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 2015年，我34岁，带着丈夫和4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广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每天两三小时睡眠、一天上百个电话……三位浙江“女汉子”的守“沪”日常】她是前线医护人员的“粮草官”，她是上海基地的“大管家”，她是湖州基地的“多面手”。相隔100多公里，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这三位“女汉子”却做着同样的事情，默默地成为援沪人员们最坚强的后盾。
后方每天运送一个集装箱的物资
到总部所在的酒店
“今天晚上有大暴雨，你们物资存放是不是安全？”
“收到，马上处理！”挂了电话，浙江省援沪方舱医院医疗队（总院）保障组——医疗、生活物资保障小组组长蔡文君匆匆向方舱赶去，“下午送来的7500件防护服和3000件隔离衣得赶紧安置。”
为了防止宝贵的防护物资被淋湿，蔡文君带领所有物资管理员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把所需的物资全部搬进各个医疗队的库房。最后一箱物资安置妥当时，大家身上的衣服都已被汗水湿透，掌心里、手臂上都是箱子压出来的一条条深红色印记。
果不出所料，当晚大雨倾盆，蔡文君接到汇报说，13号板房里有好几个地方在漏水，她赶紧和值班的同事把库里的物资一箱一箱搬运到14号板房，两个人抢救了70多箱防护用品。
蔡文君主要负责临港方舱医院内医疗器械的配备、生活物资的落实、通讯物资的申领、采样物资的发放以及舱内舱外办公用品的供给。
作为浙江省人民医院疼痛科护士长，蔡文君根据多年的科室管理经验以及援鄂经验，在方舱设立了一个物资总库和10个分库，制定了方舱物资管理员工作职责，并进行了合理排班。总库由8名物资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轮流值守，负责物资的接收、分配、申领和统筹协调工作。10个分库分别由十支医疗队的物资管理员进行管理，主要负责保障各自医疗队防护用品的需求，及时填补损耗，有序规划整理各自的库房。
医疗队防护服的日消耗量在1300套左右，除了口罩、帽子、靴套、鞋套、手套等防护物资外，每个队的消杀物资例如消毒湿巾、手消液、泡腾片、紫外线灯、酒精等的需求量都非常大。后方每天都会运送一个集装箱的物资到总部所在的酒店，这一集装箱的物资在蔡文君的统筹协调下，需要大家一箱一箱从集装箱上卸下来，按照每个队每日申请的需求配送到13家不同的酒店。
一开始受交通限制，配送车辆较少，一般配送完最后一家酒店的物资都要到凌晨一两点钟。结束后蔡文君还要坐在电脑前梳理汇总各医疗队提出的次日物资需求并反馈到后方，再整理出当日出入库的台账。
工作理顺后，蔡文君敏锐地发现了提高效率的办法。总部的防护物资直接配送给方舱，直接发放给每个医疗队。这样既减少了中转过程中所需的劳动力，也方便了队员。
“前线物资每日需求量很大，从最初的一天要打三四百个电话到现在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这是所有队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前线的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管好‘粮草’，共同迎接抗疫的胜利！”工作渐入佳境，蔡文君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还主动承担起了为队员理发的工作，连着为好几位有需要的队员理过发后，蔡文君的手艺越发娴熟，还能做个简单的造型。“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
回复数百条信息
每天早上七点不到就醒来，凌晨两点多入睡，这是浙江省援沪方舱医院医疗队一队队员陈圻红工作的日常作息。根据上级指示，陈圻红在来到上海的第3天，被调到浙江医疗队总部物资管理处负责1500余名浙江援沪医疗队员的物资管理工作。物资涵盖医疗防护物资、生活物资、药品等多个方面，需求从大到小，因人而异。
从这天起，每天接收来自杭州大后方的一卡车物资，清点库房数十种货品，查收并整合来自十个医疗分队十余家酒店的订单需求，根据各个订单配货，联系车辆配送至各个酒店，盘库存并向后方采购报送每日需求订单，便成了陈圻红每天的工作日常。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回复数百条消息，陈圻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每天醒来，陈圻红都会使劲拍几下自己的脸，强制自己清醒。匆匆吃过早饭就铆足了劲与时间赛跑。
