活物资得到有效保障。此外，针对药品等急需物资需求,实行代购服务，目前我市城区最新代购服务的202家药店和其中有口罩销售的63家药店名单及联系方式已公开公布。
随着省级调拨、市级多方筹备、社会各界爱心捐赠的医护物资陆续抵达黄石,我市医疗物资紧张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目前，特别紧缺医疗防护物资是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N95口罩等，其中医用防护服缺口量为500套/日，医用防护N95口罩1000个/天。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提高医用防护物资的科学分配和管理，实现“保红区、保重点、保一线、守底线、不断供”目标，我市出台了系列举措：一是根据定点医疗机构收治患者的实际情况、库存量及日需求量，将医用防护物资合理分配至各医疗机构，发挥资源利用最大效益。二是指导各医疗机构根据医务人员工作所在不同区域、开展的不同操作及管理患者的症状轻重程度，合理使用医用防护用品。三是在保障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合理防护需求的基础上，将非医疗机构危特岗位及基层一线人员纳入统筹分配范围，杜绝院内感染和防疫特殊岗位交叉感染情况的发生。
多方捐赠公开透明
收支清楚接受监督
社会捐赠组相关负责人通报说，截至2月23日0时，社会捐赠组累计接收捐赠资金32498.61万元，其中，上级部门拨付23516.84万元，市本级接收8981.77万元。根据市防控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已向防疫一线拨付资金28450.12万元；接收各类捐赠物资283万件，已向防疫一线发放234万件。属定向捐赠的，按捐赠方意愿迅速发放到受赠方；属非定向捐赠的，由社会捐赠组会同物资保障组根据需求统一调配。
据介绍，物资分配要服从于全市抗疫大局的需要，分轻重缓急，分层分类，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分配。首先要全力保障9家定点救治医院，确保患者和一线医务人员的需要；第二要保障全市集中留观点，确保留观人员和医护人员的需要；第三要保障好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孤儿、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和福利机构、养老机构等特殊场所的生活需要；最后也要保障好各县（市、区）基层村（社区）及有关部门等防疫一线需要。
此外，关于分配物资的具体流向（再分配）主动接受纪律监督、社会监督、组织监督，严格管理。（记者 侯娜 石教炼 胡波 陆文博）
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了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根据“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原则，我市对现有医疗资源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集中调配。
在分类设置定点医院上，我市对轻型、普通型、重症、危重症四类确诊病人实施分类集中隔离收治。指定黄石有色医院、黄石矿务局医院为轻型、普通型病例定点收治医院；指定黄石市中医医院（市传染病医院）为重症病例定点收治医院；指定黄石市中心医院为危重症病例定点收治医院。同时，为满足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还将市妇幼保健院、市中心医院、市二医院分别作为孕产妇及新生儿、儿童及精神病人定点收治医院。在指定定点收治医院的同时，保证收治床位充足。
在医务人员调配上，我市集中了江苏及本市重症医学、呼吸内科专业医务人员，把他们充实到定点救治医院，全面参与救治工作。目前，我市建立了江苏省级和黄石市级专家巡视查房机制，对收治对象，由专家实行每天会诊、查房，及时监测生命体征，做好应急救治工作。
在治疗方法上，我市通过中西医结合，进一步提高治愈率。截至2月23日24时，我市共计出院490人，治愈率为4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我市还积极应用新技术降低患者病亡率。另外，我市对发热留观及疑似病例加快了核酸检测及临床诊断速度，缩短了收治时间，防止病人轻症转为重症。
根据公布的数据分析，目前我市疫情呈现出新增确诊病例大幅降低、治愈率显著上升、疑似病例存量逐步得到消化等特点，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重症危重症存量减少
一人一策提高救治率
鲁翔介绍，经过两个星期的磨合梳理，江苏省支援黄石医疗队在黄石的救治工作很顺畅。目前，江苏省支援黄石医疗队与黄石原有的重症医学团队联合成立了重症医学专家小组，中西医结合、呼吸机支持，ECMO（体外膜肺氧合）、血浆疗法等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运用到临床治疗中，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取得初步成效，并发生一些可喜的变化。黄石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存量明显减少，黄石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治疗的硬件条件和治疗效果有了很好改善。
鲁翔表示，从调研情况看，当前黄石市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在医疗救治仍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针对新冠肺炎的救治没有明显特效药；二是临床上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基础疾病多、患病时间长等特征；三是部分新冠肺炎病人因机体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遭遇“炎症风暴”，致使病情突然加重，让患者的治疗变得复杂。
鲁翔说，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江苏和黄石的医疗队联合抽调各个学科的专家成立联合专家组，对黄石重症、危重症病例进行联合诊疗。明确重症、危重症患者集中救治，明确专门的专家和专业组按照一人一策、精准施诊的原则集中救治。同时，加大对重症病人，尤其是危重症病人巡查救治，运用一切的技术、一切的方法，竭尽全力医治每一个病人。
110名县级干部社区“上岗”
全面开展“四大行动”
尽管我市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但仍然要保持谨慎乐观，既要看到积极向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形势仍然严峻的一面。尤其是在目前控增量、减存量均取得较好成效的情况下，防变量的压力凸显。
当前，我市防控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打歼灭战的阶段。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实施大筛查、大包保、大管控、大督查“四大行动”为抓手，发起疫情防控的总攻，力争在新一轮周期内，实现“相对清零”的目标，早日打赢疫情防控的歼灭战。
