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品山东，这股向上的力量从哪来】山东发布第一批“好品山东”品牌名单，首批名单涵盖14类，223家制造业、消费品、农产品领域品牌。“好品山东”的内容涵盖广泛，既有代表优秀传统文化的山东老字号，也有代表农业大省出品的优质农产品，还有全国领先的高端制造业装备。
推进“好品山东”区域品牌建设，是山东深入实施质量强省和品牌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一系列山东品牌叫响山东，走向世界。今年1月，央视对“好品山东”进行重磅推介，烟台苹果、淄博陶瓷、阿胶、智能家电、工业互联网平台、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海工装备、北京冬奥会“新秀”智能雪蜡车等，彰显出“好品山东”品牌的强大实力。
“好品山东”建设成绩斐然，与厚重的历史传承息息相关，更与今天山东聚力推动有关。山东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工商业发达，渔盐业一直在全国占据重要位置，周村丝绸、博山瓷器长期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发展和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就。1985年，张瑞敏一锤砸向76台存在质量问题的冰箱，成为山东制造品牌建设的标志性动作，是品牌意识的觉醒。2020年山东省2020年“质量月”启动仪式暨质量提升现场观摩会的数据显示，全省拥有山东名牌产品1500多个，服务名牌500多个，山东省驰名商标超过700个，中华老字号66家，这些都是山东品牌走向高端的资本。
1985年，张瑞敏一锤砸向76台存在质量问题的冰箱。
鲁迅先生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这个“不满”是“不满足”已有成绩的意思，表示对于自己和现实生活不安于现状，是人类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山东品牌建设，对内看，可以说处于“百尺竿头”；对外看，对标发达国家工业和农业产品，还有巨大进步空间。山东是这样想的，更以行动铸造品牌。
为让山东好品进一步走向全球，让消费者对山东好品形成一个更加清晰、明确的品牌认知，山东强化顶层设计，提出“共建共享‘好品山东’，形成‘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体系”的重点任务。山东2021年印发《关于共建共享“好品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将山东区域品牌建设的范围，由某一产业、某一领域，扩展涵盖至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构建“好品山东”产品、企业、行业、区域、地理标志“4+1”品牌体系，开启了全国区域品牌建设的新模式。
山东提出突出制造业主战场，对标德国制造，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强省；2021年发布的山东“十四五”规划再一次明确，要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制定产业链、创新链招引目录，深化与德国合作。“对标德国”，这是山东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的决心，也代表了对品牌质量的一种高追求。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以来，制造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制造业结构重、技术创新和品牌质量不够突出等问题仍有待改进。德国制造以扎实、细腻享誉世界，德国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中小企业发达，大中小企业间分工合作紧密，多元主体的创新体系奠定制造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其制造业的发展经验，对于正在加快实现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的山东来说，具有突出借鉴意义。
不仅制造业不满足于现状，山东农业同样奋发向上。山东农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探索形成农业品牌建设的样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在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淄博市，该市正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农业产业全链条、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农业农村典型样板。2021年，淄博共实施“十大工程”数字农业农村重大项目40个，推动数字技术在种植、养殖、加工、物流等环节广泛应用，高青纽澜地品牌黑牛借助数字赋能，进入24个城市310家阿里巴巴盒马门店，服务于6000万盒马用户，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山东七河生物公司，建成国内领先的香菇菌棒智能控制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了4倍，运营成本降低30%，把“土蘑菇”变成了“洋蘑菇”——成为全球最大的香菇菌棒出口供应商，产品销往30余个国家和地区。
品牌建设需要持续发力。根据建设规划，力争到2025年，“好品山东”竞争力位居全国区域品牌前列，到2030年“好品山东”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品牌的近期和中期目标，助推山东从品牌大省向品牌强省迈进。
记者在观察中发现，根据品牌建设特点，各地在好品山东建设中，特别注重处理好“两方面”关系。
一是处理好效率和品质的关系。质量是品牌的保证，而市场竞争又离不开效率，但效率和质量之间有时会产生矛盾。工业生产普遍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产品能否保证手工时代的“味道”，常常是一个问题。以煎饼为例，记者小时候在沂蒙山生活，主食就是煎饼，过去是手工煎饼，现在已经普遍采用机器加工煎饼，而且是自动化生产，代替了人工，生产速度很快。这是一件好事，煎饼人工生产要经受烟熏火燎，自动化解放了人，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机器煎饼的味道，有时吃起来不如过去的人工煎饼。但记者欣喜发现，现在临沂等地企业，专门开发手工煎饼品牌，获得好评关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持产品质量“手工时代”的滋味和温情，应成为一个课题。在工业加速自动化的今天，人们反而想念手工的温情，叹服指尖的灵动，这为“手造”铺垫了发展空间。山东提出“山东手造”，推出系列产品，且在文博会上火热，生动体现了文化产业兼具经济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属性，体现了人们消费需求更加细分、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层次更高。
二是处理好科技创新和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人类生产历史发展路径是：手工——半机械化——全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背后是不断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有动力的，这个动力就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既有量的需要，又有质的需要，“物美价廉”，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更好地达到这一步。全球白电第一品牌的海尔在转型发展道路中，科技创新一直是其最强支撑，但它把科技第一当作手段，将用户认可作为科技创新终极目标，进而给用户不断提供迭代创新的好产品。用户欢迎的产品，是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只有广受用户欢迎的产品，才能最终实现品牌化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在科技创新的时候，就必须始终注意倾听用户的意见，按照他们的生活需要，做好科技创新，生产出更好“好品”，这是从品牌大省向品牌强省迈进的关键。
