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诗会#
【草木二记#原创#】
桂花
我从一座城市奔波到另一座城市，时令已是秋天，南方的风送来一阵又一阵的桂花香。江南的秋，因了暗香浮动的桂花，显出它独特的韵味。十二世纪，金国皇帝完颜亮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江南的富足美丽怦然心动，以致铁骑南下。这倒真应了这句话——男人雄霸天下或者归于浮屠的动机有时就是这么简单，可以源于一首美妙的诗，可以因为一双妩媚的眼，也可以因为一朵花。
秋分时节，桂花开得闹猛。走到哪里，都可以闻到桂花的香，我生活的城市，是座阳刚豪迈的城市，一到秋天，因了桂花，倒显出几分别样的柔情。
江南之地，桂花遍地。写过“能不忆江南”的白居易，曾在杭州为官，对江南景物多有赞美，他喜欢“山寺月中寻桂子”。杭州是座被桂香浸润着的城市，秋分时节，满城桂香，简直香到人的五脏六腑里，好像中了迷魂香，让人迷迷瞪瞪的。你得承认，农历八月的花魁，就是桂花，难怪八月又叫桂月。这时节别的什么花，无论怎样的争奇斗艳，风头都被桂花抢了去。桂花有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若论香味，以金桂最为浓郁，它的香，就像那种风头最健的女子，有饱满的青春垫底，任性起来，是不管不顾的那种。有人闻了桂香会发诗兴，有人闻到桂香便会怀人，还有人，闻到桂花的甜香，竟然起了性欲，郁达夫有一篇小说《迟桂花》，里面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因为开的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以致郁达夫结结巴巴地说，“我，我闻了，似乎要起性欲冲动的样子。”郁达夫是个情种，似乎还有点性欲亢进。
赏桂也须当时，去年秋分时节，雨水特别多，几场秋雨下来，桂花像是受了情伤似的，香味减了几分。今年秋分，天气晴好，桂花的香味，较往年浓郁。桂子开时，我正好在天台出差，周末时，一帮文友找了一处桂花园。我们在桂花树下，清谈，说笑，秋风吹过，扑簌簌飘下桂花雨，落到发上、身上，也落在茶杯里，人闲桂花落，并非妄言。有桂花落下，这清茶成了桂花茶。真个是偷闲半日，抵去十年尘梦。
桂花可酿成金黄的桂花酒，广寒宫里的吴刚捧出的就是桂花酒。还可以做成桂花露，那个风情万种的秦淮名妓董小宛就很会这一手：“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平常日子里的风花雪月，最能打动人。
每年秋天，我都会腌上几瓶糖桂花。记得第一次腌糖桂花还是少年时，以前老温岭中学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桂花树，花开时，整个校园都可以闻到它的香气，那时的我，年少，桂花开时，常一蹦一跳去桂花树下捡拾桂花，捡满一手帕回来，用温开水洗净，在吸水的纸上摊开，再放至阴凉处晾干，然后，一层白糖一层桂花腌渍起来。月余，即可食。煮银耳、莲子、八宝粥、汤圆时，撒上一小勺，别有风味——是实实在在的秋天味道。
国庆长假，怕人多，没出远门，去爬家门口的白云山。从白云阁下来，绕到一家农家小院，院子里，有两棵粗大的桂花树，一人还抱不过来，想来有些年头。桂花树下有一大箩筐金黄金黄的桂花。老妇人说，是刚从树上打下来的。一冲动，我把这一箩筐的桂花全买下，足有二三十斤。回家后，腌了好几大瓶的糖桂花，把家里的瓶瓶罐罐全填满了，剩下的做了桂花枕。这桂花枕着实香，睡了几天，头发里满是桂花的香气。去食堂打菜，排在后面的美女问我，你是不是用了桂花味的洗发露，怎么那么香啊。
开在城里的这些花树，不仅是一棵树，还依附着我们的记忆和感情，我很赞同阿来说的这句话：当这个城市没有很多古老建筑让我们的情感来依止，多一些与这个城市相伴始终的植物也是一个可靠的途径。
桂花开时，秋光很美。春天容易相思，秋天容易怀人，所以文人们容易伤春悲秋，我是不会悲伤的，因为带着桂香的秋风，已经将弥漫在心间的一切轻愁吹散。有花如此，人生不应有恨。
红蓼
天已经蓝了快一个月。家乡的天空真是蓝，蓝天、白云时常可见，不像一些城市，一年到头阴着个脸，偶尔天蓝一下，乐得跟什么似的，朋友圈里都会刷了屏。天一蓝，便觉得阳光也通透温暖，心情也跟着亮堂，何况，秋天已经到了，是神清气爽的时节。
紫薇、木槿，热热闹闹地开了一夏，终于落幕了。秋天里，出场的是桂花和葱兰。葱兰不甚起眼，容易被忽略，可我喜欢此花，纤巧的花朵，白的花黄的蕊，不管晨与暮，开得那么清新，轻尘不染的样子，让人心境跟着澄明。
还有一种秋天的植物，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蓼。《小雅》中写的“终朝采蓝”，就是蓼蓝，古人拿这种植物来染制衣服。到郊外漫步，很容易看到一丛丛的蓼。蓼有两种，南宋台州府志《嘉定赤城志》中云：“江岸者曰红蓼，遂旁者曰辣蓼。”辣蓼，台州人又称之为水辣蓼，成片地生长在水边潮湿之地，是乡间卑微的草本植物，跟车前草、半边莲、半夏一样，长在乡间野陌上，湿地近水的地方最多，这里一小丛，那里一大片，茫茫然然的样子，结着红色长条的穗子，开着淡红或白色的花，有点像倒挂的麦穗。秋愈深，其色愈浓。周瘦鹃先生很是抬举它，把它与芙蓉称之为“水边双艳”。
秋天的红蓼，在风中摇摆着，似在偷听水与风的谈话，初一看，无甚出彩，细看，则觉出它的风情。红蓼清丽浓艳的花色，有一层古典的美色，是可以入诗的植物，红蓼跟岸边水洲、沙鸥翔集相连，分明有秋的意境。临海《巾子山志》有诗：“菊径香时来塞雁，蓼滩深处立沙鸥。”菊花开时，大雁南飞，长满红蓼的溪滩上，沙鸥独立寒秋，简直就是一幅国画。宋代台州才子黄庚亦有“十分秋色无人管，半属芦花半蓼花”句。我觉得这句诗特别有味道，比起他别的名句——“人无气节何足道，腹有诗书自不同”“溪深难受雪，山冻不流云”之类，少些耿介的文人气，多了几分田野质朴的气息。
