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lp评选全美最佳咖啡厅，南加多家上榜！
NBC电视台报导，29日是全国咖啡日（National Coffee Day），民众或许可去Yelp本月早些时候评选出全美最佳咖啡店“朝圣”一下，南加州也有几家店榜上有名，包括洛县、范杜拉（Ventura）县与橙县等地。
位于洛县康普顿（Compton）的Patria Coffee Roasters，被评选为第六名。
这家咖啡店供应冰拿铁、咖啡冰沙、墨西哥摩卡咖啡等。
地址在108 N Alameda Street。
范杜拉县有两家咖啡店上榜。
其中，位于橡树园（Oak Park）的Cafe Sepentia排名第四。
该店提供一系列传统浓缩咖啡，包括拿铁、卡布奇诺和玛奇朵等，此外还提供特色茶饮和韩国刨冰。
地址706 Lindero Canyon Road。
另一家是排名第九，位于范杜拉的Tatiana's Coffee and Tea。
该店提供传统浓缩咖啡饮品，包括“必须尝试”的印度香料奶茶（dirty chai latte），也提供自制肉馅卷饼。
地址为470 E Main Street。
橙县上榜的咖啡厅名列第十名，位于圣璜卡毕斯壮诺市（San Juan Capistrano）的Tim Is Making Great Coffee，也称为海岸咖啡与茶（Coast Coffee & Tea）。
该店提供各类浓缩咖啡饮品和有机咖啡。
一位Yelp评论员说“这是个真正的小企业主，他显然为他的产品自豪，我将永远支持。”
NBC电视台报导，29日是全国咖啡日（National Coffee Day），民众或许可去Yelp本月早些时候评选出全美最佳咖啡店“朝圣”一下，南加州也有几家店榜上有名，包括洛县、范杜拉（Ventura）县与橙县等地。
位于洛县康普顿（Compton）的Patria Coffee Roasters，被评选为第六名。
这家咖啡店供应冰拿铁、咖啡冰沙、墨西哥摩卡咖啡等。
地址在108 N Alameda Street。
范杜拉县有两家咖啡店上榜。
其中，位于橡树园（Oak Park）的Cafe Sepentia排名第四。
该店提供一系列传统浓缩咖啡，包括拿铁、卡布奇诺和玛奇朵等，此外还提供特色茶饮和韩国刨冰。
地址706 Lindero Canyon Road。
另一家是排名第九，位于范杜拉的Tatiana's Coffee and Tea。
该店提供传统浓缩咖啡饮品，包括“必须尝试”的印度香料奶茶（dirty chai latte），也提供自制肉馅卷饼。
地址为470 E Main Street。
橙县上榜的咖啡厅名列第十名，位于圣璜卡毕斯壮诺市（San Juan Capistrano）的Tim Is Making Great Coffee，也称为海岸咖啡与茶（Coast Coffee & Tea）。
该店提供各类浓缩咖啡饮品和有机咖啡。
一位Yelp评论员说“这是个真正的小企业主，他显然为他的产品自豪，我将永远支持。”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山今/文）《花少2》的正统续作《花儿与少年露营季》在一众期待之中，以“无聊”收尾。
另一边的《五十公里桃花坞2》却悄悄复兴了“花学”，惊艳所有人。
“王传君拒绝宋丹丹提议”、“桃花坞尴尬九分钟”、“李雪琴扇自己巴掌”，内娱综艺又短暂地活了一会儿。
大概没有谁比国产综艺更懂“黑红也是红”了，群众爱凑热闹，围观吵架并评理是第一生产力。但问题在于，“撕”出圈本质是一种饮鸩止渴，不仅消耗了观众缘，一时的热度也不足以维系整季节目。
01 “综艺神兽”，一边挨骂一边出圈
丹姐在哪儿，争议、热度就在哪儿。
《桃花坞2》第一期的前100分钟都在平平淡淡中度过，直到结尾的复盘会，丹姐力挽狂澜，凭借令人窒息的大长辈做派，成功让节目尴尬出圈，完成了热搜KPI。
有网友评价宋丹丹是“假装公平实际上强行把观点加在别人身上的长辈”。
