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网评#【#45岁程序员求职难#，怎么看、如何解？】
最近，一位45岁程序员给中国政府网的留言，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这位网友留言称，“我是一名软件开发人员，今年45岁，精通各种技术体系… …而我辞职回家半年后再回来寻找工作机会的时候，却发现连个面试机会都很难得到。”
无独有偶。前不久，“上海48岁大龄职场男致信市长求工作”的消息也曾冲上热搜。跟45岁程序员的情况类似，48岁职场男的条件也不错——重点大学硕士学历、外企高管、英语流利、管理及业务能力过硬，而造成其求职难的“短板”也是年龄偏大。
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一方面普遍上有老下有小，责任重大、压力山大，一旦无业可就，即意味着一个家庭“顶梁柱”的缺失和生活的困顿；另一方面往往处于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倘若多年职场培养累积的能力和经验无处施展，对于社会而言将是极大浪费。这或许是45岁的程序员等人遭遇求职难戳中许多人泪点和痛点的原因。
不仅如此。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口红利不断缩减、延迟退休已成大势所趋的新态势下，这样的新闻所记载的典型个案及其传递出的若干信息，自然有些扎眼。
“40、50”人员就业难，已非一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年龄歧视，业已成为劳动就业领域比肩性别歧视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比如，许多用人单位不约而同地把对外招聘的年龄门槛设定为35岁以下，还有一些企业对员工职位晋升也按照职级高低分别做了年龄条件限制。年龄歧视已不仅是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技能单一求职人群面临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历较高、业务精通但年龄偏大求职者的梦魇。
就业歧视因背离社会公平正义，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不被允许的。应该说，我国关于促进就业平等反对就业歧视的法律基础是完备的。我国《宪法》中关于公民平等权的规定，关于公民劳动的权利、义务和职责的规定等，都为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反对就业歧视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在部门法层面，我国《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都宣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为防范就业歧视，《就业促进法》还设置了“公平就业”专章，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对就业困难人员给予扶持和援助，要求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而针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劳动法》赋予了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以监督检查权和制止权、责令改正权；规定了工会组织的监督权和劳动者的检举控告权；规定了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加大公平就业保障力度，《就业促进法》还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显然，上述法律规定，为遭遇年龄等就业歧视的劳动者进行权利救济、维护平等就业权益提供了一揽子制度工具。
固然，我们在加强并完善反就业歧视立法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在上述相关劳动法律规范中，包括年龄等就业歧视的具体类型、含义、构成要件、法律责任等均需进一步明确；比如，需加紧研究论证并适时制订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规等。但首要的，无疑是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这中间，无论是各级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还是相关司法机关，以及广大企事业用人单位，需要主动作为、积极履职、恪尽职责的事，还有很多。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意识源于实践。
与此同时，哪里的职工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消除就业歧视，制止并防范企事业单位在招聘和用人过程中的种种年龄歧视，有效维护适龄劳动者各项合法就业权益，各级工会组织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意味着就业歧视的空间势必将被最大限度地压缩，而更充分的就业群体，天然地包含所有的适龄劳动者。年龄，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通往高质量充分就业之路的绊脚石。（中工网评论员 郭振清）https://t.cn/A6xtyc6N
