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聚焦|“随心飞”随谁心？醉翁之意不在“飞”】
继东航、华夏等航空公司推出“随心飞”产品后，海航紧随其后，推出“嗨购自贸港”产品。对外发售首日，海航系统两度崩溃，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相较于其他“随心飞”产品，“嗨购自贸港”有其独特的背景。
伴随着国内民航市场进一步复苏回暖，海航集团旗下三亚机场出港航班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80%以上，成为内地千万级机场中恢复程度最高的机场。同时，得益于国内疫情控制良好及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发布，海南离岛免税品销售市场较为火爆。
海航及各大航企推出“随心飞”产品是民航业自救，还是乘着政策东风，构建民航业的新格局？后疫情时代，民航市场瞬息万变，如何摆脱困境成为民航业的新挑战。
＊“随心飞”产品火爆
“抢票大战”困难重重
“送2880元免税店代金券”“不限次数搭乘12家航空公司海南国内航线”……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政策刚落地一周，海南航空便顺势推出了“海航随心飞 欢聚自贸港”产品，又送代金券，又不限次数坐飞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抢购。
7月6日，海航第一批“随心飞”产品（2699元）发售。由于抢购人数较多，海航App被“挤瘫”，系统两度崩溃。由于App无法正常登录，大量用户到海南航空微博下表示不满。7月7日凌晨，海航将产品销售调整为线上直播模式，开展了两场直播销售活动，每场直播销售4000套，每套价格为2999元。不过，7月7日午间，仍有很多网友评论称“比抢演唱会门票还难”。
事实上，不止是海航“随心飞”产品销售火爆，此前东航、华夏航空推出类似产品后，也出现了“一抢而光”的场面。对消费者来说，抢到两三千元的“随心飞”产品似乎是捡了个大便宜。而部分消费者回过神来才发现，“随心飞”产品存在限制条件多、二次抢票难等不少问题。
以本次海航“随心飞”产品为例，其使用日期自2020年7月15日起，航班日期为2020年7月20日~9月29日、10月9日~12月31日。也就是说，海航完美地避开了“十一”黄金周假期，等到大部分人有时间可以出行时，该产品却无法使用。
事实上，海航在使用条件上增加了诸多限制。例如，每个航班可预订座位20个，这意味着抢到“随心飞”产品的“幸运用户”在订票出行时面临二次抢票。如果选择的是热门航线，那每次出行都无异于一次“抢票大战”，并且需要提前5天预订。
如果“随心飞”产品兑换后临时有事无法出行，改签和退票也是一大问题。海航在产品注意事项中表示，“该产品不支持改期、签转、升舱等，如果兑换机票因故不能如期出行，须至少提前48小时申请退票”。另外，如果用户3次兑换机票后不使用和提前取消，所购的海航“随心飞”产品将自动失效，无法享受“随心飞”任何权益，支付金额不予退还。当然，针对有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海航会与旅客积极沟通，寻找有相应解决方案。
面对各大航企“随心飞”产品存在的问题，有网友甚至称产品为“闹心飞”。然而，从东航最早推出“随心飞”产品开始，各大航空公司“随心飞”“升舱卡”“嗨购”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使“随心飞”产品的“羊毛”不好薅，但是消费者仍然热衷于为新产品买单，更多的“随心飞”产品已经在路上。
“随心飞”产品火爆背后，是航空公司受到疫情重创的行业背景。民航业正处于“寒冬”，“随心飞”产品是不是航空公司回笼现金的一次“花式”自救？究其原因，并没有这么简单。
＊乘自贸港政策东风
民航单位推波助澜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印发。自7月1日起，海南实施新的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将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到了10万元，离岛免税商品品种也由38种增至45种，特别是增加了电子消费产品等7类商品，吸引不少游客前去海南免税购物。