推进“好品山东”区域品牌建设，是山东深入实施质量强省和品牌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一系列山东品牌叫响山东，走向世界。今年1月，央视对“好品山东”进行重磅推介，烟台苹果、淄博陶瓷、阿胶、智能家电、工业互联网平台、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海工装备、北京冬奥会“新秀”智能雪蜡车等，彰显出“好品山东”品牌的强大实力。
“好品山东”建设成绩斐然，与厚重的历史传承息息相关，更与今天山东聚力推动有关。山东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工商业发达，渔盐业一直在全国占据重要位置，周村丝绸、博山瓷器长期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发展和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就。1985年，张瑞敏一锤砸向76台存在质量问题的冰箱，成为山东制造品牌建设的标志性动作，是品牌意识的觉醒。2020年山东省2020年“质量月”启动仪式暨质量提升现场观摩会的数据显示，全省拥有山东名牌产品1500多个，服务名牌500多个，山东省驰名商标超过700个，中华老字号66家，这些都是山东品牌走向高端的资本。
1985年，张瑞敏一锤砸向76台存在质量问题的冰箱。
鲁迅先生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这个“不满”是“不满足”已有成绩的意思，表示对于自己和现实生活不安于现状，是人类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山东品牌建设，对内看，可以说处于“百尺竿头”；对外看，对标发达国家工业和农业产品，还有巨大进步空间。山东是这样想的，更以行动铸造品牌。
为让山东好品进一步走向全球，让消费者对山东好品形成一个更加清晰、明确的品牌认知，山东强化顶层设计，提出“共建共享‘好品山东’，形成‘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体系”的重点任务。山东2021年印发《关于共建共享“好品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将山东区域品牌建设的范围，由某一产业、某一领域，扩展涵盖至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构建“好品山东”产品、企业、行业、区域、地理标志“4+1”品牌体系，开启了全国区域品牌建设的新模式。
山东提出突出制造业主战场，对标德国制造，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强省；2021年发布的山东“十四五”规划再一次明确，要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制定产业链、创新链招引目录，深化与德国合作。“对标德国”，这是山东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的决心，也代表了对品牌质量的一种高追求。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以来，制造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制造业结构重、技术创新和品牌质量不够突出等问题仍有待改进。德国制造以扎实、细腻享誉世界，德国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中小企业发达，大中小企业间分工合作紧密，多元主体的创新体系奠定制造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其制造业的发展经验，对于正在加快实现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的山东来说，具有突出借鉴意义。
不仅制造业不满足于现状，山东农业同样奋发向上。山东农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探索形成农业品牌建设的样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在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淄博市，该市正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农业产业全链条、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农业农村典型样板。2021年，淄博共实施“十大工程”数字农业农村重大项目40个，推动数字技术在种植、养殖、加工、物流等环节广泛应用，高青纽澜地品牌黑牛借助数字赋能，进入24个城市310家阿里巴巴盒马门店，服务于6000万盒马用户，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山东七河生物公司，建成国内领先的香菇菌棒智能控制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了4倍，运营成本降低30%，把“土蘑菇”变成了“洋蘑菇”——成为全球最大的香菇菌棒出口供应商，产品销往30余个国家和地区。
品牌建设需要持续发力。根据建设规划，力争到2025年，“好品山东”竞争力位居全国区域品牌前列，到2030年“好品山东”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品牌的近期和中期目标，助推山东从品牌大省向品牌强省迈进。
记者在观察中发现，根据品牌建设特点，各地在好品山东建设中，特别注重处理好“两方面”关系。
一是处理好效率和品质的关系。质量是品牌的保证，而市场竞争又离不开效率，但效率和质量之间有时会产生矛盾。工业生产普遍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产品能否保证手工时代的“味道”，常常是一个问题。以煎饼为例，记者小时候在沂蒙山生活，主食就是煎饼，过去是手工煎饼，现在已经普遍采用机器加工煎饼，而且是自动化生产，代替了人工，生产速度很快。这是一件好事，煎饼人工生产要经受烟熏火燎，自动化解放了人，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机器煎饼的味道，有时吃起来不如过去的人工煎饼。但记者欣喜发现，现在临沂等地企业，专门开发手工煎饼品牌，获得好评关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持产品质量“手工时代”的滋味和温情，应成为一个课题。在工业加速自动化的今天，人们反而想念手工的温情，叹服指尖的灵动，这为“手造”铺垫了发展空间。山东提出“山东手造”，推出系列产品，且在文博会上火热，生动体现了文化产业兼具经济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属性，体现了人们消费需求更加细分、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层次更高。