南宋道教全真南宗五祖白玉蟾是福建人，为了修道，长居天台山，秋日里坐船过黄岩，看到大雁从头顶飞过，岸上满是白蓼，蓼草开出白花，秋风一起，浪一般向一边倒伏，一时感怀，作诗一首：“星辰冷落碧潭水，鸿雁悲鸣白蓼风。一点渔灯依古岸，断桥垂露滴梧桐。”我觉得，这位老道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就像周作人说的，“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
又说到周作人了。周作人的《乌篷船》里写到秋之红蓼，《乌篷船》是周作人“苦雨斋尺牍”中的一篇，以书信体的形式展现了绍兴意味悠远的日常生活，周作人早就说过，他虽然生活在大革命前夕的动荡年代，内心深处却向往着雨天，喝口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乌篷船》里描写秋天的景色，“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鱼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文字是那种素面朝天的明净、冲淡。
红蓼入诗，也入画。《红蓼水禽图》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花鸟画名作，传为宋徽宗赵佶所作，其所绘意境正如一首诗所咏：“西风红蓼香，水禽破苍茫。”白石老人也喜欢拿红蓼入画，《红蓼》《红蓼群虾图》《红蓼蝼蛄》都是他的小品，画面意境清旷，幽远辽阔。不过，话说回来，但凡只要国画中有三两笔红蓼的，意境没有不清旷的。
浪漫能当饭吃吗？还是来点实在的吧。在风雅之士眼里，红蓼是入诗入画的植物。在乡人眼里，红蓼气息泼辣，可驱蚊、酿酒，是可以派上大用场的。夏天，乡人将红蓼割下晾干，用来驱蚊蝇，气味辛辣，蚊蝇被驱逐得远远的，红蓼的这种功用，像艾草。海边一些地方的人，烧望潮之前，会把望潮裹进辣蓼里，在石板上摔得个七荤八素，经此一摔，望潮的味道更加鲜脆。
红蓼亦是酿酒的材料，《嘉定赤城志》就记载了它的这种功能。台州的乡村，至今还有人拿它当作酒引子。红蓼的别称就是酒药草、酒曲草、酒酿曲等，这些名字，多多少少透露出红蓼的底子。好像一个人被唤作酒鬼，总有不小的酒量打底吧。秋天时，乡人去水边采集红蓼的籽，揉在面粉里，搓成一个个丸子，置于阴湿地方，发霉出乌花，就成了“曲霉”，这“曲霉”，是酿酒中少不得的玩意儿。
早些年，台州乡下集市里，就有卖红蓼做的酒药。至今，天台、仙居的一些乡村，做白药酒（甜酒酿）时，主妇也会用上红蓼酒药。
每每看到红蓼，心中便生出浓浓的秋意，有时，还会生出微醺的感觉。
#我们的歌##人人都是朗读者##正能量[超话]#(来源：检察日报 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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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
我从一座城市奔波到另一座城市，时令已是秋天，南方的风送来一阵又一阵的桂花香。江南的秋，因了暗香浮动的桂花，显出它独特的韵味。十二世纪，金国皇帝完颜亮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江南的富足美丽怦然心动，以致铁骑南下。这倒真应了这句话——男人雄霸天下或者归于浮屠的动机有时就是这么简单，可以源于一首美妙的诗，可以因为一双妩媚的眼，也可以因为一朵花。
秋分时节，桂花开得闹猛。走到哪里，都可以闻到桂花的香，我生活的城市，是座阳刚豪迈的城市，一到秋天，因了桂花，倒显出几分别样的柔情。
江南之地，桂花遍地。写过“能不忆江南”的白居易，曾在杭州为官，对江南景物多有赞美，他喜欢“山寺月中寻桂子”。杭州是座被桂香浸润着的城市，秋分时节，满城桂香，简直香到人的五脏六腑里，好像中了迷魂香，让人迷迷瞪瞪的。你得承认，农历八月的花魁，就是桂花，难怪八月又叫桂月。这时节别的什么花，无论怎样的争奇斗艳，风头都被桂花抢了去。桂花有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若论香味，以金桂最为浓郁，它的香，就像那种风头最健的女子，有饱满的青春垫底，任性起来，是不管不顾的那种。有人闻了桂香会发诗兴，有人闻到桂香便会怀人，还有人，闻到桂花的甜香，竟然起了性欲，郁达夫有一篇小说《迟桂花》，里面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因为开的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以致郁达夫结结巴巴地说，“我，我闻了，似乎要起性欲冲动的样子。”郁达夫是个情种，似乎还有点性欲亢进。
赏桂也须当时，去年秋分时节，雨水特别多，几场秋雨下来，桂花像是受了情伤似的，香味减了几分。今年秋分，天气晴好，桂花的香味，较往年浓郁。桂子开时，我正好在天台出差，周末时，一帮文友找了一处桂花园。我们在桂花树下，清谈，说笑，秋风吹过，扑簌簌飘下桂花雨，落到发上、身上，也落在茶杯里，人闲桂花落，并非妄言。有桂花落下，这清茶成了桂花茶。真个是偷闲半日，抵去十年尘梦。
桂花可酿成金黄的桂花酒，广寒宫里的吴刚捧出的就是桂花酒。还可以做成桂花露，那个风情万种的秦淮名妓董小宛就很会这一手：“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平常日子里的风花雪月，最能打动人。
每年秋天，我都会腌上几瓶糖桂花。记得第一次腌糖桂花还是少年时，以前老温岭中学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桂花树，花开时，整个校园都可以闻到它的香气，那时的我，年少，桂花开时，常一蹦一跳去桂花树下捡拾桂花，捡满一手帕回来，用温开水洗净，在吸水的纸上摊开，再放至阴凉处晾干，然后，一层白糖一层桂花腌渍起来。月余，即可食。煮银耳、莲子、八宝粥、汤圆时，撒上一小勺，别有风味——是实实在在的秋天味道。