就在自贸港建设方案与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出台之后，7月6日，海南航空“随心飞”产品发售，其刺激旅客免税消费的决心从托运行李额中可见一斑——旅客在原有免费托运行李额基础上，另享有10公斤免费托运额度。
乘着政策的东风，在疫情重创的行业背景下，民航各单位也集体发力，从航空公司到机场，纷纷制定各种利好措施。
三亚机场在激发商业活力方面，通过制订防疫期间商业租金优惠方案，减轻商户经营压力。目前，三亚机场店铺累计营业103家，营业率恢复了近九成。同时，三亚机场现已实现国内航班无纸化乘机全面覆盖，旅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及二维码即可乘机，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旅客对航空出行方便快捷的需求。为配合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政实施，提高免税品提货便利性，三亚机场新增离岛免税提货点及离岛免税体验店重点建设项目正在加紧实施，提货窗口将由原来的18个增加至38个，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为往来三亚的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免税购物体验。
与此同时，顺丰航空开通深圳—三亚—深圳货运航线，为社会复产复工的稳步推进开辟一条高速航空物流渠道，为海南当地当季优质水果的销售运输提供高效稳定的空运服务。
乘着自贸港建设与政策的东风，民航各单位积极发力，借势而上，这也显示出民航人对于行业复苏的决心。
＊“薅羊毛”不容易
打造区域旅游卖点是核心
从数据来看，虽然航空业正在缓慢复苏，但综合来看，疫情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很多网友将航空公司推出的各种“随心飞”产品称为航空公司的“花式”自救。
就产品而言，我们粗略统计可以发现，海航“随心飞”产品定价2699元~2999元或将给消费者最大优惠。以北京—海口航线为例，日常单程价格为1200元~1400元，有些航线则要达到1600元~1800元。此次活动2999元的价格可以不限时间、不限次数乘机，相当于只需要平常一次往返的价格就可以下半年无限往返海南任一机场，对航空公司而言这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盈利的手段。
结合此前海南省出台的免税新政来看，航空公司的真正意图可见一斑。其实，航企推出“随心飞”产品醉翁之意不在“飞”，而在于背后的旅游市场。
部分购买海航“随心飞”产品的旅客说，原本抢购是为了省钱，结果发现要想“薅羊毛”，需要自己的钱包“大出血”才行。
三亚市免税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海航“随心飞”产品附赠的免税店代金券确实有诸多使用条件。“190元折上折券只能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实体店A区三楼折扣区以及特卖场使用，另外还需要单笔折扣商品消费满1900元才可使用，不可叠加。此外，部分奢侈品品牌店不能使用任何代金券”。
海航方面也曾表示，希望更多旅客能更加便利地到海南来购物，享受自贸港为普通百姓提供的政策红利，感受自贸港建设的新气象，参与到自贸港建设中来。
不止是海南，东航方面表示，7月4日~5日，拉萨、大理分别是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热门目的地。现在订购从上海前往拉萨的经济舱周末机票，最早只能预订到8月22日早上出行的。
华夏航空方面也表示，“随心飞”产品是为了助力目的地城市复工复产，覆盖重庆、海口、丽江、长沙、贵阳、福州、兰州、大连等多个热门旅游城市。
一次飞行的成本背后是更高频次的消费。一名购买了“随心飞”产品的旅客算了一笔账，前几天乘机去厦门，两地机场建设费100元，酒店500元，当地吃喝消费800元，共花费约1400元。这名旅客计划隔一周出游一次，算下来今年飞行12次，至少能消费几万元。
所以，“随心飞”产品不仅是盈利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为了打造区域旅游市场，引领旅游业和各地消费市场复苏。“为有源头活水来”，才能让经济流动起来，带动各行业复苏，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困境。
＊倾巢之下无完卵
出行信心更重要
