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身边事# 【济南高新区腾笼换业：腾出土地4776亩，为新动能发展释放空间】土地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空间保障。无论是新旧动能转换还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没有土地资源的支撑将无从落地。如果要在一个土地建成率极高的区域进行这样的高质量发展，腾笼换业势在必行。
2016年，济南高新区专门成立了腾笼换业推进中心，以土地为“先手棋”，通过腾换结合，倒逼落后产能尽快淘汰，低效企业转型升级，助力动能转换。截至目前，腾笼换业推进中心共为高新区腾出土地4776亩，为新动能的引入和产业升级及高质量发展释放出空间。
正在建设中的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基地
已腾出土地4776亩
换业引入新动能产业
5月19日，位于新泺大街和舜华路交汇处西北角，山东省大数据产业基地一期项目正在紧张地施工中，今年一期工程的3栋百米以下建筑有望主体封顶。未来，在舜华路两侧将崛起数栋超高层地标性建筑，成为一个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基地。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项目一期所在地曾经是一个困扰16年的无解项目。2000年5月，津单幕墙项目落户该地，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此前多部门与该公司谈过土地收回事宜，均因种种原因搁置。
“我们的办法是充分结合历史遗留问题、考虑企业发展难题、破解政策限制课题进行项目腾退搬迁，最终收回了该宗地。”济南高新区腾笼换业推进中心主任宋丰华介绍，只有腾退了不符合区域发展定位的老旧动能，才能有空间引入新动能。
像大数据产业基地这样的腾笼换业案例还有不少。在高新北区，国有济钢农场收回后，建起了富能高功率芯片等项目，将扭转济南市乃至山东省“缺芯少屏”的困境；在高新东区，多年未能解决的孙村供销社、孙村信用社两宗国有土地收回后，中英石墨烯产业园项目正在拔地而起……
据悉，在成立不到5年的时间里，腾笼换业推进中心在高新区五大片区内共计腾出土地4776亩，仅在土地建成率极高达92.7%的中心区就已腾退项目63个，腾出2160亩发展空间，为大数据、量子科技等千亿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当前，中国算谷科技园、大数据产业基地、量子谷等一大批新动能项目正在中心区加速成长。
“通过腾笼换业，高新区各片区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特别是中心区，生产制造型企业转移了，一批研发、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企业慕名而来，释放新的发展活力。”宋丰华介绍，仅2019年通过腾笼换业保障落地的项目总投资就达到700亿元。
腾换转型助升级
“家雀”也能变“凤凰”
腾笼换业并非简单地腾退了之。在宋丰华看来，腾笼换业是以土地为“先手棋”，通过腾换结合，倒逼落后产能尽快淘汰，低效企业转型转产，助力动能转换。费斯托项目就是通过腾换结合升级发展的一个样本。
随着济南城市东拓发展，位于凤凰路1617号的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已经与周边城市功能不相宜。2017年5月，费斯托签订腾退协议，借腾笼换业之机整体搬迁至高新东区，在济南高新东区先后征地650亩，打造费斯托集团全球最大的、工艺最全的高度自动化生产基地。而腾出的165亩地将改做商务用地。
凤凰路老厂区的腾退搬迁也帮助费斯托化解了老厂区一直无法扩大产能的难题。在新厂区二期开工仪式上，费斯托全球生产中心项目总监盖乐得·穆勒指出，新工厂将采用高精尖技术和现代化的自动化设备，并且将会有大量的价值流生产实例和工业4.0的应用。
费斯托新厂区的规模扩大及技术升级，对费斯托自身来讲也是一次新旧动能的转换。新项目落成后将成为费斯托集团在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高端产品生产中心，也是费斯托集团在德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生产和物流基地。
像费斯托一样，通过腾换结合焕发新生的企业还有不少。济南轻骑发动机有限公司将崇华路厂区腾退搬迁至高新东区，并与韩国KR Motors株式会社共同投资成立全球摩托车生产及研发基地合资项目，实现了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的倍增；山东吉美乐有限公司中心区项目腾退后，在高新东区投资建设“泰豪(济南)智能科技产业园项目”，成为泰豪科技在华北和华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中心；天辰机器中心区厂区于2019年实现腾退，在高新东区投产天辰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成为2019、2020年市重点项目，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亿元……
“腾笼换业的本质就是新旧动能转换，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宋丰华介绍，一些企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的企业设备老旧和技术落后，但苦于没有资金更换新设备和研发引进新技术；有的想要扩大再生产，但受制于现在有限的土地厂房资源。“通过搬迁补偿，企业可以借机转型升级，‘家雀’变‘凤凰’。”