近20天的时间里，陈圻红从一个物资管理的门外汉变成了医疗队员们贴心的大管家，从一个言笑晏晏的柔弱女生变成了做事雷厉风行的女汉子，从一开始的忙乱不堪、无所适从到如今的得心应手、有条不紊。
因为岗位的特殊性，陈圻红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各个医疗队的物资组长、希望捐赠物资的企业家、送货的卡车司机、沟通物资事宜的社区工作者等。
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陈圻红正在仓库整理订单，一位社区工作者前来对接工作。陈圻红看他很匆忙也很疲惫，随口一问得知还没来得及吃饭。陈圻红赶紧送上盒饭让他先吃几口。这让陈圻红的内心深受触动，上海本地人民在为了疫情能够早日退散忙碌着、坚守着。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许多企业非常关心援沪医疗队的生活，捐赠各类物资，让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在方舱医院更好地服务患者；往返于上海和杭州的卡车司机已经连续二十天，每天孤独地奔走在高速公路上。有了他，前方的物资才能得以保障，医疗队的工作才能正常进行；后方的医院采购中心，联合医务部、护理部、财务部、信息中心、临工部、药学部、工会等多部门成立物资保障小组，分工合作，联系采购、配货、装车，为全省几十支医疗队提供物资保障。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经手分发物资150多吨
在100多公里外的浙江援沪医疗队驻地酒店的仓库里，几乎每晚都会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她是来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马爽。作为浙江省援沪核酸采样支援队的一员，她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协助保障援沪采样队湖州基地3000多人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整理发放。自接手以来，马爽累计收发物资三十余次，共计一百五十余吨。
凌晨三点，伴随着采样队的集结令，马爽便出现在酒店门口，与湖州当地指挥部一起协调医疗队100余辆大巴车的顺畅通行。七点左右，一线队员在上海多地开展核酸采样的同时，身在湖州的她正在事无巨细地进行物资统计和准备工作，并及时与后方协调，确保14支医疗队每一位队员的需求都得到满足。
在物资保障过程中，最困难的是物资到达时间不可控。她多次同医疗队员一起在现场登记整理，搬卸发放物资，常常忙到夜里十二点多。
队里的男同事偶尔打趣她：“你现在就像个女汉子。”物资入库清点分发完成后，她回到房间还要根据库存整理次日的物资需求汇总，入睡时往往已经是后半夜。
“援沪采样队湖州基地物资保障小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很辛苦，无论物资运送货车几点到达、每天到达几批次，小组成员都会及时高效地将满足3000多采样队员的物资搬卸整理入库。刚接手的时候还是有些不熟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充分做到了高效保障每一位队员的物资需求。”她说，经常半夜一点还在接不同医疗队联络员的电话，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反而成为常态。
除了物资管理，有着丰富临床护理经验的她还是个采样能手。在此次援沪之前，马爽就参加过省内多地的核酸采样工作，“专业”“高效”是同事们对她的评价。“凌晨四点从杭州出发的那天，我也在浦东参与了核酸采样工作，但后来组织选中我、队员信任我，我留在驻地酒店为每一位前线作战的兄弟姐妹做好物资保障工作。”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工作，马爽的喉咙哑了，皮肤晒黑了，鼻梁也被防护口罩勒出血印，但在她眼里，这些都不及采样队员的辛苦。远在山东的父母，若不是接到了医院工会的慰问电话，还不知道女儿参加了援沪任务，她笑着表示：“离家的游子都是报喜不报忧，不告诉他们是怕父母担心，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通讯员 林杨青 杨陶玉 记者 吴朝香）
后方每天运送一个集装箱的物资
到总部所在的酒店
“今天晚上有大暴雨，你们物资存放是不是安全？”
“收到，马上处理！”挂了电话，浙江省援沪方舱医院医疗队（总院）保障组——医疗、生活物资保障小组组长蔡文君匆匆向方舱赶去，“下午送来的7500件防护服和3000件隔离衣得赶紧安置。”