最近，一位45岁程序员给中国政府网的留言，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这位网友留言称，“我是一名软件开发人员，今年45岁，精通各种技术体系… …而我辞职回家半年后再回来寻找工作机会的时候，却发现连个面试机会都很难得到。”
无独有偶。前不久，“上海48岁大龄职场男致信市长求工作”的消息也曾冲上热搜。跟45岁程序员的情况类似，48岁职场男的条件也不错——重点大学硕士学历、外企高管、英语流利、管理及业务能力过硬，而造成其求职难的“短板”也是年龄偏大。
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一方面普遍上有老下有小，责任重大、压力山大，一旦无业可就，即意味着一个家庭“顶梁柱”的缺失和生活的困顿；另一方面往往处于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倘若多年职场培养累积的能力和经验无处施展，对于社会而言将是极大浪费。这或许是45岁的程序员等人遭遇求职难戳中许多人泪点和痛点的原因。
不仅如此。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口红利不断缩减、延迟退休已成大势所趋的新态势下，这样的新闻所记载的典型个案及其传递出的若干信息，自然有些扎眼。
“40、50”人员就业难，已非一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年龄歧视，业已成为劳动就业领域比肩性别歧视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比如，许多用人单位不约而同地把对外招聘的年龄门槛设定为35岁以下，还有一些企业对员工职位晋升也按照职级高低分别做了年龄条件限制。年龄歧视已不仅是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技能单一求职人群面临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历较高、业务精通但年龄偏大求职者的梦魇。
就业歧视因背离社会公平正义，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不被允许的。应该说，我国关于促进就业平等反对就业歧视的法律基础是完备的。我国《宪法》中关于公民平等权的规定，关于公民劳动的权利、义务和职责的规定等，都为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反对就业歧视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在部门法层面，我国《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都宣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为防范就业歧视，《就业促进法》还设置了“公平就业”专章，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对就业困难人员给予扶持和援助，要求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而针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劳动法》赋予了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以监督检查权和制止权、责令改正权；规定了工会组织的监督权和劳动者的检举控告权；规定了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加大公平就业保障力度，《就业促进法》还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显然，上述法律规定，为遭遇年龄等就业歧视的劳动者进行权利救济、维护平等就业权益提供了一揽子制度工具。
固然，我们在加强并完善反就业歧视立法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在上述相关劳动法律规范中，包括年龄等就业歧视的具体类型、含义、构成要件、法律责任等均需进一步明确；比如，需加紧研究论证并适时制订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规等。但首要的，无疑是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这中间，无论是各级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还是相关司法机关，以及广大企事业用人单位，需要主动作为、积极履职、恪尽职责的事，还有很多。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意识源于实践。
与此同时，哪里的职工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消除就业歧视，制止并防范企事业单位在招聘和用人过程中的种种年龄歧视，有效维护适龄劳动者各项合法就业权益，各级工会组织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意味着就业歧视的空间势必将被最大限度地压缩，而更充分的就业群体，天然地包含所有的适龄劳动者。年龄，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通往高质量充分就业之路的绊脚石。（中工网评论员 郭振清）https://t.cn/A6xtyc6N