为了确保“四大行动”顺利推进，市委、市政府选派110名县级干部下沉到社区担任“第一书记”。同时还有9000多名党员干部也积极投入到这次行动中，采取每个人包楼栋、包单元、包户、包人开展排查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但也有少数市民仍然不支持、不配合、不让工作人员进门，不提供真实情况。我们再次呼吁：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希望全体市民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工作的歼灭战！
生活物资集中配送
防护物资依然紧缺
自实行封闭管理以来，我市在四个城区建立了生活物资集中配送代购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保障机制。市民基本生活必需的蔬菜、粮油、猪肉等物资由各城区统筹，选定农批市场、商超等市场主体参与，以街道或社区、小区为单位进行集中定点配送，原则上每三天为每户家庭提供一次配送服务。
目前，集中定点配送已在全市有序开展，市民的日常生活物资得到有效保障。此外，针对药品等急需物资需求,实行代购服务，目前我市城区最新代购服务的202家药店和其中有口罩销售的63家药店名单及联系方式已公开公布。
随着省级调拨、市级多方筹备、社会各界爱心捐赠的医护物资陆续抵达黄石,我市医疗物资紧张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目前，特别紧缺医疗防护物资是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N95口罩等，其中医用防护服缺口量为500套/日，医用防护N95口罩1000个/天。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提高医用防护物资的科学分配和管理，实现“保红区、保重点、保一线、守底线、不断供”目标，我市出台了系列举措：一是根据定点医疗机构收治患者的实际情况、库存量及日需求量，将医用防护物资合理分配至各医疗机构，发挥资源利用最大效益。二是指导各医疗机构根据医务人员工作所在不同区域、开展的不同操作及管理患者的症状轻重程度，合理使用医用防护用品。三是在保障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合理防护需求的基础上，将非医疗机构危特岗位及基层一线人员纳入统筹分配范围，杜绝院内感染和防疫特殊岗位交叉感染情况的发生。
多方捐赠公开透明
收支清楚接受监督
社会捐赠组相关负责人通报说，截至2月23日0时，社会捐赠组累计接收捐赠资金32498.61万元，其中，上级部门拨付23516.84万元，市本级接收8981.77万元。根据市防控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已向防疫一线拨付资金28450.12万元；接收各类捐赠物资283万件，已向防疫一线发放234万件。属定向捐赠的，按捐赠方意愿迅速发放到受赠方；属非定向捐赠的，由社会捐赠组会同物资保障组根据需求统一调配。
据介绍，物资分配要服从于全市抗疫大局的需要，分轻重缓急，分层分类，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分配。首先要全力保障9家定点救治医院，确保患者和一线医务人员的需要；第二要保障全市集中留观点，确保留观人员和医护人员的需要；第三要保障好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孤儿、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和福利机构、养老机构等特殊场所的生活需要；最后也要保障好各县（市、区）基层村（社区）及有关部门等防疫一线需要。
此外，关于分配物资的具体流向（再分配）主动接受纪律监督、社会监督、组织监督，严格管理。（记者 侯娜 石教炼 胡波 陆文博）
#澳亚【资讯】#【全球城市竞争力榜单发布：中国20城入围经济百强，深圳领跑】从1750年到2050年，世界将完全“进城”。
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向，本年度报告期内，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
同时，全球需要高度重视市政融资的严峻挑战及解决之道。根据联合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UN 2015B)，改善市政财政状况，是一项全球优先事项。
11月12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的第四部研究报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跨入城市的世界300年变局》在宁波正式发布。
按照惯例，本次报告对全球1006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进行了测评排位。
其中，中国有20座城市入围经济竞争力百强，深圳以全球第四的成绩领跑;在可持续竞争力百强中，仅有9座中国城市上榜，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首次跻身前20名。
此外，本次报告还推出新的全球城市分级标准，采取层次聚类方法，对1006个样本城市的中心性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将样本城市分成3层共2类、5组、10级。
第一等为全球城市(A);第二等是国际枢纽城市(B);第三等是国际门户城市(C);第四等是区域枢纽城市(D);第五等是区域门户城市(E)。
结果显示，作为全球城市的A+等级城市有3个，分别是纽约、伦敦和东京;A等级有2个，北京和巴黎，“显示全球城市体系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城市成为全球重要一极”。
经济竞争力
中国北部城市下降较多
什么是全球城市竞争力?
按照报告说法，它是指一个城市在全球的合作、竞争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要素和市场，更多、更快、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报告显示：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向，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这也预示如果主要国家贸易战持续，不仅削弱各国自身的城市竞争力，也会削弱全球城市竞争力。
2019年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二十强
二十强中，北美占9席，亚洲占8席，西欧占3席。总体看，全球前20名城市竞争激烈，位次变化显著，14个城市发生变化，最大变化4个名次。全球综合中心和科技中心总体提升，专业性城市和制造中心总体下降。
从中国城市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看：总体排名升少降多，均值有所下降，具体排名马太效应显著。从指数看，总体水平下降，城市间差距缩小。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城市升多降少，其他城市降多升少。
