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发帖称，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文件，以预防黑热病为由，要求市民三年内不得养犬，同时要捕杀全域、乡、村流浪狗。
上游新闻记者在网帖中看到，该文件由井陉矿区人民政府于6月28日发布，名称为《关于印发〈井陉矿区黑热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写到“全面捕杀流浪犬，加强常态化巡查”。此外，附件中表明矿区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区范围开展“禁养犬三年”攻坚行动。
针对上述爆料信息，7月27日下午，上游新闻记者拨打了石家庄市市长热线，工作人员证实了上述文件的存在，表明起因是3月在矿区发现了一例（黑热病）感染病例，临近周边多地也有发现，呈散发扩大态势，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井陉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则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确实发布了上述文件，但目前还处于研判阶段。
市民建议预防黑热病不要一刀切
7月26日下午，前述网友发帖称，石家庄井陉矿区政府出台文件，以预防黑热病为由要求市民三年内不得养犬，文件还称要捕杀全城、乡、村流浪狗，有主人的狗需要做检测，“阴性的要求自行处理，不处理的上门捕杀，阳性的狗直接捕杀”。该网友表示，“不能选择一刀切又残忍的处理方式，希望发预防药，有病的隔离治病，不要随便捕杀家养狗和流浪狗。”并附上了该文件的部分截图。
上游新闻记者在截图中看到，文件其中一条写明，要全面捕杀流浪犬，加强常态化巡查，对发现的流浪犬进行全部捕杀。
此外，该文件的附件中有一份名为《井陉矿区禁养犬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的文件称，为预防和控制黑热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社会安定，根据《动物防疫法》《石家庄市养犬管理条例》和黑热病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区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禁养犬三年”攻坚行动，井陉矿区行政区域均列为禁养区。
记者注意到，三年禁养犬时间区间为2022年8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在矿区辖区范围内禁止饲养任何家养犬只，对违反规定擅自饲养的犬只，一经发现，予以捕杀。
该行动方案还规定，家养犬只要求在2022年7月底前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报备，乡镇（街道）组织各社区统一时间和地点，由动物检疫部门对家养犬只进行集中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由犬主通过寄养、买卖等方式进行处置，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第一时间进行扑杀处置。
针对以上文件内容，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反应激烈，但也有当地网友留言称，目前还没看到采取措施。
针对上述文件，有多位网友拨打了市长热线，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称，石家庄市历史上曾是黑热病流行地区，1962年以后全市几十年无病例报告。但自2019年以来，石家庄市出现感染病例，特别是今年3月，井陉矿区也发现1例感染病例。临近周边多地也有发现，呈散发扩大态势，防控形势异常严峻。由于黑热病潜伏期较长（一般潜伏期3—6个月），为控制黑热病在井陉矿区传播蔓延，根据上级防控工作要求，井陉矿区采取“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在黑热病病例社区开展人群检测和犬只检测，及早发现传染源，对检测的阳性犬只进行捕杀，根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文件要求号召“禁养犬三年”的行动，倡导居民将未被感染的犬只带离风险区，避免更多犬只被感染，力争彻底消灭传染源。
回应：文件属实，还在研判阶段
7月27日下午，上游新闻记者也拨打了石家庄市市长热线，接线的工作人员证实了井陉矿区发布了推行“禁养犬三年”攻坚行动的文件，“根据市卫健委关于通报黑热病疫情风险评估情况的函，矿区属于黑热病疫点地区，要求坚决落实在全域范围内开展禁养犬三年的行动。全区犬只进行摸底，在2022年8月底实施家养犬只禁养，涉及到警用、导盲、残疾辅助等特殊用途的犬只，犬主可以向社区提出申请，乡镇、公安局分局审核，并经动检部门检测为阴性后，由公安部门及时发放养犬登记证，实施挂牌圈养，流浪犬全部扑杀。”该工作人员说道。
此外，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了井陉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开会的时候（讨论），遇到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具体分析，比如说具体出现一个阳性病例以后，我们再通过专家及时研判。”该工作人员强调，不是矿区政府不让居民养狗，而是他们按照省市要求出的政策，“是省卫健委包括省疾控，石家庄市卫健委、市疾控的专家们，以及咱们中国疾控中心出的一个关于黑热病防治的方法。”
该工作人员证实了市长热线工作人员的说法，表明在今年3月，井陉矿区有一条狗黑热病检测阳性，此外他强调，“现在应该是病例比较多，比较严重，我们正好挨着它，比邻、接壤，所以说这个狗可能就漫入到我们的行政区域里了，我们这个行政区并不大，别的区有了，漫入到我们这儿了。”该工作人员表示，矿区被井陉县包围着，井陉县也出现了病例并有感染人类的病例发生，因此石家庄市卫健委给他们发文，井陉县、井陉矿区要实行三年禁养犬的行动，“上面要求我们这么做。”工作人员说道。
最后，该工作人员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目前他们正处于研判阶段，“文件确实是发了，但是目前不还没有这个情况吗？”
上游新闻记者在网帖中看到，该文件由井陉矿区人民政府于6月28日发布，名称为《关于印发〈井陉矿区黑热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写到“全面捕杀流浪犬，加强常态化巡查”。此外，附件中表明矿区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区范围开展“禁养犬三年”攻坚行动。
针对上述爆料信息，7月27日下午，上游新闻记者拨打了石家庄市市长热线，工作人员证实了上述文件的存在，表明起因是3月在矿区发现了一例（黑热病）感染病例，临近周边多地也有发现，呈散发扩大态势，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井陉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则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确实发布了上述文件，但目前还处于研判阶段。