国庆长假，怕人多，没出远门，去爬家门口的白云山。从白云阁下来，绕到一家农家小院，院子里，有两棵粗大的桂花树，一人还抱不过来，想来有些年头。桂花树下有一大箩筐金黄金黄的桂花。老妇人说，是刚从树上打下来的。一冲动，我把这一箩筐的桂花全买下，足有二三十斤。回家后，腌了好几大瓶的糖桂花，把家里的瓶瓶罐罐全填满了，剩下的做了桂花枕。这桂花枕着实香，睡了几天，头发里满是桂花的香气。去食堂打菜，排在后面的美女问我，你是不是用了桂花味的洗发露，怎么那么香啊。
开在城里的这些花树，不仅是一棵树，还依附着我们的记忆和感情，我很赞同阿来说的这句话：当这个城市没有很多古老建筑让我们的情感来依止，多一些与这个城市相伴始终的植物也是一个可靠的途径。
桂花开时，秋光很美。春天容易相思，秋天容易怀人，所以文人们容易伤春悲秋，我是不会悲伤的，因为带着桂香的秋风，已经将弥漫在心间的一切轻愁吹散。有花如此，人生不应有恨。
红蓼
天已经蓝了快一个月。家乡的天空真是蓝，蓝天、白云时常可见，不像一些城市，一年到头阴着个脸，偶尔天蓝一下，乐得跟什么似的，朋友圈里都会刷了屏。天一蓝，便觉得阳光也通透温暖，心情也跟着亮堂，何况，秋天已经到了，是神清气爽的时节。
紫薇、木槿，热热闹闹地开了一夏，终于落幕了。秋天里，出场的是桂花和葱兰。葱兰不甚起眼，容易被忽略，可我喜欢此花，纤巧的花朵，白的花黄的蕊，不管晨与暮，开得那么清新，轻尘不染的样子，让人心境跟着澄明。
还有一种秋天的植物，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蓼。《小雅》中写的“终朝采蓝”，就是蓼蓝，古人拿这种植物来染制衣服。到郊外漫步，很容易看到一丛丛的蓼。蓼有两种，南宋台州府志《嘉定赤城志》中云：“江岸者曰红蓼，遂旁者曰辣蓼。”辣蓼，台州人又称之为水辣蓼，成片地生长在水边潮湿之地，是乡间卑微的草本植物，跟车前草、半边莲、半夏一样，长在乡间野陌上，湿地近水的地方最多，这里一小丛，那里一大片，茫茫然然的样子，结着红色长条的穗子，开着淡红或白色的花，有点像倒挂的麦穗。秋愈深，其色愈浓。周瘦鹃先生很是抬举它，把它与芙蓉称之为“水边双艳”。
秋天的红蓼，在风中摇摆着，似在偷听水与风的谈话，初一看，无甚出彩，细看，则觉出它的风情。红蓼清丽浓艳的花色，有一层古典的美色，是可以入诗的植物，红蓼跟岸边水洲、沙鸥翔集相连，分明有秋的意境。临海《巾子山志》有诗：“菊径香时来塞雁，蓼滩深处立沙鸥。”菊花开时，大雁南飞，长满红蓼的溪滩上，沙鸥独立寒秋，简直就是一幅国画。宋代台州才子黄庚亦有“十分秋色无人管，半属芦花半蓼花”句。我觉得这句诗特别有味道，比起他别的名句——“人无气节何足道，腹有诗书自不同”“溪深难受雪，山冻不流云”之类，少些耿介的文人气，多了几分田野质朴的气息。
南宋道教全真南宗五祖白玉蟾是福建人，为了修道，长居天台山，秋日里坐船过黄岩，看到大雁从头顶飞过，岸上满是白蓼，蓼草开出白花，秋风一起，浪一般向一边倒伏，一时感怀，作诗一首：“星辰冷落碧潭水，鸿雁悲鸣白蓼风。一点渔灯依古岸，断桥垂露滴梧桐。”我觉得，这位老道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就像周作人说的，“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
又说到周作人了。周作人的《乌篷船》里写到秋之红蓼，《乌篷船》是周作人“苦雨斋尺牍”中的一篇，以书信体的形式展现了绍兴意味悠远的日常生活，周作人早就说过，他虽然生活在大革命前夕的动荡年代，内心深处却向往着雨天，喝口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乌篷船》里描写秋天的景色，“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鱼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文字是那种素面朝天的明净、冲淡。
红蓼入诗，也入画。《红蓼水禽图》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花鸟画名作，传为宋徽宗赵佶所作，其所绘意境正如一首诗所咏：“西风红蓼香，水禽破苍茫。”白石老人也喜欢拿红蓼入画，《红蓼》《红蓼群虾图》《红蓼蝼蛄》都是他的小品，画面意境清旷，幽远辽阔。不过，话说回来，但凡只要国画中有三两笔红蓼的，意境没有不清旷的。
浪漫能当饭吃吗？还是来点实在的吧。在风雅之士眼里，红蓼是入诗入画的植物。在乡人眼里，红蓼气息泼辣，可驱蚊、酿酒，是可以派上大用场的。夏天，乡人将红蓼割下晾干，用来驱蚊蝇，气味辛辣，蚊蝇被驱逐得远远的，红蓼的这种功用，像艾草。海边一些地方的人，烧望潮之前，会把望潮裹进辣蓼里，在石板上摔得个七荤八素，经此一摔，望潮的味道更加鲜脆。
红蓼亦是酿酒的材料，《嘉定赤城志》就记载了它的这种功能。台州的乡村，至今还有人拿它当作酒引子。红蓼的别称就是酒药草、酒曲草、酒酿曲等，这些名字，多多少少透露出红蓼的底子。好像一个人被唤作酒鬼，总有不小的酒量打底吧。秋天时，乡人去水边采集红蓼的籽，揉在面粉里，搓成一个个丸子，置于阴湿地方，发霉出乌花，就成了“曲霉”，这“曲霉”，是酿酒中少不得的玩意儿。
早些年，台州乡下集市里，就有卖红蓼做的酒药。至今，天台、仙居的一些乡村，做白药酒（甜酒酿）时，主妇也会用上红蓼酒药。
每每看到红蓼，心中便生出浓浓的秋意，有时，还会生出微醺的感觉。
#我们的歌##人人都是朗读者##正能量[超话]#(来源：检察日报 王寒)
【世界最大稀土矿为何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西安翻译学院举办者“继承”风波】秦岭南麓的翠华山下，占地约2200亩的西安翻译学院（下称西译），被誉为陕西颜值最高的民办大学。因为远离市区，周边景色秀丽，整个校区都置身于山水之间。
历时33年，西译创始人（举办者）丁祖诒，从租赁两间民房起家，发展成为拥有数万师生的民办高校。经过几十年滚动投入，西译现有固定资产规模约18亿元，其中丁祖诒个人投入2020万元。