二是处理好科技创新和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人类生产历史发展路径是：手工——半机械化——全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背后是不断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有动力的，这个动力就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既有量的需要，又有质的需要，“物美价廉”，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更好地达到这一步。全球白电第一品牌的海尔在转型发展道路中，科技创新一直是其最强支撑，但它把科技第一当作手段，将用户认可作为科技创新终极目标，进而给用户不断提供迭代创新的好产品。用户欢迎的产品，是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只有广受用户欢迎的产品，才能最终实现品牌化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在科技创新的时候，就必须始终注意倾听用户的意见，按照他们的生活需要，做好科技创新，生产出更好“好品”，这是从品牌大省向品牌强省迈进的关键。
#关注2022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张婧婧：#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拐卖妇女，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这一行为将人视为商品进行交易，侵犯了基本人权，更导致许多家庭破裂”，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也关注到了妇女拐卖问题，她建议通过多种举措加大对拐卖妇女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包括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同时，在打拐的技术上，她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
实现罪刑相当 对于拐卖妇女行为实施“买卖同罪”
张婧婧建议，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通过法律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张婧婧认为，凡是拐卖妇女，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她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有“买”，才会有“卖”，“因此从打击力度的角度而言，收买的社会危害性会更大，如果大家都不会购买，那么怎么可能存在拐卖现象呢？因此建议实施买卖同罪、提高收买的法定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对于法定刑过轻，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方面，提高基础法定刑对于打拐有着重要意义。
张婧婧表示，从法律最高刑期来看，确实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买熊猫判10年，但是买妇女判三年”的这一热评。理性思考，应当比较的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案件实际判罚的刑期是多少。在实际的判例中，收买被拐卖妇女通常伴随着非法拘禁、强奸、强迫劳动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可达十年以上；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通常也伴随着购买、虐待、杀死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也是十年以上。这样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悬殊，但在实际的案件中，会存在收买被拐卖妇女量刑太轻的问题。
张婧婧认为，某一个特定罪名到底应该判几年才符合抽象层面的“罪与罚相对应”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明显低于购买受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量刑，“刑法上的量刑写得那么明白，买‘人’的刑罚轻，买‘动物’的刑重，难道不觉得荒谬吗？”虽然刑法规定了收买之后的伴随其他犯罪行为（如强奸、拘禁等）有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对于那些伴随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者因为证据等原因无法定罪的案件，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提高法定刑不一定能立即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类的犯罪，但是通过提高法定刑，可以有助于从容地应对各种类型犯罪，实现罪刑相当。
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
在打拐的技术上，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参考诸多被寻回的被拐卖妇女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消息闭塞。如果全国各地之间都能联网，有共享机制，比如云南失踪人口，在贵州也可以查到，贵州报案找到了人员，云南公安也可对接。资源共享，更容易让被拐妇女找到家人，公安机关要想方设法为基层配备计算机并确定专人负责，为“网上打拐”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
拐卖人口案有着长途迁移的突出特点，解救一名被拐妇女，打击一个人贩子，所需费用至少都在千元以上。在本来办案经费就紧张的情况下，要有力地打击人贩子，就必须更多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应把重视“打拐”工作落到实处，全盘考虑、统筹兼顾有重点地向公安政法部门第一线倾斜，多拨经费和物质装备改善装备条件，保证办案经费，增强公安政法机关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能力。为了有力惩治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人贩子和被拐人拐出的妇女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发挥群众参与打拐的威力
宣传教育工作也十分重要，张婧婧认为，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组织专门班子制定宣传计划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态度和决心宣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危害性，宣传国家禁止买卖妇女儿童和惩治人贩子、买主的法律规定；宣传“打拐”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事迹，形成宣传攻势。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群众防拐防骗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行为，自觉同拐卖妇女犯罪活动作斗争，对提供重要犯罪线索协助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人员，要给予奖励。