市民建议预防黑热病不要一刀切
7月26日下午，前述网友发帖称，石家庄井陉矿区政府出台文件，以预防黑热病为由要求市民三年内不得养犬，文件还称要捕杀全城、乡、村流浪狗，有主人的狗需要做检测，“阴性的要求自行处理，不处理的上门捕杀，阳性的狗直接捕杀”。该网友表示，“不能选择一刀切又残忍的处理方式，希望发预防药，有病的隔离治病，不要随便捕杀家养狗和流浪狗。”并附上了该文件的部分截图。
上游新闻记者在截图中看到，文件其中一条写明，要全面捕杀流浪犬，加强常态化巡查，对发现的流浪犬进行全部捕杀。
此外，该文件的附件中有一份名为《井陉矿区禁养犬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的文件称，为预防和控制黑热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社会安定，根据《动物防疫法》《石家庄市养犬管理条例》和黑热病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区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禁养犬三年”攻坚行动，井陉矿区行政区域均列为禁养区。
记者注意到，三年禁养犬时间区间为2022年8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在矿区辖区范围内禁止饲养任何家养犬只，对违反规定擅自饲养的犬只，一经发现，予以捕杀。
该行动方案还规定，家养犬只要求在2022年7月底前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报备，乡镇（街道）组织各社区统一时间和地点，由动物检疫部门对家养犬只进行集中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由犬主通过寄养、买卖等方式进行处置，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第一时间进行扑杀处置。
针对以上文件内容，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反应激烈，但也有当地网友留言称，目前还没看到采取措施。
针对上述文件，有多位网友拨打了市长热线，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称，石家庄市历史上曾是黑热病流行地区，1962年以后全市几十年无病例报告。但自2019年以来，石家庄市出现感染病例，特别是今年3月，井陉矿区也发现1例感染病例。临近周边多地也有发现，呈散发扩大态势，防控形势异常严峻。由于黑热病潜伏期较长（一般潜伏期3—6个月），为控制黑热病在井陉矿区传播蔓延，根据上级防控工作要求，井陉矿区采取“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在黑热病病例社区开展人群检测和犬只检测，及早发现传染源，对检测的阳性犬只进行捕杀，根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文件要求号召“禁养犬三年”的行动，倡导居民将未被感染的犬只带离风险区，避免更多犬只被感染，力争彻底消灭传染源。
回应：文件属实，还在研判阶段
7月27日下午，上游新闻记者也拨打了石家庄市市长热线，接线的工作人员证实了井陉矿区发布了推行“禁养犬三年”攻坚行动的文件，“根据市卫健委关于通报黑热病疫情风险评估情况的函，矿区属于黑热病疫点地区，要求坚决落实在全域范围内开展禁养犬三年的行动。全区犬只进行摸底，在2022年8月底实施家养犬只禁养，涉及到警用、导盲、残疾辅助等特殊用途的犬只，犬主可以向社区提出申请，乡镇、公安局分局审核，并经动检部门检测为阴性后，由公安部门及时发放养犬登记证，实施挂牌圈养，流浪犬全部扑杀。”该工作人员说道。
此外，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了井陉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开会的时候（讨论），遇到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具体分析，比如说具体出现一个阳性病例以后，我们再通过专家及时研判。”该工作人员强调，不是矿区政府不让居民养狗，而是他们按照省市要求出的政策，“是省卫健委包括省疾控，石家庄市卫健委、市疾控的专家们，以及咱们中国疾控中心出的一个关于黑热病防治的方法。”
该工作人员证实了市长热线工作人员的说法，表明在今年3月，井陉矿区有一条狗黑热病检测阳性，此外他强调，“现在应该是病例比较多，比较严重，我们正好挨着它，比邻、接壤，所以说这个狗可能就漫入到我们的行政区域里了，我们这个行政区并不大，别的区有了，漫入到我们这儿了。”该工作人员表示，矿区被井陉县包围着，井陉县也出现了病例并有感染人类的病例发生，因此石家庄市卫健委给他们发文，井陉县、井陉矿区要实行三年禁养犬的行动，“上面要求我们这么做。”工作人员说道。
最后，该工作人员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目前他们正处于研判阶段，“文件确实是发了，但是目前不还没有这个情况吗？”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中贸时评 | 借RCEP试水“中国创造、全球制造”新布局】RCEP15个成员国中生效协定成员数量已达13个；我国出口企业申领RCEP原产地证书和开具原产地声明26.6万份、涉及货值979亿元，可享受进口国关税减让7.1亿元；RCEP项下享惠进口货值238.6亿元，减让关税5.2亿元……这份RCEP生效半年的成绩单令各方瞩目，我国不少企业已从RCEP生效带来的关税优惠、通关简化、贸易投资便利等红利中受益。但必须指出的是，RCEP作为高水平的自贸协定，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机遇不是简单的降关税，也不是简单的市场开放，而是创造了一个更大的闪转腾挪的空间，企业利用其发展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众所周知，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化大分工再次改变的分水岭，全球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形势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此前在国际环境良好的条件下，中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球各行各业的产业链加工环节都在向中国集聚，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企业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力量。如今，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区域化布局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等国家的制造业出口猛增，这都让中企不得不思考如何进行更好的国际化布局。中国企业应该主动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走出新的全球化布局之路。这个新的路径，被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汪力成称为“中国创造、全球制造”。而RCEP的生效给中国企业打造“中国创造、全球制造”的布局提供了试验田。