【津彩行大运|水清了，民富了！“破题”乡村振兴来看“小高庄答案”】
小高庄村位于静海镇南端，距镇政府约3公里，村庄沿南运河呈东西向矩形分布。全村目前共有村民215户524人，从人口规模上看并不算大，但在为村民谋幸福、办实事上，这个小村正踏实迈进。特别是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上，小高庄村近年来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脆枣种植这些年 村民致富不容易
由于南运河就在小高庄村东边不远处，历史上村民取水灌溉、饮用炊事，皆能从这条“母亲河”寻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全力投入到各项水利工程建设之中，随着南运河屡次疏浚和农田水利的建设，静海镇的农业耕作条件稳步提高，小高庄村也大受裨益。
有了适种的土地，还要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对于耕地1330亩的小高庄村来说，如何精心挑选合适的作物，提高亩产效益，是主要靠农业吃饭的村民们最要紧的事。小高庄村的致富之路，也由此展开。
在全村耕地中，大田作物占420亩，果木类经济作物占910亩。其中，以脆枣种植最为远近闻名。“‘小高庄脆枣’作为注册品牌，以品质上乘、入市时间早为特点，受到各地市场的青睐。目前我们村年脆枣产量200多万斤，鲜枣收入200万元左右。2020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也逐年提升。”小高庄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闫林介绍道。
虽然如今的“小高庄脆枣”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但这条致富路却并非一帆风顺。小高庄村村民刘振志今年63岁，现担任小高庄村村委会会计。他在小高庄村生活了大半辈子，见证了村里脆枣产业的发展。
刘振志回忆道，小高庄村的枣树种植早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彼时改革开放不久，天津不少农村都在开拓除粮食外的经济作物种植，临近南运河的小高庄村也不例外。
在选择发展枣树种植之初，小高庄村的村民们经历了一番波折，“那时，一年给枣树浇几次水，剪几遍枝，枣树之间株距多少最合理，这些大伙儿完全不清楚。就连给枣树做嫁接，我们也不懂，还是隔壁村的乡亲教会我们的。可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摸索。”刘振志回忆道。
除了种植技术不成熟，脆枣的运输、销售也是村民们要面对的新课题。“最初，全村枣树可能也就占250亩地左右，谈不上什么专业的物流、市场，更谈不上什么产业，就是村民自己采摘下来运到集市上卖。”刘振志介绍着小高庄村种枣树的历程，“就这样到了上世纪90年代，脆枣的市场价格逐渐上来，尤其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五六年里效益最好，按一亩地55株枣树算，一棵树收成约300斤，一斤平均1.5元，一年下来就是两万四千多元收入。于是，村里种枣的人也多了起来，全村百来户村民都开始种枣树，一时间形成了‘百里万亩果园’的盛况。”
很快，小高庄村老百姓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2010年，“高庄脆枣”商标正式注册，不仅让小高庄村的脆枣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还推动脆枣向优质冬枣转型。
2015年以来，在驻村帮扶组的支持下，小高庄村枣树种植迎来更加科学的管理。尤其是2016年9月之后，小高庄的枣树种植产业开始快速发展。
“在帮扶组的支持下，结合多年枣树种植传统，我们研究制定了一村一策的经济发展方案，成立枣树种植协会，开始试种一代冬枣，建成百亩冬枣示范区，同时引进了二代冬枣等优质品种。这些举措，都切实增加了村民的收益。”闫林说道。
刘振志家里种植着两亩半面积的枣树，谈及近年来村里枣树种植的发展，他很是欣慰，“这几年，驻村帮扶组帮助我们建立起合理密植的手段，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村民们还学会用套种方式让种植更加集约，在枣树株行间播种的红小豆、绿豆、江豆等作物，同样收成可观，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如今，小高庄村附近的批发市场会定期派车到村里收购脆枣。做出品牌效应后，村民不再需要像几十年前一样，自己将脆枣运到外面贩卖。“现在我们村产出的枣可说是供不应求，往往果子还没收获，就有客商来预订。眼看着村里的枣树种了这么多年，如今真的是打响了招牌，做出了名声。”71岁的村民胡如军感慨道。
臭水坑变荷塘 小村村容大变样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四五”期间，天津市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建设一批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2019年，小高庄村成功入选天津市第一轮人居环境示范村。
金秋十月正是粮食陆续收获的时节，如果此时行走在小高庄村里的硬质路面上，随处可见村民在晾晒玉米。金黄的玉米粒铺满了不少屋前的道路，然而，仅仅在不到十年前，这样的景象并非日日能见。
