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爱穿针织衫吗# 《没人能拒绝针织衫的诱惑》文 |达达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份草图发布20周年！中国科学家系统梳理古DNA中人类演化史】今年是人类全基因组草图发表20周年。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2001年，长达30亿碱基对的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壮举，也是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巨大里程碑。
近日，《科学》杂志邀请国际上与其相关领域前沿团队撰写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出现后的重要进展，其中，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受邀领衔关于古DNA领域的发展以及前沿研究综述。综述系统梳理了过去十余年来古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发展，于9月24日在《科学》特刊-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份草图发布20周年上发表。
上世纪80年代，通过获取的一些小的古DNA片段，分子古生物学家对古DNA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21世纪初期，受益于人类全基因组的发表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古DNA领域开始蓬勃发展。2010年，以人类全基因组为参考序列，分子古生物学家发表了三个古人类的基因组草图：一个尼安德特人、一个丹尼索瓦人，以及一个古爱斯基摩人。至此，古基因组研究新纪元正式开启。
古老型人类及早期现代人格局
2010年，对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这两种古老型人类的全基因组的成功测序，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揭示了这两个现代人“近亲”的遗传信息。
尤其是丹尼索瓦人，由于当时化石形态证据的缺乏，他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仅仅由古DNA证据揭示的新古老型人类。他们在约55万年前与现代人分离后，陆续又与除了非洲人群外（近来有研究提出非洲人群可能也存在与古老型人群的混合）的现代人群发生了多次混合。
混合的结果不仅导致多个现代人群基因组中不同程度地残留有古老型人类的DNA片段，还使得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基因组和Y染色体在约37万-22万年前被现代人取代。
古DNA研究还发现了数个现代人和古老型人类混合后不久产生的后代，以及一个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夫妻”的孩子。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确，至少在人类漫漫五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古老型人类和现代人其实比我们预想得更加亲近且交流更加频繁。
尽管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但目前还没能构建出统一的模型。在摩洛哥发现的、距今约31.5万年的化石是目前最古老的具有部分现代人形态特征的人类化石。约25万至20万年前，五个非洲人群在短时间内分离，为非洲的狩猎采集者、农业游牧人群以及非洲外人群提供了祖源成分。大约在8万-6万年前，东非、西非和非洲外人群的祖源人群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分离事件。
在欧亚地区分布的早期现代人群存在多个支系。有些人群对现代的人群没有可检测到的遗传贡献，还有些人群和现代的人群有关。发现于西伯利亚中部等个体对当今人群没有可检测的遗传贡献；而在中国发现的田园洞人和AR33K个体、在比利时发现的Goyet Q116-1和俄罗斯发现的Kostenki 14个体、在俄罗斯发现的Mal’ta和Yana个体则分别代表了古东亚人，古欧洲人和古北西伯利亚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群发生交流、迁徙，形成更精细的人群结构。
尽管科学家对欧亚早期现代人群的认知还较为有限，但古DNA研究不断充实着这些人群历史的细节。比如2017年一项研究发现来自中国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和远在比利时3.5万年前的GoyetQ116-1个体存在遗传联系。这个发现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一般来说，距离相隔较远的人群直接发生基因交流可能性不大，所以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他们之间存在第三个人群，将两者联系了起来。四年之后，一项新发表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生活在保加利亚的古老现代人群和两个人群都存在遗传联系，验证了之前的猜想。
末次盛冰期及近万年演化史
末次盛冰期是距今最近的极寒冷时期，在这段时期的欧亚大陆发生了一系列的人口变化。在欧洲，以比利时约3.5万年前的Goyet Q116-1个体为代表的的遗传成分可能在大区域被取代，在末次盛冰期快结束时重新扩张。
在亚洲，田园洞人和AR33K的遗传成分曾广泛存在，然而末次盛冰期之后，早期东亚北方人的遗传成分开始出现（AR19K），这说明东亚北部有些人群可能在此期间发生了更替。
在北亚，也发生了晚期人群遗传成分的变化。除此之外，人类也在逐步适应这段严寒环境。例如，使东亚人产生区别于欧洲人特征的EDAR基因的变异最晚从末次盛冰期末开始出现并且频率升高，支持了该变异可能可以在低紫外线环境中增加母乳中的维生素 D以提高幼儿的存活率的假说。
近万年来，气候变得温暖而稳定。全球出现了更为活跃的人群活动，包括快速的扩散、迁徙、互动和更替等。这些世界范围的人群迁徙与互动，以及后续相关历史事件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全球人群的大致格局。
论文全面梳理了全球各大版块的主要人群遗传历史事件，以下主要介绍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内容。
在万年前，东亚和东南亚已存在多样化的人群，其中至少包括以新石器时代山东人群为代表的古北方成分人群、东南亚的古老现代人群——和平文化人群、以福建奇和洞人和广西隆林人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东亚古南方人群、日本的绳纹文化人群。而东亚南北方人群至少在1.9万年前出现遗传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北方人群成分”和 “古南方人群成分”在南北方人群之间发生了流动和变化，说明南北方人群在不断发生交流与融合。现今南方人主要是大量古北方人成分和下降的古南方成分混合。1.4万年前的黑龙江人群可能是与美洲原住民最相关古北亚人群的东亚成分来源。
