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房管局团购房也烂尾了】这两天，河南省南阳市又爆出一则奇葩新闻——市房管局的团购房也烂尾了。
了解南阳房地产的朋友都知道，南阳有个不太好听的外号——烂尾之都。
历史上由于瘦身钢筋，城中村改造上马太多等原因，南阳曾经积压过大批的烂尾住宅楼。
市房管局曾经统计过，不大的南阳市，烂尾和有烂尾可能的楼盘可能达到300多个，然而让房管局的同志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团购项目——美丽佳苑商品住宅也烂尾了。
2013年，为了解决单位职工的住房问题，南阳市房管局出面组织团购，截至2018年11月，开发商南阳锦寓置业公司累计收取了团购房款约26197万元。
然而，钱交了，房子却没建起来。
约定2016年1月11日前交房，但至今只建好了主体框架。
不过，对于这个开发商，美丽佳苑也不是唯一的烂尾项目。他的兄弟项目——离此不远的美丽之都小区，小区占地面积362亩，有41幢住宅楼，也烂尾了。
目前，该项目除了1、2、3号楼建设时间早、业主已入住外，剩余的30多幢楼，要么是毛坯房，要么只建好了主体结构，今年美丽之都烂尾的第6年了。
2
南阳房管局团购房烂尾，西安央企的团购房也没有避免厄运。
西安长庆运输公司属于全国最大央企之一中石油的下属子公司，2013年9月26日，时任中石油长庆运输公司的总经理杨强与高红地产负责人王耀武签署了“贞观首府”团购协议。
10月25日，长庆运输公司在其内部网站发布了团购实施方案，方案里写到，团购项目占地38.66亩，是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红色村一、二、五组城改项目DK-3地块项目， 可用于团购的分别是1、2、3号楼，共416套，分七个户型。
央企到底是央企，公布团购信息之后，单位组织了非常严格的团购流程。
首先运输公司内部员工不分用工形式，一律执行打分排名，分数由工龄分加职级分或者职称分构成，工龄分计算截止到2013年10月1日，每年1分。
正式员工按照实际工作年限计算，社会招聘员工按照在运输公司工作的实际年限计算。
另外，职级也享受加分：正局级7分、副局级6分、正处级5分、副处级4分、助理级3分，正科级2分、副科级1分。职称以中石油评聘为准，高级职称3分、中级职称1分。
按照排名，参与团购的员工，又把钱交给了开发公司。
然而，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个看似正规团购的项目也烂尾了。
交了1.5亿房款，6年过去了，房子还是个“坑”。于是长庆公司员工，再也坐不住了，以各种方式开始维权。
2018年，中石油中央巡视组到长庆油田巡视，结果刚到西安，电话就被团购房的业主打爆了。巡视组向中石油集团公司反映，但中石油总公司也没办法，最后还是一句话——
只能等。
3
房管局团购房能烂尾，中石油的团购房也能烂尾，他们需要有人主持公道。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国家最应该主持公道的机关——人民法院的团购房也能烂尾。
8年前，郑州市某法院人民法院为了解决员工住房问题，和河南华之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5500-5900的价钱团购住房，院里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均可享受此福利。
当时郑州市同一地段的房价也已经到能够达到7000元到8000元，所以以这样的房价真能买到房子，真也算是一种单位福利。所以，法院的员工团购很积极，很多人在短期内凑够了30万“首付”，一共团购了322套，共计一亿元。
下面按照流程，开发商应该开始盖房子，然而盖了几层后，就停工了，说是土地性质有问题，需要开发商变更土地性质。
于是从2014年开始，团购客户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不过，出于对自己单位的信任，当这个烂尾工程多年还没复工，法院的员工依旧保持希望，也没有维权，更没有闹事。
直到2019年的一天，有人突然从公众渠道发现，10月21日，该地块被河南常绿卓屹置业有限公司以底价摘得，本来已经承诺建设团购房的华之业公司并未参与竞拍。
当法院的代表询问，华之业公司为什么不去竞买土地的时候，没想到居然得到这样的答复：
之所以没有参加竞拍，是公司的资金不够，公司寄希望于此次竞拍流拍，等底价降价后，参加下一次竞拍。但是没料到这一次被其他公司竞拍成功。
换句话来说，华之业公司没钱，掩耳盗铃的认为其他开发商也没钱。
交了钱，等了七年，房子没等到，现在连地都没了，法院的人员一下子慌了，又派人去常绿公司协调，结果等来了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法院322套团购房，团购金全部1比1无息退款，从此就当这次团购从来没有发生。
第二方案：可以在该项目买房，但是不能再以6000元的价格买房，每平方米补差价1万元。
等了七年，郑州市房价涨了一倍，本来自己的资产应该翻倍或者早已住上团购房。
然而事实却是，等了七年，房子没了，自己反而又欠了开发商每平10000元的房价。
这样的情况，谁能服气，但是不服气又能怎样？你是法院，又能怎样？
4
如果，今天你在百度上用“团购房烂尾”这样的关键词搜索，会发现在全国范围发生了很多起单位组织的团购房烂尾事件。
这种单位团购房往往有几个特点。
第一、价格很低，有时候能比正常市场价低20%——30%，所以很有诱惑力。
第二、手续不全，没有取得土地，开发商往往拿到一张图纸就敢卖房。
