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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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日本茶道与禅宗文化
诗人郁乃说：“日本茶道是沧桑世俗的人间道，向天，向地，向神灵，归心于安。”
日本的茶道史，也是日本宗教、哲学、伦理与美学的发展史，600年茶道流变，成就了日本文化美的底蕴，并使其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日常起居的礼节，以及社交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茶道不仅增进了人们在和睦、清净氛围下的心灵交流，还提升了诉诸自然美感的生活品味。
大自然有它的庄严和谦卑，正如日本茶道所呈现的那样，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日本圣哲对自然哲学的深刻体会。就像普通人崇尚圣人一样，圣人所崇尚的便是大自然。从古印度的宗教到中国的黄老之学，无不是将自然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能够赐予人生命之力和精神之力的图腾，而日本人则很好地汲取了两者的文化，最终又将此融入于茶道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血缘之亲，索绕其中。因为他们展现出的茶道文化，不仅是人之间的平等互爱，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写道：茶室本极其狭小，简朴，而寄寓的意思却无边深广，无上清丽。
茶文化源于中国，后经日本求学僧侣带回日本，逐步将这种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携带着宗教仪式的“文化”。所以，日本茶道从形成初始，便根植于佛土，与自修、苦行的禅宗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荣西禅师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他研究了唐代陆羽《茶经》后，将自身领悟的佛法融汇其中，写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于镰仓幕府，其中有写道：“饮茶可以净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饮茶与养生的完美结合，使其迅速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开来。
茶文化在日本发展至15世纪，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扭转了饮茶的观念。他认为饮茶所包含的文化应当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节制自律”，而非放任自由的享受生活。他首创“四铺半草庵茶”，将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以禅道为核心的价值观——茶道。
在村田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又在“四铺半草庵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茶礼、茶具、茶室之中，除了拥有“清心寡欲·草庵茶”的风格外，还有更为简约雅淡的“佗茶”。
沱茶其貌不扬，却携带着“无边高深、无上清丽”的寓意。佗，本意为空寂、负重、苦闷、寒碜，后经武野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正直、谨慎、自律、谦逊。这种如禅宗戒律一般的“佗茶”理念，便是以挚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环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被称为茶道天才，他将以禅宗为中心的沱茶，又进一步发展为“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利休茶道”，这种理念让茶道从贵族阶层走向了平民百姓，起到了茶道文化的普及作用。
利休茶道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和、敬、清、寂”，而此四种境界，亦符合了千利休之名：万般名利，皆已休矣。
和以行之，平等相待，淡泊宁静。无所取舍，无所憎爱，用清静本心去体悟自然生命的智慧，从而达到佛我如一、天人如一的“和”境；
敬以为质，质为我心，我心即佛，人人皆有佛心，在“真如”面前平等不二，没有贵贱，相敬如宾；
清亦为净，清以居之，茶室犹如一方净土，应当清净整洁，以洗涤灵魂的污浊；
寂以养志，佛法中当作“死、涅槃、無”，这是一种身心的修行，我们每一次的觉悟、进步、成长都像是死后的重生，而涅槃就是一种境界，让我们最终回归到初心本性的“無”——如惠能言：“本来無一物，何处惹尘埃”。
千利休对日本文化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茶道的本身。他侍奉丰臣秀吉了十年，这十年间也是其茶道境界不断提升，艺术才华充分展现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他对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还融会了饮食、园艺、建筑、花木、书画、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缝纫等诸方面的文化体系，最终成型并延续至今，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的样子。
茶，不过是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微小事物，是凡俗生活中的一角，而通过凡俗生活而悟得无边、无际、无尽藏的“道”，才是个人不断修行、增进的最终目的。
道，就是“真”。这种“真”是简、是净、是和，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源泉和存在意义。茶与道的结合，就是让人在简朴、清净、和敬的生活氛围中，去思考人的本质，去领悟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对于当下的超越性，让一切生活的修行获得正果，让经历的一切苦难具有意义。
