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负个人所得税”吗？是否可行？专家:可在部分地区短期试点。近期，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就业压力有所增加，消费增长乏力，有必要考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对就业和居民消费的支持。
近日，一篇题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关于促就业和稳消费的一点政策思考》的工作论文，尝试提出一个临时实施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方案。
论文作者建议，对收入较低的群体采取临时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即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来实现促进就业和拉动消费的目标。
论文指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是指当个人的工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国家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与一般的福利支出不同，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前提通常是要求获得补贴的人必须有工作。
负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否可行？与发放消费券相比孰优孰劣？针对这些疑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了多位专家。
负个人所得税实际是一种补贴
何为负个人所得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适用于哪些场景？
“负个人所得税是和所得税的税种性质相关联的一种说法。”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温来成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情况下，所得税是有所得就征税，没有所得不征税。所得税大多数都实行累进税制，所以所得越多，征税也越多。
“如果一些人没有所得，生活很困难，实行负所得税就相当于政府在特定时期给这些群体发补贴。”温来成举例说，比如有的城市一些人不给政府交税，政府还给这些人钱，这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负所得税。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负个人所得税名义上是税，实际上是运用税收手段实现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补助。
施正文解释，按照税的本意，是有收入才交税。“如果不实行负所得税，当然也不用交税，而实行负所得税，就是国家向你‘交税’，也就是国家给你补贴。”施正文说，显然负所得税适用的场景是当居民收入过低时，国家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给他补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则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现在的基本费用扣除和专项附加扣除，是在税基上进行减少，而负个人所得税相当于在税额上进行减少。”
梁季认为，前述论文所表之意是在我国现有税收制度基础上，再加一项扣除。“这项扣除叫做工作扣除，这项扣除不是在收入里扣除，而是直接在应纳税额里扣除。”
“如果是用税额抵免的方式，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负所得税，所以就需要有制度上的安排。”梁季解释，因为目前低收入者是不交税的，如果有了负所得税，负的数额越多，所获得的负所得税就越多，对于应纳税额是0以及0以下的人而言，税负也就不一样，因此负所得税也可以起到调节这部分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负个人所得税对促就业和稳消费能起到一定作用
当前，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就业压力有所增加，消费增长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这种形势下，若实行负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哪些好处？对于促就业和稳消费能否起到相应的作用？
对此，施正文认为，现行个税政策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等措施来调节社会分配，只对有应税所得的人起作用，但对于够不到起征点的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来说，并不能享受政策利好。“负所得税则恰恰有助于弥补这种缺陷。它是财政支出手段，因此可以有效弥补税收手段的不足。”他说。
不仅如此，负个人所得税还可以促进就业。施正文分析，适用负个人所得税的前提是要有工作。“所以它实际上是激励人们就业，而不能养懒汉，这是它和其他补贴的根本区别。”
此外，纳税人以现金交税，负个人所得税发的也是现金，对于真正的低收入群体而言，现金发放更便于他们直接消费。“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讲，负所得税确实对促就业和稳消费能起到一定作用。”施正文说。
负所得税与发放消费券不可互相替代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有相当多的省市启动了消费券发放工作。与发放消费券促消费相比，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有哪些优缺点？
梁季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政策推出的灵活性来看，消费券的发放更为灵活，可以很快推出来，因为消费券发放目前都属于地方政策，由地方财政负担。但负个人所得税涉及税制安排，税制的改革需要在中央层面推动，所考虑的因素会更多更复杂，推出的速度可能不及消费券。
从拉动消费角度看，消费券对消费的激励更直接，必须消费才能使用，消费以后可以带动经济。但负个人所得税是间接的，它要先把钱发到低收入群体手里，这就有不确定性，这些人未必去消费，在对未来收入预期不好的情况下有可能用来储蓄。
从覆盖人群角度看，负个人所得税的针对性更强，主要针对低收入群体；而消费券是对所有人都有利，不管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只要消费就能享受到福利。如此看来，负个人所得税的总体规模可能会小于消费券。
温来成则表示，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从结果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导向，实际上的拉动作用比较有限。
温来成说，消费券通常会针对特定商品，且消费券大多数由地方财政负担，要考虑地方的承受能力。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消费券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比如有一种食品消费券，就是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给他们免费午餐。还有一种教育消费券，只发给学生，这些都是对特定群体发放的。
“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或行业，发放消费券的作用比较明显，但是放到整个地区或者全国范围来讲，这个力度就很小了。”温来成说。
在施正文看来，消费券一般没有附加条件就可以使用，而负所得税的前提是必须有工作，“这些政策都是政府促消费稳经济的手段，二者不可互相替代。”稳经济需要政府采取组合式工具，负所得税可以弥补现行政策的一些缺陷，但不能直接代替其他工具。