但是，开发商敢卖，为什么有的客户敢买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打着单位团购的名义，特别是某些实权单位，有影响力的单位则更有号召力。
单位的员工，觉得有单位在后面作保，出事的概率很小，而且出了事，单位也能出面协调解决。另外潜意识中也觉得，我的单位还是挺牛逼，这点事还能搞不定，再说价格也挺低，算是单位的一种福利，谁不要谁是傻子。
有时候，在这种单位团购房案例中，许多非单位职工，也想趁顺风车，比如在上面法院的案例中，实际上事后调查，法院团购住房322套，非法院人员团购住房70多套。当然这些非法院的人员，自然而然也有个心理：就是开发商不靠谱，这个单位这么多人团购，万一出事，他们能不管。
然而，当真出事了，怎么办，怎么管？
南阳美丽佳苑烂尾了，团购单位南阳市房管局怎么管，难道你能指望他去命令别的开发商继续完成剩余的工程？
西安长庆公司团购房烂尾了，中石油怎么管。中石油虽然有钱，难道你能指望，单位出钱把开发商的资金链再接起来。
郑州法院的团购房烂尾了，法院怎么管。法院虽然有权，但是也需要依法执法，难道指望用自己影响力，让所有的开发商都不去拍那块地吗？
所以，以为团购单位是团购项目最后的保险绳，这种思维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
等到真的出了事，不管是单位的员工，还是想趁着顺风车机会买房的非单位员工就会发现——
想靠单位影响力摆平团购危机，往往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
了解南阳房地产的朋友都知道，南阳有个不太好听的外号——烂尾之都。
历史上由于瘦身钢筋，城中村改造上马太多等原因，南阳曾经积压过大批的烂尾住宅楼。
市房管局曾经统计过，不大的南阳市，烂尾和有烂尾可能的楼盘可能达到300多个，然而让房管局的同志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团购项目——美丽佳苑商品住宅也烂尾了。
2013年，为了解决单位职工的住房问题，南阳市房管局出面组织团购，截至2018年11月，开发商南阳锦寓置业公司累计收取了团购房款约26197万元。
然而，钱交了，房子却没建起来。
约定2016年1月11日前交房，但至今只建好了主体框架。
不过，对于这个开发商，美丽佳苑也不是唯一的烂尾项目。他的兄弟项目——离此不远的美丽之都小区，小区占地面积362亩，有41幢住宅楼，也烂尾了。
目前，该项目除了1、2、3号楼建设时间早、业主已入住外，剩余的30多幢楼，要么是毛坯房，要么只建好了主体结构，今年美丽之都烂尾的第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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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房管局团购房烂尾，西安央企的团购房也没有避免厄运。
西安长庆运输公司属于全国最大央企之一中石油的下属子公司，2013年9月26日，时任中石油长庆运输公司的总经理杨强与高红地产负责人王耀武签署了“贞观首府”团购协议。
10月25日，长庆运输公司在其内部网站发布了团购实施方案，方案里写到，团购项目占地38.66亩，是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红色村一、二、五组城改项目DK-3地块项目， 可用于团购的分别是1、2、3号楼，共416套，分七个户型。
央企到底是央企，公布团购信息之后，单位组织了非常严格的团购流程。
首先运输公司内部员工不分用工形式，一律执行打分排名，分数由工龄分加职级分或者职称分构成，工龄分计算截止到2013年10月1日，每年1分。
正式员工按照实际工作年限计算，社会招聘员工按照在运输公司工作的实际年限计算。
另外，职级也享受加分：正局级7分、副局级6分、正处级5分、副处级4分、助理级3分，正科级2分、副科级1分。职称以中石油评聘为准，高级职称3分、中级职称1分。
按照排名，参与团购的员工，又把钱交给了开发公司。
然而，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个看似正规团购的项目也烂尾了。
交了1.5亿房款，6年过去了，房子还是个“坑”。于是长庆公司员工，再也坐不住了，以各种方式开始维权。
2018年，中石油中央巡视组到长庆油田巡视，结果刚到西安，电话就被团购房的业主打爆了。巡视组向中石油集团公司反映，但中石油总公司也没办法，最后还是一句话——
只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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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管局团购房能烂尾，中石油的团购房也能烂尾，他们需要有人主持公道。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国家最应该主持公道的机关——人民法院的团购房也能烂尾。
8年前，郑州市某法院人民法院为了解决员工住房问题，和河南华之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5500-5900的价钱团购住房，院里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均可享受此福利。