根据报告，中国有5座城市跻身前20，分别是深圳第4、上海第10、香港第13、北京第17、广州第18。与去年比较，上海上升3名，北京上升2名，香港下降2名，广州下降4名，上海超越了香港。
有20座城市进入前100强，除上述5座城市外，还包括：
苏州(25)、南京(42)、武汉(43)、台北(44)、成都(54)、杭州(64)、无锡(65)、长沙(68)、青岛(76)、重庆(81)、天津(82)、佛山(84)、宁波(90)、郑州(94)和常州(99)。
与去年排名相比，宁波提升11名，杭州提升10名，青岛、佛山提升9名，常州提升8名，成都提升6名，郑州提升5名，南京、长沙提升3名，苏州、台北提升2名，而天津则下降40名。
放大至全球前200强，此番共有39座中国城市入围，泰州、西安、福州、东莞等城市排位大幅提升，而沈阳和大连分别下降30名、60名。
报告认为，从空间分布看，全球城市竞争力上升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经100°西侧的美国西海岸城市、东经20°的西欧城市以及东经110~140°的中日韩城市，且纬度集中在北纬25~55°之间，同时，“中国北部、欧洲东部城市下降较多，中国南部和印度总体上升较多”。
可持续竞争力
亚洲入围200强城市最多
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20强城市基本囊括当前世界主要城市和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其中美国有5个城市入选，欧洲国家占据9席，亚洲国家获得6席。
2019年全球可持续竞争力二十强
报告认为，20强城市几乎代表了所在国家的特征与发展，“这些顶级的世界都市，已经可以看作整个国家发展与成就的象征”。
就前200强城市而言，亚洲城市最多，欧洲均值最高。
其中，亚洲有65个城市入围，说明亚洲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具有强烈的上升趋势，但同时也能看到，亚洲进入200强的城市均值较低，可持续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北美洲和欧洲则各有60座城市和58座城市进入200强，其中，欧洲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最高，城市发展质量值得肯定。
报告还针对全球十大城市群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城市群实力突出，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群虽然规糢较大，但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群内城市较少，首尔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平均数全球第一。欧洲城市群中，莱茵-鲁尔城市群标准差最小，显示出老牌西欧国家城市发展的均衡。
于中国城市而言，报告认为，可持续竞争力在稳步提升，均值接近全球平均，均衡好于全球平均。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共有2座城市进入20强，其中香港位列全球第7，深圳居全球第19位。
此外，还有7座城市进入全球前100位：
台北(23)、上海(29)、北京(38)、苏州(58)、广州(67)、南京(83)、厦门(94)。
另有22座城市居于101~200之间：
无锡(103)、天津(108)、佛山(109)、台中(110)、东莞(121)、武汉(122)、高雄(124)、杭州(130)、成都(143)、青岛(144)、澳门(146)、中山(149)、宁波(154)、常州(158)、郑州(159)、台南(164)、长沙(165)、沈阳(182)、珠海(189)、大连(193)、西安(197)、合肥(199)。
城市可持续发展
住房负担、生产消费糢式是普遍短板
事实上，在全球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受到全球各界广泛关注。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就是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
2015年7月，来自193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与会代表经过谈判，就全球金融改革等问题达成一致，通过上述文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这项协议是为所有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它提供了资助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框架。
有意思的是，本次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首次尝试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视角测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实施进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致力于通过协同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人类享有和平与繁荣。这一目标于2015年9月提出，旨在指导各成员国从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内，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报告发现：几乎所有国家或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短板。
在南美洲，清洁能源、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以及气候行动方面的目标实现情况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则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亚洲城市，则在零饥饿、饮水及卫生、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方面的表现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则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欧洲城市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水平远高于全球城市平均水平，但在气候行动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北美洲整体进展良好，但在气候行动与和平正义方面表现有待提升。