另外，早在东亚南方及东南亚出现农业之前，东亚南方人群就和东南亚人群存在交流。蒙古地区人群在新石器时期几乎只携带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后来大约在5千年前受到草原人群影响，到3千多年前引入了草原人群和欧洲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
这些古基因组学证据不仅揭示了种种人群历史事件，还为一些考古和文化上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证据。
目前，古基因组数据已达到6千余个，只能让我们初步了解人类演化史。
不久前发表的超过一百万年的古DNA数据，极大地增加了研究人员用古DNA探索更大时间尺度演化历史的信心。高效的DNA捕获技术甚至能在沉积物中捕获古代人类和动物的基因组片段，而古蛋白质组、古微生物组、古甲基化组技术以及针对古DNA设计优化的生物信息学工具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详实的古分子信息。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腾讯科学探索奖及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资助。https://t.cn/A6MbxXEa
近日，《科学》杂志邀请国际上与其相关领域前沿团队撰写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出现后的重要进展，其中，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受邀领衔关于古DNA领域的发展以及前沿研究综述。综述系统梳理了过去十余年来古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发展，于9月24日在《科学》特刊-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份草图发布20周年上发表。
上世纪80年代，通过获取的一些小的古DNA片段，分子古生物学家对古DNA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21世纪初期，受益于人类全基因组的发表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古DNA领域开始蓬勃发展。2010年，以人类全基因组为参考序列，分子古生物学家发表了三个古人类的基因组草图：一个尼安德特人、一个丹尼索瓦人，以及一个古爱斯基摩人。至此，古基因组研究新纪元正式开启。
古老型人类及早期现代人格局
2010年，对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这两种古老型人类的全基因组的成功测序，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揭示了这两个现代人“近亲”的遗传信息。
尤其是丹尼索瓦人，由于当时化石形态证据的缺乏，他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仅仅由古DNA证据揭示的新古老型人类。他们在约55万年前与现代人分离后，陆续又与除了非洲人群外（近来有研究提出非洲人群可能也存在与古老型人群的混合）的现代人群发生了多次混合。
混合的结果不仅导致多个现代人群基因组中不同程度地残留有古老型人类的DNA片段，还使得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基因组和Y染色体在约37万-22万年前被现代人取代。
古DNA研究还发现了数个现代人和古老型人类混合后不久产生的后代，以及一个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夫妻”的孩子。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确，至少在人类漫漫五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古老型人类和现代人其实比我们预想得更加亲近且交流更加频繁。
尽管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但目前还没能构建出统一的模型。在摩洛哥发现的、距今约31.5万年的化石是目前最古老的具有部分现代人形态特征的人类化石。约25万至20万年前，五个非洲人群在短时间内分离，为非洲的狩猎采集者、农业游牧人群以及非洲外人群提供了祖源成分。大约在8万-6万年前，东非、西非和非洲外人群的祖源人群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分离事件。
在欧亚地区分布的早期现代人群存在多个支系。有些人群对现代的人群没有可检测到的遗传贡献，还有些人群和现代的人群有关。发现于西伯利亚中部等个体对当今人群没有可检测的遗传贡献；而在中国发现的田园洞人和AR33K个体、在比利时发现的Goyet Q116-1和俄罗斯发现的Kostenki 14个体、在俄罗斯发现的Mal’ta和Yana个体则分别代表了古东亚人，古欧洲人和古北西伯利亚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群发生交流、迁徙，形成更精细的人群结构。
尽管科学家对欧亚早期现代人群的认知还较为有限，但古DNA研究不断充实着这些人群历史的细节。比如2017年一项研究发现来自中国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和远在比利时3.5万年前的GoyetQ116-1个体存在遗传联系。这个发现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一般来说，距离相隔较远的人群直接发生基因交流可能性不大，所以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他们之间存在第三个人群，将两者联系了起来。四年之后，一项新发表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生活在保加利亚的古老现代人群和两个人群都存在遗传联系，验证了之前的猜想。
末次盛冰期及近万年演化史
末次盛冰期是距今最近的极寒冷时期，在这段时期的欧亚大陆发生了一系列的人口变化。在欧洲，以比利时约3.5万年前的Goyet Q116-1个体为代表的的遗传成分可能在大区域被取代，在末次盛冰期快结束时重新扩张。
在亚洲，田园洞人和AR33K的遗传成分曾广泛存在，然而末次盛冰期之后，早期东亚北方人的遗传成分开始出现（AR19K），这说明东亚北部有些人群可能在此期间发生了更替。
在北亚，也发生了晚期人群遗传成分的变化。除此之外，人类也在逐步适应这段严寒环境。例如，使东亚人产生区别于欧洲人特征的EDAR基因的变异最晚从末次盛冰期末开始出现并且频率升高，支持了该变异可能可以在低紫外线环境中增加母乳中的维生素 D以提高幼儿的存活率的假说。