她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加强对“打拐”工作的组织领导，要舍得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投入，把打拐斗争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抓紧抓好。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户口管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及时发现被拐妇女及人贩子的线索。劳动工商等部门要进一步清理整顿劳务市场，严格市场管理，避免急于找工作的妇女上当受骗。民政妇联等组织要做好已解救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例如被拐妇女的子女户口迁移，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保障。对于被拐妇女应当由当地的人社和妇联帮助其就业，引导其回归正常生活，保护被拐妇女的合法权益。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要密切配合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弘扬法治，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同拐卖妇女犯罪作斗争。#各界看两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实现罪刑相当 对于拐卖妇女行为实施“买卖同罪”
张婧婧建议，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通过法律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张婧婧认为，凡是拐卖妇女，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她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有“买”，才会有“卖”，“因此从打击力度的角度而言，收买的社会危害性会更大，如果大家都不会购买，那么怎么可能存在拐卖现象呢？因此建议实施买卖同罪、提高收买的法定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对于法定刑过轻，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方面，提高基础法定刑对于打拐有着重要意义。
张婧婧表示，从法律最高刑期来看，确实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买熊猫判10年，但是买妇女判三年”的这一热评。理性思考，应当比较的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案件实际判罚的刑期是多少。在实际的判例中，收买被拐卖妇女通常伴随着非法拘禁、强奸、强迫劳动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可达十年以上；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通常也伴随着购买、虐待、杀死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也是十年以上。这样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悬殊，但在实际的案件中，会存在收买被拐卖妇女量刑太轻的问题。
张婧婧认为，某一个特定罪名到底应该判几年才符合抽象层面的“罪与罚相对应”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明显低于购买受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量刑，“刑法上的量刑写得那么明白，买‘人’的刑罚轻，买‘动物’的刑重，难道不觉得荒谬吗？”虽然刑法规定了收买之后的伴随其他犯罪行为（如强奸、拘禁等）有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对于那些伴随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者因为证据等原因无法定罪的案件，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提高法定刑不一定能立即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类的犯罪，但是通过提高法定刑，可以有助于从容地应对各种类型犯罪，实现罪刑相当。
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
在打拐的技术上，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参考诸多被寻回的被拐卖妇女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消息闭塞。如果全国各地之间都能联网，有共享机制，比如云南失踪人口，在贵州也可以查到，贵州报案找到了人员，云南公安也可对接。资源共享，更容易让被拐妇女找到家人，公安机关要想方设法为基层配备计算机并确定专人负责，为“网上打拐”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
拐卖人口案有着长途迁移的突出特点，解救一名被拐妇女，打击一个人贩子，所需费用至少都在千元以上。在本来办案经费就紧张的情况下，要有力地打击人贩子，就必须更多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应把重视“打拐”工作落到实处，全盘考虑、统筹兼顾有重点地向公安政法部门第一线倾斜，多拨经费和物质装备改善装备条件，保证办案经费，增强公安政法机关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能力。为了有力惩治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人贩子和被拐人拐出的妇女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发挥群众参与打拐的威力
宣传教育工作也十分重要，张婧婧认为，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组织专门班子制定宣传计划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态度和决心宣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危害性，宣传国家禁止买卖妇女儿童和惩治人贩子、买主的法律规定；宣传“打拐”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事迹，形成宣传攻势。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群众防拐防骗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行为，自觉同拐卖妇女犯罪活动作斗争，对提供重要犯罪线索协助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人员，要给予奖励。
她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加强对“打拐”工作的组织领导，要舍得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投入，把打拐斗争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抓紧抓好。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户口管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及时发现被拐妇女及人贩子的线索。劳动工商等部门要进一步清理整顿劳务市场，严格市场管理，避免急于找工作的妇女上当受骗。民政妇联等组织要做好已解救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例如被拐妇女的子女户口迁移，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保障。对于被拐妇女应当由当地的人社和妇联帮助其就业，引导其回归正常生活，保护被拐妇女的合法权益。