所谓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是指以出资、筹资等方式，发起、倡议并具体负责创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因此，举办者不仅是民办学校的出资人，亦是民办学校的掌舵者。在民办学校的法律主体中，举办者处于核心地位。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因病突然离世，西译的举办者出现空缺。彼时，丁祖诒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丁晶，二女儿丁涛和小女儿丁梦，都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
因丁祖诒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嘱，长女丁晶接任了董事长，继而成为西译新的举办者。但在7年之后，随着一份假公证书的出现，揭开了当年举办者变更内幕。
2019年9月23日，西译主动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假公证书制造者。随后，西安警方正式刑事立案，经司法机构鉴定公证书系伪造，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民办学校经过几十年发展，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受新老更替等诸多因素影响，民办学校“举办者继承”问题凸显，加之民办学校资产监管落实难，导致争议不断。
西译的往事
上个世纪80年代，已到不惑之年的丁祖诒，辞去了西安石油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的职位。靠着积攒的500元，租来了两间办公室，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办学之路。
1939年，丁祖诒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1957年的夏天，丁祖诒参加了高考，尽管每门成绩在90分以上，但因“政审不合格”，未能跨入大学校门。
1958年冬天，19岁的丁祖诒远赴陕西，进入西安电瓷研究所工作。用3年时间。丁祖诒自学了4门外语，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翻译文章，并读完了6年制本科。
文革期间，丁祖诒被被关进牛棚，下放当了8年工人。直到44岁，丁祖诒才应聘到西安石油学院，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
彼时，为了解决高考录取率低的问题，政府允许私人兴办高等教育学校。1987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制度建设的开始。
按照当时的政策，民办学校的招生问题必须自行解决。为此，丁祖诒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贴招生广告，或远赴陕南、陕北进行招生。
经过几年努力，丁祖诒拼凑了630万元，收购了位于翠华山下的国营西安第一钟表机械厂，1992年西译正式在秦岭北麓扎了根。最初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条件十分艰苦。
此后，西译新生数量逐年增加，靠收取的学费逐步改善学校设施。到了2008年，西译已经跃居“全国十大最佳民办高校”之首，丁祖诒也被称为“创造奇迹的人”。
在陕西教育界，丁祖诒属于旗帜性人物，可谓桃李满天下。现如今，陕西民办高校诸多掌舵者，都曾是丁祖诒的旧部，一起见证了西译曾经的辉煌。
丁祖诒离世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突然因病离世。在其近30年的办学生涯中，他把所有的个人积蓄全部投入到学校，并且以校为家，以致他身故后名下只有南京老家的一套房产。经审计，丁祖诒个人累计向西译投入资金2020万元。
在家中长辈的提议下，南京的房子卖了500万元，姐妹三人均分了这笔房款。
丁祖诒去世后的2012年3月19日，西译召开董事会，丁晶当选为新的董事长。此时二女儿丁涛在澳大利亚身患癌症昏迷不醒，小女儿丁梦也未在西译任职。
丁涛家属和丁梦事后想起来，父亲去世之后，丁晶才当选的西译董事长，他们因此推测，丁晶并不是父亲生前指定的继承人。
资料显示，2012年3月，西译向陕西省教育厅提交了《关于西译变更举办者的请示》，并附有西译董事会关于同意变更学院举办者的决议、验资报告、财务清算报告书、（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丁晶关于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声明等材料。
公证书显示，“现丁晶表示要求继承丁祖诒上述遗产，丁涛、丁梦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丁祖诒遗产由其女儿丁晶一人继承……”。
此后，陕西省教育厅按程序上报教育部，后续补充了丁祖诒创办人证明资料。2013年4月，经过教育部批准，西译举办者由丁祖诒变更为丁晶。
公开资料显示，1969年出生的丁晶，系中国农工党党员，曾任西安翻译学院副院长。2013年，西译的举办者也变更为丁晶，至此丁晶彻底掌管了西译，丁梦此时已在西译任职，但对此事毫不知情。
据《人民网》报道，丁晶在2013年前就已获得了加拿大永居权（枫叶卡），而丁晶却在拥有加拿大永居权的情况下，2013年当选为政协第十一届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同时在2016年3月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父亲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逐渐萎缩，作为子女，我十分痛心。西译已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业，现在是公益性学校，而丁晶长期居住在加拿大，并且购置了过千万元的豪宅，以及豪车，心思根本不在办学上”。丁梦表示。