近万年来，气候变得温暖而稳定。全球出现了更为活跃的人群活动，包括快速的扩散、迁徙、互动和更替等。这些世界范围的人群迁徙与互动，以及后续相关历史事件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全球人群的大致格局。
论文全面梳理了全球各大版块的主要人群遗传历史事件，以下主要介绍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内容。
在万年前，东亚和东南亚已存在多样化的人群，其中至少包括以新石器时代山东人群为代表的古北方成分人群、东南亚的古老现代人群——和平文化人群、以福建奇和洞人和广西隆林人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东亚古南方人群、日本的绳纹文化人群。而东亚南北方人群至少在1.9万年前出现遗传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北方人群成分”和 “古南方人群成分”在南北方人群之间发生了流动和变化，说明南北方人群在不断发生交流与融合。现今南方人主要是大量古北方人成分和下降的古南方成分混合。1.4万年前的黑龙江人群可能是与美洲原住民最相关古北亚人群的东亚成分来源。
另外，早在东亚南方及东南亚出现农业之前，东亚南方人群就和东南亚人群存在交流。蒙古地区人群在新石器时期几乎只携带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后来大约在5千年前受到草原人群影响，到3千多年前引入了草原人群和欧洲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
这些古基因组学证据不仅揭示了种种人群历史事件，还为一些考古和文化上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证据。
目前，古基因组数据已达到6千余个，只能让我们初步了解人类演化史。
不久前发表的超过一百万年的古DNA数据，极大地增加了研究人员用古DNA探索更大时间尺度演化历史的信心。高效的DNA捕获技术甚至能在沉积物中捕获古代人类和动物的基因组片段，而古蛋白质组、古微生物组、古甲基化组技术以及针对古DNA设计优化的生物信息学工具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详实的古分子信息。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腾讯科学探索奖及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资助。https://t.cn/A6MbxXEa
美国，你隔壁出现一个和你不相上下的大块头
【文/保罗·肯尼迪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多年来，最令外交政策学者困惑的莫过于下面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是否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最近在阿富汗发生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又一次从亚洲撤退）无疑助长了这种情绪。
但美国决策者面临的一个更长期问题是中国力量的稳步崛起。这个国家马上就要超越美国了吗？衡量这一国际形势演变的最佳经济和军事标准是什么？难道中国就没有内部问题，一个“威权国家”采用巧妙的公共关系手段就能部分掩盖这些问题吗？还是泛美利坚时代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亚洲世纪？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立即回答“是”可能是不明智的。目前美国和世界的许多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我写《大国的兴衰》时的情况一样。同样正确的是，在过去40年的某些时间段里，美国的相对地位似乎还有所抬升（在19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后，以及在2003年美国击垮了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后）。然而，同期也发生了几件改变美国的大事，这些大事对美国造成了损害，使得美国地位的回升总是昙花一现。请思考以下三个重大而长期的变化：国际关系、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变化。
第一，半个世纪前，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日趋衰落的苏联，在两极冷战世界结束后，世界战略政治力量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国际体系现在由四到五个大国组成。无论是凭借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他们都无法迫使其他国家去做这些国家不想做的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完成《大国的兴衰》最后一章时，已经有证据表明世界正向着多极化发展。但现在，在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格局看起来更加复杂，几个大的民族国家（中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位居榜首，其次是欧盟和日本，甚至还有印度尼西亚和伊朗。
这标志着世界力量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再分配，因此，即便美国仍然第一，但单纯宣称美国第一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它是丛林中最大的猩猩，它也只是众多大猩猩中的一只！俄罗斯和美国都处于相对失利的境地，俄罗斯的地位甚至比美国下降得更厉害，但这是题外话。总之，这就是大国的现实。
第二个变化是，美国现在的武装力量比20世纪80年代要小得多，也老得多。事实上，美国空军还能继续维修和飞行其70岁机龄的B-52轰炸机多久？这些轰炸机可比所有驾驶它们的现役飞行员都要老。海军还能继续翻新其30年舰龄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多久？去年5月，西太平洋舰队已无航母可用，只能调用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掩护阿富汗撤军，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尴尬，但事实是，今日美国海军拥有的可用航母已比40年前更少。
由于五角大楼定期向不同地区部署舰船，美国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军舰来履行其众多的全球承诺。在历史学家看来，美国看起来更像是旧时的哈布斯堡王朝，拥有庞大但疲惫的武装力量，驻扎在过多的地区。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使很多武器装备散落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也很像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