诗人郁乃说：“日本茶道是沧桑世俗的人间道，向天，向地，向神灵，归心于安。”
日本的茶道史，也是日本宗教、哲学、伦理与美学的发展史，600年茶道流变，成就了日本文化美的底蕴，并使其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日常起居的礼节，以及社交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茶道不仅增进了人们在和睦、清净氛围下的心灵交流，还提升了诉诸自然美感的生活品味。
大自然有它的庄严和谦卑，正如日本茶道所呈现的那样，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日本圣哲对自然哲学的深刻体会。就像普通人崇尚圣人一样，圣人所崇尚的便是大自然。从古印度的宗教到中国的黄老之学，无不是将自然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能够赐予人生命之力和精神之力的图腾，而日本人则很好地汲取了两者的文化，最终又将此融入于茶道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血缘之亲，索绕其中。因为他们展现出的茶道文化，不仅是人之间的平等互爱，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写道：茶室本极其狭小，简朴，而寄寓的意思却无边深广，无上清丽。
茶文化源于中国，后经日本求学僧侣带回日本，逐步将这种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携带着宗教仪式的“文化”。所以，日本茶道从形成初始，便根植于佛土，与自修、苦行的禅宗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荣西禅师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他研究了唐代陆羽《茶经》后，将自身领悟的佛法融汇其中，写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于镰仓幕府，其中有写道：“饮茶可以净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饮茶与养生的完美结合，使其迅速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开来。
茶文化在日本发展至15世纪，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扭转了饮茶的观念。他认为饮茶所包含的文化应当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节制自律”，而非放任自由的享受生活。他首创“四铺半草庵茶”，将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以禅道为核心的价值观——茶道。
在村田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又在“四铺半草庵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茶礼、茶具、茶室之中，除了拥有“清心寡欲·草庵茶”的风格外，还有更为简约雅淡的“佗茶”。
沱茶其貌不扬，却携带着“无边高深、无上清丽”的寓意。佗，本意为空寂、负重、苦闷、寒碜，后经武野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正直、谨慎、自律、谦逊。这种如禅宗戒律一般的“佗茶”理念，便是以挚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环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被称为茶道天才，他将以禅宗为中心的沱茶，又进一步发展为“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利休茶道”，这种理念让茶道从贵族阶层走向了平民百姓，起到了茶道文化的普及作用。
利休茶道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和、敬、清、寂”，而此四种境界，亦符合了千利休之名：万般名利，皆已休矣。
和以行之，平等相待，淡泊宁静。无所取舍，无所憎爱，用清静本心去体悟自然生命的智慧，从而达到佛我如一、天人如一的“和”境；
敬以为质，质为我心，我心即佛，人人皆有佛心，在“真如”面前平等不二，没有贵贱，相敬如宾；
清亦为净，清以居之，茶室犹如一方净土，应当清净整洁，以洗涤灵魂的污浊；
寂以养志，佛法中当作“死、涅槃、無”，这是一种身心的修行，我们每一次的觉悟、进步、成长都像是死后的重生，而涅槃就是一种境界，让我们最终回归到初心本性的“無”——如惠能言：“本来無一物，何处惹尘埃”。
千利休对日本文化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茶道的本身。他侍奉丰臣秀吉了十年，这十年间也是其茶道境界不断提升，艺术才华充分展现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他对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还融会了饮食、园艺、建筑、花木、书画、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缝纫等诸方面的文化体系，最终成型并延续至今，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的样子。
茶，不过是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微小事物，是凡俗生活中的一角，而通过凡俗生活而悟得无边、无际、无尽藏的“道”，才是个人不断修行、增进的最终目的。
道，就是“真”。这种“真”是简、是净、是和，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源泉和存在意义。茶与道的结合，就是让人在简朴、清净、和敬的生活氛围中，去思考人的本质，去领悟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对于当下的超越性，让一切生活的修行获得正果，让经历的一切苦难具有意义。
