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以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以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edgm[超话]# 贼可怕，虎扑，贴吧，全都在分析edgm的英雄池，都排出了对鸡毛而言的，T1打野娜可露露公孙离，T2马克菠萝猴子李白孙尚香，还分析了边路辅助和中单！！ba打rngm根本没有放大招[允悲] 而鸡毛趁手的英雄都用的差不多。还有小剑警告[跪了] 居居：鸡毛家疯狗双边一天天就想切我，我直接不上[跪了] 大家说说看怎么打ba，或者鸡毛有什么缺点要注意的吧[二哈]
#禅海蠡测#我们都晓得《孟子•公孙丑上》讲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的开端。仁慈的心理从哪里开始？就是从这个不忍心开始。什么叫不忍心呢？我们举一个例子，走路踩死一只蚂蚁，有时候我们会偶然发起大慈悲心来，蚂蚁也是个生命，不小心踩死了，这就是不忍心。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害人的事情啊，很忍心就做了，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自己对不忍人之心没有认识清楚。
——《孟子与离娄》
先看看孟子下面的话。
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中国文化一向标榜今不如古，尤其是标榜先王之治。所谓先王，不是特定哪一个王，而是泛指中国上古的传统文化，把那时的圣人们都概括进去了。他们因为天生就有不忍人之心，有爱心，所以都做到了爱人的政治措施。因为有这种内在的不忍人之心做基础，表现在政治上，成为不忍人的政治行为，自然受到人民的拥护。因此上古的先王们治理国家天下事，就好像放在手掌心一样，可以随心运用，等于我们手上拿一个打火机，可以随意使用一样，就这样很容易地可以把国家天下治理好。
孟子这里强调，上古时的帝王所以能够那么轻易地把天下国家治理得那么好，是由于实行了仁政。而实行仁政根本上要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仁心、爱心做基础。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在这里，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这句话举出一项事例来作说明。假如我们看见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心里一惊，巴不得一伸手就把他从井口拉回来。而人处在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那是没有条件、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任何要求的。这并不是想向他的父母讨好，也并不是希望得到社会的表扬或者邻居、亲戚、朋友的恭维称誉，当然更不是因为怕听到挣扎喊叫的声音才想去救他。从这类事情看来，就证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
其实，孟子举的这个例子，在人类当中大体是如此。也可以说，仍有少数的人心肠很硬，恶性重大的，看到这种情形也有不会动心的。其次要注意的，这是不忍人，不是不忍物。假如看见一只老鼠掉下去，反而还会拍手叫好呢！不过绝大多数人是有不忍人之心的，而硬心肠或恶性大、见人落井不动心的人，到底是少数。我们不能以少数人的例外而否定大多数人所具备的这种善心。
在许多辩论性善性恶的书籍文章中，凡是主张性恶一派的，所举的例子都是对物而言。说到这里，顺便想到医学研究上往往以猴子、兔子、白鼠等动物来做实验或做解剖研究。近代有些人对这种研究工作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不仁的。最近印度人对于解剖猴子的研究工作，就提出反对的意见。
这里孟子说的是不忍人之心，是先对“人”不忍，然后推及于物，没有办法同时兼顾，要一步一步来，所谓亲亲、仁民，而后爱物。在医学上以动物做实验，也是基于不忍人之心而来的，并不是对这些动物不怜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台湾的医学院每年举行动物慰灵祭，就是这一精神的表现，不要看做是迷信行为。
这些都是正反两面的理由，我们很难为他们下一定论。因为这些牵涉到的事实和问题，已经属于人类形而下的行为了。本来形而下的是非善恶就很难下定论，只能取其大体而言。孟子所谓的善心，也是大体而言。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孟子举出人类心理善良一面的例子以后，又提出人伦道德上四种最基本的心理行为。
第一，凡是哀怜别人、同情别人，对别人的苦难不忍看下去的，都是恻隐之心，就是慈悲心。没有这种恻隐心，则不能算是人。第二，没有羞恶之心的，不能算是人。羞恶之心，也就是所谓的惭愧心、廉耻心。第三，没有辞让心的，也不是人。他说人天生有种好的心理行为，像懂得谦让利益、推辞好处等。譬如大家同桌吃饭，尽管这一道好菜最后终于要落到每人的口中，但大家必定先有一番辞让，如果没有这番辞让之心，菜一上桌，就不管别人，把好的抢先往自己口里送——非人也。第四，没有是非之心的，也不是人。是非都分不清楚，当然不叫人了。白痴不能叫做人，婴儿不能分辨是非，当然也不能算是人。因为这四种心理婴儿都没有，所以只能叫婴儿，不能叫大人。
有人说婴儿又叫赤子，那么婴儿之心应该就是赤子之心了。而赤子之心向来被人推崇，也是被孟子所赞许的。如果婴儿没有这四种心理，那算是赤子之心吗？其实不是，赤子之心是别有含义的。应该说，赤子之心是人性的光明面、善良面，是静态的体象，属于后天的内在——这里暂时不谈先天本体。这里孟子说的四种心理，是由静态的变成动态的心理行为。
上面这四种心理行为又称为“四端”，四个大方向的发端。古人讲这四端，往往配合《易经》的道理来说，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于是说立天之道为阴阳，立地之道为柔刚，立人之道为仁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生两仪”。至于“两仪生四象”，这四象也推而广之为天的四个现象、地的四个现象，以及人生的四个现象。古人这一说法未免太笼统，我们现在强调说明的是人的四个基本心理行为。