与此同时，中国似乎正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实力。对美国军力的质疑暗含着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像载人飞机和大型水面舰艇这样的武器是否正在变得过时，它们有没有可能在2040年被彻底淘汰。人们有一种预感，在未来无人机主导的战场或脉冲武器控制的海洋上，美国在与像中俄或伊朗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时，胜算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美国士兵更训练有素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在过去时代发生的军事革命往往都对美国有利，但下一次革命可就不一定了。
美国能承受为保持领先而付出的代价吗？它要坦率地扪心自问，为了维持一支能够满足国家各项需要的军队（目前美国军费支出约占本国GDP的3.5%），美国军费支出需要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大比例。恐怕即使占到GDP的4%也远远不够，虽然6%可能满足需要，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我们现在甚至已能听到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为此而发出的尖叫声。
但是，如果中国决定花更多、更多的钱去发展军力（以小人之心忖度，很少有人讨论过这种假设），未来的美国政府还有别的办法吗？中国的GDP一直在增长，如果中国将军费提高到本国GDP的5%或更高，那美国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在半个世纪前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华盛顿现在似乎没人愿意谈论这种假设。
这引出了第三个变化，也是决定实力的关键因素：相对经济实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全球性转变发生在今天的中美经济规模对比上。无论外界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提出怎样的合理质疑，比如其统计数据不可靠、未来劳动力萎缩等，事实是，无论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还是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很快。以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做衡量标准，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与美国相当。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这表明自1880年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以来，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出现了。粗略地说，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其他任何大国的二至四倍。当珍珠港遇袭时，美国的经济规模约是日本的十倍；当希特勒贸然宣战时，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德国的三倍。
中国既有庞大的人口又有日益繁荣的经济，这导致美国的独特优势正在消失，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与美国的3.3亿人口相比，中国的人口是14亿，其公民收入只需达到普通美国人收入的一半，其总体经济规模就可以扩大一倍。这将为中国未来的国防开支提供巨额资金。无论是民主党人当政还是共和党人当政，都对此无能为力。
这一“复仇”章节可以添加到《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许现在中国所要做的就是效仿邓小平的做法，避免走错路，让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年复一年地成长。这将是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隔壁出现另一个体量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大块头。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文/保罗·肯尼迪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多年来，最令外交政策学者困惑的莫过于下面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是否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最近在阿富汗发生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又一次从亚洲撤退）无疑助长了这种情绪。
但美国决策者面临的一个更长期问题是中国力量的稳步崛起。这个国家马上就要超越美国了吗？衡量这一国际形势演变的最佳经济和军事标准是什么？难道中国就没有内部问题，一个“威权国家”采用巧妙的公共关系手段就能部分掩盖这些问题吗？还是泛美利坚时代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亚洲世纪？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立即回答“是”可能是不明智的。目前美国和世界的许多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我写《大国的兴衰》时的情况一样。同样正确的是，在过去40年的某些时间段里，美国的相对地位似乎还有所抬升（在19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后，以及在2003年美国击垮了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后）。然而，同期也发生了几件改变美国的大事，这些大事对美国造成了损害，使得美国地位的回升总是昙花一现。请思考以下三个重大而长期的变化：国际关系、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变化。