完善城市功能配套
撬动发展资金130亿元
除了进行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腾笼换业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将原先布局不合理的工业园区最终发展成为“产与城融合，宜业也宜居”的新城区，实现筑巢引凤。
5月9日，济南高新区正丰路24班初中学校完成了主体工程封顶。该学校建成后将为高新区正丰路周边带来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补足周边初中学位不足的短板。正丰路初中所在的地方正是通过腾笼换业收储的华亚街区地块上。
“在中心区，人气的兴旺增加了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腾笼换业推进中心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仅在中心区就腾出教育用地256亩。”宋丰华介绍，在这些土地上将建设初中3所、小学3所、幼儿园2所，有效解决了高新区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设施没地建的困境。
除了教育用地，腾笼换业也加速了高新区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的建设。在高新北区，济钢农场国有农用地收回，也为临空经济区航天大道、天玑路建设提供了用地保障，为高新北区在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天玑路、航天大道是济南市重点工程，也是为即将开始的机场大规模建设需迅速打通的两条“生命通道”。
宋丰华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内涵挖潜更需要有新作为，腾笼换业也在推动教育、文化、道路等城市功能完善，实现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空间支撑，更需要财力保障。近年来，通过腾笼换业共撬动高新区发展资金130亿元，为高新区财政直接贡献可支配财力，为高新区各大产业的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载体建设、扶持资金来源等提供了重要的财力保障。
大众报业•齐鲁壹点
2016年，济南高新区专门成立了腾笼换业推进中心，以土地为“先手棋”，通过腾换结合，倒逼落后产能尽快淘汰，低效企业转型升级，助力动能转换。截至目前，腾笼换业推进中心共为高新区腾出土地4776亩，为新动能的引入和产业升级及高质量发展释放出空间。
正在建设中的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基地
已腾出土地4776亩
换业引入新动能产业
5月19日，位于新泺大街和舜华路交汇处西北角，山东省大数据产业基地一期项目正在紧张地施工中，今年一期工程的3栋百米以下建筑有望主体封顶。未来，在舜华路两侧将崛起数栋超高层地标性建筑，成为一个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基地。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项目一期所在地曾经是一个困扰16年的无解项目。2000年5月，津单幕墙项目落户该地，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此前多部门与该公司谈过土地收回事宜，均因种种原因搁置。
“我们的办法是充分结合历史遗留问题、考虑企业发展难题、破解政策限制课题进行项目腾退搬迁，最终收回了该宗地。”济南高新区腾笼换业推进中心主任宋丰华介绍，只有腾退了不符合区域发展定位的老旧动能，才能有空间引入新动能。
像大数据产业基地这样的腾笼换业案例还有不少。在高新北区，国有济钢农场收回后，建起了富能高功率芯片等项目，将扭转济南市乃至山东省“缺芯少屏”的困境；在高新东区，多年未能解决的孙村供销社、孙村信用社两宗国有土地收回后，中英石墨烯产业园项目正在拔地而起……
据悉，在成立不到5年的时间里，腾笼换业推进中心在高新区五大片区内共计腾出土地4776亩，仅在土地建成率极高达92.7%的中心区就已腾退项目63个，腾出2160亩发展空间，为大数据、量子科技等千亿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当前，中国算谷科技园、大数据产业基地、量子谷等一大批新动能项目正在中心区加速成长。
“通过腾笼换业，高新区各片区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特别是中心区，生产制造型企业转移了，一批研发、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企业慕名而来，释放新的发展活力。”宋丰华介绍，仅2019年通过腾笼换业保障落地的项目总投资就达到700亿元。
腾换转型助升级
“家雀”也能变“凤凰”
腾笼换业并非简单地腾退了之。在宋丰华看来，腾笼换业是以土地为“先手棋”，通过腾换结合，倒逼落后产能尽快淘汰，低效企业转型转产，助力动能转换。费斯托项目就是通过腾换结合升级发展的一个样本。
随着济南城市东拓发展，位于凤凰路1617号的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已经与周边城市功能不相宜。2017年5月，费斯托签订腾退协议，借腾笼换业之机整体搬迁至高新东区，在济南高新东区先后征地650亩，打造费斯托集团全球最大的、工艺最全的高度自动化生产基地。而腾出的165亩地将改做商务用地。
凤凰路老厂区的腾退搬迁也帮助费斯托化解了老厂区一直无法扩大产能的难题。在新厂区二期开工仪式上，费斯托全球生产中心项目总监盖乐得·穆勒指出，新工厂将采用高精尖技术和现代化的自动化设备，并且将会有大量的价值流生产实例和工业4.0的应用。