非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数指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有少数指标表现较好。
具体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11项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对这一目标的监测结果显示：住房负担、社会公平、遗产保护、生产消费糢式、社会安全等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普遍短板。
报告牵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首席城市经济学家倪鹏飞表示，应联合国要求，从今年开始，将每年从城市视角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进行评估，以确定全球各国各城市完成联合国2030年目标的进展情况。
全球城市分级
北京跻身“全球城市” 成都南京表现抢眼
对全球城市进行分级，则是本次报告的一大亮点。
“城市分级是全球都特别关心的问题，之前也有一些国际机构做研究，今年我们和联合国人居署制定了一个新的研究标准，对全球1006个城市进行分级的评估。”倪鹏飞表示。
这次评估考虑了城市集聚度和联系度。其中，集聚度是指一个城市集聚的要素有多少;联系度则指一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与其他城市的关系。
全球城市分级指标体系
具体结果，作为全球城市：A+等级城市有3个，纽约、伦敦和东京;A等级有2个，北京和巴黎;
作为国际枢纽城市：B+等级城市的数量为3，包括首尔、上海、芝加哥;B等级有26个，主要包括：新加坡、香港、悉尼、都柏林、慕尼黑、多伦多、大阪等;
作为国际门户城市：C+等级城市数量为29，主要包括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华沙、哥本哈根等。
从不同等级城市的洲际分布来看，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南北差异明显，北部仍然有绝对优势;从不同等级城市的国家分布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表现也更好，不过，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正在迅速崛起。
目光回到中国来看。北京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入围A类的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北京城市级别得分排位第4，其集聚度和联系度排名分别为5名和2名，北京在联系度上优势突出;其中，硬联系排名第2，软联系排名第4，硬联系方面北京表现格外突出。
再看上海。上海等级为B+，为国际枢纽城市。其城市级别得分排名第7，其中集聚度和联系度排名分别为9和8，不过它软联系和硬联系的发展并不均衡，排名分别为27和7，软联系方面比较“拖后腿”。
在C类城市中，共有22个中国城市入选。获得C+的有四座——广州(40)、深圳(42)、成都(59)和南京(60)，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在一众长三角城市中实现“突围”。
而另外18城市则获得C等级，其中杭州(66)、武汉(69)、天津(73)、重庆(76)、西安(77)和青岛(96)的城市级别得分均在全球前100。
“普遍来看，中国C+等级城市在软集聚方面更具有优势，C等级城市也大多在软集聚方面具有优势。”报告指出。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在集聚度方面表现相对更好，而在联系度上则存在短板。根据报告，中国高联系度城市仅有北京，而中联系和低联系度城市数量分别为10和280，“在硬、软联系度方面，中国大多数城市还亟需提高”。
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向，本年度报告期内，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
同时，全球需要高度重视市政融资的严峻挑战及解决之道。根据联合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UN 2015B)，改善市政财政状况，是一项全球优先事项。
11月12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的第四部研究报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跨入城市的世界300年变局》在宁波正式发布。
按照惯例，本次报告对全球1006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进行了测评排位。
其中，中国有20座城市入围经济竞争力百强，深圳以全球第四的成绩领跑;在可持续竞争力百强中，仅有9座中国城市上榜，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首次跻身前20名。
此外，本次报告还推出新的全球城市分级标准，采取层次聚类方法，对1006个样本城市的中心性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将样本城市分成3层共2类、5组、10级。
第一等为全球城市(A);第二等是国际枢纽城市(B);第三等是国际门户城市(C);第四等是区域枢纽城市(D);第五等是区域门户城市(E)。
结果显示，作为全球城市的A+等级城市有3个，分别是纽约、伦敦和东京;A等级有2个，北京和巴黎，“显示全球城市体系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城市成为全球重要一极”。
经济竞争力
中国北部城市下降较多
什么是全球城市竞争力?
按照报告说法，它是指一个城市在全球的合作、竞争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要素和市场，更多、更快、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报告显示：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向，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这也预示如果主要国家贸易战持续，不仅削弱各国自身的城市竞争力，也会削弱全球城市竞争力。
2019年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二十强
二十强中，北美占9席，亚洲占8席，西欧占3席。总体看，全球前20名城市竞争激烈，位次变化显著，14个城市发生变化，最大变化4个名次。全球综合中心和科技中心总体提升，专业性城市和制造中心总体下降。
从中国城市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看：总体排名升少降多，均值有所下降，具体排名马太效应显著。从指数看，总体水平下降，城市间差距缩小。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城市升多降少，其他城市降多升少。
