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看！长沙发布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新政！】
为积极响应缴存人呼声，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助力缴存人解决基本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在疫情环境下帮助缓解购房和租房压力，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因城施策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同时提升业务办理便利度，7月22日，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和流程的通知》（长金管委〔2022〕3号），内容包括优化贷款政策和流程8条，提取政策1条，重点支持首套购房需求，满足合理的改善型住房需求，满足缴存人租房提取需求。新政自2022年8月1日起实施。
1.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通知》明确，将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从60万元提高至70万元，生育三孩的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80万元。
2.重点支持缴存人首套房购房需求
实施首套房阶段性“可提可贷”政策。为帮助缴存人缓解疫情影响下的购房压力，《通知》明确，职工家庭在政策实施之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首套房可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可申请购房提取，同一套房屋提取总额不得超过购房首付款。贷款办理成功后申请购房提取的，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应留足住房公积金贷款12个月的还贷金额。
3.满足合理的改善型住房需求
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为支持职工改善居住环境，职工家庭购买二套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60%调整至40%。
取消首套房面积限制性要求。购买二套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取消“首套自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44平方米”的规定，即对首套房面积不再有限制性要求。
同时，已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取消“需结清满6个月”的规定，即现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可立即再贷。
4.提高租房提取金额
为帮助缴存人减轻租房压力，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每年提取一次，由“每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近1年实际汇缴额的50%”，调整为“每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近1年的实际汇缴额”，提高对职工租房提取的支持力度。
5.进一步提升业务便利度
职工家庭住房套数认定更加简便。职工家庭住房套数认定以长沙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有产权住房为限，以长沙市住房登记信息查询为准。个人征信中显示的贷款记录不再需要借款人提供相关资料证明。
注意：异地贷款职工家庭住房套数以长沙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和主借款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地的住房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为准，主借款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地的房产套数仍然需要当地房产部门出具查询结果。
不再收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再收取抵押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原件，产权人可自行持有原件，免去来我中心复印、借阅的麻烦。
全面使用住房公积金电子公章。推行住房公积金贷款电子合同，与纸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登录中心网上服务大厅（个人版）下载打印合同。
（来源/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为积极响应缴存人呼声，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助力缴存人解决基本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在疫情环境下帮助缓解购房和租房压力，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因城施策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同时提升业务办理便利度，7月22日，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和流程的通知》（长金管委〔2022〕3号），内容包括优化贷款政策和流程8条，提取政策1条，重点支持首套购房需求，满足合理的改善型住房需求，满足缴存人租房提取需求。新政自2022年8月1日起实施。
1.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通知》明确，将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从60万元提高至70万元，生育三孩的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80万元。
2.重点支持缴存人首套房购房需求
实施首套房阶段性“可提可贷”政策。为帮助缴存人缓解疫情影响下的购房压力，《通知》明确，职工家庭在政策实施之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首套房可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可申请购房提取，同一套房屋提取总额不得超过购房首付款。贷款办理成功后申请购房提取的，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应留足住房公积金贷款12个月的还贷金额。
3.满足合理的改善型住房需求
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为支持职工改善居住环境，职工家庭购买二套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60%调整至40%。
取消首套房面积限制性要求。购买二套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取消“首套自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44平方米”的规定，即对首套房面积不再有限制性要求。
同时，已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取消“需结清满6个月”的规定，即现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可立即再贷。
4.提高租房提取金额
为帮助缴存人减轻租房压力，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每年提取一次，由“每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近1年实际汇缴额的50%”，调整为“每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近1年的实际汇缴额”，提高对职工租房提取的支持力度。
5.进一步提升业务便利度
职工家庭住房套数认定更加简便。职工家庭住房套数认定以长沙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有产权住房为限，以长沙市住房登记信息查询为准。个人征信中显示的贷款记录不再需要借款人提供相关资料证明。
注意：异地贷款职工家庭住房套数以长沙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和主借款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地的住房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为准，主借款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地的房产套数仍然需要当地房产部门出具查询结果。
不再收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再收取抵押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原件，产权人可自行持有原件，免去来我中心复印、借阅的麻烦。