今年初，网上流传着客舱内空无一人的视频，给计划出行的旅客心中蒙上了一层阴霾。疫情的可怕、严格的管控让广大旅客望而却步。即使在疫情有所好转的今天，依然有很多旅客不敢乘坐飞机。
即使客座率低，航空公司的航班依然在运行，“随心飞”产品的推出可以避免系统空转。从数据上看，销售火爆的“随心飞”产品能帮助航空公司回笼少量现金。仍以海南航空为例，一共销售了1万套“随心飞”产品，前2000套售价2699元，后8000套售价2999元，总收入约2900万元。虽然说赚一点是一点，但真的赚不了多少钱。以“领头雁”东航来说，2019年东航营收1208.60亿元，而“随心飞”产品每套售价3322元，共售出10万套，营收3亿元以上，不到年收入的一个零头。看似火爆的营销活动，对航空公司而言只是一笔小生意。
因此，与其说“随心飞”产品是航空公司回笼现金的一次“花式”自救，不如说是给消费者出行打了一针“强心剂”。低价促销可以促进航旅需求恢复，增强消费者出行的意愿和信心。同时，该产品也是航空公司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产物。“‘随心飞’产品设计的出发点在于航空公司预判未来航班座位过剩，把这部分闲置资源以优惠的价格卖出，从而获得一定的现金流。”业内人士分析。
对做着化整为零生意的航空公司而言，在定价时考虑的是边际成本，即飞机已经买了，员工已经雇了，这使得航空公司有很强的动力“飞起来”，并尽可能多地将机票卖出去。
现在机票价格正处于历史低谷。北京往返上海航班机票的打折幅度都在三折左右，单程最低300元的价格就能在白天的好时段享受航空公司的全部服务。而上海前往新疆的航班飞行时间近6小时，距离约2000公里，机票价格也只有1000元左右，平均打了两折多。
“随心飞”产品既能帮助航空公司提升航班上座率，成本也不算太高。对航空公司而言，其能产生“四两拨千斤”式的广告效应。
目前东方航空、华夏航空、海南航空等“随心飞”首批产品已售罄，但未来将有更多航空公司加入这一行列。今天，你“随心飞”了吗？（《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郭子超）
继东航、华夏等航空公司推出“随心飞”产品后，海航紧随其后，推出“嗨购自贸港”产品。对外发售首日，海航系统两度崩溃，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相较于其他“随心飞”产品，“嗨购自贸港”有其独特的背景。
伴随着国内民航市场进一步复苏回暖，海航集团旗下三亚机场出港航班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80%以上，成为内地千万级机场中恢复程度最高的机场。同时，得益于国内疫情控制良好及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发布，海南离岛免税品销售市场较为火爆。
海航及各大航企推出“随心飞”产品是民航业自救，还是乘着政策东风，构建民航业的新格局？后疫情时代，民航市场瞬息万变，如何摆脱困境成为民航业的新挑战。
＊“随心飞”产品火爆
“抢票大战”困难重重
“送2880元免税店代金券”“不限次数搭乘12家航空公司海南国内航线”……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政策刚落地一周，海南航空便顺势推出了“海航随心飞 欢聚自贸港”产品，又送代金券，又不限次数坐飞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抢购。
7月6日，海航第一批“随心飞”产品（2699元）发售。由于抢购人数较多，海航App被“挤瘫”，系统两度崩溃。由于App无法正常登录，大量用户到海南航空微博下表示不满。7月7日凌晨，海航将产品销售调整为线上直播模式，开展了两场直播销售活动，每场直播销售4000套，每套价格为2999元。不过，7月7日午间，仍有很多网友评论称“比抢演唱会门票还难”。
事实上，不止是海航“随心飞”产品销售火爆，此前东航、华夏航空推出类似产品后，也出现了“一抢而光”的场面。对消费者来说，抢到两三千元的“随心飞”产品似乎是捡了个大便宜。而部分消费者回过神来才发现，“随心飞”产品存在限制条件多、二次抢票难等不少问题。
以本次海航“随心飞”产品为例，其使用日期自2020年7月15日起，航班日期为2020年7月20日~9月29日、10月9日~12月31日。也就是说，海航完美地避开了“十一”黄金周假期，等到大部分人有时间可以出行时，该产品却无法使用。
事实上，海航在使用条件上增加了诸多限制。例如，每个航班可预订座位20个，这意味着抢到“随心飞”产品的“幸运用户”在订票出行时面临二次抢票。如果选择的是热门航线，那每次出行都无异于一次“抢票大战”，并且需要提前5天预订。
