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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提出了若干重要批评。首先，针对经学教育，倡导哲学教育。王国维批驳了张之洞等人的观点，论证“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17]其次，确立哲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国维认为“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分为“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三部，“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18]在智德美体四育中，哲学教育具有首要的地位和作用。再次，揭示“哲学之与教育学之关系”。王国维将这种关系比喻为“物理学、化学之与工学之关系；生理学、解剖学之与医学之关系”。[19]这是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由这种关系揭示了哲学的基础地位和指导作用。最后，反对“平凡之教育主义”，主张“知力之贵族主义”。所谓“平凡之教育主义”就是以为“为学之次第”“宜循小、中、大学之序”，王国维由办学首需师资而反驳这一观点，力主“大学之立之先于中小学，专门教育之先于普通教育”。所谓“知力之贵族主义”除了强调高等教育优先之外，应当包括哲学教育优先。[20]王国维批评“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尤其从哲学之与教育学之关系而批评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王国维认为清季学制改革“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主张“哲学之不可不特置一科……经学文学二科中之必不可不讲哲学”。王国维还指出，研究哲学之所以“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是因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21]这是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2]。总之，在中国现代教育转型中，王国维是倡导哲学教育的第一人，首先主张把哲学纳入教育体制并贯穿其他学科

西方哲学传统是追求学以致知，中国哲学传统是追求学以致用。如果哲学只是由一些所谓善思考的人向大家指出一些本质，只把思想的闪光集成哲学史，把世界的普通之处当做提炼出高级理论的出处，而从不愿把人拥有的普遍的思想也当做另一个哲学世界看待。那这个哲学是无情的、高傲的、视角狭窄的。甚至是功利的：为了满足追求真理需求的功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规律和实践的部分，更大众化、更有温度，是愿意包含更广泛的生命与之同往的。但西哲给人带来的平静、中哲的厚重，同样对一个人存在着的感觉很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