费斯托新厂区的规模扩大及技术升级，对费斯托自身来讲也是一次新旧动能的转换。新项目落成后将成为费斯托集团在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高端产品生产中心，也是费斯托集团在德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生产和物流基地。
像费斯托一样，通过腾换结合焕发新生的企业还有不少。济南轻骑发动机有限公司将崇华路厂区腾退搬迁至高新东区，并与韩国KR Motors株式会社共同投资成立全球摩托车生产及研发基地合资项目，实现了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的倍增；山东吉美乐有限公司中心区项目腾退后，在高新东区投资建设“泰豪(济南)智能科技产业园项目”，成为泰豪科技在华北和华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中心；天辰机器中心区厂区于2019年实现腾退，在高新东区投产天辰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成为2019、2020年市重点项目，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亿元……
“腾笼换业的本质就是新旧动能转换，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宋丰华介绍，一些企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的企业设备老旧和技术落后，但苦于没有资金更换新设备和研发引进新技术；有的想要扩大再生产，但受制于现在有限的土地厂房资源。“通过搬迁补偿，企业可以借机转型升级，‘家雀’变‘凤凰’。”
完善城市功能配套
撬动发展资金130亿元
除了进行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腾笼换业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将原先布局不合理的工业园区最终发展成为“产与城融合，宜业也宜居”的新城区，实现筑巢引凤。
5月9日，济南高新区正丰路24班初中学校完成了主体工程封顶。该学校建成后将为高新区正丰路周边带来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补足周边初中学位不足的短板。正丰路初中所在的地方正是通过腾笼换业收储的华亚街区地块上。
“在中心区，人气的兴旺增加了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腾笼换业推进中心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仅在中心区就腾出教育用地256亩。”宋丰华介绍，在这些土地上将建设初中3所、小学3所、幼儿园2所，有效解决了高新区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设施没地建的困境。
除了教育用地，腾笼换业也加速了高新区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的建设。在高新北区，济钢农场国有农用地收回，也为临空经济区航天大道、天玑路建设提供了用地保障，为高新北区在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天玑路、航天大道是济南市重点工程，也是为即将开始的机场大规模建设需迅速打通的两条“生命通道”。
宋丰华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内涵挖潜更需要有新作为，腾笼换业也在推动教育、文化、道路等城市功能完善，实现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空间支撑，更需要财力保障。近年来，通过腾笼换业共撬动高新区发展资金130亿元，为高新区财政直接贡献可支配财力，为高新区各大产业的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载体建设、扶持资金来源等提供了重要的财力保障。
大众报业•齐鲁壹点
#特稿·傲慢与偏见：谁制造了“中国威胁论”# 【“八国联军”中的绝对主力：日本如何将“黄祸”形象嫁祸中国】
今天的日本，日元最大面值（10000日元）的正面头像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一个叫福泽谕吉（1835-1901）的人。福泽谕吉被看作是“日本近代的启蒙者”“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对日本影响极深。他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过一个口号，那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从那时起，“脱亚入欧”成为日本人不择手段为之奋斗的目标。
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为其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也遭到了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普遍孤立。正如前文所说，这不是因为列强善心大发，而是实实在在威胁了各国的在华利益。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首先想到的就是“联合”中国，但是联合的前提是先“征服中国”。