第一，半个世纪前，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日趋衰落的苏联，在两极冷战世界结束后，世界战略政治力量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国际体系现在由四到五个大国组成。无论是凭借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他们都无法迫使其他国家去做这些国家不想做的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完成《大国的兴衰》最后一章时，已经有证据表明世界正向着多极化发展。但现在，在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格局看起来更加复杂，几个大的民族国家（中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位居榜首，其次是欧盟和日本，甚至还有印度尼西亚和伊朗。
这标志着世界力量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再分配，因此，即便美国仍然第一，但单纯宣称美国第一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它是丛林中最大的猩猩，它也只是众多大猩猩中的一只！俄罗斯和美国都处于相对失利的境地，俄罗斯的地位甚至比美国下降得更厉害，但这是题外话。总之，这就是大国的现实。
第二个变化是，美国现在的武装力量比20世纪80年代要小得多，也老得多。事实上，美国空军还能继续维修和飞行其70岁机龄的B-52轰炸机多久？这些轰炸机可比所有驾驶它们的现役飞行员都要老。海军还能继续翻新其30年舰龄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多久？去年5月，西太平洋舰队已无航母可用，只能调用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掩护阿富汗撤军，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尴尬，但事实是，今日美国海军拥有的可用航母已比40年前更少。
由于五角大楼定期向不同地区部署舰船，美国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军舰来履行其众多的全球承诺。在历史学家看来，美国看起来更像是旧时的哈布斯堡王朝，拥有庞大但疲惫的武装力量，驻扎在过多的地区。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使很多武器装备散落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也很像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
与此同时，中国似乎正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实力。对美国军力的质疑暗含着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像载人飞机和大型水面舰艇这样的武器是否正在变得过时，它们有没有可能在2040年被彻底淘汰。人们有一种预感，在未来无人机主导的战场或脉冲武器控制的海洋上，美国在与像中俄或伊朗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时，胜算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美国士兵更训练有素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在过去时代发生的军事革命往往都对美国有利，但下一次革命可就不一定了。
美国能承受为保持领先而付出的代价吗？它要坦率地扪心自问，为了维持一支能够满足国家各项需要的军队（目前美国军费支出约占本国GDP的3.5%），美国军费支出需要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大比例。恐怕即使占到GDP的4%也远远不够，虽然6%可能满足需要，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我们现在甚至已能听到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为此而发出的尖叫声。
但是，如果中国决定花更多、更多的钱去发展军力（以小人之心忖度，很少有人讨论过这种假设），未来的美国政府还有别的办法吗？中国的GDP一直在增长，如果中国将军费提高到本国GDP的5%或更高，那美国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在半个世纪前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华盛顿现在似乎没人愿意谈论这种假设。
这引出了第三个变化，也是决定实力的关键因素：相对经济实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全球性转变发生在今天的中美经济规模对比上。无论外界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提出怎样的合理质疑，比如其统计数据不可靠、未来劳动力萎缩等，事实是，无论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还是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很快。以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做衡量标准，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与美国相当。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这表明自1880年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以来，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出现了。粗略地说，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其他任何大国的二至四倍。当珍珠港遇袭时，美国的经济规模约是日本的十倍；当希特勒贸然宣战时，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德国的三倍。
中国既有庞大的人口又有日益繁荣的经济，这导致美国的独特优势正在消失，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与美国的3.3亿人口相比，中国的人口是14亿，其公民收入只需达到普通美国人收入的一半，其总体经济规模就可以扩大一倍。这将为中国未来的国防开支提供巨额资金。无论是民主党人当政还是共和党人当政，都对此无能为力。
这一“复仇”章节可以添加到《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许现在中国所要做的就是效仿邓小平的做法，避免走错路，让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年复一年地成长。这将是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隔壁出现另一个体量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大块头。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