面对李雪琴说“大家不要抢着干活”的建议，宋丹丹说“谁抢活了？抢活的举手”、“你不要自己编一个矛盾”。
面对不想表演节目又唯唯诺诺的年轻人，丹姐再次重拳出击，强行举办联欢会，并希望所有女生排集体舞。
宋丹丹强硬的语气、强势的领导风范，让广大社畜深深共情了在场的各位年轻明星，而这也是节目目前最为热议之处。
但这并不是丹姐在《桃花坞2》中唯一的长辈行为。
实际上，在尴尬的九分钟复盘会之前，宋丹丹一直在损汪苏泷和李雪琴。
用汪苏泷的话说，宋丹丹和汪苏泷、李雪琴、辣目洋子最熟，所有她就通过损熟人的方式缓和气氛。
但显然，汪苏泷本人已经感到不适，委婉地说自己还不适应被损的角色。
李雪琴也没逃过被损的命运。
宋丹丹当着李雪琴的面说“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这些老坞民了”，语气之强硬、话语之直白，怎么不算《花少2》“上一季的人比较正常”的代餐呢？
也很明显，被当面拆台的李雪琴，已经感到不适。
上一季《桃花坞》的出圈话题，也有丹姐一份功劳。
第一期，不太熟的15位嘉宾还没有进入状态时，宋丹丹就提议大家自我介绍、挨个说代表作。
代表作为《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张翰，闭口不谈；其他没有代表作的人内心惶恐，桃花坞沦为修罗场。
从结果来看，某种程度上是宋丹丹的争议行为，拯救了这档几乎就要走向无聊的节目。
只不过，节目靠争议话题稳稳出圈，丹姐的路人缘就有点岌岌可危了。
和丹姐一样的“综艺神兽”，包括但不限于郭敬明、李诚儒、黄晓明、宁静、陈凯歌。
李诚儒的“三如”金句、郭敬明的“S卡”、陈凯歌因《无极》破防、黄晓明的“明学”等等，都是常看常新的综艺名场面。
这些“综艺神兽”的共同特点是，行事风格具有争议，或是言辞比较有攻击性，结果通常是自己挨骂、路人缘受损，让节目出圈、收获热度和流量。
02 真人秀的冲突与矛盾
综艺节目想制造冲突无可厚非。
和电视剧需要戏剧性一样，冲突与矛盾也是综艺戏剧性的一环。平淡如水的真人秀，很容易走向无聊、无人问津的窘境。
但制造冲突并且不让观众厌烦，也是门学问。
网友们热情参与讨论、深深共情嘉宾、贡献流量和热度，但同时又厌烦着那些制造“抓马”的综艺。
《桃花坞》第一季在豆瓣仅6.1分，并随着《桃花坞2》的开播和再次争议出圈，又下降了0.1分。
几乎每期都在吵架的《导演请指教》，豆瓣仅4.2分；贡献了经典“明学”的《中餐厅3》，仅4.8分；《演员请就位》第二季5.1分。
“好”的冲突，应该和节目内容是一体的。
在《韩国综艺节目如何讲故事》一书中，曾在韩国电视圈工作20余年的作者郑淑敏写道，真人秀由“演出者、任务、事件”组成，嘉宾各自有鲜明的特点，在互动中会产生不可预期的情况；节目开始时，让演出者清楚任务内容，并在任务过程中不断发掘新故事。
演出者、任务、事件，是讲故事的三要素；演出者之间的碰撞、他们在完成任务中所引发的事件，则是戏剧性的来源。
而那些让观众感到厌烦的冲突，往往来源于极具争议的嘉宾，和刻意制造的话题。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综艺神兽”们，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能引发热议。他们也许不是最专业、和节目主旨最契合的，但依旧是真人秀的座上宾。
郭敬明能在《演员请就位》中和陈凯歌平起平坐，靠的应该不是《小时代》系列；毕志飞去参加导演竞技综艺，靠的大概也不是《逐梦演艺圈》。
自带话题的“综艺神兽”一旦施法，后期剪辑再刻意、反复拼贴其他人“无语凝噎”的反应镜头，节目效果分分钟拉满。
《桃花坞》的尴尬九分钟，就藏着节目组试图通过剪辑刻意放大矛盾的小心思。
那本质是一次短暂的价值观冲突，比起《花少2》的极致宫斗现场，显然有些小巫见大巫。
据节目的慢直播来看，嘉宾之间相处其实挺融洽的，李雪琴的综艺节目也邀请了辣目洋子参加。
更大的矛盾在于，“综艺神兽”带来的话题，和节目内容、主旨并不是强相关的。它们被观众热议，是话题的胜利，而不是内容的胜利。