根据报告，中国有5座城市跻身前20，分别是深圳第4、上海第10、香港第13、北京第17、广州第18。与去年比较，上海上升3名，北京上升2名，香港下降2名，广州下降4名，上海超越了香港。
有20座城市进入前100强，除上述5座城市外，还包括：
苏州(25)、南京(42)、武汉(43)、台北(44)、成都(54)、杭州(64)、无锡(65)、长沙(68)、青岛(76)、重庆(81)、天津(82)、佛山(84)、宁波(90)、郑州(94)和常州(99)。
与去年排名相比，宁波提升11名，杭州提升10名，青岛、佛山提升9名，常州提升8名，成都提升6名，郑州提升5名，南京、长沙提升3名，苏州、台北提升2名，而天津则下降40名。
放大至全球前200强，此番共有39座中国城市入围，泰州、西安、福州、东莞等城市排位大幅提升，而沈阳和大连分别下降30名、60名。
报告认为，从空间分布看，全球城市竞争力上升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经100°西侧的美国西海岸城市、东经20°的西欧城市以及东经110~140°的中日韩城市，且纬度集中在北纬25~55°之间，同时，“中国北部、欧洲东部城市下降较多，中国南部和印度总体上升较多”。
可持续竞争力
亚洲入围200强城市最多
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20强城市基本囊括当前世界主要城市和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其中美国有5个城市入选，欧洲国家占据9席，亚洲国家获得6席。
2019年全球可持续竞争力二十强
报告认为，20强城市几乎代表了所在国家的特征与发展，“这些顶级的世界都市，已经可以看作整个国家发展与成就的象征”。
就前200强城市而言，亚洲城市最多，欧洲均值最高。
其中，亚洲有65个城市入围，说明亚洲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具有强烈的上升趋势，但同时也能看到，亚洲进入200强的城市均值较低，可持续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北美洲和欧洲则各有60座城市和58座城市进入200强，其中，欧洲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最高，城市发展质量值得肯定。
报告还针对全球十大城市群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城市群实力突出，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群虽然规糢较大，但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群内城市较少，首尔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平均数全球第一。欧洲城市群中，莱茵-鲁尔城市群标准差最小，显示出老牌西欧国家城市发展的均衡。
于中国城市而言，报告认为，可持续竞争力在稳步提升，均值接近全球平均，均衡好于全球平均。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共有2座城市进入20强，其中香港位列全球第7，深圳居全球第19位。
此外，还有7座城市进入全球前100位：
台北(23)、上海(29)、北京(38)、苏州(58)、广州(67)、南京(83)、厦门(94)。
另有22座城市居于101~200之间：
无锡(103)、天津(108)、佛山(109)、台中(110)、东莞(121)、武汉(122)、高雄(124)、杭州(130)、成都(143)、青岛(144)、澳门(146)、中山(149)、宁波(154)、常州(158)、郑州(159)、台南(164)、长沙(165)、沈阳(182)、珠海(189)、大连(193)、西安(197)、合肥(199)。
城市可持续发展
住房负担、生产消费糢式是普遍短板
事实上，在全球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受到全球各界广泛关注。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就是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
2015年7月，来自193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与会代表经过谈判，就全球金融改革等问题达成一致，通过上述文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这项协议是为所有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它提供了资助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框架。
有意思的是，本次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首次尝试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视角测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实施进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致力于通过协同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人类享有和平与繁荣。这一目标于2015年9月提出，旨在指导各成员国从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内，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报告发现：几乎所有国家或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短板。
在南美洲，清洁能源、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以及气候行动方面的目标实现情况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则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亚洲城市，则在零饥饿、饮水及卫生、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方面的表现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则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欧洲城市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水平远高于全球城市平均水平，但在气候行动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北美洲整体进展良好，但在气候行动与和平正义方面表现有待提升。
非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数指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有少数指标表现较好。