一位不愿具名的西译前高管告诉《财经》记者，丁晶彻底掌管西译后，安排亲属和员工成立了数十家公司，承接了西译大部分业务。眼看西译要被掏空，一些元老级高管提出了意见，丁晶便开始清理反对者，包括她的妹妹丁梦。
2018年12月13日，西译董事会作出了《关于丁梦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免去丁梦西译副校长的职务。此后，丁梦开始全面反击，这场围绕着西译控制权的内斗才逐渐被外界所知晓。
丁祖诒去世七年之后，2019年7月，随着一份假公证书的出现，令事情变得愈加复杂。事实上，正是凭借这份伪造的公证书，丁晶成为了丁祖诒唯一继承人，最终取得了举办者的身份。
未曾想，西译主动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假公证书制造者。至此，一场民办学校的内部纷争转变为一起刑事案件，并直接牵涉西译近3万师生的切身利益。
假的公证书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仅在学校设立阶段负有筹措办学资金、提供办学条件、建立学校的组织机构及章程等一系列职责。而且在学校成立后，可以通过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影响学校的重大事务，并对学校经费来源的稳定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举办者的重要性，相关法规对于举办者的变更，亦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然而，2012年丁祖诒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产遗嘱，亦未指定新的举办者。意味着，丁祖诒的三个女儿都有机会成为新的举办者。但是由于假公证书的出现，等于剥夺了丁涛家属和丁梦的权利。
依据2003年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出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可以继承，而举办者属于行政许可内容，不能直接继承。但是，变更新的举办者须由举办者提出的规定，意味着举办者有指定继任者的权力，也可理解为特定的继承权。
丁祖诒去世后不久，二女儿丁涛也在澳大利亚去世，根据丁涛的遗嘱，她的丈夫权勇和他们的独生子权丁文成了她的遗产继承人。因此，权勇父子和丁晶及丁梦一样，均有权继承丁祖诒的遗产。
但是，在丁梦和丁涛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伪造了一份编号为“（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出具单位是西安市雁塔区公证处，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18日。
这份公证书显示，“现丁晶表示要求继承丁祖诒上述遗产，丁涛、丁梦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丁祖诒遗产由其女儿丁晶一人继承……”。
权勇和丁梦认为，伪造这份假公证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让丁晶成为西译的唯一举办者。
出于对丁晶掌控西译的不满，2019年10月8日，丁梦向陕西省教育厅申请西译举办者变更资料公开。陕西省教育厅回复称，申请的信息公开内容中部分内容涉及刑事案件，经书面征求警方意见，西安警方表示刑事相关信息依法不应当公开，故相关信息不予以查阅。
事实上，丁梦在向陕西省教育厅申请之前的两周，西译校方向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太乙宫派出所报案称，2012年期间，学校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向省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材料中，文号为（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涉嫌伪造，请求查处。
长安分局已经立案，并展开侦查。据《财经》记者了解，司法鉴定证实西译向陕西省教育厅提交的（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确系伪造。
依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谁的学校？
素有“民办教育硅谷”之称的陕西，西译丁氏家族的内斗风波，只是民办院校问题的冰山一角。经过民办院校“黄金十年”之后，亦有不少民办学校发展壮大，最早的一批举办者已经老去，因此，关于“举办者继承”的问题便凸显出来。
从2019年1月23日起，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周延波，遭到前妻数次实名举报，直指周延波故意隐瞒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盗卖几所民办大学资产、并偷漏数亿元税款的违法行为。
同年3月19日，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发布通报称，因故意隐瞒个人重大情况，周延波已被责令辞去十二届省政协委员。但是，关于周延波涉及掏空民办学校的问题，官方至今未有回应。