如果“随心飞”产品兑换后临时有事无法出行，改签和退票也是一大问题。海航在产品注意事项中表示，“该产品不支持改期、签转、升舱等，如果兑换机票因故不能如期出行，须至少提前48小时申请退票”。另外，如果用户3次兑换机票后不使用和提前取消，所购的海航“随心飞”产品将自动失效，无法享受“随心飞”任何权益，支付金额不予退还。当然，针对有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海航会与旅客积极沟通，寻找有相应解决方案。
面对各大航企“随心飞”产品存在的问题，有网友甚至称产品为“闹心飞”。然而，从东航最早推出“随心飞”产品开始，各大航空公司“随心飞”“升舱卡”“嗨购”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使“随心飞”产品的“羊毛”不好薅，但是消费者仍然热衷于为新产品买单，更多的“随心飞”产品已经在路上。
“随心飞”产品火爆背后，是航空公司受到疫情重创的行业背景。民航业正处于“寒冬”，“随心飞”产品是不是航空公司回笼现金的一次“花式”自救？究其原因，并没有这么简单。
＊乘自贸港政策东风
民航单位推波助澜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印发。自7月1日起，海南实施新的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将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到了10万元，离岛免税商品品种也由38种增至45种，特别是增加了电子消费产品等7类商品，吸引不少游客前去海南免税购物。
就在自贸港建设方案与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出台之后，7月6日，海南航空“随心飞”产品发售，其刺激旅客免税消费的决心从托运行李额中可见一斑——旅客在原有免费托运行李额基础上，另享有10公斤免费托运额度。
乘着政策的东风，在疫情重创的行业背景下，民航各单位也集体发力，从航空公司到机场，纷纷制定各种利好措施。
三亚机场在激发商业活力方面，通过制订防疫期间商业租金优惠方案，减轻商户经营压力。目前，三亚机场店铺累计营业103家，营业率恢复了近九成。同时，三亚机场现已实现国内航班无纸化乘机全面覆盖，旅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及二维码即可乘机，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旅客对航空出行方便快捷的需求。为配合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政实施，提高免税品提货便利性，三亚机场新增离岛免税提货点及离岛免税体验店重点建设项目正在加紧实施，提货窗口将由原来的18个增加至38个，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为往来三亚的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免税购物体验。
与此同时，顺丰航空开通深圳—三亚—深圳货运航线，为社会复产复工的稳步推进开辟一条高速航空物流渠道，为海南当地当季优质水果的销售运输提供高效稳定的空运服务。
乘着自贸港建设与政策的东风，民航各单位积极发力，借势而上，这也显示出民航人对于行业复苏的决心。
＊“薅羊毛”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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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来看，虽然航空业正在缓慢复苏，但综合来看，疫情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很多网友将航空公司推出的各种“随心飞”产品称为航空公司的“花式”自救。
就产品而言，我们粗略统计可以发现，海航“随心飞”产品定价2699元~2999元或将给消费者最大优惠。以北京—海口航线为例，日常单程价格为1200元~1400元，有些航线则要达到1600元~1800元。此次活动2999元的价格可以不限时间、不限次数乘机，相当于只需要平常一次往返的价格就可以下半年无限往返海南任一机场，对航空公司而言这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盈利的手段。
