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国难财，宁愿每天少挣200万”——记为疫情防控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津市郁峰化工有限公司】“积极配合我部做好漂白精保供工作，持续向周边省份供应漂白精产品，并向西藏自治区捐赠1吨漂白精，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此，谨向你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张广松拿给记者一份复印件，那是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发给天津市郁峰化工有限公司的感谢信。
张广松50多岁，身上穿着写着郁峰化工字样的工作服，他或许没发现，工作服衣袖上端与背部相连处已破了一个大口子。
这位中年汉子是这家被致信感谢的民营企业的创始人、总经理。这家被致信感谢的民企虽然院落不起眼，又位于偏僻的乡村，却是年销1亿多元，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全球行业内技术位列前5的行家。
感谢信中提到的漂白精，正式名号为次氯酸钙，是一种广谱、高效、安全的无机盐消毒产品。张广松告诉记者，目前全球可以应用他们企业纳法工艺生产次氯酸钙的国家仅有包括美、日在内的寥寥的几个，所以年产次氯酸钙3.5万吨规模的郁峰化工客户遍布全球，且主要以供应出口为主。
“疫情发生前，除了销往全球的次氯酸钙，我们企业生产的次氯酸钠则主要供给天津市各大水厂做饮用水消毒，同时也供给一些国内知名品牌做84消毒液的原料，比如蓝月亮（天津）有限公司。”张广松说。
说起来，张广松在36岁那年决定离开体制自己创业，是因为17年前的那场SARS疫情。“看准了未来市场对消杀产品的需求，所以2003年有了白手起家创建郁峰化工的勇气，17年过去，可以在此次疫情中为社会承担点自己的责任，也无愧于创业的初心了。”张广松说。
创业的艰辛对经历过的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没钱，所以选择把厂建在了偏远的王稳庄镇东兰坨村;因为目标是走产品高端化，所以需要招纳大学毕业生，但当时没人愿意来这么偏远的小企业，经历过的几次校招，大学生要么来企业看一眼就走了，要么在来企业的半路就下车走了，最严重的一次，两个女大学生坐在企业来接她们的车上，看着越走越荒的道，厉声叫着要下车，否则就要报警;为了留住第一位大学生，企业使出全力，帮助这位外地大学生的亲戚在津就业、安家……
“从创业开始，没有一刻是安稳的。2005年从加拿大引进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但因为自动化程度太高，并不适用于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因为高自动化就意味着需要高端人才来操作，我们那时请不起高端的操作工。怎么办？就自己琢磨如何把技术分解了，加入本地化的一些创新方法，可以让工人简易操作。产品新工艺的研发更是没有过一刻的停止。”张广松说。
17年的时间，从无到有，从非典到新冠肺炎，郁峰化工从没有像今年初这样被世人瞩目——
疫情爆发的第一天开始，郁峰化工把疫情发生前积压的百万美元订单全部推迟，放弃眼前唾手可得的利润，全力保障供应国内防疫需求。“当时的订单有南美的，有东南亚的菲律宾、越南的，有俄罗斯的，当我们解释为疫情暂时停止接单时，外国客户们都非常谅解，并给我们许多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张广松说;
过去是为84消毒液生产厂家提供原料，现在要抓紧自己生产84消毒液，怎么办？在王稳庄镇政府的协助下，3天时间，企业就建起了占地1200平方米的消毒液生产车间;
休假的管理人员全部及时返岗，生产线24小时加班加点。厂门口排起了长长的前来采购的队伍，从清晨到黄昏、到深夜……当时正处于许多单位春节放假期间，财务没有上班，郁峰化工就决定客户可以凭白条买货，先用上消毒液，往后再结款;
长长队伍中有许多是从遥远的市区赶来的老百姓。“超市里买不到消毒液了，超市门口卖高价的，500毫升一小瓶卖到了二三十元，这里一大桶25公斤只卖50元。”老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排队的人更多了。
张广松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市面上84消毒液（主要成份是次氯酸钠）每瓶零售价4至7元（500毫升），合计每吨销售价为8000至14000元，而郁峰化工每吨只售2000元。这2000元光是装25公斤的消毒液的桶每只就需要花25元，一吨需要40只桶，桶的成本就是1000元，一吨纯净水的成本是650元，剩下的350元就是24小时组织生产的人工费以及消毒液的原料费。企业在整个疫情期间共销售消毒液7000吨，以市面上最低8000元每吨计算，企业少挣利润4200万元。
“以销售最多的几天计算，我们但凡跟随市场售价走，每天的利润可以达到200万元。但我们没有选择这样做，我们不能发国难财。”质朴的张广松说不出豪言壮语，他嘴边反复冒出来的只是一句“不能发国难财”。
一边是大力度组织生产，以平价供应市场;一边是无偿向有需要的机构与组织捐赠——
每天免费向王稳庄镇不间断供应消毒液，并无偿提供消毒作业车，在主干道路，主要垃圾
点周边等公共场所进行喷洒;向湖北黄冈市浠水县、西藏疾控中心、天津市物业协会光彩事业部、市慈善协会、北辰区红十字会、以及伊朗、中东和平发展基金会等捐赠共计价值百万余元的消毒水、消毒片。
“你们都是英雄，向你们致敬！”“给我们化工企业长脸了，谢谢，英雄！”“够意思，是天津爷们！”在一条报道郁峰化工打白条向企事业单位销售平价消毒液的报道下面，网友们纷纷留言。
张广松告诉记者，疫情爆发以来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企业忙不迭地从疫情市场需求中得到启发，已研制出胶囊状的漂白精，更利于人们储存及使用，又安全又高效，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我们已经在南港工业区购置建设了新厂房，马上就要搬迁过去，企业面貌会焕然一新。”告别张广松前，他对记者说。（本报记者吴巧君）