为了防止宝贵的防护物资被淋湿，蔡文君带领所有物资管理员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把所需的物资全部搬进各个医疗队的库房。最后一箱物资安置妥当时，大家身上的衣服都已被汗水湿透，掌心里、手臂上都是箱子压出来的一条条深红色印记。
果不出所料，当晚大雨倾盆，蔡文君接到汇报说，13号板房里有好几个地方在漏水，她赶紧和值班的同事把库里的物资一箱一箱搬运到14号板房，两个人抢救了70多箱防护用品。
蔡文君主要负责临港方舱医院内医疗器械的配备、生活物资的落实、通讯物资的申领、采样物资的发放以及舱内舱外办公用品的供给。
作为浙江省人民医院疼痛科护士长，蔡文君根据多年的科室管理经验以及援鄂经验，在方舱设立了一个物资总库和10个分库，制定了方舱物资管理员工作职责，并进行了合理排班。总库由8名物资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轮流值守，负责物资的接收、分配、申领和统筹协调工作。10个分库分别由十支医疗队的物资管理员进行管理，主要负责保障各自医疗队防护用品的需求，及时填补损耗，有序规划整理各自的库房。
医疗队防护服的日消耗量在1300套左右，除了口罩、帽子、靴套、鞋套、手套等防护物资外，每个队的消杀物资例如消毒湿巾、手消液、泡腾片、紫外线灯、酒精等的需求量都非常大。后方每天都会运送一个集装箱的物资到总部所在的酒店，这一集装箱的物资在蔡文君的统筹协调下，需要大家一箱一箱从集装箱上卸下来，按照每个队每日申请的需求配送到13家不同的酒店。
一开始受交通限制，配送车辆较少，一般配送完最后一家酒店的物资都要到凌晨一两点钟。结束后蔡文君还要坐在电脑前梳理汇总各医疗队提出的次日物资需求并反馈到后方，再整理出当日出入库的台账。
工作理顺后，蔡文君敏锐地发现了提高效率的办法。总部的防护物资直接配送给方舱，直接发放给每个医疗队。这样既减少了中转过程中所需的劳动力，也方便了队员。
“前线物资每日需求量很大，从最初的一天要打三四百个电话到现在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这是所有队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前线的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管好‘粮草’，共同迎接抗疫的胜利！”工作渐入佳境，蔡文君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还主动承担起了为队员理发的工作，连着为好几位有需要的队员理过发后，蔡文君的手艺越发娴熟，还能做个简单的造型。“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
回复数百条信息
每天早上七点不到就醒来，凌晨两点多入睡，这是浙江省援沪方舱医院医疗队一队队员陈圻红工作的日常作息。根据上级指示，陈圻红在来到上海的第3天，被调到浙江医疗队总部物资管理处负责1500余名浙江援沪医疗队员的物资管理工作。物资涵盖医疗防护物资、生活物资、药品等多个方面，需求从大到小，因人而异。
从这天起，每天接收来自杭州大后方的一卡车物资，清点库房数十种货品，查收并整合来自十个医疗分队十余家酒店的订单需求，根据各个订单配货，联系车辆配送至各个酒店，盘库存并向后方采购报送每日需求订单，便成了陈圻红每天的工作日常。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回复数百条消息，陈圻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每天醒来，陈圻红都会使劲拍几下自己的脸，强制自己清醒。匆匆吃过早饭就铆足了劲与时间赛跑。
近20天的时间里，陈圻红从一个物资管理的门外汉变成了医疗队员们贴心的大管家，从一个言笑晏晏的柔弱女生变成了做事雷厉风行的女汉子，从一开始的忙乱不堪、无所适从到如今的得心应手、有条不紊。
因为岗位的特殊性，陈圻红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各个医疗队的物资组长、希望捐赠物资的企业家、送货的卡车司机、沟通物资事宜的社区工作者等。