当时日本军界和政界，“兴亚主义者”比比皆是，并出现了一大批名为研究中国问题，实为间谍的“中国通”。著名的学者型间谍、曾因谍报工作成效卓著而受到明治天皇破格接见的宗方小太郎，在提交给日本最高当局的战略分析《对华迩言》中，就将日本侵华看作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
1900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事件，为日本跻身列强行列提供了绝好机会。据史料，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日本共派出战舰20艘（联军共56艘），海军陆战队及陆军20840人（联军共54330人），成为“八国联军”中绝对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不仅如此，据西方的史料，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
日本此举，一方面将“黄祸”形象成功地嫁祸给中国，转移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现了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在接下来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更是用尽伎俩，巧舌如簧般动用宣传机器为战争服务。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方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重金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据日本外交档案，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了给自己“正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在战后不久无耻地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还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清政府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中国在西方各国眼里依然是“东亚病夫”（最早为“东方病夫”，出自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和“睡狮”，正是这一点，不断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到“三个月占领中国”，再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何止是“威胁”，更是蓄意的赤裸裸的侵略和无尽的惨无人道的伤害。
幸好，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彻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也自食了战争的恶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在某些世界大国双重标准的纵容下，都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不断在和平发展时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无非就是修改和平宪法，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走扩军的老路，企图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发展秩序。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由此，‘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张维为《中国超越》）(文/南晨)
今天的日本，日元最大面值（10000日元）的正面头像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一个叫福泽谕吉（1835-1901）的人。福泽谕吉被看作是“日本近代的启蒙者”“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对日本影响极深。他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过一个口号，那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从那时起，“脱亚入欧”成为日本人不择手段为之奋斗的目标。
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为其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也遭到了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普遍孤立。正如前文所说，这不是因为列强善心大发，而是实实在在威胁了各国的在华利益。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首先想到的就是“联合”中国，但是联合的前提是先“征服中国”。
当时日本军界和政界，“兴亚主义者”比比皆是，并出现了一大批名为研究中国问题，实为间谍的“中国通”。著名的学者型间谍、曾因谍报工作成效卓著而受到明治天皇破格接见的宗方小太郎，在提交给日本最高当局的战略分析《对华迩言》中，就将日本侵华看作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