孟子自己对这四端的解释非常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儒家的学说，几千年来讲心理行为，乃至扩展为政治的心理行为，都非常强调这四端的重要。仁的行为是由恻隐之心发端的；义的行为是由羞恶之心发端的；礼的行为是由辞让之心发端的；智的行为是由是非之心发端的。所以一个人的仁、义、礼、智四种好的行为，就是这四种心理的扩大。
——《孟子与公孙丑》 https://t.cn/RLKQHra
——《孟子与离娄》
先看看孟子下面的话。
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中国文化一向标榜今不如古，尤其是标榜先王之治。所谓先王，不是特定哪一个王，而是泛指中国上古的传统文化，把那时的圣人们都概括进去了。他们因为天生就有不忍人之心，有爱心，所以都做到了爱人的政治措施。因为有这种内在的不忍人之心做基础，表现在政治上，成为不忍人的政治行为，自然受到人民的拥护。因此上古的先王们治理国家天下事，就好像放在手掌心一样，可以随心运用，等于我们手上拿一个打火机，可以随意使用一样，就这样很容易地可以把国家天下治理好。
孟子这里强调，上古时的帝王所以能够那么轻易地把天下国家治理得那么好，是由于实行了仁政。而实行仁政根本上要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仁心、爱心做基础。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在这里，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这句话举出一项事例来作说明。假如我们看见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心里一惊，巴不得一伸手就把他从井口拉回来。而人处在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那是没有条件、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任何要求的。这并不是想向他的父母讨好，也并不是希望得到社会的表扬或者邻居、亲戚、朋友的恭维称誉，当然更不是因为怕听到挣扎喊叫的声音才想去救他。从这类事情看来，就证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
其实，孟子举的这个例子，在人类当中大体是如此。也可以说，仍有少数的人心肠很硬，恶性重大的，看到这种情形也有不会动心的。其次要注意的，这是不忍人，不是不忍物。假如看见一只老鼠掉下去，反而还会拍手叫好呢！不过绝大多数人是有不忍人之心的，而硬心肠或恶性大、见人落井不动心的人，到底是少数。我们不能以少数人的例外而否定大多数人所具备的这种善心。
在许多辩论性善性恶的书籍文章中，凡是主张性恶一派的，所举的例子都是对物而言。说到这里，顺便想到医学研究上往往以猴子、兔子、白鼠等动物来做实验或做解剖研究。近代有些人对这种研究工作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不仁的。最近印度人对于解剖猴子的研究工作，就提出反对的意见。
这里孟子说的是不忍人之心，是先对“人”不忍，然后推及于物，没有办法同时兼顾，要一步一步来，所谓亲亲、仁民，而后爱物。在医学上以动物做实验，也是基于不忍人之心而来的，并不是对这些动物不怜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台湾的医学院每年举行动物慰灵祭，就是这一精神的表现，不要看做是迷信行为。
这些都是正反两面的理由，我们很难为他们下一定论。因为这些牵涉到的事实和问题，已经属于人类形而下的行为了。本来形而下的是非善恶就很难下定论，只能取其大体而言。孟子所谓的善心，也是大体而言。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孟子举出人类心理善良一面的例子以后，又提出人伦道德上四种最基本的心理行为。
第一，凡是哀怜别人、同情别人，对别人的苦难不忍看下去的，都是恻隐之心，就是慈悲心。没有这种恻隐心，则不能算是人。第二，没有羞恶之心的，不能算是人。羞恶之心，也就是所谓的惭愧心、廉耻心。第三，没有辞让心的，也不是人。他说人天生有种好的心理行为，像懂得谦让利益、推辞好处等。譬如大家同桌吃饭，尽管这一道好菜最后终于要落到每人的口中，但大家必定先有一番辞让，如果没有这番辞让之心，菜一上桌，就不管别人，把好的抢先往自己口里送——非人也。第四，没有是非之心的，也不是人。是非都分不清楚，当然不叫人了。白痴不能叫做人，婴儿不能分辨是非，当然也不能算是人。因为这四种心理婴儿都没有，所以只能叫婴儿，不能叫大人。
有人说婴儿又叫赤子，那么婴儿之心应该就是赤子之心了。而赤子之心向来被人推崇，也是被孟子所赞许的。如果婴儿没有这四种心理，那算是赤子之心吗？其实不是，赤子之心是别有含义的。应该说，赤子之心是人性的光明面、善良面，是静态的体象，属于后天的内在——这里暂时不谈先天本体。这里孟子说的四种心理，是由静态的变成动态的心理行为。
上面这四种心理行为又称为“四端”，四个大方向的发端。古人讲这四端，往往配合《易经》的道理来说，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于是说立天之道为阴阳，立地之道为柔刚，立人之道为仁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生两仪”。至于“两仪生四象”，这四象也推而广之为天的四个现象、地的四个现象，以及人生的四个现象。古人这一说法未免太笼统，我们现在强调说明的是人的四个基本心理行为。
孟子自己对这四端的解释非常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儒家的学说，几千年来讲心理行为，乃至扩展为政治的心理行为，都非常强调这四端的重要。仁的行为是由恻隐之心发端的；义的行为是由羞恶之心发端的；礼的行为是由辞让之心发端的；智的行为是由是非之心发端的。所以一个人的仁、义、礼、智四种好的行为，就是这四种心理的扩大。
——《孟子与公孙丑》 https://t.cn/RLKQHra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