“以前，村里的路还都是泥土道，一下雨，路上积满泥，根本晾晒不了粮食，远没现在方便。至于出行就更艰难了，雨天时人刚一出门，就是两脚泥，甚至连去镇上这短短几公里路，都走得很漫长。”72岁的村民胡如刚介绍道。
胡如刚的回忆，代表了村民对村里过去居住环境的印象。除了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村里的垃圾处理也曾是大问题。过去，村里的生活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经常挤占了民房前后和村中道路，导致蚊子苍蝇乱飞，街上臭水横流。有村民回忆道，那时，一家人吃饭时都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就会飞进一群苍蝇。
人居环境的改善非一朝一夕之功，近十年间，小高庄村发生了大变样。2013年8月，静海区、镇两级政府以天津市能源集团驻村帮扶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对小高庄村的环境进行整治。
几年间，村里拆除破旧路面3500平方米，铺就水泥路面6790平方米，全村3条东西向街道、5条南北向街道再也不会让村民“雨天两脚泥”了。此外，村里陆续建设了5个旱厕，2015年又改造成水厕。2013年，村里实行雨污分离，一户一表，洁净用水有了稳定保障。
2015年后，村内卫生由村保洁队每天负责垃圾清扫、道路管护、绿化养护、公共设施维护等工作。短时间内，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刘振志目前是村保洁队的一员，他告诉记者，这个由5个本村村民组成的村保洁队每天都会为村里做清洁。村保洁队分工明确，有人轮流清扫路面，有人专门打扫村里的公厕，有人专门负责垃圾转运，“我们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这几年眼看着村子在我们的清理下越来越干净起来。既能拿到一些报酬，又能为改善村子面貌做出贡献，我们感到很充实。”
人居环境改善后，村民的休闲、娱乐需求也开始得到满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让本村村民竖起大拇指，也让邻村村民交口称赞。如今，这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一提起小高庄村，附近村民就对这里脏乱环境皱眉的地方了。
矗立在小高庄村村委会前的健身小广场和篮球场，正是村里人居环境提升后，生活质量也随之攀升的最好写照。刘振志介绍道，每当天气和暖时，这里几乎每晚都有村民来扭秧歌、健身，那片安装有灯光的篮球场，更是在晚间吸引了本村乃至邻村很多年轻人前来运动，有时，年轻人的运动声一直传到很晚。
小高庄村村委会前的小广场旁边，如今是一片荷花塘，但在以前，这里还是个臭水坑，堆满垃圾，还散发出臭味。几年过去，不仅垃圾踪影全无，塘内的荷花盛开时还散发出阵阵芳香。臭水坑变荷花塘的故事，是小高庄村旧貌换新颜的缩影，也是小高庄村近年来“文明村镇”“美丽村庄”等荣誉的注脚。
环境越来越美，村民收入逐渐增多，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关于如何为乡村振兴“破题”，小高庄村正给出自己的答案。
https://t.cn/A6xLjoYn
小高庄村位于静海镇南端，距镇政府约3公里，村庄沿南运河呈东西向矩形分布。全村目前共有村民215户524人，从人口规模上看并不算大，但在为村民谋幸福、办实事上，这个小村正踏实迈进。特别是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上，小高庄村近年来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脆枣种植这些年 村民致富不容易
由于南运河就在小高庄村东边不远处，历史上村民取水灌溉、饮用炊事，皆能从这条“母亲河”寻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全力投入到各项水利工程建设之中，随着南运河屡次疏浚和农田水利的建设，静海镇的农业耕作条件稳步提高，小高庄村也大受裨益。
有了适种的土地，还要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对于耕地1330亩的小高庄村来说，如何精心挑选合适的作物，提高亩产效益，是主要靠农业吃饭的村民们最要紧的事。小高庄村的致富之路，也由此展开。
在全村耕地中，大田作物占420亩，果木类经济作物占910亩。其中，以脆枣种植最为远近闻名。“‘小高庄脆枣’作为注册品牌，以品质上乘、入市时间早为特点，受到各地市场的青睐。目前我们村年脆枣产量200多万斤，鲜枣收入200万元左右。2020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也逐年提升。”小高庄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闫林介绍道。
虽然如今的“小高庄脆枣”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但这条致富路却并非一帆风顺。小高庄村村民刘振志今年63岁，现担任小高庄村村委会会计。他在小高庄村生活了大半辈子，见证了村里脆枣产业的发展。
刘振志回忆道，小高庄村的枣树种植早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彼时改革开放不久，天津不少农村都在开拓除粮食外的经济作物种植，临近南运河的小高庄村也不例外。
在选择发展枣树种植之初，小高庄村的村民们经历了一番波折，“那时，一年给枣树浇几次水，剪几遍枝，枣树之间株距多少最合理，这些大伙儿完全不清楚。就连给枣树做嫁接，我们也不懂，还是隔壁村的乡亲教会我们的。可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摸索。”刘振志回忆道。