1900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事件，为日本跻身列强行列提供了绝好机会。据史料，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日本共派出战舰20艘（联军共56艘），海军陆战队及陆军20840人（联军共54330人），成为“八国联军”中绝对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不仅如此，据西方的史料，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
日本此举，一方面将“黄祸”形象成功地嫁祸给中国，转移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现了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在接下来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更是用尽伎俩，巧舌如簧般动用宣传机器为战争服务。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方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重金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据日本外交档案，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了给自己“正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在战后不久无耻地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还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清政府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中国在西方各国眼里依然是“东亚病夫”（最早为“东方病夫”，出自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和“睡狮”，正是这一点，不断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到“三个月占领中国”，再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何止是“威胁”，更是蓄意的赤裸裸的侵略和无尽的惨无人道的伤害。
幸好，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彻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也自食了战争的恶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在某些世界大国双重标准的纵容下，都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不断在和平发展时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无非就是修改和平宪法，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走扩军的老路，企图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发展秩序。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由此，‘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张维为《中国超越》）(文/南晨)
【澳門】應變協調中心舉行例行記者會 簡報第26至30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情況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於3月25日舉行例行記者會，社會工作局鄧玉華代副局長、仁伯爵綜合醫院羅奕龍醫務主任、旅遊局執照及監察廳陳露廳長、治安警察局公共關係處李德輝處長、教育暨青年局教育研究暨改革處鄭錫杰處長及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制暨疾病監測部梁亦好協調員共同會見傳媒。
羅奕龍醫務主任表示，過去24小時，本澳新增5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累計30名確診病人。首10例確診患者經已康復出院，17例確診患者在仁伯爵綜合醫院隔離病房接受治療，3例確診患者在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隔離病房接受治療；所有確診患者均情況良好，無呼吸困難，不需用氧氣，除有2名患者有低熱外，其他患者均無發熱。
他又指出，過去24小時新增5例確診個案，其中3例是通過到酒店主動檢測的新措施發現的。自3月22日起，衛生局主動到指定酒店為從外國回澳的居民進行病毒核酸檢測，3天內取樣1280個，已經進行1130個樣本檢測，發現3例無症狀個案，因此確診個案於短時間內有所增加屬預期情況。因應確診人數增加，衛生局按照預案將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6樓全層（隔離病房），用於收治病情穩定的輕症確診患者。現時，衛生局共有232張負壓隔離病床，分佈於仁伯爵綜合醫院（隔離病房1、2區及深切治療部，共112張）和公共衛生臨床中心4至6樓（共120張），可以收治確診患者，亦作為密切接觸者和高危人士的隔離設施。目前確診患者佔用隔離病床比例為8.6%。他重申，衛生局已有預案應對確診患者大量增加的情況，包括人力資源調配、充足的物資儲備等，呼籲市民毋須擔心。