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陈圻红正在仓库整理订单，一位社区工作者前来对接工作。陈圻红看他很匆忙也很疲惫，随口一问得知还没来得及吃饭。陈圻红赶紧送上盒饭让他先吃几口。这让陈圻红的内心深受触动，上海本地人民在为了疫情能够早日退散忙碌着、坚守着。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许多企业非常关心援沪医疗队的生活，捐赠各类物资，让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在方舱医院更好地服务患者；往返于上海和杭州的卡车司机已经连续二十天，每天孤独地奔走在高速公路上。有了他，前方的物资才能得以保障，医疗队的工作才能正常进行；后方的医院采购中心，联合医务部、护理部、财务部、信息中心、临工部、药学部、工会等多部门成立物资保障小组，分工合作，联系采购、配货、装车，为全省几十支医疗队提供物资保障。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经手分发物资150多吨
在100多公里外的浙江援沪医疗队驻地酒店的仓库里，几乎每晚都会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她是来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马爽。作为浙江省援沪核酸采样支援队的一员，她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协助保障援沪采样队湖州基地3000多人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整理发放。自接手以来，马爽累计收发物资三十余次，共计一百五十余吨。
凌晨三点，伴随着采样队的集结令，马爽便出现在酒店门口，与湖州当地指挥部一起协调医疗队100余辆大巴车的顺畅通行。七点左右，一线队员在上海多地开展核酸采样的同时，身在湖州的她正在事无巨细地进行物资统计和准备工作，并及时与后方协调，确保14支医疗队每一位队员的需求都得到满足。
在物资保障过程中，最困难的是物资到达时间不可控。她多次同医疗队员一起在现场登记整理，搬卸发放物资，常常忙到夜里十二点多。
队里的男同事偶尔打趣她：“你现在就像个女汉子。”物资入库清点分发完成后，她回到房间还要根据库存整理次日的物资需求汇总，入睡时往往已经是后半夜。
“援沪采样队湖州基地物资保障小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很辛苦，无论物资运送货车几点到达、每天到达几批次，小组成员都会及时高效地将满足3000多采样队员的物资搬卸整理入库。刚接手的时候还是有些不熟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充分做到了高效保障每一位队员的物资需求。”她说，经常半夜一点还在接不同医疗队联络员的电话，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反而成为常态。
除了物资管理，有着丰富临床护理经验的她还是个采样能手。在此次援沪之前，马爽就参加过省内多地的核酸采样工作，“专业”“高效”是同事们对她的评价。“凌晨四点从杭州出发的那天，我也在浦东参与了核酸采样工作，但后来组织选中我、队员信任我，我留在驻地酒店为每一位前线作战的兄弟姐妹做好物资保障工作。”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工作，马爽的喉咙哑了，皮肤晒黑了，鼻梁也被防护口罩勒出血印，但在她眼里，这些都不及采样队员的辛苦。远在山东的父母，若不是接到了医院工会的慰问电话，还不知道女儿参加了援沪任务，她笑着表示：“离家的游子都是报喜不报忧，不告诉他们是怕父母担心，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通讯员 林杨青 杨陶玉 记者 吴朝香）
1943年11月，山东临沂莒南县筵宾乡前辛庄，一天夜里，隔壁大娘敲开了一户人家大门，她身后跟着一个女八路，怀里抱着一个襁褓，襁褓里有一个刚满半个月的男婴。
这户人家的18岁的新媳妇因为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受了风寒早产了一个男婴，夭亡刚过6天，新媳妇二话没说，一把就把孩子抱到了怀里。
但新媳妇的家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有了这孩子，新媳妇的丧子之痛算是有救了；忧的是新媳妇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万一孩子有啥闪失，没法交待。
然而大娘看出了这家人的忧虑，说：“没法子了，附近就你家媳妇刚生过产，有奶水，能养得了这孩子。村里都是实在人，以后有什么困难，大伙都会帮衬你的。”
等女八路眼泪婆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时，新媳妇突然问道：“这孩子叫个啥？”女八路说：“为了迎接胜利，他父亲给他取名迎胜。”
留了孩子名字，也意味着新媳妇承诺了替人扶养孩子，同时允许孩子母亲在不久的将来接走孩子。当时送孩子不是一家两家，这是一种默契。