具体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11项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对这一目标的监测结果显示：住房负担、社会公平、遗产保护、生产消费糢式、社会安全等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普遍短板。
报告牵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首席城市经济学家倪鹏飞表示，应联合国要求，从今年开始，将每年从城市视角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进行评估，以确定全球各国各城市完成联合国2030年目标的进展情况。
全球城市分级
北京跻身“全球城市” 成都南京表现抢眼
对全球城市进行分级，则是本次报告的一大亮点。
“城市分级是全球都特别关心的问题，之前也有一些国际机构做研究，今年我们和联合国人居署制定了一个新的研究标准，对全球1006个城市进行分级的评估。”倪鹏飞表示。
这次评估考虑了城市集聚度和联系度。其中，集聚度是指一个城市集聚的要素有多少;联系度则指一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与其他城市的关系。
全球城市分级指标体系
具体结果，作为全球城市：A+等级城市有3个，纽约、伦敦和东京;A等级有2个，北京和巴黎;
作为国际枢纽城市：B+等级城市的数量为3，包括首尔、上海、芝加哥;B等级有26个，主要包括：新加坡、香港、悉尼、都柏林、慕尼黑、多伦多、大阪等;
作为国际门户城市：C+等级城市数量为29，主要包括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华沙、哥本哈根等。
从不同等级城市的洲际分布来看，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南北差异明显，北部仍然有绝对优势;从不同等级城市的国家分布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表现也更好，不过，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正在迅速崛起。
目光回到中国来看。北京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入围A类的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北京城市级别得分排位第4，其集聚度和联系度排名分别为5名和2名，北京在联系度上优势突出;其中，硬联系排名第2，软联系排名第4，硬联系方面北京表现格外突出。
再看上海。上海等级为B+，为国际枢纽城市。其城市级别得分排名第7，其中集聚度和联系度排名分别为9和8，不过它软联系和硬联系的发展并不均衡，排名分别为27和7，软联系方面比较“拖后腿”。
在C类城市中，共有22个中国城市入选。获得C+的有四座——广州(40)、深圳(42)、成都(59)和南京(60)，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在一众长三角城市中实现“突围”。
而另外18城市则获得C等级，其中杭州(66)、武汉(69)、天津(73)、重庆(76)、西安(77)和青岛(96)的城市级别得分均在全球前100。
“普遍来看，中国C+等级城市在软集聚方面更具有优势，C等级城市也大多在软集聚方面具有优势。”报告指出。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在集聚度方面表现相对更好，而在联系度上则存在短板。根据报告，中国高联系度城市仅有北京，而中联系和低联系度城市数量分别为10和280，“在硬、软联系度方面，中国大多数城市还亟需提高”。
【分论坛第一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 目：《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宏观运行指数测度》
作 者：孙彦林、陈守东（吉林大学）
文章主要观点：测算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宏观运行指数，为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识别与监测提供合理的指示变量。研究方法：通过符号约束对外生金融冲击的直接或核心响应变量施加响应符号，与FAVAR模型相结合，以测算更能反映中国金融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金融经济周期指数。研究发现，金融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样本期内，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以相对平滑的运行态势持续下行，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正在逐步收敛，而其短期波动与现实金融经济系统的运行特征保持了高度一致，且对GDP、CPI等关键经济变量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间接证明了符号约束框架下所得的金融经济周期指数的适用性与有效性。研究创新：传统计量模型方法往往只能满足统计意义的显著性，通过符号约束框架，能够同时保障经济意义的显著性，本文较为领先的将符号约束框架与FAVAR模型相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脉冲响应输出，得到更为恰当的后验均值；首次提出测算中国金融经济周期指数，与DSGE框架下围绕金融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与模拟分析形成有益补充，弥补了缺乏有效的宏观指示变量的研究不足，并得到了高度契合中国金融经济系统现实运行状况的指示变量。研究价值：现阶段，中国金融状况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已突破门限值，存在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时，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自稳定性不强，不同区制状态的转换频率较高，因此，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应对，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导致全局性经济危机。
【分论坛第二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目：《地方政府举债何以影响城市创新？》
作者：杨思莹（吉林大学）