当时郑州市同一地段的房价也已经到能够达到7000元到8000元，所以以这样的房价真能买到房子，真也算是一种单位福利。所以，法院的员工团购很积极，很多人在短期内凑够了30万“首付”，一共团购了322套，共计一亿元。
下面按照流程，开发商应该开始盖房子，然而盖了几层后，就停工了，说是土地性质有问题，需要开发商变更土地性质。
于是从2014年开始，团购客户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不过，出于对自己单位的信任，当这个烂尾工程多年还没复工，法院的员工依旧保持希望，也没有维权，更没有闹事。
直到2019年的一天，有人突然从公众渠道发现，10月21日，该地块被河南常绿卓屹置业有限公司以底价摘得，本来已经承诺建设团购房的华之业公司并未参与竞拍。
当法院的代表询问，华之业公司为什么不去竞买土地的时候，没想到居然得到这样的答复：
之所以没有参加竞拍，是公司的资金不够，公司寄希望于此次竞拍流拍，等底价降价后，参加下一次竞拍。但是没料到这一次被其他公司竞拍成功。
换句话来说，华之业公司没钱，掩耳盗铃的认为其他开发商也没钱。
交了钱，等了七年，房子没等到，现在连地都没了，法院的人员一下子慌了，又派人去常绿公司协调，结果等来了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法院322套团购房，团购金全部1比1无息退款，从此就当这次团购从来没有发生。
第二方案：可以在该项目买房，但是不能再以6000元的价格买房，每平方米补差价1万元。
等了七年，郑州市房价涨了一倍，本来自己的资产应该翻倍或者早已住上团购房。
然而事实却是，等了七年，房子没了，自己反而又欠了开发商每平10000元的房价。
这样的情况，谁能服气，但是不服气又能怎样？你是法院，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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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你在百度上用“团购房烂尾”这样的关键词搜索，会发现在全国范围发生了很多起单位组织的团购房烂尾事件。
这种单位团购房往往有几个特点。
第一、价格很低，有时候能比正常市场价低20%——30%，所以很有诱惑力。
第二、手续不全，没有取得土地，开发商往往拿到一张图纸就敢卖房。
但是，开发商敢卖，为什么有的客户敢买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打着单位团购的名义，特别是某些实权单位，有影响力的单位则更有号召力。
单位的员工，觉得有单位在后面作保，出事的概率很小，而且出了事，单位也能出面协调解决。另外潜意识中也觉得，我的单位还是挺牛逼，这点事还能搞不定，再说价格也挺低，算是单位的一种福利，谁不要谁是傻子。
有时候，在这种单位团购房案例中，许多非单位职工，也想趁顺风车，比如在上面法院的案例中，实际上事后调查，法院团购住房322套，非法院人员团购住房70多套。当然这些非法院的人员，自然而然也有个心理：就是开发商不靠谱，这个单位这么多人团购，万一出事，他们能不管。
然而，当真出事了，怎么办，怎么管？
南阳美丽佳苑烂尾了，团购单位南阳市房管局怎么管，难道你能指望他去命令别的开发商继续完成剩余的工程？
西安长庆公司团购房烂尾了，中石油怎么管。中石油虽然有钱，难道你能指望，单位出钱把开发商的资金链再接起来。
郑州法院的团购房烂尾了，法院怎么管。法院虽然有权，但是也需要依法执法，难道指望用自己影响力，让所有的开发商都不去拍那块地吗？
所以，以为团购单位是团购项目最后的保险绳，这种思维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
等到真的出了事，不管是单位的员工，还是想趁着顺风车机会买房的非单位员工就会发现——
想靠单位影响力摆平团购危机，往往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
#KUN娃圈[超话]#
(发出这些聊天记录不是挂人，是想说明这个现象)
有关我临时更改了小小汽的审核条件，我先道歉，还有如果有学生党妹妹看到这条微博，并且这次没有达到审核要求的，可以先把钱用于加专，说不定你加够了，后续余量你就可以拥有姓名了[羞嗒嗒]
改条件是因为，确实最近专辑紧张，而且毕竟是属性蔡徐坤，唯粉出的娃，更多还是希望为他出过力的人可以买到，外圈或者路人粉喜欢这个娃娃的真的很抱歉
娃限量，如果不增加审核要求，会让更多为他出力的妈咪买不到娃，群里因为基础专82讨论了很多，我想说对于唯粉来说真的不高，一个娃都可以买十几张专辑了，现在买娃都需要实时加专的，基本上加着加着就有82张了，出娃对娃妈要求最少200张，对买家要求82张真的不过分，希望无论是什么粉，都可以理解一下
(发出这些聊天记录不是挂人，是想说明这个现象)
有关我临时更改了小小汽的审核条件，我先道歉，还有如果有学生党妹妹看到这条微博，并且这次没有达到审核要求的，可以先把钱用于加专，说不定你加够了，后续余量你就可以拥有姓名了[羞嗒嗒]
改条件是因为，确实最近专辑紧张，而且毕竟是属性蔡徐坤，唯粉出的娃，更多还是希望为他出过力的人可以买到，外圈或者路人粉喜欢这个娃娃的真的很抱歉
娃限量，如果不增加审核要求，会让更多为他出力的妈咪买不到娃，群里因为基础专82讨论了很多，我想说对于唯粉来说真的不高，一个娃都可以买十几张专辑了，现在买娃都需要实时加专的，基本上加着加着就有82张了，出娃对娃妈要求最少200张，对买家要求82张真的不过分，希望无论是什么粉，都可以理解一下
#联防联控江西在行动# #爱心守望情暖赣鄱# #抗疫一线江西党员勇争先#【无接触史，独居，70岁老人为何会被感染？】她70岁，独居，很少社交