其一，在RCEP域内试水“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布局有空间。中国企业可以利用RCEP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累积的原产地规则，进一步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形成竞争力更强、成本更低、更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产业链布局，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此外，RCEP作为自贸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能给企业提供一些支持和保护，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在东南亚地区，分布着大量的中国企业建设运营的海外园区，这将为出海企业提供落脚点和避难所。
其二，在RCEP域内试水“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布局有机遇。一方面，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这会让一些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断链风险，还有可能让它们被甩出国际循环之外，被全球市场遗忘。另一方面，RCEP域内的国家，尤其是越南、柬埔寨等国都在大力吸引外资，这都为中企“走出去”留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可继续在RCEP域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企制造部门在周边落户。这不仅可以方便企业获取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为中国标准、技术、创新成果传播奠定基础，也可以帮助这些国家继续参与全球市场，为当地建设产业链贡献力量，让RCEP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三，在RCEP域内试水“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布局有底气。打造“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布局的要义是在“中国创造”上。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基础不断夯实，水平在RCEP域内可谓处于领先地位。从出台政策和营商环境来看，我国在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大力促进产学研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尤其是在高铁等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优异成果。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升至第12位。从人才储备方面来看，虽然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受教育人口在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数达到2.1亿，预计2030年将超过2.5亿，可为企业提供大量的研发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等高素质人才。从管理理念上来看，在过去，中国企业家将卡内基、德鲁克经营理念奉为圭臬，而如今，海尔、华为的管理模式正在逐步被国外企业重视。中国企业的管理理念对于与我国文化理念相近的RCEP国家而言也较容易接受。此外，从品牌角度来看，中国品牌在RCEP国家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东南亚国家民众为中国企业工作的意愿不断提高。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中国企业打造“中国创造+全球制造”新布局时，也不能忽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生产方式逐步向小批量、多批次转变，全球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需求日益明显的趋势下，一方面我国在引导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也可借助相对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企业；另一方面吸引智能制造领域的跨国企业来华投资。这不仅可以对冲制造业空心化风险，也进一步夯实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最终实现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
中国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也离不开全球化。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方式也应该主动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头部企业应将中国境内的部分产能逐步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游集聚，而将下游分布到离市场更近的地方，以便深度嵌入到全球制造业生态之中。中国企业若能从这个角度来看RCEP，它就不仅仅是纸上的条文和关税减让，而是蕴含无限商机的试验田。（中国贸易报记者 张凡）