截至3月25日下午2時，本澳累計疑似病例3,297例，當中30例為確診個案，已排除的有3,259例，仍待排除的有8例；過去24小時，公共化驗共檢測了621個樣本。累計密切接觸者113例，當中84例已解除隔離。至3月25日下午2時，共37人在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接受隔離醫學觀察，包括29名密切接觸者（其中2名是由湖北自行回澳的澳門居民），8名正待48小時後再作第二次檢測高危人士。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於過去24小時共有69名疑似患者，其中5例確診，56例已排除，仍有8例等待結果；鏡湖醫院有2例送檢，均已排除。兩院急診有12例低風險發熱或有上呼吸道症狀送檢。
梁亦好協調員報告，3月24日需接受醫學觀察人士新增173人，分別是：澳門居民160人和非本地居民13人，其中學生佔91人、非學生佔82人。截至3月24日，累計醫學觀察人士有2,488。現正進行醫學觀察人士有2,397人，其中636人在家居作醫學觀察，1,718人在指定酒店作醫學觀察，其中有43名人士因有症狀在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進行醫學觀察。
同時，她介紹了新增5例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分別為3男2女，年齡介乎15至52歲，5人均自英國到澳門；3人於港珠澳大橋入境、2人於澳門機場入境；3人入境時無症狀，於酒店進行醫學觀察期間進行檢測檢出，2人入境時申報有症狀。
其中第26例病例，17歲女性澳門居民，英格蘭留學生。3月20日從英格蘭到倫敦與哥哥會合，晚上約8時與哥哥一起乘搭阿聯酋航空EK4號航班從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到杜拜，座號70D；3月21日約9時30分轉乘阿聯酋航空EK372號航班飛往泰國曼谷，座號27D；3月21日晚上約11時50分再轉乘澳門航空NX881號航班到澳門，座號10A；3月22日抵達澳門時，主動向衛生局口岸檢疫人員申報自3月17日起出現流涕、頭痛等不適，無發熱、咳嗽，由救護車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部跟進。患者首次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由於屬高風險人群，在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隔離48小時後於3月24日複檢，結果呈陽性，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聲稱於回澳前14天一直留在學校和宿舍內，但有同學曾出現發熱、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狀，期間患者沒有戴口罩。患者的哥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第27例患者為28歲男性澳門居民。3月8至20日期間到英國倫敦旅遊，留宿於朋友家中；3月20日晚上約9時獨自乘搭英國航空BA27號航班從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到香港國際機場，座號71D；3月22日乘搭由旅遊局的專車經港珠澳大橋口岸抵達澳門，按當時衛生局檢疫措施被安排到金寶來酒店進行醫學觀察；3月23日由醫護人員進行鼻咽拭子檢測；24日的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第28例患者為18歲男性澳門居民，英國留學生。3月20日晚上約8時與一名同學一起乘搭阿聯酋航空EK4號航班從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到杜拜，座號61J；3月21日約9時30分轉乘阿聯酋航空EK372號航班飛往泰國曼谷，座號25B；3月21日晚上約11時50分再轉乘澳門航空NX881號航班到澳門，座號14B按當時衛生局檢疫措施被安排到金寶來酒店進行醫學觀察；3月23日由醫護人員進行鼻咽拭子檢測；24日的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於3月13日曾出現發熱，持續2小時後緩解；聲稱於回澳前14天一直留在學校和宿舍內。同行1名同學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第29例患者為15歲女性澳門居民，英國留學生。3月16日晚上約7時獨自乘搭英國航空BA33航班從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到馬來西亞吉隆坡，座號10K；3月17日乘搭馬來西亞航空MH78航班從吉隆坡到香港，座號5G；3月18日抵港後，與父母會合，母親於當天回澳，患者與父親住宿在香港家中，聲稱期間全程有佩戴口罩，大部份時間留在自己房間，與父親分開用餐；自3月20日起出現流涕，無發熱、咳嗽等不適；3月24日傍晚父女2人乘搭的士和金巴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澳門，抵達澳門時，主動向衛生局口岸檢疫人員申報曾出現流涕，由救護車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部跟進；3月25日檢測結果呈陽性，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父母2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而第30例確診患者的詳細資料已於較早前的新聞稿公佈，上述所有患者目前情況一般，已安排到仁伯爵綜合醫院隔離病房住院治療；所有同行的密切接觸者，將被安排到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進行醫學觀察。