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要密切配合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弘扬法治，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同拐卖妇女犯罪作斗争。#各界看两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关注2022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张婧婧：#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拐卖妇女，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这一行为将人视为商品进行交易，侵犯了基本人权，更导致许多家庭破裂”，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也关注到了妇女拐卖问题，她建议通过多种举措加大对拐卖妇女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包括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同时，在打拐的技术上，她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
实现罪刑相当 对于拐卖妇女行为实施“买卖同罪”
张婧婧建议，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通过法律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张婧婧认为，凡是拐卖妇女，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她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有“买”，才会有“卖”，“因此从打击力度的角度而言，收买的社会危害性会更大，如果大家都不会购买，那么怎么可能存在拐卖现象呢？因此建议实施买卖同罪、提高收买的法定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对于法定刑过轻，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方面，提高基础法定刑对于打拐有着重要意义。
张婧婧表示，从法律最高刑期来看，确实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买熊猫判10年，但是买妇女判三年”的这一热评。理性思考，应当比较的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案件实际判罚的刑期是多少。在实际的判例中，收买被拐卖妇女通常伴随着非法拘禁、强奸、强迫劳动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可达十年以上；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通常也伴随着购买、虐待、杀死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也是十年以上。这样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悬殊，但在实际的案件中，会存在收买被拐卖妇女量刑太轻的问题。
张婧婧认为，某一个特定罪名到底应该判几年才符合抽象层面的“罪与罚相对应”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明显低于购买受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量刑，“刑法上的量刑写得那么明白，买‘人’的刑罚轻，买‘动物’的刑重，难道不觉得荒谬吗？”虽然刑法规定了收买之后的伴随其他犯罪行为（如强奸、拘禁等）有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对于那些伴随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者因为证据等原因无法定罪的案件，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提高法定刑不一定能立即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类的犯罪，但是通过提高法定刑，可以有助于从容地应对各种类型犯罪，实现罪刑相当。
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
在打拐的技术上，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参考诸多被寻回的被拐卖妇女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消息闭塞。如果全国各地之间都能联网，有共享机制，比如云南失踪人口，在贵州也可以查到，贵州报案找到了人员，云南公安也可对接。资源共享，更容易让被拐妇女找到家人，公安机关要想方设法为基层配备计算机并确定专人负责，为“网上打拐”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
拐卖人口案有着长途迁移的突出特点，解救一名被拐妇女，打击一个人贩子，所需费用至少都在千元以上。在本来办案经费就紧张的情况下，要有力地打击人贩子，就必须更多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应把重视“打拐”工作落到实处，全盘考虑、统筹兼顾有重点地向公安政法部门第一线倾斜，多拨经费和物质装备改善装备条件，保证办案经费，增强公安政法机关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能力。为了有力惩治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人贩子和被拐人拐出的妇女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发挥群众参与打拐的威力
宣传教育工作也十分重要，张婧婧认为，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组织专门班子制定宣传计划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态度和决心宣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危害性，宣传国家禁止买卖妇女儿童和惩治人贩子、买主的法律规定；宣传“打拐”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事迹，形成宣传攻势。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群众防拐防骗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行为，自觉同拐卖妇女犯罪活动作斗争，对提供重要犯罪线索协助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人员，要给予奖励。
她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加强对“打拐”工作的组织领导，要舍得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投入，把打拐斗争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抓紧抓好。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户口管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及时发现被拐妇女及人贩子的线索。劳动工商等部门要进一步清理整顿劳务市场，严格市场管理，避免急于找工作的妇女上当受骗。民政妇联等组织要做好已解救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例如被拐妇女的子女户口迁移，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保障。对于被拐妇女应当由当地的人社和妇联帮助其就业，引导其回归正常生活，保护被拐妇女的合法权益。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要密切配合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弘扬法治，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同拐卖妇女犯罪作斗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实现罪刑相当 对于拐卖妇女行为实施“买卖同罪”