权威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对于民办学校的资产管理，有着较为明确的监管规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办学校资金和财务监管却很难到位，举办者擅自谋取私利、偷税漏税的现象较为严重。
2019 年 12 月 20 日，人民网以《西安翻译学院继承之痛，谁之过？》为题，报道了西译在举办人变更过程中，存在伪造公证书的问题。同日，西译官网发布声明称，学校是社会公益性事业，资产不属于举办者个人及其家族所有，原举办者投入的办学资金属于学校法人财产，不存在继承问题。现任举办者丁晶，是学校创始人丁祖诒先生生前确定并通过董事会选举合法产生。
从西译官方申明可见，特别强调丁晶是丁祖诒先生生前确定，并通过董事会选举合法产生的继任者。反之，如果丁晶不是祖诒先生生前所确定，那么，丁家另外两个女儿也有资格成为继任者。
事实上，民办学校举办者继承纠纷，西译并非是个案。多个法院判例认为，民办学校举办者对民办学校的出资份额不能继承，但因该出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可以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继承法》的规定依法继承。
那么，被继承人对民办学校享有哪些财产权益，要根据民办学校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综合分析。然而，在《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修订前，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对于财产权益的继承并不清晰。
按照法律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涉及重大财产利益，有些民办高校举办者，可以通过学校基建、采购、后勤事务，套取资金从中实现牟利。
丁涛家属和丁梦认为，自丁晶彻底掌管西译后，每年仅基建投入就数千万元。而这些基建工程都由丁晶来决定，他们怀疑，这些工程被交给丁晶的亲属及关联公司施工，以此达到从学校套现的目的。
陕西教育厅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待司法机关将此案彻底侦查完毕，确定了是谁伪造的公证书，才能启动行政追查程序。
西译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这件事在去年年底确实引起了一些对丁晶董事长本人和学校的误解，学校当时已经发布声明做出了澄清。不过，丁晶董事长本人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历时33年，西译创始人（举办者）丁祖诒，从租赁两间民房起家，发展成为拥有数万师生的民办高校。经过几十年滚动投入，西译现有固定资产规模约18亿元，其中丁祖诒个人投入2020万元。
所谓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是指以出资、筹资等方式，发起、倡议并具体负责创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因此，举办者不仅是民办学校的出资人，亦是民办学校的掌舵者。在民办学校的法律主体中，举办者处于核心地位。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因病突然离世，西译的举办者出现空缺。彼时，丁祖诒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丁晶，二女儿丁涛和小女儿丁梦，都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
因丁祖诒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嘱，长女丁晶接任了董事长，继而成为西译新的举办者。但在7年之后，随着一份假公证书的出现，揭开了当年举办者变更内幕。
2019年9月23日，西译主动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假公证书制造者。随后，西安警方正式刑事立案，经司法机构鉴定公证书系伪造，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民办学校经过几十年发展，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受新老更替等诸多因素影响，民办学校“举办者继承”问题凸显，加之民办学校资产监管落实难，导致争议不断。
西译的往事
上个世纪80年代，已到不惑之年的丁祖诒，辞去了西安石油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的职位。靠着积攒的500元，租来了两间办公室，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办学之路。
1939年，丁祖诒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1957年的夏天，丁祖诒参加了高考，尽管每门成绩在90分以上，但因“政审不合格”，未能跨入大学校门。
1958年冬天，19岁的丁祖诒远赴陕西，进入西安电瓷研究所工作。用3年时间。丁祖诒自学了4门外语，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翻译文章，并读完了6年制本科。
文革期间，丁祖诒被被关进牛棚，下放当了8年工人。直到44岁，丁祖诒才应聘到西安石油学院，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
彼时，为了解决高考录取率低的问题，政府允许私人兴办高等教育学校。1987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制度建设的开始。