【广州地铁三号线一景：乘客们自觉隔开一个位置坐，宁愿站着也不挨着】#疫情狙击战# 今天星期一，一些企事业单位开始复工，但上班时间地铁客流量依然远低于节前。防疫当前，市民十分自觉尽量保持距离，在地铁上基本隔开一个位置坐，宁愿站着也不挨着坐。早上8时半左右，程先生乘坐地铁三号线上班，他发现乘客们“好自觉”：“基本都是隔开一个位置来坐，那些只能坐两个人的座位，当坐了一个人后，就不会有其他人来坐，大家都宁愿站着。只因都不知道你我的情况，所以保持一定距离也是对的。”同样是早上上班时间，五号线鱼珠往珠江新城方向，乘客不仅全部戴口罩，一些女士甚至还戴上帽子，减少头发与外界接触，毕竟不是每天都洗头。

除了上班时间，其他时候地铁客流十分稀少，市民都尽可能减少出门，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节省口罩。中午时分，任女士出门搭地铁二号线，她所在的车厢一排座位最多只有一个乘客，甚至整排都是空的，“感觉就像末班车”。

疫情发生以来，叠加春节的因素，广州地铁客流量逐日下滑，从节前的常态化900万人次，跌至昨天的79.7万人次。1月27日至今，连续一周客流量低于100万人次，创出近十几年来的新低。当前，市民都在响应专家倡议尽量少出门，企业也提倡在家办公，预计客流量难有大幅提升。因此，地铁的发车间隔也较以往有所拉大。

记者从广州地铁获悉，二、七号线延迟收车有调整。原定2月5日-11日七号线广州南站往大学城南方向、2月3日-11日二号线广州南站往嘉禾望岗方向延长运营服务75分钟，调整为只保留2月7日-9日二号线往嘉禾望岗方向延长75分钟，沿途只停靠洛溪、昌岗、公园前、广州火车站和嘉禾望岗站，且停靠站点只下不上。

有轨电车海珠试验段2月1日起运营服务时间作出调整。广州塔往万胜围方向，头班车7:30开出，尾班车22:00开出；万胜围往广州塔方向，头班车7:30开出，尾班车22:40开出。此次调整主要是取消了周五到周日晚的延长运营服务，以及琶醍短线。发车间隔拉大至25分钟。（广州日报)

晚上睡不着，想着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该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