文章主要观点：本文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变化特征。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时空异质性特征，2006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东部地区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弱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并无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城市投资集聚以及提高政府科技支出比重、强化政府创新职能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地方政府举债的创新效应是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随着政府债务规模扩张，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分论坛第三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目：企业家精神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作者：李政、刘丰硕（吉林大学）
文章主要观点：企业的发展方式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式，调动企业家创业激励、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探索企业家精神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好地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03-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一般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弱于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对西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弱于东部地区，同时，在科教水平较低的城市，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弱于科教水平较高的城市。此外，研究也发现，在政府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地区，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越弱。
【分论坛第四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目：《空间与能力异质性视角下彝区农户脱贫生计选择及其减贫成效研究》
作者：贺立龙（四川大学）
提要：本文基于乡村区位差异和家庭异质性视角，使用近郊和偏远乡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彝区农户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与相应生计选择的减贫成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其他条件控制相同时，近郊地区的农户更青睐非农业的生计选择；偏远地区贫困农户对传统生计的选择具有固化倾向，由此产生的代际影响会加大与近郊地区农户的经济差距与社会差距。非农业生计选择与农户减贫成效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分别在扶贫战略、减贫策略与帮扶政策上，进行农户脱贫生计引导机制的设计，使其由传统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向现代产业链参与转型。为了打破农户对传统生计选择的固化倾向，破解代际生计贫困，政府可从政策干预的层面，在乡村进行现代产业链的植入，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或开展务工经商，使之实现生计赋能。
【分论坛第五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目：《科技投入以何促增长——对创新中介效应的分析》
作者：周文义、陶一桃（深圳大学）
文章的主要观点：文章借鉴Baro和Kenny（1987）逐步回归法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科技投入对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两个非嵌套模型中政府的科技投入对和经济增长创新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模型中同时加入每万人授权专利的数量这一创新的指标和科技投入之后，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证明科技投入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为了使结论更为稳健一些，我们选择用青壮年人口比例作为创新工具变量作为检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可能由于政府的科技投入弥补了基础研究的“资金缺口”并降低企业研发的成本，从而推动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并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增长。
题 目：《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宏观运行指数测度》
作 者：孙彦林、陈守东（吉林大学）
文章主要观点：测算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宏观运行指数，为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识别与监测提供合理的指示变量。研究方法：通过符号约束对外生金融冲击的直接或核心响应变量施加响应符号，与FAVAR模型相结合，以测算更能反映中国金融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金融经济周期指数。研究发现，金融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样本期内，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以相对平滑的运行态势持续下行，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正在逐步收敛，而其短期波动与现实金融经济系统的运行特征保持了高度一致，且对GDP、CPI等关键经济变量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间接证明了符号约束框架下所得的金融经济周期指数的适用性与有效性。