日本茶道与禅宗文化
诗人郁乃说：“日本茶道是沧桑世俗的人间道，向天，向地，向神灵，归心于安。”
日本的茶道史，也是日本宗教、哲学、伦理与美学的发展史，600年茶道流变，成就了日本文化美的底蕴，并使其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日常起居的礼节，以及社交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茶道不仅增进了人们在和睦、清净氛围下的心灵交流，还提升了诉诸自然美感的生活品味。
大自然有它的庄严和谦卑，正如日本茶道所呈现的那样，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日本圣哲对自然哲学的深刻体会。就像普通人崇尚圣人一样，圣人所崇尚的便是大自然。从古印度的宗教到中国的黄老之学，无不是将自然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能够赐予人生命之力和精神之力的图腾，而日本人则很好地汲取了两者的文化，最终又将此融入于茶道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血缘之亲，索绕其中。因为他们展现出的茶道文化，不仅是人之间的平等互爱，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写道：茶室本极其狭小，简朴，而寄寓的意思却无边深广，无上清丽。
茶文化源于中国，后经日本求学僧侣带回日本，逐步将这种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携带着宗教仪式的“文化”。所以，日本茶道从形成初始，便根植于佛土，与自修、苦行的禅宗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荣西禅师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他研究了唐代陆羽《茶经》后，将自身领悟的佛法融汇其中，写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于镰仓幕府，其中有写道：“饮茶可以净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饮茶与养生的完美结合，使其迅速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开来。
茶文化在日本发展至15世纪，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扭转了饮茶的观念。他认为饮茶所包含的文化应当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节制自律”，而非放任自由的享受生活。他首创“四铺半草庵茶”，将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以禅道为核心的价值观——茶道。
在村田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又在“四铺半草庵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茶礼、茶具、茶室之中，除了拥有“清心寡欲·草庵茶”的风格外，还有更为简约雅淡的“佗茶”。
沱茶其貌不扬，却携带着“无边高深、无上清丽”的寓意。佗，本意为空寂、负重、苦闷、寒碜，后经武野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正直、谨慎、自律、谦逊。这种如禅宗戒律一般的“佗茶”理念，便是以挚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环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被称为茶道天才，他将以禅宗为中心的沱茶，又进一步发展为“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利休茶道”，这种理念让茶道从贵族阶层走向了平民百姓，起到了茶道文化的普及作用。
利休茶道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和、敬、清、寂”，而此四种境界，亦符合了千利休之名：万般名利，皆已休矣。
和以行之，平等相待，淡泊宁静。无所取舍，无所憎爱，用清静本心去体悟自然生命的智慧，从而达到佛我如一、天人如一的“和”境；
敬以为质，质为我心，我心即佛，人人皆有佛心，在“真如”面前平等不二，没有贵贱，相敬如宾；
清亦为净，清以居之，茶室犹如一方净土，应当清净整洁，以洗涤灵魂的污浊；
寂以养志，佛法中当作“死、涅槃、無”，这是一种身心的修行，我们每一次的觉悟、进步、成长都像是死后的重生，而涅槃就是一种境界，让我们最终回归到初心本性的“無”——如惠能言：“本来無一物，何处惹尘埃”。
千利休对日本文化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茶道的本身。他侍奉丰臣秀吉了十年，这十年间也是其茶道境界不断提升，艺术才华充分展现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他对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还融会了饮食、园艺、建筑、花木、书画、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缝纫等诸方面的文化体系，最终成型并延续至今，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的样子。
茶，不过是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微小事物，是凡俗生活中的一角，而通过凡俗生活而悟得无边、无际、无尽藏的“道”，才是个人不断修行、增进的最终目的。
道，就是“真”。这种“真”是简、是净、是和，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源泉和存在意义。茶与道的结合，就是让人在简朴、清净、和敬的生活氛围中，去思考人的本质，去领悟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对于当下的超越性，让一切生活的修行获得正果，让经历的一切苦难具有意义。
诗人郁乃说：“日本茶道是沧桑世俗的人间道，向天，向地，向神灵，归心于安。”