可尝试在部分地区进行短期试点
当前背景下，这项政策在我国是否可行？
对此，温来成认为，国家在制定促消费政策时要统筹兼顾。从宏观上来讲，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增长、就业的增加、居民收入的增加，来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再反过来拉动经济增长。
“负所得税也好，消费券也好，只能适合一些特定群体。”温来成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像城乡居民低保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负所得税，目前我国城乡低保覆盖的人口总规模在4000万人左右。
温来成表示，现在的情况是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餐饮、交通、旅游等行业困难较多，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如果失业，实在有生活困难，可以对他们实行负所得税政策。“但这也得有一定的前置条件，就是地方财政能拿出来这个钱。”温来成强调，从眼下来看，各地财政普遍吃紧。
温来成介绍，个人所得税目前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四六分成，60%归中央，40%收入归地方，所以只有40%的空间留给地方来支配。“能不能够实行？在多大范围内实行？首先要考虑资金问题。”
梁季则认为，从整体税制角度来看，我国个税起征点比较高，大多数人本就不用交税，如果实行负个人所得税制度，意味着会有相当多的人通过这项政策获得补贴，这在税制上是不匹配的。
换句话说，如果要实施负所得税制度，就要保证有更多的人交税，起征点就要低一点。现在本来很多人就不交税，又有大量的人通过负所得税拿补贴，财政压力会很大。
而且，“整个税制改革周期会很长，修一次法并不容易。”梁季强调，实行负所得税，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论证，要测算政策的覆盖面、征管上是否可行等。
从具体征管角度来看，施正文提到，负个人所得税是针对个人综合所得来征税，“个人收入信息很难准确掌握，信息如果不准确，最后就有可能补贴不公平。”
梁季也提到信息准确的问题，一旦政策出台，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假就业？
因此，施正文认为，政策的设计上既要兼顾财政承受力和居民的实际困难，也要考虑公平。
在施正文看来，以负个人所得税这样一种制度来实现对真正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是好事，可以尝试在部分地区短期试点。“负所得税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运用比较普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那可以在哪些地方试点？就现状而言，低收入群体更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应该更积极地去做试点，但这些地区的财力通常也会比较紧张，相反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低收入群体相对不那么多，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对此，施正文认为，补助、保障等涉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基本生存保障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些试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可以做。”施正文说，发达地区财力强，可以自己多承担一些，试点范围更广一些；对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应给予支持，可以搞专项转移支付，但也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个人所得税#
近日，一篇题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关于促就业和稳消费的一点政策思考》的工作论文，尝试提出一个临时实施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方案。
论文作者建议，对收入较低的群体采取临时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即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来实现促进就业和拉动消费的目标。
论文指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是指当个人的工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国家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与一般的福利支出不同，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前提通常是要求获得补贴的人必须有工作。
负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否可行？与发放消费券相比孰优孰劣？针对这些疑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了多位专家。
负个人所得税实际是一种补贴
何为负个人所得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适用于哪些场景？
“负个人所得税是和所得税的税种性质相关联的一种说法。”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温来成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情况下，所得税是有所得就征税，没有所得不征税。所得税大多数都实行累进税制，所以所得越多，征税也越多。
“如果一些人没有所得，生活很困难，实行负所得税就相当于政府在特定时期给这些群体发补贴。”温来成举例说，比如有的城市一些人不给政府交税，政府还给这些人钱，这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负所得税。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负个人所得税名义上是税，实际上是运用税收手段实现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补助。
施正文解释，按照税的本意，是有收入才交税。“如果不实行负所得税，当然也不用交税，而实行负所得税，就是国家向你‘交税’，也就是国家给你补贴。”施正文说，显然负所得税适用的场景是当居民收入过低时，国家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给他补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则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现在的基本费用扣除和专项附加扣除，是在税基上进行减少，而负个人所得税相当于在税额上进行减少。”
梁季认为，前述论文所表之意是在我国现有税收制度基础上，再加一项扣除。“这项扣除叫做工作扣除，这项扣除不是在收入里扣除，而是直接在应纳税额里扣除。”
“如果是用税额抵免的方式，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负所得税，所以就需要有制度上的安排。”梁季解释，因为目前低收入者是不交税的，如果有了负所得税，负的数额越多，所获得的负所得税就越多，对于应纳税额是0以及0以下的人而言，税负也就不一样，因此负所得税也可以起到调节这部分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负个人所得税对促就业和稳消费能起到一定作用