《桃花坞2》的尴尬九分钟，之所以能引发广大网友共鸣，本质是代际冲突，以及地位、名气、资历带来的权力差异。
这种权力、年龄差异造成的尴尬，有着强烈的现实投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被领导和家中长辈支配的恐惧。
《桃花坞》上一季出圈的餐费问题，本质是阶级差异带来的争议，和节目本身的内容也没有关系。
但《桃花坞》并不是职场综艺，它主打的是社区建设，以及社交观察。
“明学”的兴起，也是因为其中暗含了不对等的“领导-下属”权力关系，“我要我觉得”的领导口吻，让广大社畜上头。而《中餐厅》是一档关于美食和开店的慢综艺。
这些靠“综艺神兽”制造冲突的争议综艺，往往也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
出圈话题和综艺主旨的错位，让被争议吸引来的观众，很难转化成核心受众。吃瓜群众看个热闹，但花两个小时看和话题无关的综艺内容，时间成本显然太高。
靠“撕”出圈，就像和魔鬼做交易。没有过硬的内容，只能不停地靠争议置换流量。
观众因吵架而来，如果后面不“撕”了，观众大概率也会离去。在走向“we are 伐木累”的节目后半程，《桃花坞》《中餐厅》的热度都下滑了。
太“和平与爱”的综艺会无聊，但太极端、刻意的冲突又会惹得观众生厌，就像那些狗血撒过头的电视剧。
如何合理地制造冲突，不要让矛盾凌驾于内容之上，是国产综艺需要思考的命题。不然，再高的热度，大概也只是提供了群众嗑瓜子时的谈资，以及一些短视频素材。
另一边的《五十公里桃花坞2》却悄悄复兴了“花学”，惊艳所有人。
“王传君拒绝宋丹丹提议”、“桃花坞尴尬九分钟”、“李雪琴扇自己巴掌”，内娱综艺又短暂地活了一会儿。
大概没有谁比国产综艺更懂“黑红也是红”了，群众爱凑热闹，围观吵架并评理是第一生产力。但问题在于，“撕”出圈本质是一种饮鸩止渴，不仅消耗了观众缘，一时的热度也不足以维系整季节目。
01 “综艺神兽”，一边挨骂一边出圈
丹姐在哪儿，争议、热度就在哪儿。
《桃花坞2》第一期的前100分钟都在平平淡淡中度过，直到结尾的复盘会，丹姐力挽狂澜，凭借令人窒息的大长辈做派，成功让节目尴尬出圈，完成了热搜KPI。
有网友评价宋丹丹是“假装公平实际上强行把观点加在别人身上的长辈”。
面对李雪琴说“大家不要抢着干活”的建议，宋丹丹说“谁抢活了？抢活的举手”、“你不要自己编一个矛盾”。
面对不想表演节目又唯唯诺诺的年轻人，丹姐再次重拳出击，强行举办联欢会，并希望所有女生排集体舞。
宋丹丹强硬的语气、强势的领导风范，让广大社畜深深共情了在场的各位年轻明星，而这也是节目目前最为热议之处。
但这并不是丹姐在《桃花坞2》中唯一的长辈行为。
实际上，在尴尬的九分钟复盘会之前，宋丹丹一直在损汪苏泷和李雪琴。
用汪苏泷的话说，宋丹丹和汪苏泷、李雪琴、辣目洋子最熟，所有她就通过损熟人的方式缓和气氛。
但显然，汪苏泷本人已经感到不适，委婉地说自己还不适应被损的角色。
李雪琴也没逃过被损的命运。
宋丹丹当着李雪琴的面说“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这些老坞民了”，语气之强硬、话语之直白，怎么不算《花少2》“上一季的人比较正常”的代餐呢？
也很明显，被当面拆台的李雪琴，已经感到不适。
上一季《桃花坞》的出圈话题，也有丹姐一份功劳。
第一期，不太熟的15位嘉宾还没有进入状态时，宋丹丹就提议大家自我介绍、挨个说代表作。
代表作为《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张翰，闭口不谈；其他没有代表作的人内心惶恐，桃花坞沦为修罗场。
从结果来看，某种程度上是宋丹丹的争议行为，拯救了这档几乎就要走向无聊的节目。
只不过，节目靠争议话题稳稳出圈，丹姐的路人缘就有点岌岌可危了。
和丹姐一样的“综艺神兽”，包括但不限于郭敬明、李诚儒、黄晓明、宁静、陈凯歌。
李诚儒的“三如”金句、郭敬明的“S卡”、陈凯歌因《无极》破防、黄晓明的“明学”等等，都是常看常新的综艺名场面。