按照当时的政策，民办学校的招生问题必须自行解决。为此，丁祖诒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贴招生广告，或远赴陕南、陕北进行招生。
经过几年努力，丁祖诒拼凑了630万元，收购了位于翠华山下的国营西安第一钟表机械厂，1992年西译正式在秦岭北麓扎了根。最初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条件十分艰苦。
此后，西译新生数量逐年增加，靠收取的学费逐步改善学校设施。到了2008年，西译已经跃居“全国十大最佳民办高校”之首，丁祖诒也被称为“创造奇迹的人”。
在陕西教育界，丁祖诒属于旗帜性人物，可谓桃李满天下。现如今，陕西民办高校诸多掌舵者，都曾是丁祖诒的旧部，一起见证了西译曾经的辉煌。
丁祖诒离世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突然因病离世。在其近30年的办学生涯中，他把所有的个人积蓄全部投入到学校，并且以校为家，以致他身故后名下只有南京老家的一套房产。经审计，丁祖诒个人累计向西译投入资金2020万元。
在家中长辈的提议下，南京的房子卖了500万元，姐妹三人均分了这笔房款。
丁祖诒去世后的2012年3月19日，西译召开董事会，丁晶当选为新的董事长。此时二女儿丁涛在澳大利亚身患癌症昏迷不醒，小女儿丁梦也未在西译任职。
丁涛家属和丁梦事后想起来，父亲去世之后，丁晶才当选的西译董事长，他们因此推测，丁晶并不是父亲生前指定的继承人。
资料显示，2012年3月，西译向陕西省教育厅提交了《关于西译变更举办者的请示》，并附有西译董事会关于同意变更学院举办者的决议、验资报告、财务清算报告书、（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丁晶关于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声明等材料。
公证书显示，“现丁晶表示要求继承丁祖诒上述遗产，丁涛、丁梦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丁祖诒遗产由其女儿丁晶一人继承……”。
此后，陕西省教育厅按程序上报教育部，后续补充了丁祖诒创办人证明资料。2013年4月，经过教育部批准，西译举办者由丁祖诒变更为丁晶。
公开资料显示，1969年出生的丁晶，系中国农工党党员，曾任西安翻译学院副院长。2013年，西译的举办者也变更为丁晶，至此丁晶彻底掌管了西译，丁梦此时已在西译任职，但对此事毫不知情。
据《人民网》报道，丁晶在2013年前就已获得了加拿大永居权（枫叶卡），而丁晶却在拥有加拿大永居权的情况下，2013年当选为政协第十一届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同时在2016年3月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父亲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逐渐萎缩，作为子女，我十分痛心。西译已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业，现在是公益性学校，而丁晶长期居住在加拿大，并且购置了过千万元的豪宅，以及豪车，心思根本不在办学上”。丁梦表示。
一位不愿具名的西译前高管告诉《财经》记者，丁晶彻底掌管西译后，安排亲属和员工成立了数十家公司，承接了西译大部分业务。眼看西译要被掏空，一些元老级高管提出了意见，丁晶便开始清理反对者，包括她的妹妹丁梦。
2018年12月13日，西译董事会作出了《关于丁梦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免去丁梦西译副校长的职务。此后，丁梦开始全面反击，这场围绕着西译控制权的内斗才逐渐被外界所知晓。
丁祖诒去世七年之后，2019年7月，随着一份假公证书的出现，令事情变得愈加复杂。事实上，正是凭借这份伪造的公证书，丁晶成为了丁祖诒唯一继承人，最终取得了举办者的身份。
未曾想，西译主动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假公证书制造者。至此，一场民办学校的内部纷争转变为一起刑事案件，并直接牵涉西译近3万师生的切身利益。
假的公证书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仅在学校设立阶段负有筹措办学资金、提供办学条件、建立学校的组织机构及章程等一系列职责。而且在学校成立后，可以通过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影响学校的重大事务，并对学校经费来源的稳定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举办者的重要性，相关法规对于举办者的变更，亦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然而，2012年丁祖诒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产遗嘱，亦未指定新的举办者。意味着，丁祖诒的三个女儿都有机会成为新的举办者。但是由于假公证书的出现，等于剥夺了丁涛家属和丁梦的权利。
依据2003年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出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可以继承，而举办者属于行政许可内容，不能直接继承。但是，变更新的举办者须由举办者提出的规定，意味着举办者有指定继任者的权力，也可理解为特定的继承权。
丁祖诒去世后不久，二女儿丁涛也在澳大利亚去世，根据丁涛的遗嘱，她的丈夫权勇和他们的独生子权丁文成了她的遗产继承人。因此，权勇父子和丁晶及丁梦一样，均有权继承丁祖诒的遗产。
