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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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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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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大医精诚寓平番——治疗神经性耳聋中耳炎耳病专J许万山
立夏时节，柳绿花红，万物一派勃勃生机。我陪一友去给他看耳疾，特地去找位于翟店镇的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院长、治疗神经性耳聋中耳炎耳病专jia许万山。
许万山大夫是我相识多年、交情非浅的老朋友。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县百货公司工作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他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引为知己。那时的许万山，在蔡村卫生院工作，年方四十出头，衣着朴素，脸色端庄，说话和气，动作麻利。那时他正为自己受到某些人的排挤和不公而四处反映情况申述诉求，我对他遭遇的不公平深表同情，便直接或间接地帮了一些忙。许大夫对此很为感激，便经常和我走动。当他得知我那年仅两岁的二女儿耳朵流脓到处求医难治这一情况后，用责备的口吻告诉我，赶紧把孩子送到他那儿来治！考虑到让孩子到蔡村卫生院住院治疗，既破费qian财，又影响我工作，许大夫竟然一再邀我，把孩子送到柴村他的家中，让他利用每天班前班后的时间专门治疗。就这样，我带我母亲抱上二女儿，来到许大夫家，让她们祖孙俩一连在许大夫家住了七天。许大夫每天早晚勤观察细换药，他的妻子也是精心提供每日三餐，全家人象招待贵客一般好生伺侯这祖孙俩，让我那母亲好几次在我面前念叨:“许大夫不愧是个好医生，一家子都是大好人！”当我二女儿病愈回家时，我再三要给许大夫出这看病和食宿费，被他断然拒绝了，理由是:“其一，这是住我家，不是住院，难道亲朋好友在自家住几天，还要收房钱和饭钱？其二，给你娃娃看耳病用药，都是我自个配的，根本沒用卫生院一点点药品和材料，这更不能算治疗费用！”一听这话，我只好作罢，挥手告别，一路上回想许大夫的朴实人品和高尚yi德，感叹不已……
流年似水，日月如梭。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许大夫和我各有所忙，聚少离多，荣辱浮沉，不在话下。后来我得知，他的工作环境逐渐改善：翟店卫生院的开明院长，对老许的耳病治疗技术，特别看重，专门在院内设立专科，划出病区，使老许一身才学，从此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工作劲头大为高涨，在医疗专业技术上精益求精，来找他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使翟店卫生院门前经常车拥人挤，宛如闹市。1995年10月，县卫生局领导们顺势而为，在翟店镇中心卫生院积极申请下，特批成立了公立稷山县耳病专科医院；2014年又根据国家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政策，鼓励退休人员许万山申请成立民营耳病专科医院，2014年1月，经市卫生局批准成立了民营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许万山为法人兼院长。住院大楼盖起了，医疗设施更新了，管理制度健全了，许万山院长依然不忘初心，自加压力，在“精”、“诚”二字上，百尺竿头再锐进，致臻致善做文章。
所谓“精”者，是在医朮上狠下功夫，渐进佳境。清代名医赵濂在他所著《医门补要》中自序有言:“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这大概就是对医朮求精的最好诠释。许大夫率领他的医疗团队，在系统总结和悉心传承前人及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自主研发，有两项成果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许氏中医八针疗法”，以针炙为主，再口服中药“开窍复聪汤剂”，充分发挥了针灸和中药的综合特效，适用治疗各种后天性神经性耳聋和后天性聋哑，其中包括感音性耳聋、突发性耳聋、yao物性耳聋、噪音性耳聋、传ran性耳聋、bao震性耳聋、外伤性耳聋、老年性耳聋。此方法，已分别列入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二是治疗中耳炎的“冲洗加上药”方法:先用“清热去腐洗剂”，将患者耳道内脓液冲洗干淨，再用上药器将“清疮祛疡散剂”敷于病灶。此方法，已于1999年2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看到许大夫这个方法介绍后，我马上联想到，当年他为我二女儿看好了耳病，大概就用的此方吧？我曾经多次来到耳病医院看望许大夫，耳闻目睹他的针法之妙和药效之神——那年许大夫因公赴京，应邀在北京某部招待所，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一位70多岁的女研究员治疗耳聋。当时这位女研究员一耳朵的听距仅有80厘米，经许大夫治疗约不到一小时，这个耳朵在26米外都可听到了；第二天她又来继续治疗，听距提高到40多米，这位专家级的女研究员，十分高兴更佩服地说:“qi迹，qi迹！我这多年耳聋病，一下子就被许大夫治好了，他才是真正的耳病专jia”。