除了种植技术不成熟，脆枣的运输、销售也是村民们要面对的新课题。“最初，全村枣树可能也就占250亩地左右，谈不上什么专业的物流、市场，更谈不上什么产业，就是村民自己采摘下来运到集市上卖。”刘振志介绍着小高庄村种枣树的历程，“就这样到了上世纪90年代，脆枣的市场价格逐渐上来，尤其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五六年里效益最好，按一亩地55株枣树算，一棵树收成约300斤，一斤平均1.5元，一年下来就是两万四千多元收入。于是，村里种枣的人也多了起来，全村百来户村民都开始种枣树，一时间形成了‘百里万亩果园’的盛况。”
很快，小高庄村老百姓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2010年，“高庄脆枣”商标正式注册，不仅让小高庄村的脆枣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还推动脆枣向优质冬枣转型。
2015年以来，在驻村帮扶组的支持下，小高庄村枣树种植迎来更加科学的管理。尤其是2016年9月之后，小高庄的枣树种植产业开始快速发展。
“在帮扶组的支持下，结合多年枣树种植传统，我们研究制定了一村一策的经济发展方案，成立枣树种植协会，开始试种一代冬枣，建成百亩冬枣示范区，同时引进了二代冬枣等优质品种。这些举措，都切实增加了村民的收益。”闫林说道。
刘振志家里种植着两亩半面积的枣树，谈及近年来村里枣树种植的发展，他很是欣慰，“这几年，驻村帮扶组帮助我们建立起合理密植的手段，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村民们还学会用套种方式让种植更加集约，在枣树株行间播种的红小豆、绿豆、江豆等作物，同样收成可观，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如今，小高庄村附近的批发市场会定期派车到村里收购脆枣。做出品牌效应后，村民不再需要像几十年前一样，自己将脆枣运到外面贩卖。“现在我们村产出的枣可说是供不应求，往往果子还没收获，就有客商来预订。眼看着村里的枣树种了这么多年，如今真的是打响了招牌，做出了名声。”71岁的村民胡如军感慨道。
臭水坑变荷塘 小村村容大变样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四五”期间，天津市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建设一批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2019年，小高庄村成功入选天津市第一轮人居环境示范村。
金秋十月正是粮食陆续收获的时节，如果此时行走在小高庄村里的硬质路面上，随处可见村民在晾晒玉米。金黄的玉米粒铺满了不少屋前的道路，然而，仅仅在不到十年前，这样的景象并非日日能见。
“以前，村里的路还都是泥土道，一下雨，路上积满泥，根本晾晒不了粮食，远没现在方便。至于出行就更艰难了，雨天时人刚一出门，就是两脚泥，甚至连去镇上这短短几公里路，都走得很漫长。”72岁的村民胡如刚介绍道。
胡如刚的回忆，代表了村民对村里过去居住环境的印象。除了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村里的垃圾处理也曾是大问题。过去，村里的生活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经常挤占了民房前后和村中道路，导致蚊子苍蝇乱飞，街上臭水横流。有村民回忆道，那时，一家人吃饭时都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就会飞进一群苍蝇。
人居环境的改善非一朝一夕之功，近十年间，小高庄村发生了大变样。2013年8月，静海区、镇两级政府以天津市能源集团驻村帮扶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对小高庄村的环境进行整治。
几年间，村里拆除破旧路面3500平方米，铺就水泥路面6790平方米，全村3条东西向街道、5条南北向街道再也不会让村民“雨天两脚泥”了。此外，村里陆续建设了5个旱厕，2015年又改造成水厕。2013年，村里实行雨污分离，一户一表，洁净用水有了稳定保障。
2015年后，村内卫生由村保洁队每天负责垃圾清扫、道路管护、绿化养护、公共设施维护等工作。短时间内，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刘振志目前是村保洁队的一员，他告诉记者，这个由5个本村村民组成的村保洁队每天都会为村里做清洁。村保洁队分工明确，有人轮流清扫路面，有人专门打扫村里的公厕，有人专门负责垃圾转运，“我们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这几年眼看着村子在我们的清理下越来越干净起来。既能拿到一些报酬，又能为改善村子面貌做出贡献，我们感到很充实。”
人居环境改善后，村民的休闲、娱乐需求也开始得到满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让本村村民竖起大拇指，也让邻村村民交口称赞。如今，这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一提起小高庄村，附近村民就对这里脏乱环境皱眉的地方了。
矗立在小高庄村村委会前的健身小广场和篮球场，正是村里人居环境提升后，生活质量也随之攀升的最好写照。刘振志介绍道，每当天气和暖时，这里几乎每晚都有村民来扭秧歌、健身，那片安装有灯光的篮球场，更是在晚间吸引了本村乃至邻村很多年轻人前来运动，有时，年轻人的运动声一直传到很晚。