但是，在丁梦和丁涛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伪造了一份编号为“（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出具单位是西安市雁塔区公证处，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18日。
这份公证书显示，“现丁晶表示要求继承丁祖诒上述遗产，丁涛、丁梦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丁祖诒遗产由其女儿丁晶一人继承……”。
权勇和丁梦认为，伪造这份假公证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让丁晶成为西译的唯一举办者。
出于对丁晶掌控西译的不满，2019年10月8日，丁梦向陕西省教育厅申请西译举办者变更资料公开。陕西省教育厅回复称，申请的信息公开内容中部分内容涉及刑事案件，经书面征求警方意见，西安警方表示刑事相关信息依法不应当公开，故相关信息不予以查阅。
事实上，丁梦在向陕西省教育厅申请之前的两周，西译校方向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太乙宫派出所报案称，2012年期间，学校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向省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材料中，文号为（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涉嫌伪造，请求查处。
长安分局已经立案，并展开侦查。据《财经》记者了解，司法鉴定证实西译向陕西省教育厅提交的（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确系伪造。
依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谁的学校？
素有“民办教育硅谷”之称的陕西，西译丁氏家族的内斗风波，只是民办院校问题的冰山一角。经过民办院校“黄金十年”之后，亦有不少民办学校发展壮大，最早的一批举办者已经老去，因此，关于“举办者继承”的问题便凸显出来。
从2019年1月23日起，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周延波，遭到前妻数次实名举报，直指周延波故意隐瞒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盗卖几所民办大学资产、并偷漏数亿元税款的违法行为。
同年3月19日，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发布通报称，因故意隐瞒个人重大情况，周延波已被责令辞去十二届省政协委员。但是，关于周延波涉及掏空民办学校的问题，官方至今未有回应。
权威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对于民办学校的资产管理，有着较为明确的监管规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办学校资金和财务监管却很难到位，举办者擅自谋取私利、偷税漏税的现象较为严重。
2019 年 12 月 20 日，人民网以《西安翻译学院继承之痛，谁之过？》为题，报道了西译在举办人变更过程中，存在伪造公证书的问题。同日，西译官网发布声明称，学校是社会公益性事业，资产不属于举办者个人及其家族所有，原举办者投入的办学资金属于学校法人财产，不存在继承问题。现任举办者丁晶，是学校创始人丁祖诒先生生前确定并通过董事会选举合法产生。
从西译官方申明可见，特别强调丁晶是丁祖诒先生生前确定，并通过董事会选举合法产生的继任者。反之，如果丁晶不是祖诒先生生前所确定，那么，丁家另外两个女儿也有资格成为继任者。
事实上，民办学校举办者继承纠纷，西译并非是个案。多个法院判例认为，民办学校举办者对民办学校的出资份额不能继承，但因该出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可以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继承法》的规定依法继承。
那么，被继承人对民办学校享有哪些财产权益，要根据民办学校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综合分析。然而，在《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修订前，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对于财产权益的继承并不清晰。
按照法律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涉及重大财产利益，有些民办高校举办者，可以通过学校基建、采购、后勤事务，套取资金从中实现牟利。
丁涛家属和丁梦认为，自丁晶彻底掌管西译后，每年仅基建投入就数千万元。而这些基建工程都由丁晶来决定，他们怀疑，这些工程被交给丁晶的亲属及关联公司施工，以此达到从学校套现的目的。
陕西教育厅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待司法机关将此案彻底侦查完毕，确定了是谁伪造的公证书，才能启动行政追查程序。
西译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这件事在去年年底确实引起了一些对丁晶董事长本人和学校的误解，学校当时已经发布声明做出了澄清。不过，丁晶董事长本人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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