众所周知，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化大分工再次改变的分水岭，全球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形势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此前在国际环境良好的条件下，中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球各行各业的产业链加工环节都在向中国集聚，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企业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力量。如今，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区域化布局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等国家的制造业出口猛增，这都让中企不得不思考如何进行更好的国际化布局。中国企业应该主动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走出新的全球化布局之路。这个新的路径，被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汪力成称为“中国创造、全球制造”。而RCEP的生效给中国企业打造“中国创造、全球制造”的布局提供了试验田。
其一，在RCEP域内试水“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布局有空间。中国企业可以利用RCEP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累积的原产地规则，进一步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形成竞争力更强、成本更低、更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产业链布局，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此外，RCEP作为自贸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能给企业提供一些支持和保护，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在东南亚地区，分布着大量的中国企业建设运营的海外园区，这将为出海企业提供落脚点和避难所。
其二，在RCEP域内试水“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布局有机遇。一方面，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这会让一些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断链风险，还有可能让它们被甩出国际循环之外，被全球市场遗忘。另一方面，RCEP域内的国家，尤其是越南、柬埔寨等国都在大力吸引外资，这都为中企“走出去”留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可继续在RCEP域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企制造部门在周边落户。这不仅可以方便企业获取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为中国标准、技术、创新成果传播奠定基础，也可以帮助这些国家继续参与全球市场，为当地建设产业链贡献力量，让RCEP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三，在RCEP域内试水“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布局有底气。打造“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布局的要义是在“中国创造”上。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基础不断夯实，水平在RCEP域内可谓处于领先地位。从出台政策和营商环境来看，我国在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大力促进产学研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尤其是在高铁等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优异成果。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升至第12位。从人才储备方面来看，虽然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受教育人口在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数达到2.1亿，预计2030年将超过2.5亿，可为企业提供大量的研发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等高素质人才。从管理理念上来看，在过去，中国企业家将卡内基、德鲁克经营理念奉为圭臬，而如今，海尔、华为的管理模式正在逐步被国外企业重视。中国企业的管理理念对于与我国文化理念相近的RCEP国家而言也较容易接受。此外，从品牌角度来看，中国品牌在RCEP国家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东南亚国家民众为中国企业工作的意愿不断提高。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中国企业打造“中国创造+全球制造”新布局时，也不能忽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生产方式逐步向小批量、多批次转变，全球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需求日益明显的趋势下，一方面我国在引导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也可借助相对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企业；另一方面吸引智能制造领域的跨国企业来华投资。这不仅可以对冲制造业空心化风险，也进一步夯实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最终实现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
中国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也离不开全球化。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方式也应该主动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头部企业应将中国境内的部分产能逐步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游集聚，而将下游分布到离市场更近的地方，以便深度嵌入到全球制造业生态之中。中国企业若能从这个角度来看RCEP，它就不仅仅是纸上的条文和关税减让，而是蕴含无限商机的试验田。（中国贸易报记者 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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