而與上述患者同一航班，坐在患者前三排和後三排的乘客，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衛生局已聯絡當中的6名密切接觸者，相關人士正在指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而航班上的其他乘客為一般接觸者；衛生局已把與香港相關的航班通知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呼籲澳門居民或在澳的所有人士，如曾經與確診患者乘坐同一航班，應致電應變協調中心的聯絡電話（28700800），以便作進一步跟進。
此外，她亦提醒市民，如過去14日內曾到外國、台灣或香港的人士，回澳後盡量不要再出境，否則再入境時須按規定接受醫學觀察；並呼籲市民保持風險意識，注意個人衛生，特別是手部衛生，應避免觸摸口罩外面，如接觸後，應清潔雙手。
鄧玉華代副局長表示，為應對疫情，社工局的24小時輔導熱線自1月26日推出，至今共接到240宗電話，另外，2月3日起協調澳門大學提供的心理輔導共23宗。他並與市民分享“共同營造親和的家庭關係，發揮社會正能量，奠定共同的目標：健康及安全”，以正面心態去面對疫情，如市民需要心理支援亦可致電社工局24小時輔導熱綫：28261126。
陳露廳長報告了正在政府8間指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的數字以及回應酒店選址與安排等事宜。而李德輝處長則報告了，將來自高發地區的旅客送往臨時醫學檢查中心、市面情況、出入境情況等，並呼籲接受家居觀察人士必須配合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遵守相關法律及指引，不要心存僥倖，否則會觸犯刑事罪行。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於3月25日舉行例行記者會，社會工作局鄧玉華代副局長、仁伯爵綜合醫院羅奕龍醫務主任、旅遊局執照及監察廳陳露廳長、治安警察局公共關係處李德輝處長、教育暨青年局教育研究暨改革處鄭錫杰處長及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制暨疾病監測部梁亦好協調員共同會見傳媒。
羅奕龍醫務主任表示，過去24小時，本澳新增5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累計30名確診病人。首10例確診患者經已康復出院，17例確診患者在仁伯爵綜合醫院隔離病房接受治療，3例確診患者在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隔離病房接受治療；所有確診患者均情況良好，無呼吸困難，不需用氧氣，除有2名患者有低熱外，其他患者均無發熱。
他又指出，過去24小時新增5例確診個案，其中3例是通過到酒店主動檢測的新措施發現的。自3月22日起，衛生局主動到指定酒店為從外國回澳的居民進行病毒核酸檢測，3天內取樣1280個，已經進行1130個樣本檢測，發現3例無症狀個案，因此確診個案於短時間內有所增加屬預期情況。因應確診人數增加，衛生局按照預案將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6樓全層（隔離病房），用於收治病情穩定的輕症確診患者。現時，衛生局共有232張負壓隔離病床，分佈於仁伯爵綜合醫院（隔離病房1、2區及深切治療部，共112張）和公共衛生臨床中心4至6樓（共120張），可以收治確診患者，亦作為密切接觸者和高危人士的隔離設施。目前確診患者佔用隔離病床比例為8.6%。他重申，衛生局已有預案應對確診患者大量增加的情況，包括人力資源調配、充足的物資儲備等，呼籲市民毋須擔心。
截至3月25日下午2時，本澳累計疑似病例3,297例，當中30例為確診個案，已排除的有3,259例，仍待排除的有8例；過去24小時，公共化驗共檢測了621個樣本。累計密切接觸者113例，當中84例已解除隔離。至3月25日下午2時，共37人在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接受隔離醫學觀察，包括29名密切接觸者（其中2名是由湖北自行回澳的澳門居民），8名正待48小時後再作第二次檢測高危人士。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於過去24小時共有69名疑似患者，其中5例確診，56例已排除，仍有8例等待結果；鏡湖醫院有2例送檢，均已排除。兩院急診有12例低風險發熱或有上呼吸道症狀送檢。
梁亦好協調員報告，3月24日需接受醫學觀察人士新增173人，分別是：澳門居民160人和非本地居民13人，其中學生佔91人、非學生佔82人。截至3月24日，累計醫學觀察人士有2,488。現正進行醫學觀察人士有2,397人，其中636人在家居作醫學觀察，1,718人在指定酒店作醫學觀察，其中有43名人士因有症狀在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進行醫學觀察。
同時，她介紹了新增5例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分別為3男2女，年齡介乎15至52歲，5人均自英國到澳門；3人於港珠澳大橋入境、2人於澳門機場入境；3人入境時無症狀，於酒店進行醫學觀察期間進行檢測檢出，2人入境時申報有症狀。