自从迎胜到了新媳妇家，新媳妇一家对他可谓呵护备至，平时自己家地瓜秧、豆腐渣、高梁糊糊艰难度日，但凡有点白面、细粮，全都留给了小迎胜。
可是小迎胜的体质也不好，经常生病，这让新媳妇一家操碎了心。7个月大时，一次发烧引发的脑炎，差点让小迎胜丢了命，住院住了40多天才好。
然而小迎胜醒来后，叫了新媳妇一声“娘”，把新媳妇的心都喊化了，这点苦算啥？
1945年，小迎胜的父母奉命开拔去东北，山高路远，这一去，情形比之前更为复杂，各种不确定性也就会更多了。此前偶尔还能看到一下儿子，现在再不能了。
临行前，新媳妇知道后，抱着1岁多的小迎胜，连夜翻山越岭，赶到了部队驻地——筵宾夏家桥村。亲生父母抱着还没懂事得孩子，哭得昏天暗地。
小迎胜的父母走后不久，山东解放区就成了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地区。1947年，还乡团杀回来了，在整个莒南地区，大量革命群众被杀害，散落在民间的八路军子女们被大量搜捕和残杀。
新媳妇的丈夫也上了前线，新媳妇怀着7个月的身孕，带着4岁的小迎胜钻山洞，躲搜捕，往往被一困就是好几天，饿得孩子哇哇叫。就这样新媳妇带着小迎胜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母子感情。
1949年7月，小迎胜的父亲进驻湖南长沙，革命胜利就在眼前了，于是派自己的哥哥带着警卫员来山东接小迎胜。
6岁的小迎胜带着2岁的妹妹小梅吉在玩耍，看到一堆陌生人围着他，给他糖，给他新衣服，给他讲故事，哄他开心，然后说要带他走，顿时号啕大哭：“娘，俺哪儿也不去，俺不离开俺娘……”
小迎胜甚至还玩起了失踪，最后还是新媳妇在玉米地里找到的。而小迎胜的大伯任务在身，必须带回小迎胜。他对小迎胜说：“跟大伯回去吧，你爸妈也很想你呀。”
新媳妇的丈夫也没办法，就把他抱上车，小迎胜边撕扯边哀求：“大大，好大大，别送俺走，俺要找俺娘！”甚至几度从车上跳了下来。
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而新媳妇一声不吭，只有眼泪婆娑。让她怎么办？她跟小迎胜之间母子感情再深，可是她知道答应抚养孩子的那一天，就会有分别的这么一天的。
小迎胜终于被带到了他父母那里，在湖南被关了几个月不准出门，因为他的父母也担心一不留神，他真的会跑回沂蒙山去。但是作为孩子亲生父母，此刻不狠心，孩子这辈子可能就是另一种人生了。
1953年，小迎胜的亲生父母工作调动，到了北京。第一时间联系小迎胜山东的娘，那个当初沂蒙山里的新媳妇，来北京小住一段时间，见见儿子。时隔4年，小迎胜终于见到了自己山东的娘，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不过小迎胜终于长大了，这一次当山东娘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哭着闹着要跟着回去。而是答应暑假就回山东探亲。
此后每年暑假，小迎胜都会往来于北京和莒南，两个家庭也因此联系的非常频繁和密切。
1965年，小迎胜北大毕业了，他参加了工作，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全额寄往了莒南。因为小迎胜惦记着，山东娘比北京妈妈的日子要清苦得多。
1967年，小迎胜的山东妹妹小梅吉因为全国大串联，到了北京。不久后，一封信从北京寄到了莒南，让迎胜的山东娘惊讶不已。在信中，迎胜的亲生母亲正式向她提出，希望她能够答应迎胜和梅吉的婚事。
虽然这两个家庭关系很好，但是迎胜的亲生父母身居高位，而他山东的娘老子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迎胜是大学生，而梅吉只是个普通的农村丫头；差距也在第二代人中逐步拉大，虽然两人都是喝的自己的奶长大的，但这能般配么？所以山东娘陷入了纠结之中。
1970年，这两个不般配的人最终还是结了婚。迎胜以女婿的身份再度成为了山东娘家的一份子。后来两人生了两个孩子，迎胜调回北京工作后，也把这一大家接到了北京。
当年莒南的那个新媳妇叫尹德美，她的丈夫叫王汝秀，女儿叫王梅吉。她代为抚养的儿子迎胜，叫黄迎胜，他的亲生父母叫黄志才、刘凯。
这户人家的18岁的新媳妇因为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受了风寒早产了一个男婴，夭亡刚过6天，新媳妇二话没说，一把就把孩子抱到了怀里。
但新媳妇的家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有了这孩子，新媳妇的丧子之痛算是有救了；忧的是新媳妇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万一孩子有啥闪失，没法交待。