小高庄村村委会前的小广场旁边，如今是一片荷花塘，但在以前，这里还是个臭水坑，堆满垃圾，还散发出臭味。几年过去，不仅垃圾踪影全无，塘内的荷花盛开时还散发出阵阵芳香。臭水坑变荷花塘的故事，是小高庄村旧貌换新颜的缩影，也是小高庄村近年来“文明村镇”“美丽村庄”等荣誉的注脚。
环境越来越美，村民收入逐渐增多，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关于如何为乡村振兴“破题”，小高庄村正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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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电价顶格上浮#】“管住中间、放开两头”，10月15日，新一轮电价改革开启，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
记者根据各地电力交易中心官微不完全统计注意到，电价改革启动三日以来，山东、江苏等地已各自组织开展了深化煤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后的首次交易，成交均价较基准电价“顶格上浮”（不超过上浮20%的价格最大值）。
专家认为，电价改革扩大了市场交易电价的上浮范围，有利于平衡现阶段电力市场各方矛盾冲突与利益诉求，缓解电力供应紧缺情况。
缓解电力供应紧缺
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简称“国常会”）强调，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过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20%，并做好分类调节，对高耗能行业可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不受上浮20%的限制。
为落实国常会工作部署，10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明确四项重要改革内容：一是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二是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三是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四是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新规自10月15日起实施。
天风期货研究所煤炭研究员康健对记者表示，今年以来，电力的主要来源——煤炭价格节节走高，秦皇岛港发热量5500大卡的动力煤已经从3月份的600多元/吨上涨至当前2350元/吨。与此同时，电价则相对刚性，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的浮动范围在此轮电价改革前仅可上浮10%。虽然燃煤电厂在国家的统一指挥下仍坚持保障电力供应，但不断累积的亏损还是在客观上影响了其发电积极性。而此轮电价改革扩大了市场交易电价的上浮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煤电厂亏损问题，有利于电力供应稳定。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梳理，电价改革首日，山东、江苏等地电力市场成交价均较基准价有所上浮，基本触及此轮电价改革要求的上限。例如，10月15日，山东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了深化煤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后的首次交易，共有49家燃煤发电企业（97台机组）与79家售电公司和5家电力用户参与，成交电量110.7亿千瓦时，成交均价较基准电价上浮19.8%；江苏同日组织开展了10月中旬月内挂牌交易，共成交电量19.98亿千瓦时，成交均价468.97元/兆瓦时，成交价较基准价上浮了19.94%。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从两方面向记者分析，电价改革首日，江苏省和山东省成交电价上浮近20%，直抵最高浮动电价，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江苏省和山东省是我国除了内蒙古自治区外，火力发电最高的省份，也是除了广东省和浙江省外，电力缺口最大的省份，减排压力也较大。在内蒙古自治区不缺电力还外送电力情况下，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四个省份的外购电力需求最大。二是电价接近20%的“顶格上浮”成交，说明购电省份电力市场需求旺盛，当地经济发展动能强劲。
实际上，8月份至9月份已有部分地区出台电价改革方案。例如，贵州、广东等省份先后发布通知，执行分时电价政策，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上、下浮一定比例，形成高峰电价和低谷电价，从而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此外，浙江省发改委将分时电价政策调整范围为大工业电价用户（不包括国家有专门规定的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等），一般工商业、居民、农业生产等电价用户的分时电价政策本次不调整；一般工商业电价用户自2024年起全部执行分时电价，具体价格和峰谷时段另行制定。
