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印度GDP是中国1/5，但为何财政预算不到中国1/10？其实正常情况下，一个年薪50万的人，攒够100万的速度，并不是年薪25万的人2倍，而是4倍、5倍甚至更高。同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低，所能产出的“剩余”也就越少，而“剩余”决定了一个国家税赋的多少。
#财经##经济#
我看提这个问题的人引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一年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在2004年实现了2万亿美元的GDP，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是3000亿美元左右，与印度基本相当。作为对比，当下美国GDP是20万亿出头，财政预算8万亿美元。
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经济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就越能支持更多的非生产性岗位。
我以警察为例，警察并不从事“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是养不起那么多警察的。而警察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警察多了，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社会的治安状况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乡镇派出所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案件，而如今警察密度提升了之后，治安也就慢慢变好了。
从人口数量上说，香港的人口差不多只有上海常住人口的1/4，但是香港的警察人数是上海的70%。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大体上治安也相对会好很多的原因。当然并不绝对，不必用个案否定整体。
之前经常有人拿什么“官民比”来衡量中国人的压力，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常识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官民比”高不高，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情况和经济水平。如果按照广义上的中国“吃皇粮”的人数有8000万来计算，那也只不过是占全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而美国的“吃皇粮”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10%，法国的比例也大致相当。
而如果要拿古代对比，说什么汉代是2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代是1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这就又犯了开头说的错误——生产力水平越低，“剩余”越少，能供养的脱产者也就越少。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的行政体系和军队都在加速扩张，但随即山东解放区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扩编之后，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军队等等）比例从差不多1%升到了2%多一点。在基层组织效率远高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仅仅50:1的供养比，就让山东解放区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古代社会就算想养更多的官，但有这个可能么？
总之，无论任何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财政预算之于GDP的占比只可能逐渐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的，基于更好地经济水平，所谓的“官民比”也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预算/GDP的数字还是官民比之类的数字，与GDP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等比例的，不搞清楚这一点就进行对比，那也是完全打错了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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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提这个问题的人引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一年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在2004年实现了2万亿美元的GDP，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是3000亿美元左右，与印度基本相当。作为对比，当下美国GDP是20万亿出头，财政预算8万亿美元。
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经济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就越能支持更多的非生产性岗位。
我以警察为例，警察并不从事“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是养不起那么多警察的。而警察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警察多了，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社会的治安状况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乡镇派出所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案件，而如今警察密度提升了之后，治安也就慢慢变好了。
从人口数量上说，香港的人口差不多只有上海常住人口的1/4，但是香港的警察人数是上海的70%。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大体上治安也相对会好很多的原因。当然并不绝对，不必用个案否定整体。
之前经常有人拿什么“官民比”来衡量中国人的压力，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常识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官民比”高不高，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情况和经济水平。如果按照广义上的中国“吃皇粮”的人数有8000万来计算，那也只不过是占全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而美国的“吃皇粮”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10%，法国的比例也大致相当。
而如果要拿古代对比，说什么汉代是2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代是1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这就又犯了开头说的错误——生产力水平越低，“剩余”越少，能供养的脱产者也就越少。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的行政体系和军队都在加速扩张，但随即山东解放区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扩编之后，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军队等等）比例从差不多1%升到了2%多一点。在基层组织效率远高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仅仅50:1的供养比，就让山东解放区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古代社会就算想养更多的官，但有这个可能么？
总之，无论任何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财政预算之于GDP的占比只可能逐渐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的，基于更好地经济水平，所谓的“官民比”也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预算/GDP的数字还是官民比之类的数字，与GDP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等比例的，不搞清楚这一点就进行对比，那也是完全打错了靶子。
有人说印度GDP是中国1/5，但为何财政预算不到中国1/10？其实正常情况下，一个年薪50万的人，攒够100万的速度，并不是年薪25万的人2倍，而是4倍、5倍甚至更高。同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低，所能产出的“剩余”也就越少，而“剩余”决定了一个国家税赋的多少。
我看提这个问题的人引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一年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在2004年实现了2万亿美元的GDP，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是3000亿美元左右，与印度基本相当。作为对比，当下美国GDP是20万亿出头，财政预算8万亿美元。
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经济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就越能支持更多的非生产性岗位。
我以警察为例，警察并不从事“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是养不起那么多警察的。而警察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警察多了，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社会的治安状况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乡镇派出所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案件，而如今警察密度提升了之后，治安也就慢慢变好了。
从人口数量上说，香港的人口差不多只有上海常住人口的1/4，但是香港的警察人数是上海的70%。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大体上治安也相对会好很多的原因。当然并不绝对，不必用个案否定整体。
之前经常有人拿什么“官民比”来衡量中国人的压力，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常识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官民比”高不高，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情况和经济水平。如果按照广义上的中国“吃皇粮”的人数有8000万来计算，那也只不过是占全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而美国的“吃皇粮”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10%，法国的比例也大致相当。
而如果要拿古代对比，说什么汉代是2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代是1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这就又犯了开头说的错误——生产力水平越低，“剩余”越少，能供养的脱产者也就越少。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的行政体系和军队都在加速扩张，但随即山东解放区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扩编之后，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军队等等）比例从差不多1%升到了2%多一点。在基层组织效率远高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仅仅50:1的供养比，就让山东解放区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古代社会就算想养更多的官，但有这个可能么？
总之，无论任何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财政预算之于GDP的占比只可能逐渐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的，基于更好地经济水平，所谓的“官民比”也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预算/GDP的数字还是官民比之类的数字，与GDP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等比例的，不搞清楚这一点就进行对比，那也是完全打错了靶子。
