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演讲稿 《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
我们再来看休谟难题二。休谟难题二是这样一个问题:价值理性的可能性问题。因为按照笛卡尔的原则，我们运用理性不光可以解决知识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道德问题。怎样的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一一它应当得到理性的论证。假如理性能够论证某种生活社会生活状态、某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善的制度，就是一份善的价值。“理性能论证吗?”--休谟是这么提问的。休谟难题二，用英语来表达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英国人，他用英语说话，休说这么问了:“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我们知道在英语当中有个动词短语叫derivefrom，学过英语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词了。derive就是推论，from就是从什么当中。derive sth.from sth.，从什么当中推出什么来。好，现在的休谟问题是这么问的:Howtoderive Ought from Is?“Ought”在英语当中本来是个情态动词，应当。现在休谟的做法是仿造了德语的做法，在德语当中所有的名词，不管这个名词在句首还是句子中间、还是句尾，第一个字母总是大写的，学过德语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看德语的一句句子，你马上就能辨别这句子中哪几个是名词，它只要第一个字母大写，它就是名词。现在把ought的第一个字母o大写了，它就变成名词了。is是动词tob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Tobe是原型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叫is，Heisateacher，他是一个老师，is。现在把动词is的第一个字母也大写，也让它变成名词。好，ought变成名词了，叫“应当”，Is叫“存在”。How to derive Oughtfrom Is--如何才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来呢?直译的话这句子就是这个意思，把它直接的译成汉语。休谟问题二就是:如何可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应当”牵涉到价值，所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义务”。如何从“存在”中推出“义务”呢?关于存在我们可以获取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判断吗?推得出来吗?假如理性还能做第二件事情---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可以论证哪一种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理性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存在中推出“应当”来。关于存在我们固然能做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人类的生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我们更简明地说，休谟等于在问:一系列的科学知识，都给出了事实判断，事情是怎样的，我们从事实判断当中推得出价值判断吗?比方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叫社会科学，它给出一系列关于经济现象、经济运动的知识，经济存在，你可以对它做出knowledge，知识来。但是我们倘若问经济学家，人类的经济生活应当这样展开吗?这样展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经济学家当然要拒绝回答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在描述资本运动，并且寻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人类生活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这件事不归我管。科学总这样回答。但是资本主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就像我们的改革。30年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开始服从资本的逻辑来从事经济，这样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可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给价值判断了，给了，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一价值在里边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该怎么办?一方面要描述资本运动的逻辑，一方面要赋予它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果经济学家发现这件事不归我管，很尴尬。一切社会科学都处在这种尴尬当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它当然自诩自己为科学的，但是它又发现它所研究的对象:经济制度、法的制度、政治制度，同时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若每一个社会成员不接受它，这个制度是不能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存在，首先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价值上认同了这个制度，这里边有价值判断:我认同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认同是价值认同，然后再去描述它。经济学把这个前提撇开了，但它总是存在。休谟难题二非常厉害，它质疑了理性在价值的领域当中能不能被运用。而价值的问题是始终人类生活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惯窃，偷窃他人的钱包已经几十年了，经验成熟，在事实判断上他能力很强。这一次他登上一个公交车，他发现边上有个老人站在那里，老人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一判断里面有个钱包。按照他作为惯偷所形成的偷盗是否能成功这个知识他足够了，他按照周围的环境条件，他就发现本次的行窃一定成功。他可以给出一个知识性的判断--这一次一定成功，不会失败，这是个事实判断来了。但是他突然发现，站在他身边的老人衣衫褴褛，一看就是个穷老头，跟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突然一个问题从他心中产生了:我该不该下手?倘若我下手的时候，我简直是在偷盗我穷父亲的钱，我的父亲跟老人一模一样。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本次行窃是否成功的判断，而是应该不应该行窃的价值判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看到边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想到自己的穷父亲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问题:我应该不应该把他那个钱包拿掉。他发现如果他的手伸向老人的口袋，仿佛在伸向自己父亲的口袋，请问他这个价值问题哪里来的?儒家。儒家的价值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他是中国人，儒家的价值观念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个价值观念不是用理性论证出来的，而是孔子说的那个“仁”，叫“推己及人”。