IPG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记者表示，竞争化与市场化交易形成的电价，可以较好地平衡发电侧、配电侧与电力用户的供求关系，引导电力资源配置与产销，促进电力生产以提升电力保供能力，是现阶段平衡电力市场各方矛盾冲突与利益诉求的较好方式。
“价格机制改革是电改的核心”，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向记者解释，电价改革的意义是缓解当前煤电矛盾和限电现象，缓解电力供应紧缺的困境；是使电价更好反映电力市场供需形势和发电企业成本变化，建立市场化的电价形成机制；是引导工商企业和居民理性用电、绿色用电，严控“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上市公司回应市场“关切”
电价改革也获得了资本市场关注。截至10月17日记者发稿，已有部分投资者在沪深交易所互动平台上，对相关产业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和应对措施等进行提问，上市公司则积极回应。
例如，深圳市一家公司表示：“公司2021年上半年市场化电量占比约37.90%。公司将紧跟电力市场改革形势，主动适应电力市场，加强电力市场营销能力建设，争取更优的电价。”另一家新能源公司则回复称，“目前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基准价按当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此次修改对上下浮动范围作出了调整，若基准价上调，将对公司收入和盈利产生积极影响。”
康健认为，“电价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力企业的售电价格，但是当前煤价依然较高，燃煤电厂需要通过与煤炭生产企业签订长协保供协议来保障电煤供应稳定，同时平滑电力生产成本。高耗能企业则要重新考虑其生产成本，改善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践行国家将粗放型向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方针，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定价权。”
在吴琦看来，电价改革将带来多方面影响：对于发电企业来说，有利于缓解煤价高企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发电侧全面放开煤电机组进入市场，用电侧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面进入市场，按市场价格购电，有利于形成发电侧和售电侧“多买多卖”的竞争性市场；对于电网企业来说，将逐步退出经营性用户的统购统销业务，回归提供输配电、保障性用户供电服务的本源和主业；对于高耗能企业来说，交易电价上浮更多，用电成本将大幅上升，有利于遏制高耗能行业盲目发展，推动企业加大节能技改投入和绿色化转型力度。N（证券日报）
记者根据各地电力交易中心官微不完全统计注意到，电价改革启动三日以来，山东、江苏等地已各自组织开展了深化煤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后的首次交易，成交均价较基准电价“顶格上浮”（不超过上浮20%的价格最大值）。
专家认为，电价改革扩大了市场交易电价的上浮范围，有利于平衡现阶段电力市场各方矛盾冲突与利益诉求，缓解电力供应紧缺情况。
缓解电力供应紧缺
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简称“国常会”）强调，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过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20%，并做好分类调节，对高耗能行业可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不受上浮20%的限制。
为落实国常会工作部署，10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明确四项重要改革内容：一是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二是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三是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四是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新规自10月15日起实施。