我看提这个问题的人引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一年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在2004年实现了2万亿美元的GDP，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是3000亿美元左右，与印度基本相当。作为对比，当下美国GDP是20万亿出头，财政预算8万亿美元。
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经济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就越能支持更多的非生产性岗位。
我以警察为例，警察并不从事“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是养不起那么多警察的。而警察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警察多了，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社会的治安状况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乡镇派出所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案件，而如今警察密度提升了之后，治安也就慢慢变好了。
从人口数量上说，香港的人口差不多只有上海常住人口的1/4，但是香港的警察人数是上海的70%。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大体上治安也相对会好很多的原因。当然并不绝对，不必用个案否定整体。
之前经常有人拿什么“官民比”来衡量中国人的压力，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常识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官民比”高不高，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情况和经济水平。如果按照广义上的中国“吃皇粮”的人数有8000万来计算，那也只不过是占全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而美国的“吃皇粮”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10%，法国的比例也大致相当。
而如果要拿古代对比，说什么汉代是2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代是1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这就又犯了开头说的错误——生产力水平越低，“剩余”越少，能供养的脱产者也就越少。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的行政体系和军队都在加速扩张，但随即山东解放区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扩编之后，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军队等等）比例从差不多1%升到了2%多一点。在基层组织效率远高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仅仅50:1的供养比，就让山东解放区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古代社会就算想养更多的官，但有这个可能么？
总之，无论任何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财政预算之于GDP的占比只可能逐渐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的，基于更好地经济水平，所谓的“官民比”也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预算/GDP的数字还是官民比之类的数字，与GDP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等比例的，不搞清楚这一点就进行对比，那也是完全打错了靶子。
有人说印度GDP是中国1/5，但为何财政预算不到中国1/10？其实正常情况下，一个年薪50万的人，攒够100万的速度，并不是年薪25万的人2倍，而是4倍、5倍甚至更高。同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低，所能产出的“剩余”也就越少，而“剩余”决定了一个国家税赋的多少。
我看提这个问题的人引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一年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在2004年实现了2万亿美元的GDP，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是3000亿美元左右，与印度基本相当。作为对比，当下美国GDP是20万亿出头，财政预算8万亿美元。
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经济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就越能支持更多的非生产性岗位。
我以警察为例，警察并不从事“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是养不起那么多警察的。而警察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警察多了，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社会的治安状况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乡镇派出所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案件，而如今警察密度提升了之后，治安也就慢慢变好了。
从人口数量上说，香港的人口差不多只有上海常住人口的1/4，但是香港的警察人数是上海的70%。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大体上治安也相对会好很多的原因。当然并不绝对，不必用个案否定整体。
之前经常有人拿什么“官民比”来衡量中国人的压力，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常识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官民比”高不高，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情况和经济水平。如果按照广义上的中国“吃皇粮”的人数有8000万来计算，那也只不过是占全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而美国的“吃皇粮”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10%，法国的比例也大致相当。
而如果要拿古代对比，说什么汉代是2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代是1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这就又犯了开头说的错误——生产力水平越低，“剩余”越少，能供养的脱产者也就越少。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的行政体系和军队都在加速扩张，但随即山东解放区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扩编之后，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军队等等）比例从差不多1%升到了2%多一点。在基层组织效率远高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仅仅50:1的供养比，就让山东解放区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古代社会就算想养更多的官，但有这个可能么？
总之，无论任何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财政预算之于GDP的占比只可能逐渐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的，基于更好地经济水平，所谓的“官民比”也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预算/GDP的数字还是官民比之类的数字，与GDP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等比例的，不搞清楚这一点就进行对比，那也是完全打错了靶子。
我看提这个问题的人引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一年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在2004年实现了2万亿美元的GDP，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是3000亿美元左右，与印度基本相当。作为对比，当下美国GDP是20万亿出头，财政预算8万亿美元。
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经济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就越能支持更多的非生产性岗位。
我以警察为例，警察并不从事“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是养不起那么多警察的。而警察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警察多了，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社会的治安状况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乡镇派出所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案件，而如今警察密度提升了之后，治安也就慢慢变好了。
从人口数量上说，香港的人口差不多只有上海常住人口的1/4，但是香港的警察人数是上海的70%。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大体上治安也相对会好很多的原因。当然并不绝对，不必用个案否定整体。
之前经常有人拿什么“官民比”来衡量中国人的压力，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常识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官民比”高不高，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情况和经济水平。如果按照广义上的中国“吃皇粮”的人数有8000万来计算，那也只不过是占全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而美国的“吃皇粮”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10%，法国的比例也大致相当。
而如果要拿古代对比，说什么汉代是2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代是1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这就又犯了开头说的错误——生产力水平越低，“剩余”越少，能供养的脱产者也就越少。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的行政体系和军队都在加速扩张，但随即山东解放区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扩编之后，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军队等等）比例从差不多1%升到了2%多一点。在基层组织效率远高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仅仅50:1的供养比，就让山东解放区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古代社会就算想养更多的官，但有这个可能么？
总之，无论任何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财政预算之于GDP的占比只可能逐渐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的，基于更好地经济水平，所谓的“官民比”也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预算/GDP的数字还是官民比之类的数字，与GDP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等比例的，不搞清楚这一点就进行对比，那也是完全打错了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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