这些“综艺神兽”的共同特点是，行事风格具有争议，或是言辞比较有攻击性，结果通常是自己挨骂、路人缘受损，让节目出圈、收获热度和流量。
02 真人秀的冲突与矛盾
综艺节目想制造冲突无可厚非。
和电视剧需要戏剧性一样，冲突与矛盾也是综艺戏剧性的一环。平淡如水的真人秀，很容易走向无聊、无人问津的窘境。
但制造冲突并且不让观众厌烦，也是门学问。
网友们热情参与讨论、深深共情嘉宾、贡献流量和热度，但同时又厌烦着那些制造“抓马”的综艺。
《桃花坞》第一季在豆瓣仅6.1分，并随着《桃花坞2》的开播和再次争议出圈，又下降了0.1分。
几乎每期都在吵架的《导演请指教》，豆瓣仅4.2分；贡献了经典“明学”的《中餐厅3》，仅4.8分；《演员请就位》第二季5.1分。
“好”的冲突，应该和节目内容是一体的。
在《韩国综艺节目如何讲故事》一书中，曾在韩国电视圈工作20余年的作者郑淑敏写道，真人秀由“演出者、任务、事件”组成，嘉宾各自有鲜明的特点，在互动中会产生不可预期的情况；节目开始时，让演出者清楚任务内容，并在任务过程中不断发掘新故事。
演出者、任务、事件，是讲故事的三要素；演出者之间的碰撞、他们在完成任务中所引发的事件，则是戏剧性的来源。
而那些让观众感到厌烦的冲突，往往来源于极具争议的嘉宾，和刻意制造的话题。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综艺神兽”们，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能引发热议。他们也许不是最专业、和节目主旨最契合的，但依旧是真人秀的座上宾。
郭敬明能在《演员请就位》中和陈凯歌平起平坐，靠的应该不是《小时代》系列；毕志飞去参加导演竞技综艺，靠的大概也不是《逐梦演艺圈》。
自带话题的“综艺神兽”一旦施法，后期剪辑再刻意、反复拼贴其他人“无语凝噎”的反应镜头，节目效果分分钟拉满。
《桃花坞》的尴尬九分钟，就藏着节目组试图通过剪辑刻意放大矛盾的小心思。
那本质是一次短暂的价值观冲突，比起《花少2》的极致宫斗现场，显然有些小巫见大巫。
据节目的慢直播来看，嘉宾之间相处其实挺融洽的，李雪琴的综艺节目也邀请了辣目洋子参加。
更大的矛盾在于，“综艺神兽”带来的话题，和节目内容、主旨并不是强相关的。它们被观众热议，是话题的胜利，而不是内容的胜利。
《桃花坞2》的尴尬九分钟，之所以能引发广大网友共鸣，本质是代际冲突，以及地位、名气、资历带来的权力差异。
这种权力、年龄差异造成的尴尬，有着强烈的现实投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被领导和家中长辈支配的恐惧。
《桃花坞》上一季出圈的餐费问题，本质是阶级差异带来的争议，和节目本身的内容也没有关系。
但《桃花坞》并不是职场综艺，它主打的是社区建设，以及社交观察。
“明学”的兴起，也是因为其中暗含了不对等的“领导-下属”权力关系，“我要我觉得”的领导口吻，让广大社畜上头。而《中餐厅》是一档关于美食和开店的慢综艺。
这些靠“综艺神兽”制造冲突的争议综艺，往往也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
出圈话题和综艺主旨的错位，让被争议吸引来的观众，很难转化成核心受众。吃瓜群众看个热闹，但花两个小时看和话题无关的综艺内容，时间成本显然太高。
靠“撕”出圈，就像和魔鬼做交易。没有过硬的内容，只能不停地靠争议置换流量。
观众因吵架而来，如果后面不“撕”了，观众大概率也会离去。在走向“we are 伐木累”的节目后半程，《桃花坞》《中餐厅》的热度都下滑了。
太“和平与爱”的综艺会无聊，但太极端、刻意的冲突又会惹得观众生厌，就像那些狗血撒过头的电视剧。
如何合理地制造冲突，不要让矛盾凌驾于内容之上，是国产综艺需要思考的命题。不然，再高的热度，大概也只是提供了群众嗑瓜子时的谈资，以及一些短视频素材。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