天风期货研究所煤炭研究员康健对记者表示，今年以来，电力的主要来源——煤炭价格节节走高，秦皇岛港发热量5500大卡的动力煤已经从3月份的600多元/吨上涨至当前2350元/吨。与此同时，电价则相对刚性，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的浮动范围在此轮电价改革前仅可上浮10%。虽然燃煤电厂在国家的统一指挥下仍坚持保障电力供应，但不断累积的亏损还是在客观上影响了其发电积极性。而此轮电价改革扩大了市场交易电价的上浮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煤电厂亏损问题，有利于电力供应稳定。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梳理，电价改革首日，山东、江苏等地电力市场成交价均较基准价有所上浮，基本触及此轮电价改革要求的上限。例如，10月15日，山东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了深化煤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后的首次交易，共有49家燃煤发电企业（97台机组）与79家售电公司和5家电力用户参与，成交电量110.7亿千瓦时，成交均价较基准电价上浮19.8%；江苏同日组织开展了10月中旬月内挂牌交易，共成交电量19.98亿千瓦时，成交均价468.97元/兆瓦时，成交价较基准价上浮了19.94%。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从两方面向记者分析，电价改革首日，江苏省和山东省成交电价上浮近20%，直抵最高浮动电价，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江苏省和山东省是我国除了内蒙古自治区外，火力发电最高的省份，也是除了广东省和浙江省外，电力缺口最大的省份，减排压力也较大。在内蒙古自治区不缺电力还外送电力情况下，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四个省份的外购电力需求最大。二是电价接近20%的“顶格上浮”成交，说明购电省份电力市场需求旺盛，当地经济发展动能强劲。
实际上，8月份至9月份已有部分地区出台电价改革方案。例如，贵州、广东等省份先后发布通知，执行分时电价政策，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上、下浮一定比例，形成高峰电价和低谷电价，从而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此外，浙江省发改委将分时电价政策调整范围为大工业电价用户（不包括国家有专门规定的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等），一般工商业、居民、农业生产等电价用户的分时电价政策本次不调整；一般工商业电价用户自2024年起全部执行分时电价，具体价格和峰谷时段另行制定。
IPG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记者表示，竞争化与市场化交易形成的电价，可以较好地平衡发电侧、配电侧与电力用户的供求关系，引导电力资源配置与产销，促进电力生产以提升电力保供能力，是现阶段平衡电力市场各方矛盾冲突与利益诉求的较好方式。
“价格机制改革是电改的核心”，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向记者解释，电价改革的意义是缓解当前煤电矛盾和限电现象，缓解电力供应紧缺的困境；是使电价更好反映电力市场供需形势和发电企业成本变化，建立市场化的电价形成机制；是引导工商企业和居民理性用电、绿色用电，严控“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上市公司回应市场“关切”
电价改革也获得了资本市场关注。截至10月17日记者发稿，已有部分投资者在沪深交易所互动平台上，对相关产业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和应对措施等进行提问，上市公司则积极回应。
例如，深圳市一家公司表示：“公司2021年上半年市场化电量占比约37.90%。公司将紧跟电力市场改革形势，主动适应电力市场，加强电力市场营销能力建设，争取更优的电价。”另一家新能源公司则回复称，“目前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基准价按当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此次修改对上下浮动范围作出了调整，若基准价上调，将对公司收入和盈利产生积极影响。”
康健认为，“电价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力企业的售电价格，但是当前煤价依然较高，燃煤电厂需要通过与煤炭生产企业签订长协保供协议来保障电煤供应稳定，同时平滑电力生产成本。高耗能企业则要重新考虑其生产成本，改善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践行国家将粗放型向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方针，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定价权。”
在吴琦看来，电价改革将带来多方面影响：对于发电企业来说，有利于缓解煤价高企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发电侧全面放开煤电机组进入市场，用电侧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面进入市场，按市场价格购电，有利于形成发电侧和售电侧“多买多卖”的竞争性市场；对于电网企业来说，将逐步退出经营性用户的统购统销业务，回归提供输配电、保障性用户供电服务的本源和主业；对于高耗能企业来说，交易电价上浮更多，用电成本将大幅上升，有利于遏制高耗能行业盲目发展，推动企业加大节能技改投入和绿色化转型力度。N（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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