张婧婧建议，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通过法律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张婧婧认为，凡是拐卖妇女，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她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有“买”，才会有“卖”，“因此从打击力度的角度而言，收买的社会危害性会更大，如果大家都不会购买，那么怎么可能存在拐卖现象呢？因此建议实施买卖同罪、提高收买的法定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对于法定刑过轻，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方面，提高基础法定刑对于打拐有着重要意义。
张婧婧表示，从法律最高刑期来看，确实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买熊猫判10年，但是买妇女判三年”的这一热评。理性思考，应当比较的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案件实际判罚的刑期是多少。在实际的判例中，收买被拐卖妇女通常伴随着非法拘禁、强奸、强迫劳动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可达十年以上；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通常也伴随着购买、虐待、杀死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也是十年以上。这样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悬殊，但在实际的案件中，会存在收买被拐卖妇女量刑太轻的问题。
张婧婧认为，某一个特定罪名到底应该判几年才符合抽象层面的“罪与罚相对应”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明显低于购买受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量刑，“刑法上的量刑写得那么明白，买‘人’的刑罚轻，买‘动物’的刑重，难道不觉得荒谬吗？”虽然刑法规定了收买之后的伴随其他犯罪行为（如强奸、拘禁等）有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对于那些伴随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者因为证据等原因无法定罪的案件，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提高法定刑不一定能立即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类的犯罪，但是通过提高法定刑，可以有助于从容地应对各种类型犯罪，实现罪刑相当。
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
在打拐的技术上，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参考诸多被寻回的被拐卖妇女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消息闭塞。如果全国各地之间都能联网，有共享机制，比如云南失踪人口，在贵州也可以查到，贵州报案找到了人员，云南公安也可对接。资源共享，更容易让被拐妇女找到家人，公安机关要想方设法为基层配备计算机并确定专人负责，为“网上打拐”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
拐卖人口案有着长途迁移的突出特点，解救一名被拐妇女，打击一个人贩子，所需费用至少都在千元以上。在本来办案经费就紧张的情况下，要有力地打击人贩子，就必须更多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应把重视“打拐”工作落到实处，全盘考虑、统筹兼顾有重点地向公安政法部门第一线倾斜，多拨经费和物质装备改善装备条件，保证办案经费，增强公安政法机关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能力。为了有力惩治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人贩子和被拐人拐出的妇女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发挥群众参与打拐的威力
宣传教育工作也十分重要，张婧婧认为，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组织专门班子制定宣传计划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态度和决心宣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危害性，宣传国家禁止买卖妇女儿童和惩治人贩子、买主的法律规定；宣传“打拐”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事迹，形成宣传攻势。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群众防拐防骗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行为，自觉同拐卖妇女犯罪活动作斗争，对提供重要犯罪线索协助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人员，要给予奖励。
她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加强对“打拐”工作的组织领导，要舍得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投入，把打拐斗争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抓紧抓好。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户口管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及时发现被拐妇女及人贩子的线索。劳动工商等部门要进一步清理整顿劳务市场，严格市场管理，避免急于找工作的妇女上当受骗。民政妇联等组织要做好已解救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例如被拐妇女的子女户口迁移，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保障。对于被拐妇女应当由当地的人社和妇联帮助其就业，引导其回归正常生活，保护被拐妇女的合法权益。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要密切配合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弘扬法治，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同拐卖妇女犯罪作斗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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