全面使用住房公积金电子公章。推行住房公积金贷款电子合同，与纸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登录中心网上服务大厅（个人版）下载打印合同。
（来源/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华大九天值得申购吗？
第一，减分项：发行价32.69元，发行市盈率333.39倍。这个发行市盈率非常吓人。
第二，减分项：业绩平平。公司自2019年以来每股收益分别为：0.31元；0.32元。今年一季度每股收益为0.02元。预计2022年1-6月净利润约为4000.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2.84%。
第三，加分项：集成电路上游企业，国内EDA软件龙头，中国“EDA上市第一股”，赛道不错。公司主要从事EDA工具软件开发、销售及相关服务。芯片设计离不开EDA软件，这是集成电路领域最重要、也是必需的软件工具，是整个芯片产业最上游、最高端的产业，与光刻机有同等重要地位，被誉为“芯片之母”，产品应用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产业链各个环节，是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基础支柱之一。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模拟电路设计全流程EDA工具系统、数字电路设计EDA工具、平板显示电路设计全流程EDA工具系统和晶圆制造EDA工具等EDA工具软件，并围绕相关领域提供技术开发服务。目前，公司业务规模占据整个国产EDA市场的“半壁江山”。
第四，加分项：在国内芯片领域，工艺领先。针对模拟芯片，目前公司的EDA全流程工具可以在电路仿真上支持最先进的5纳米制程，其他工具则支持28纳米制程。针对数字芯片，除个别工具以外均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以支持5纳米制程。针对平板显示电路，同样也可提供全流程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针对晶圆制造，目前已经有国内领先的重点工具。
第五，加分项：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7,509.81万元、13,502.87万元和18,340.50万元，呈增长之势。
第六，加分项：在国内，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国内市场上，新思科技和楷登电子分别占2020年国内EDA市场约17.5%和33.3%的份额，公司仅占约6%的市场份额。全球市场上，新思科技和楷登电子分别占2020年全球EDA市场约29.1%和32.0%的份额，公司仅占约1%的市场份额。
第七，加分项：知名企业采用公司解决方案。业界知名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分立器件提供商豪威集团-上海韦尔半导体已采用华大九天的Empyrean Polas工具作为其可靠性分析解决方案，更大限度保障分立器件和电源芯片的设计可靠性及设计合理性。
第八，减分项：募资额超总资产。2018年至2020年，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5.17亿元、6.91亿元、13.41亿元。
拟募集资金25.51亿元，超过2020年末总资产12.1亿元。募资额超总资产，“头重脚轻”，未来公司主营收入能否持续高增长？
第九，减分项：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占比高。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金额合计分别为2805.68万元、4888.70万元、7141.42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7.83%、85.53%、68.96%；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4389.20万元、5430.27万元和7040.57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0.46%、95.00%和67.99%，占比相对较高。
第十，减分项：应收账款高企。2018年-2020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7842.21万元、1.14亿元和2.29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2.01%、44.49%和57.31%，应收账款金额和占比均较高。
第十一，综合评估：公司处于芯片赛道上游，又是所处细分领域龙头，业务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由于提供的是卡脖子产品，因此享受了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做这个业务，一方面，技术难度比较高，基本上第一名吃盈利，第二名打平，第三名就要赔钱，做EDA做不到前两名，基本上没有机会；另一方面，EDA产业投资周期比较长，见效比较慢，需要建立产业生态圈，对人才依赖性更高。因此，公司产品虽然前景广阔，但也有不少困扰。从处于芯片生产关键环节的上市公司华海清科、拓荆科技上市后走势看，机构都非常追捧，因此，同样处于芯片生产关键环节的华大九天，上市后的表现也不会让人失望，虽然发行市盈率非常高，压缩了上市首日的溢价空间，但破发可能不大，长期走势可参考拓荆科技。
第十二，建议：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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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分项：在国内芯片领域，工艺领先。针对模拟芯片，目前公司的EDA全流程工具可以在电路仿真上支持最先进的5纳米制程，其他工具则支持28纳米制程。针对数字芯片，除个别工具以外均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以支持5纳米制程。针对平板显示电路，同样也可提供全流程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针对晶圆制造，目前已经有国内领先的重点工具。
第五，加分项：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7,509.81万元、13,502.87万元和18,340.50万元，呈增长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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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减分项：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占比高。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金额合计分别为2805.68万元、4888.70万元、7141.42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7.83%、85.53%、68.96%；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4389.20万元、5430.27万元和7040.57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0.46%、95.00%和67.99%，占比相对较高。
第十，减分项：应收账款高企。2018年-2020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7842.21万元、1.14亿元和2.29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2.01%、44.49%和57.31%，应收账款金额和占比均较高。
第十一，综合评估：公司处于芯片赛道上游，又是所处细分领域龙头，业务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由于提供的是卡脖子产品，因此享受了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做这个业务，一方面，技术难度比较高，基本上第一名吃盈利，第二名打平，第三名就要赔钱，做EDA做不到前两名，基本上没有机会；另一方面，EDA产业投资周期比较长，见效比较慢，需要建立产业生态圈，对人才依赖性更高。因此，公司产品虽然前景广阔，但也有不少困扰。从处于芯片生产关键环节的上市公司华海清科、拓荆科技上市后走势看，机构都非常追捧，因此，同样处于芯片生产关键环节的华大九天，上市后的表现也不会让人失望，虽然发行市盈率非常高，压缩了上市首日的溢价空间，但破发可能不大，长期走势可参考拓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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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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