然而大娘看出了这家人的忧虑，说：“没法子了，附近就你家媳妇刚生过产，有奶水，能养得了这孩子。村里都是实在人，以后有什么困难，大伙都会帮衬你的。”
等女八路眼泪婆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时，新媳妇突然问道：“这孩子叫个啥？”女八路说：“为了迎接胜利，他父亲给他取名迎胜。”
留了孩子名字，也意味着新媳妇承诺了替人扶养孩子，同时允许孩子母亲在不久的将来接走孩子。当时送孩子不是一家两家，这是一种默契。
自从迎胜到了新媳妇家，新媳妇一家对他可谓呵护备至，平时自己家地瓜秧、豆腐渣、高梁糊糊艰难度日，但凡有点白面、细粮，全都留给了小迎胜。
可是小迎胜的体质也不好，经常生病，这让新媳妇一家操碎了心。7个月大时，一次发烧引发的脑炎，差点让小迎胜丢了命，住院住了40多天才好。
然而小迎胜醒来后，叫了新媳妇一声“娘”，把新媳妇的心都喊化了，这点苦算啥？
1945年，小迎胜的父母奉命开拔去东北，山高路远，这一去，情形比之前更为复杂，各种不确定性也就会更多了。此前偶尔还能看到一下儿子，现在再不能了。
临行前，新媳妇知道后，抱着1岁多的小迎胜，连夜翻山越岭，赶到了部队驻地——筵宾夏家桥村。亲生父母抱着还没懂事得孩子，哭得昏天暗地。
小迎胜的父母走后不久，山东解放区就成了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地区。1947年，还乡团杀回来了，在整个莒南地区，大量革命群众被杀害，散落在民间的八路军子女们被大量搜捕和残杀。
新媳妇的丈夫也上了前线，新媳妇怀着7个月的身孕，带着4岁的小迎胜钻山洞，躲搜捕，往往被一困就是好几天，饿得孩子哇哇叫。就这样新媳妇带着小迎胜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母子感情。
1949年7月，小迎胜的父亲进驻湖南长沙，革命胜利就在眼前了，于是派自己的哥哥带着警卫员来山东接小迎胜。
6岁的小迎胜带着2岁的妹妹小梅吉在玩耍，看到一堆陌生人围着他，给他糖，给他新衣服，给他讲故事，哄他开心，然后说要带他走，顿时号啕大哭：“娘，俺哪儿也不去，俺不离开俺娘……”
小迎胜甚至还玩起了失踪，最后还是新媳妇在玉米地里找到的。而小迎胜的大伯任务在身，必须带回小迎胜。他对小迎胜说：“跟大伯回去吧，你爸妈也很想你呀。”
新媳妇的丈夫也没办法，就把他抱上车，小迎胜边撕扯边哀求：“大大，好大大，别送俺走，俺要找俺娘！”甚至几度从车上跳了下来。
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而新媳妇一声不吭，只有眼泪婆娑。让她怎么办？她跟小迎胜之间母子感情再深，可是她知道答应抚养孩子的那一天，就会有分别的这么一天的。
小迎胜终于被带到了他父母那里，在湖南被关了几个月不准出门，因为他的父母也担心一不留神，他真的会跑回沂蒙山去。但是作为孩子亲生父母，此刻不狠心，孩子这辈子可能就是另一种人生了。
1953年，小迎胜的亲生父母工作调动，到了北京。第一时间联系小迎胜山东的娘，那个当初沂蒙山里的新媳妇，来北京小住一段时间，见见儿子。时隔4年，小迎胜终于见到了自己山东的娘，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不过小迎胜终于长大了，这一次当山东娘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哭着闹着要跟着回去。而是答应暑假就回山东探亲。
此后每年暑假，小迎胜都会往来于北京和莒南，两个家庭也因此联系的非常频繁和密切。
1965年，小迎胜北大毕业了，他参加了工作，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全额寄往了莒南。因为小迎胜惦记着，山东娘比北京妈妈的日子要清苦得多。
1967年，小迎胜的山东妹妹小梅吉因为全国大串联，到了北京。不久后，一封信从北京寄到了莒南，让迎胜的山东娘惊讶不已。在信中，迎胜的亲生母亲正式向她提出，希望她能够答应迎胜和梅吉的婚事。
虽然这两个家庭关系很好，但是迎胜的亲生父母身居高位，而他山东的娘老子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迎胜是大学生，而梅吉只是个普通的农村丫头；差距也在第二代人中逐步拉大，虽然两人都是喝的自己的奶长大的，但这能般配么？所以山东娘陷入了纠结之中。
1970年，这两个不般配的人最终还是结了婚。迎胜以女婿的身份再度成为了山东娘家的一份子。后来两人生了两个孩子，迎胜调回北京工作后，也把这一大家接到了北京。
当年莒南的那个新媳妇叫尹德美，她的丈夫叫王汝秀，女儿叫王梅吉。她代为抚养的儿子迎胜，叫黄迎胜，他的亲生父母叫黄志才、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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