所谓“诚”者，是在医德上待人至仁，用方至正，服务至善。正如宋人刘昉所言:“未医彼病，先医我心。”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也曰:“古人医在心，心正药自真。”行医六十余载，办院二十多年来，许万山大夫始终体察病人之心痛苦，体贴病人之需求，千方百计予以关心和照顾，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经济困难和心理负担，让他们尽快痊yu，恢复健康。许万山出身农家，扎根农村，属于“脱下白大褂，回家把田下，既能看病症，也会舞镰叉”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对父老乡亲和底层人群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多年来党的教育和医界先贤的精神感召，更使他自觉恪守医德，秉持仁心，善待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及家属。好多人反映，许大夫这人心地良善好说话，看病特別认真负责。即便现今他已是一院之长，著ming专jia，但依然沒有盛气凌人的傲气、居高临下的官气，从来都是那种“上的庙堂，下的厅堂，嚼的菜根，透的地气”之老好人和平常心。单说他从医执业数十年来，主动为求诊的孤寡老人、特困群众和jun人家属减免诊疗费或义诊赠药，就不计其数，难以统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大夫和他创办的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以精立院，以诚树信，声名远播，吸引全国各地，甚至还有老挝、泰国、日本等国外的患者前来就诊或网上咨询，治yu者近万人。有关部门和权威专jia考察后一致认为:许万山大夫研创的中医八针疗法，已tu破yi学jin区，攻克世界上至今也不能解决的神经性耳聋难题。市县领导则评价，许大夫和他的耳病专科医院，为全县乃至全市树起了对外宣传的一面特色医疗旗帜。著ming诗人杨山虎，曾欣然为许大夫题字:“神qi银针一入耳穴，聋人回归有声世界。”还有一位经许大夫治yu的患者凤鸣，向他热情赠联:“两只启障回声手，一颗安民济世心。”2019年3月，中共稷山县委授予许万山大夫“稷山县第五批拔尖人才”称号。同年，中共山西省委授予他“入选2018年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人才”。
那天我陪挚友去见许万山大夫时，看到他儿子许明其正在忙着给病人检查病情，扎针换药。许大夫微笑着告诉我，儿子已随他从医20多年，进步很快，目前已是医院技术主力、业务院长。不仅如此，许大夫的孙子也从医学院毕业，已取得国家注册医师资格，目前在西安某综合医院从师西医理论实践，力争耳病专科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环视医院里每个房间挂满的患者赠送的锦旗和镜匾，以及几大柜子里塞满的荣誉证书和感谢信，凝望着眼前这位年逾八旬但依然精神焕发的许大夫，我内心倍生温暖，更感振奋，激动地对他说:“一剂奠基，八针树名。百年立业，三代传承。许大夫您把这个事业干对了，干成了，干好了，今后继续干下去，我们期待着你们在新时代里的新发展、新成就！”
写于2020年5月10日
本文作者：
宁水龙，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省级非遗项目“稷王的传说”代表性传承人、稷山后稷文化研究会会长、《后稷文化》刊物主编等。
立夏时节，柳绿花红，万物一派勃勃生机。我陪一友去给他看耳疾，特地去找位于翟店镇的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院长、治疗神经性耳聋中耳炎耳病专jia许万山。
许万山大夫是我相识多年、交情非浅的老朋友。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县百货公司工作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他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引为知己。那时的许万山，在蔡村卫生院工作，年方四十出头，衣着朴素，脸色端庄，说话和气，动作麻利。那时他正为自己受到某些人的排挤和不公而四处反映情况申述诉求，我对他遭遇的不公平深表同情，便直接或间接地帮了一些忙。许大夫对此很为感激，便经常和我走动。当他得知我那年仅两岁的二女儿耳朵流脓到处求医难治这一情况后，用责备的口吻告诉我，赶紧把孩子送到他那儿来治！考虑到让孩子到蔡村卫生院住院治疗，既破费qian财，又影响我工作，许大夫竟然一再邀我，把孩子送到柴村他的家中，让他利用每天班前班后的时间专门治疗。就这样，我带我母亲抱上二女儿，来到许大夫家，让她们祖孙俩一连在许大夫家住了七天。许大夫每天早晚勤观察细换药，他的妻子也是精心提供每日三餐，全家人象招待贵客一般好生伺侯这祖孙俩，让我那母亲好几次在我面前念叨:“许大夫不愧是个好医生，一家子都是大好人！”当我二女儿病愈回家时，我再三要给许大夫出这看病和食宿费，被他断然拒绝了，理由是:“其一，这是住我家，不是住院，难道亲朋好友在自家住几天，还要收房钱和饭钱？其二，给你娃娃看耳病用药，都是我自个配的，根本沒用卫生院一点点药品和材料，这更不能算治疗费用！”一听这话，我只好作罢，挥手告别，一路上回想许大夫的朴实人品和高尚yi德，感叹不已……
流年似水，日月如梭。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许大夫和我各有所忙，聚少离多，荣辱浮沉，不在话下。后来我得知，他的工作环境逐渐改善：翟店卫生院的开明院长，对老许的耳病治疗技术，特别看重，专门在院内设立专科，划出病区，使老许一身才学，从此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工作劲头大为高涨，在医疗专业技术上精益求精，来找他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使翟店卫生院门前经常车拥人挤，宛如闹市。1995年10月，县卫生局领导们顺势而为，在翟店镇中心卫生院积极申请下，特批成立了公立稷山县耳病专科医院；2014年又根据国家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政策，鼓励退休人员许万山申请成立民营耳病专科医院，2014年1月，经市卫生局批准成立了民营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许万山为法人兼院长。住院大楼盖起了，医疗设施更新了，管理制度健全了，许万山院长依然不忘初心，自加压力，在“精”、“诚”二字上，百尺竿头再锐进，致臻致善做文章。