所以孟子那句话说对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这不是一种理性论证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它发端于儒家，从孔子开始的，然后孟子发挥了，或者又如阳明讲良知了，这哪里是理性的结果，理性推论的吗?不是。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否能用理性来加以论证?休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么厉害的一个问题。理性能否运用在价值领域当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理性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吗?这就提出了一个价值理性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改造自然界，我们改造自然界，就自然科学有这个能力，现在的自然科学的运用叫技术科学，更厉害，我们把这地球改的面目全非了。我们上海地底下，地铁纵横交错的，我们真会改造世界。理性这种用法叫工具理性，很成功。笛卡尔原则起来之后的西方科学不断地发展，应用于生产中，那叫技术。我们建立了与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技术改造的关系，成功了，但这个理性与价值无关，是工具，(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理性的成就就是在工具的领域当中确凿无疑。我们有了IT，信息技术了，我们手中有手机，有iPad，理性真是充分发挥它了。但发挥出来的叫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成立了吗?现在是价值理性空场，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伦理价值问题，现在不再是个追求真理的领域，而是个相对主义的领域。在价值观念上，我们可以彼此不一样，你保留你的价值观，我保留我的价值观，不要说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现在是不是都在这么想?叫“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这里似乎已经没有真理的可能性了。休谟如此提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能否做到让理性不仅作为工具起作用，增进人类的利益?我们是否在利益的领域当中，也让理性起作用--哪些利益是值得追求的?哪些利益是根本不应当追求的?假如理性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普世价值，跨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全世界共同认同的价值。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解决什么?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你阿拉伯人为什么要坚持你这种生活方式呢?你的利益诉求在理性上站得住脚吗?假如我们这样来追问，不是要寻求价值理性，运用理性来把某些民族向来追求的利益看成是不合理的，某些民族他向来追求的利益是普世的，适合于全人类都应当追求的，你能论证这一点吗?假如你能论证这一点，你就解决了亨廷顿那本书所提的问题。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了他的一篇国际政治学的著作，叫《文明的冲突》，预言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就是文明的冲突。我们能消解文明的冲突吗?用理性来消解吗?全世界能思维的头脑，在联合国的号召下集中起来探讨，最后给出了普世的价值，用理性来论证。所以你印第安人，你非洲部落，放弃你们那些价值，因为它在理性上站不住脚，一一地跟他们讨论，最后形成普世伦理、普世价值，这件事可能吗?怎么问的?
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这就是休谟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休谟难题二。休谟难题二是这样一个问题:价值理性的可能性问题。因为按照笛卡尔的原则，我们运用理性不光可以解决知识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道德问题。怎样的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一一它应当得到理性的论证。假如理性能够论证某种生活社会生活状态、某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善的制度，就是一份善的价值。“理性能论证吗?”--休谟是这么提问的。休谟难题二，用英语来表达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英国人，他用英语说话，休说这么问了:“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我们知道在英语当中有个动词短语叫derivefrom，学过英语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词了。derive就是推论，from就是从什么当中。derive sth.from sth.，从什么当中推出什么来。好，现在的休谟问题是这么问的:Howtoderive Ought from Is?“Ought”在英语当中本来是个情态动词，应当。现在休谟的做法是仿造了德语的做法，在德语当中所有的名词，不管这个名词在句首还是句子中间、还是句尾，第一个字母总是大写的，学过德语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看德语的一句句子，你马上就能辨别这句子中哪几个是名词，它只要第一个字母大写，它就是名词。现在把ought的第一个字母o大写了，它就变成名词了。is是动词tob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Tobe是原型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叫is，Heisateacher，他是一个老师，is。现在把动词is的第一个字母也大写，也让它变成名词。好，ought变成名词了，叫“应当”，Is叫“存在”。How to derive Oughtfrom Is--如何才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来呢?直译的话这句子就是这个意思，把它直接的译成汉语。休谟问题二就是:如何可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应当”牵涉到价值，所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义务”。如何从“存在”中推出“义务”呢?关于存在我们可以获取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判断吗?推得出来吗?假如理性还能做第二件事情---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可以论证哪一种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理性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存在中推出“应当”来。关于存在我们固然能做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人类的生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我们更简明地说，休谟等于在问:一系列的科学知识，都给出了事实判断，事情是怎样的，我们从事实判断当中推得出价值判断吗?比方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叫社会科学，它给出一系列关于经济现象、经济运动的知识，经济存在，你可以对它做出knowledge，知识来。但是我们倘若问经济学家，人类的经济生活应当这样展开吗?