结合此前海南省出台的免税新政来看，航空公司的真正意图可见一斑。其实，航企推出“随心飞”产品醉翁之意不在“飞”，而在于背后的旅游市场。
部分购买海航“随心飞”产品的旅客说，原本抢购是为了省钱，结果发现要想“薅羊毛”，需要自己的钱包“大出血”才行。
三亚市免税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海航“随心飞”产品附赠的免税店代金券确实有诸多使用条件。“190元折上折券只能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实体店A区三楼折扣区以及特卖场使用，另外还需要单笔折扣商品消费满1900元才可使用，不可叠加。此外，部分奢侈品品牌店不能使用任何代金券”。
海航方面也曾表示，希望更多旅客能更加便利地到海南来购物，享受自贸港为普通百姓提供的政策红利，感受自贸港建设的新气象，参与到自贸港建设中来。
不止是海南，东航方面表示，7月4日~5日，拉萨、大理分别是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热门目的地。现在订购从上海前往拉萨的经济舱周末机票，最早只能预订到8月22日早上出行的。
华夏航空方面也表示，“随心飞”产品是为了助力目的地城市复工复产，覆盖重庆、海口、丽江、长沙、贵阳、福州、兰州、大连等多个热门旅游城市。
一次飞行的成本背后是更高频次的消费。一名购买了“随心飞”产品的旅客算了一笔账，前几天乘机去厦门，两地机场建设费100元，酒店500元，当地吃喝消费800元，共花费约1400元。这名旅客计划隔一周出游一次，算下来今年飞行12次，至少能消费几万元。
所以，“随心飞”产品不仅是盈利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为了打造区域旅游市场，引领旅游业和各地消费市场复苏。“为有源头活水来”，才能让经济流动起来，带动各行业复苏，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困境。
＊倾巢之下无完卵
出行信心更重要
今年初，网上流传着客舱内空无一人的视频，给计划出行的旅客心中蒙上了一层阴霾。疫情的可怕、严格的管控让广大旅客望而却步。即使在疫情有所好转的今天，依然有很多旅客不敢乘坐飞机。
即使客座率低，航空公司的航班依然在运行，“随心飞”产品的推出可以避免系统空转。从数据上看，销售火爆的“随心飞”产品能帮助航空公司回笼少量现金。仍以海南航空为例，一共销售了1万套“随心飞”产品，前2000套售价2699元，后8000套售价2999元，总收入约2900万元。虽然说赚一点是一点，但真的赚不了多少钱。以“领头雁”东航来说，2019年东航营收1208.60亿元，而“随心飞”产品每套售价3322元，共售出10万套，营收3亿元以上，不到年收入的一个零头。看似火爆的营销活动，对航空公司而言只是一笔小生意。
因此，与其说“随心飞”产品是航空公司回笼现金的一次“花式”自救，不如说是给消费者出行打了一针“强心剂”。低价促销可以促进航旅需求恢复，增强消费者出行的意愿和信心。同时，该产品也是航空公司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产物。“‘随心飞’产品设计的出发点在于航空公司预判未来航班座位过剩，把这部分闲置资源以优惠的价格卖出，从而获得一定的现金流。”业内人士分析。
对做着化整为零生意的航空公司而言，在定价时考虑的是边际成本，即飞机已经买了，员工已经雇了，这使得航空公司有很强的动力“飞起来”，并尽可能多地将机票卖出去。
现在机票价格正处于历史低谷。北京往返上海航班机票的打折幅度都在三折左右，单程最低300元的价格就能在白天的好时段享受航空公司的全部服务。而上海前往新疆的航班飞行时间近6小时，距离约2000公里，机票价格也只有1000元左右，平均打了两折多。
“随心飞”产品既能帮助航空公司提升航班上座率，成本也不算太高。对航空公司而言，其能产生“四两拨千斤”式的广告效应。
目前东方航空、华夏航空、海南航空等“随心飞”首批产品已售罄，但未来将有更多航空公司加入这一行列。今天，你“随心飞”了吗？（《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郭子超）
#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进化史”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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