研究创新：传统计量模型方法往往只能满足统计意义的显著性，通过符号约束框架，能够同时保障经济意义的显著性，本文较为领先的将符号约束框架与FAVAR模型相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脉冲响应输出，得到更为恰当的后验均值；首次提出测算中国金融经济周期指数，与DSGE框架下围绕金融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与模拟分析形成有益补充，弥补了缺乏有效的宏观指示变量的研究不足，并得到了高度契合中国金融经济系统现实运行状况的指示变量。研究价值：现阶段，中国金融状况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已突破门限值，存在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时，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自稳定性不强，不同区制状态的转换频率较高，因此，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应对，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导致全局性经济危机。
【分论坛第二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目：《地方政府举债何以影响城市创新？》
作者：杨思莹（吉林大学）
文章主要观点：本文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变化特征。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时空异质性特征，2006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东部地区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弱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并无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城市投资集聚以及提高政府科技支出比重、强化政府创新职能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地方政府举债的创新效应是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随着政府债务规模扩张，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分论坛第三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目：企业家精神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作者：李政、刘丰硕（吉林大学）
文章主要观点：企业的发展方式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式，调动企业家创业激励、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探索企业家精神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好地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03-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一般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弱于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对西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弱于东部地区，同时，在科教水平较低的城市，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弱于科教水平较高的城市。此外，研究也发现，在政府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地区，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越弱。
【分论坛第四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目：《空间与能力异质性视角下彝区农户脱贫生计选择及其减贫成效研究》
作者：贺立龙（四川大学）
提要：本文基于乡村区位差异和家庭异质性视角，使用近郊和偏远乡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彝区农户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与相应生计选择的减贫成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其他条件控制相同时，近郊地区的农户更青睐非农业的生计选择；偏远地区贫困农户对传统生计的选择具有固化倾向，由此产生的代际影响会加大与近郊地区农户的经济差距与社会差距。非农业生计选择与农户减贫成效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分别在扶贫战略、减贫策略与帮扶政策上，进行农户脱贫生计引导机制的设计，使其由传统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向现代产业链参与转型。为了打破农户对传统生计选择的固化倾向，破解代际生计贫困，政府可从政策干预的层面，在乡村进行现代产业链的植入，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或开展务工经商，使之实现生计赋能。
【分论坛第五组】第五篇论文开始汇报
题目：《科技投入以何促增长——对创新中介效应的分析》
作者：周文义、陶一桃（深圳大学）
文章的主要观点：文章借鉴Baro和Kenny（1987）逐步回归法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科技投入对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两个非嵌套模型中政府的科技投入对和经济增长创新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模型中同时加入每万人授权专利的数量这一创新的指标和科技投入之后，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证明科技投入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为了使结论更为稳健一些，我们选择用青壮年人口比例作为创新工具变量作为检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可能由于政府的科技投入弥补了基础研究的“资金缺口”并降低企业研发的成本，从而推动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并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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