当前，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就业压力有所增加，消费增长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这种形势下，若实行负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哪些好处？对于促就业和稳消费能否起到相应的作用？
对此，施正文认为，现行个税政策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等措施来调节社会分配，只对有应税所得的人起作用，但对于够不到起征点的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来说，并不能享受政策利好。“负所得税则恰恰有助于弥补这种缺陷。它是财政支出手段，因此可以有效弥补税收手段的不足。”他说。
不仅如此，负个人所得税还可以促进就业。施正文分析，适用负个人所得税的前提是要有工作。“所以它实际上是激励人们就业，而不能养懒汉，这是它和其他补贴的根本区别。”
此外，纳税人以现金交税，负个人所得税发的也是现金，对于真正的低收入群体而言，现金发放更便于他们直接消费。“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讲，负所得税确实对促就业和稳消费能起到一定作用。”施正文说。
负所得税与发放消费券不可互相替代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有相当多的省市启动了消费券发放工作。与发放消费券促消费相比，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有哪些优缺点？
梁季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政策推出的灵活性来看，消费券的发放更为灵活，可以很快推出来，因为消费券发放目前都属于地方政策，由地方财政负担。但负个人所得税涉及税制安排，税制的改革需要在中央层面推动，所考虑的因素会更多更复杂，推出的速度可能不及消费券。
从拉动消费角度看，消费券对消费的激励更直接，必须消费才能使用，消费以后可以带动经济。但负个人所得税是间接的，它要先把钱发到低收入群体手里，这就有不确定性，这些人未必去消费，在对未来收入预期不好的情况下有可能用来储蓄。
从覆盖人群角度看，负个人所得税的针对性更强，主要针对低收入群体；而消费券是对所有人都有利，不管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只要消费就能享受到福利。如此看来，负个人所得税的总体规模可能会小于消费券。
温来成则表示，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从结果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导向，实际上的拉动作用比较有限。
温来成说，消费券通常会针对特定商品，且消费券大多数由地方财政负担，要考虑地方的承受能力。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消费券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比如有一种食品消费券，就是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给他们免费午餐。还有一种教育消费券，只发给学生，这些都是对特定群体发放的。
“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或行业，发放消费券的作用比较明显，但是放到整个地区或者全国范围来讲，这个力度就很小了。”温来成说。
在施正文看来，消费券一般没有附加条件就可以使用，而负所得税的前提是必须有工作，“这些政策都是政府促消费稳经济的手段，二者不可互相替代。”稳经济需要政府采取组合式工具，负所得税可以弥补现行政策的一些缺陷，但不能直接代替其他工具。
可尝试在部分地区进行短期试点
当前背景下，这项政策在我国是否可行？
对此，温来成认为，国家在制定促消费政策时要统筹兼顾。从宏观上来讲，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增长、就业的增加、居民收入的增加，来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再反过来拉动经济增长。
“负所得税也好，消费券也好，只能适合一些特定群体。”温来成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像城乡居民低保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负所得税，目前我国城乡低保覆盖的人口总规模在4000万人左右。
温来成表示，现在的情况是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餐饮、交通、旅游等行业困难较多，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如果失业，实在有生活困难，可以对他们实行负所得税政策。“但这也得有一定的前置条件，就是地方财政能拿出来这个钱。”温来成强调，从眼下来看，各地财政普遍吃紧。
温来成介绍，个人所得税目前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四六分成，60%归中央，40%收入归地方，所以只有40%的空间留给地方来支配。“能不能够实行？在多大范围内实行？首先要考虑资金问题。”
梁季则认为，从整体税制角度来看，我国个税起征点比较高，大多数人本就不用交税，如果实行负个人所得税制度，意味着会有相当多的人通过这项政策获得补贴，这在税制上是不匹配的。
换句话说，如果要实施负所得税制度，就要保证有更多的人交税，起征点就要低一点。现在本来很多人就不交税，又有大量的人通过负所得税拿补贴，财政压力会很大。
而且，“整个税制改革周期会很长，修一次法并不容易。”梁季强调，实行负所得税，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论证，要测算政策的覆盖面、征管上是否可行等。
从具体征管角度来看，施正文提到，负个人所得税是针对个人综合所得来征税，“个人收入信息很难准确掌握，信息如果不准确，最后就有可能补贴不公平。”
梁季也提到信息准确的问题，一旦政策出台，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假就业？
因此，施正文认为，政策的设计上既要兼顾财政承受力和居民的实际困难，也要考虑公平。
在施正文看来，以负个人所得税这样一种制度来实现对真正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是好事，可以尝试在部分地区短期试点。“负所得税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运用比较普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那可以在哪些地方试点？就现状而言，低收入群体更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应该更积极地去做试点，但这些地区的财力通常也会比较紧张，相反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低收入群体相对不那么多，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对此，施正文认为，补助、保障等涉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基本生存保障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些试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可以做。”施正文说，发达地区财力强，可以自己多承担一些，试点范围更广一些；对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应给予支持，可以搞专项转移支付，但也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个人所得税#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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