随便翻手机，翻到去年八月份。

以下几张照片，每一张都是一个故事。

说实话，我很佩服现在还留在施工单位的同僚们。

在你们孤立无援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

虽然名头很好听，中铁某局、中建某局、中铁建某局，大央企，铁饭碗。

可这口铁饭碗里的饭，却真是一滴一滴的汗水换来的，不掺杂一点水分。

我简短的讲讲以下三张图片的每一个故事，权当做个纪念。

1.西安铁腕治霾，环保督导组总是明察暗访搞突然袭击。总是在民工下班以后，上班以前，我们这群小伙伴们就充当免费的民工，负责把网子盖好，房建项目，动辄十几万平方米。

民工朝八晚六，按时上下班。我们就在他们下班后上班前，替他们干他们没干完的活。这就是生活和工作。

2.夏天天气热，送建筑材料的司机不愿意中午来，统统都赶在下午六七点来。

那会儿我们刚好下班，该吃饭了。别人吃饭，我抗个秤就去收材料去了。每次回去，吃饭就剩下菜汤了。或者干脆就没有饭了，自己泡碗面就打发了。

也许你会说，不会让司机等我吃完饭再说，但是我告诉你，车上的货装的不是你一家的，你不去收，他一转眼就给你开走了，最后还得你求着他给他说好话，哄着哄着他才会来。

要么就是给你深更半夜来，凌晨两三点打电话让你起来收材料的事很常见。有时候还不是一车，跟羊拉屎一样，两点来一车，五点再来，你刚睡下，又来。

整的真的疲惫不堪，第二天你还得正常上班，做这么多，领导不会觉得你付出了什么，只会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

3.项目部要拆，我们所有人的东西要搬到新地方去。请了个搬家公司。领导都住小区，只有我们职工住活动板房，所以搬家公司只搬完了办公区的东西以及宿舍区的大件，而且时间紧急，很多东西都没捎上。

凌晨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着床垫，放着我们自己的零散东西，两个人一组抬着，在大马路上走累了，就歇会儿。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零碎的东西带回去了。

说这么多，我只是想说，吃苦，我从不怕，我怕的就是吃大锅饭和替人背锅。

这圈里分两种人：一种是领导的人的，一种是外人。

领导的人，那就是什么都可以不干，甚至人都可以不来，但是钱不会少一分。

外人，那就是替领导的人干活的。活不会少干，但钱嘛，就看着给了。

一个办公室，如果全是领导的人，那活谁干？太阳底下谁跑？汗谁流？

至于领导给你画的大饼，好好干给你升迁。不存在的，等你眼看着要升了，就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空降一个领导成为你的新上司。

虽然挣钱同期确实比在私企挣得多。但是，这个瓶颈就在那里，基本上到了那里，就再也突破不了了。

国企的工资是跟着职位走。职位是讲究论资排辈的，既然论资排辈就要站好队，摇好旗，顺带走走关系。

于我，我就是单纯的想挣钱，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

以前我无知，跟保安大哥吵起来，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保安是项目经理的直系亲属，食堂大妈是保安老婆，别说出门了，就连吃饭我都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了。

有一回外出公办，打电话找项目司机送我去，电话打通没人接，后来前辈们就告诉我，那个司机是项目经理的亲戚，是他的御用司机。名册里虽然有，但谁都没敢叫过。

更别提被民工拿着钢管满工地追，就因为他偷东西被我看到了，让我训了一顿。

又或者干活偷懒，我让起来干活，人不起来，话没说完，一个砖头就朝我扔过来了。

说实话，这种心惊胆战，夜不能寐，食不能寝的日子，真的让我有苦说不出。

它不仅毁掉了我的生活，更毁掉了我的信仰和三观。

如果为了挣钱，我要以我的三观和信仰作为交换的话，我宁愿不要。

钱哪里都能挣，但信仰和三观，不是哪里都能找到的。

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事。你觉得苦，可能别人不觉得。

所以，人云亦云。有些苦，只有自己经历了，才会知道。

现在我们离职的小伙伴们还是会聚在一起，喝酒撸串吹牛说的还是以前的事。以前都是吐槽，现在，权当做笑料了。

有人问我后悔离开吗？

我笑着回答：如果是为钱，我肯定后悔。如果是为了自己。我从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