日本的茶道史，也是日本宗教、哲学、伦理与美学的发展史，600年茶道流变，成就了日本文化美的底蕴，并使其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日常起居的礼节，以及社交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茶道不仅增进了人们在和睦、清净氛围下的心灵交流，还提升了诉诸自然美感的生活品味。
大自然有它的庄严和谦卑，正如日本茶道所呈现的那样，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日本圣哲对自然哲学的深刻体会。就像普通人崇尚圣人一样，圣人所崇尚的便是大自然。从古印度的宗教到中国的黄老之学，无不是将自然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能够赐予人生命之力和精神之力的图腾，而日本人则很好地汲取了两者的文化，最终又将此融入于茶道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血缘之亲，索绕其中。因为他们展现出的茶道文化，不仅是人之间的平等互爱，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写道：茶室本极其狭小，简朴，而寄寓的意思却无边深广，无上清丽。
茶文化源于中国，后经日本求学僧侣带回日本，逐步将这种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携带着宗教仪式的“文化”。所以，日本茶道从形成初始，便根植于佛土，与自修、苦行的禅宗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荣西禅师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他研究了唐代陆羽《茶经》后，将自身领悟的佛法融汇其中，写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于镰仓幕府，其中有写道：“饮茶可以净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饮茶与养生的完美结合，使其迅速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开来。
茶文化在日本发展至15世纪，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扭转了饮茶的观念。他认为饮茶所包含的文化应当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节制自律”，而非放任自由的享受生活。他首创“四铺半草庵茶”，将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以禅道为核心的价值观——茶道。
在村田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又在“四铺半草庵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茶礼、茶具、茶室之中，除了拥有“清心寡欲·草庵茶”的风格外，还有更为简约雅淡的“佗茶”。
沱茶其貌不扬，却携带着“无边高深、无上清丽”的寓意。佗，本意为空寂、负重、苦闷、寒碜，后经武野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正直、谨慎、自律、谦逊。这种如禅宗戒律一般的“佗茶”理念，便是以挚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环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被称为茶道天才，他将以禅宗为中心的沱茶，又进一步发展为“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利休茶道”，这种理念让茶道从贵族阶层走向了平民百姓，起到了茶道文化的普及作用。
利休茶道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和、敬、清、寂”，而此四种境界，亦符合了千利休之名：万般名利，皆已休矣。
和以行之，平等相待，淡泊宁静。无所取舍，无所憎爱，用清静本心去体悟自然生命的智慧，从而达到佛我如一、天人如一的“和”境；
敬以为质，质为我心，我心即佛，人人皆有佛心，在“真如”面前平等不二，没有贵贱，相敬如宾；
清亦为净，清以居之，茶室犹如一方净土，应当清净整洁，以洗涤灵魂的污浊；
寂以养志，佛法中当作“死、涅槃、無”，这是一种身心的修行，我们每一次的觉悟、进步、成长都像是死后的重生，而涅槃就是一种境界，让我们最终回归到初心本性的“無”——如惠能言：“本来無一物，何处惹尘埃”。
千利休对日本文化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茶道的本身。他侍奉丰臣秀吉了十年，这十年间也是其茶道境界不断提升，艺术才华充分展现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他对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还融会了饮食、园艺、建筑、花木、书画、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缝纫等诸方面的文化体系，最终成型并延续至今，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的样子。
茶，不过是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微小事物，是凡俗生活中的一角，而通过凡俗生活而悟得无边、无际、无尽藏的“道”，才是个人不断修行、增进的最终目的。
道，就是“真”。这种“真”是简、是净、是和，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源泉和存在意义。茶与道的结合，就是让人在简朴、清净、和敬的生活氛围中，去思考人的本质，去领悟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对于当下的超越性，让一切生活的修行获得正果，让经历的一切苦难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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