所谓“精”者，是在医朮上狠下功夫，渐进佳境。清代名医赵濂在他所著《医门补要》中自序有言:“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这大概就是对医朮求精的最好诠释。许大夫率领他的医疗团队，在系统总结和悉心传承前人及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自主研发，有两项成果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许氏中医八针疗法”，以针炙为主，再口服中药“开窍复聪汤剂”，充分发挥了针灸和中药的综合特效，适用治疗各种后天性神经性耳聋和后天性聋哑，其中包括感音性耳聋、突发性耳聋、yao物性耳聋、噪音性耳聋、传ran性耳聋、bao震性耳聋、外伤性耳聋、老年性耳聋。此方法，已分别列入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二是治疗中耳炎的“冲洗加上药”方法:先用“清热去腐洗剂”，将患者耳道内脓液冲洗干淨，再用上药器将“清疮祛疡散剂”敷于病灶。此方法，已于1999年2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看到许大夫这个方法介绍后，我马上联想到，当年他为我二女儿看好了耳病，大概就用的此方吧？我曾经多次来到耳病医院看望许大夫，耳闻目睹他的针法之妙和药效之神——那年许大夫因公赴京，应邀在北京某部招待所，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一位70多岁的女研究员治疗耳聋。当时这位女研究员一耳朵的听距仅有80厘米，经许大夫治疗约不到一小时，这个耳朵在26米外都可听到了；第二天她又来继续治疗，听距提高到40多米，这位专家级的女研究员，十分高兴更佩服地说:“qi迹，qi迹！我这多年耳聋病，一下子就被许大夫治好了，他才是真正的耳病专jia”。
所谓“诚”者，是在医德上待人至仁，用方至正，服务至善。正如宋人刘昉所言:“未医彼病，先医我心。”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也曰:“古人医在心，心正药自真。”行医六十余载，办院二十多年来，许万山大夫始终体察病人之心痛苦，体贴病人之需求，千方百计予以关心和照顾，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经济困难和心理负担，让他们尽快痊yu，恢复健康。许万山出身农家，扎根农村，属于“脱下白大褂，回家把田下，既能看病症，也会舞镰叉”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对父老乡亲和底层人群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多年来党的教育和医界先贤的精神感召，更使他自觉恪守医德，秉持仁心，善待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及家属。好多人反映，许大夫这人心地良善好说话，看病特別认真负责。即便现今他已是一院之长，著ming专jia，但依然沒有盛气凌人的傲气、居高临下的官气，从来都是那种“上的庙堂，下的厅堂，嚼的菜根，透的地气”之老好人和平常心。单说他从医执业数十年来，主动为求诊的孤寡老人、特困群众和jun人家属减免诊疗费或义诊赠药，就不计其数，难以统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大夫和他创办的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以精立院，以诚树信，声名远播，吸引全国各地，甚至还有老挝、泰国、日本等国外的患者前来就诊或网上咨询，治yu者近万人。有关部门和权威专jia考察后一致认为:许万山大夫研创的中医八针疗法，已tu破yi学jin区，攻克世界上至今也不能解决的神经性耳聋难题。市县领导则评价，许大夫和他的耳病专科医院，为全县乃至全市树起了对外宣传的一面特色医疗旗帜。著ming诗人杨山虎，曾欣然为许大夫题字:“神qi银针一入耳穴，聋人回归有声世界。”还有一位经许大夫治yu的患者凤鸣，向他热情赠联:“两只启障回声手，一颗安民济世心。”2019年3月，中共稷山县委授予许万山大夫“稷山县第五批拔尖人才”称号。同年，中共山西省委授予他“入选2018年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人才”。
那天我陪挚友去见许万山大夫时，看到他儿子许明其正在忙着给病人检查病情，扎针换药。许大夫微笑着告诉我，儿子已随他从医20多年，进步很快，目前已是医院技术主力、业务院长。不仅如此，许大夫的孙子也从医学院毕业，已取得国家注册医师资格，目前在西安某综合医院从师西医理论实践，力争耳病专科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环视医院里每个房间挂满的患者赠送的锦旗和镜匾，以及几大柜子里塞满的荣誉证书和感谢信，凝望着眼前这位年逾八旬但依然精神焕发的许大夫，我内心倍生温暖，更感振奋，激动地对他说:“一剂奠基，八针树名。百年立业，三代传承。许大夫您把这个事业干对了，干成了，干好了，今后继续干下去，我们期待着你们在新时代里的新发展、新成就！”
写于2020年5月10日
本文作者：
宁水龙，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省级非遗项目“稷王的传说”代表性传承人、稷山后稷文化研究会会长、《后稷文化》刊物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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