其中第26例病例，17歲女性澳門居民，英格蘭留學生。3月20日從英格蘭到倫敦與哥哥會合，晚上約8時與哥哥一起乘搭阿聯酋航空EK4號航班從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到杜拜，座號70D；3月21日約9時30分轉乘阿聯酋航空EK372號航班飛往泰國曼谷，座號27D；3月21日晚上約11時50分再轉乘澳門航空NX881號航班到澳門，座號10A；3月22日抵達澳門時，主動向衛生局口岸檢疫人員申報自3月17日起出現流涕、頭痛等不適，無發熱、咳嗽，由救護車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部跟進。患者首次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由於屬高風險人群，在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隔離48小時後於3月24日複檢，結果呈陽性，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聲稱於回澳前14天一直留在學校和宿舍內，但有同學曾出現發熱、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狀，期間患者沒有戴口罩。患者的哥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第27例患者為28歲男性澳門居民。3月8至20日期間到英國倫敦旅遊，留宿於朋友家中；3月20日晚上約9時獨自乘搭英國航空BA27號航班從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到香港國際機場，座號71D；3月22日乘搭由旅遊局的專車經港珠澳大橋口岸抵達澳門，按當時衛生局檢疫措施被安排到金寶來酒店進行醫學觀察；3月23日由醫護人員進行鼻咽拭子檢測；24日的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第28例患者為18歲男性澳門居民，英國留學生。3月20日晚上約8時與一名同學一起乘搭阿聯酋航空EK4號航班從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到杜拜，座號61J；3月21日約9時30分轉乘阿聯酋航空EK372號航班飛往泰國曼谷，座號25B；3月21日晚上約11時50分再轉乘澳門航空NX881號航班到澳門，座號14B按當時衛生局檢疫措施被安排到金寶來酒店進行醫學觀察；3月23日由醫護人員進行鼻咽拭子檢測；24日的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於3月13日曾出現發熱，持續2小時後緩解；聲稱於回澳前14天一直留在學校和宿舍內。同行1名同學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第29例患者為15歲女性澳門居民，英國留學生。3月16日晚上約7時獨自乘搭英國航空BA33航班從英國倫敦希斯洛機場到馬來西亞吉隆坡，座號10K；3月17日乘搭馬來西亞航空MH78航班從吉隆坡到香港，座號5G；3月18日抵港後，與父母會合，母親於當天回澳，患者與父親住宿在香港家中，聲稱期間全程有佩戴口罩，大部份時間留在自己房間，與父親分開用餐；自3月20日起出現流涕，無發熱、咳嗽等不適；3月24日傍晚父女2人乘搭的士和金巴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澳門，抵達澳門時，主動向衛生局口岸檢疫人員申報曾出現流涕，由救護車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部跟進；3月25日檢測結果呈陽性，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父母2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而第30例確診患者的詳細資料已於較早前的新聞稿公佈，上述所有患者目前情況一般，已安排到仁伯爵綜合醫院隔離病房住院治療；所有同行的密切接觸者，將被安排到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進行醫學觀察。而與上述患者同一航班，坐在患者前三排和後三排的乘客，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衛生局已聯絡當中的6名密切接觸者，相關人士正在指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而航班上的其他乘客為一般接觸者；衛生局已把與香港相關的航班通知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呼籲澳門居民或在澳的所有人士，如曾經與確診患者乘坐同一航班，應致電應變協調中心的聯絡電話（28700800），以便作進一步跟進。
此外，她亦提醒市民，如過去14日內曾到外國、台灣或香港的人士，回澳後盡量不要再出境，否則再入境時須按規定接受醫學觀察；並呼籲市民保持風險意識，注意個人衛生，特別是手部衛生，應避免觸摸口罩外面，如接觸後，應清潔雙手。
鄧玉華代副局長表示，為應對疫情，社工局的24小時輔導熱線自1月26日推出，至今共接到240宗電話，另外，2月3日起協調澳門大學提供的心理輔導共23宗。他並與市民分享“共同營造親和的家庭關係，發揮社會正能量，奠定共同的目標：健康及安全”，以正面心態去面對疫情，如市民需要心理支援亦可致電社工局24小時輔導熱綫：28261126。
陳露廳長報告了正在政府8間指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的數字以及回應酒店選址與安排等事宜。而李德輝處長則報告了，將來自高發地區的旅客送往臨時醫學檢查中心、市面情況、出入境情況等，並呼籲接受家居觀察人士必須配合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遵守相關法律及指引，不要心存僥倖，否則會觸犯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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