这样展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经济学家当然要拒绝回答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在描述资本运动，并且寻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人类生活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这件事不归我管。科学总这样回答。但是资本主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就像我们的改革。30年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开始服从资本的逻辑来从事经济，这样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可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给价值判断了，给了，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一价值在里边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该怎么办?一方面要描述资本运动的逻辑，一方面要赋予它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果经济学家发现这件事不归我管，很尴尬。一切社会科学都处在这种尴尬当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它当然自诩自己为科学的，但是它又发现它所研究的对象:经济制度、法的制度、政治制度，同时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若每一个社会成员不接受它，这个制度是不能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存在，首先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价值上认同了这个制度，这里边有价值判断:我认同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认同是价值认同，然后再去描述它。经济学把这个前提撇开了，但它总是存在。休谟难题二非常厉害，它质疑了理性在价值的领域当中能不能被运用。而价值的问题是始终人类生活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惯窃，偷窃他人的钱包已经几十年了，经验成熟，在事实判断上他能力很强。这一次他登上一个公交车，他发现边上有个老人站在那里，老人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一判断里面有个钱包。按照他作为惯偷所形成的偷盗是否能成功这个知识他足够了，他按照周围的环境条件，他就发现本次的行窃一定成功。他可以给出一个知识性的判断--这一次一定成功，不会失败，这是个事实判断来了。但是他突然发现，站在他身边的老人衣衫褴褛，一看就是个穷老头，跟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突然一个问题从他心中产生了:我该不该下手?倘若我下手的时候，我简直是在偷盗我穷父亲的钱，我的父亲跟老人一模一样。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本次行窃是否成功的判断，而是应该不应该行窃的价值判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看到边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想到自己的穷父亲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问题:我应该不应该把他那个钱包拿掉。他发现如果他的手伸向老人的口袋，仿佛在伸向自己父亲的口袋，请问他这个价值问题哪里来的?儒家。儒家的价值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他是中国人，儒家的价值观念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个价值观念不是用理性论证出来的，而是孔子说的那个“仁”，叫“推己及人”。所以孟子那句话说对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这不是一种理性论证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它发端于儒家，从孔子开始的，然后孟子发挥了，或者又如阳明讲良知了，这哪里是理性的结果，理性推论的吗?不是。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否能用理性来加以论证?休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么厉害的一个问题。理性能否运用在价值领域当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理性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吗?这就提出了一个价值理性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改造自然界，我们改造自然界，就自然科学有这个能力，现在的自然科学的运用叫技术科学，更厉害，我们把这地球改的面目全非了。我们上海地底下，地铁纵横交错的，我们真会改造世界。理性这种用法叫工具理性，很成功。笛卡尔原则起来之后的西方科学不断地发展，应用于生产中，那叫技术。我们建立了与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技术改造的关系，成功了，但这个理性与价值无关，是工具，(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理性的成就就是在工具的领域当中确凿无疑。我们有了IT，信息技术了，我们手中有手机，有iPad，理性真是充分发挥它了。但发挥出来的叫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成立了吗?现在是价值理性空场，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伦理价值问题，现在不再是个追求真理的领域，而是个相对主义的领域。在价值观念上，我们可以彼此不一样，你保留你的价值观，我保留我的价值观，不要说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现在是不是都在这么想?叫“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这里似乎已经没有真理的可能性了。休谟如此提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能否做到让理性不仅作为工具起作用，增进人类的利益?我们是否在利益的领域当中，也让理性起作用--哪些利益是值得追求的?哪些利益是根本不应当追求的?假如理性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普世价值，跨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全世界共同认同的价值。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解决什么?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你阿拉伯人为什么要坚持你这种生活方式呢?你的利益诉求在理性上站得住脚吗?假如我们这样来追问，不是要寻求价值理性，运用理性来把某些民族向来追求的利益看成是不合理的，某些民族他向来追求的利益是普世的，适合于全人类都应当追求的，你能论证这一点吗?假如你能论证这一点，你就解决了亨廷顿那本书所提的问题。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了他的一篇国际政治学的著作，叫《文明的冲突》，预言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就是文明的冲突。我们能消解文明的冲突吗?用理性来消解吗?全世界能思维的头脑，在联合国的号召下集中起来探讨，最后给出了普世的价值，用理性来论证。所以你印第安人，你非洲部落，放弃你们那些价值，因为它在理性上站不住脚，一一地跟他们讨论，最后形成普世伦理、普世价值，这件事可能吗?怎么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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