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
初步调查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
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却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无接触史”的她被确诊了
桂芳（化名）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都不符合：
她是上海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
流调信息数据组在工作
活动轨迹整理出来了
桂芳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
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窜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
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
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排查120余人，进展缓慢
C区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C区比B区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C区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C区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是否有湖北接触史、旅居史、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结果，全都排除。
B区的某单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这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
B区的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触断了线索，同事毛盛华也帮助介入调查密切接触者。
除了一直受到关注的女儿，租户是与杨桂芳共用大门的，她有可能是传染源吗？调查了租户来源地、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孙辈虽然接触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毕竟在24日晚，他与外婆杨桂芳一起吃过饭。但结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来在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线索，然后越来越小，屡屡碰壁，最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了。”孔德川用手比划出房子屋顶的样子，摇着头感叹。在这个下午，他打了4个多小时的电话，从5点到9点半，访问了4位被调查对象。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经先后出动流调人员25人次，反复8次赴病例涉及地点调查，电话排查了120余人，进展缓慢。
除了密切接触者还会有谁？
银色的依维柯从市疾控中心驶出，开往A区疾控中心。孔德川坐在前排，盯着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线图，手里的黑色水笔不时敲击着页面。这一天，他决定再次去杨桂芳所居住的A区疾控中心找找线索。
坐在车里第二排扎马尾辫的，是孔德川的搭档郑杨。她是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防治所作为“外援”被借调过来。
“这病目前还是人传人，肯定是和什么人接触了。”孔德川和郑杨讨论。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杨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
上海疾控中心的密接管理小组，也叫追踪办。
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上海市至今为止的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切接触者，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临行前两人去找专家组副组长潘浩理思路，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并祝他们“马到成功”。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
密切的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
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
一位新的接触人员出现了
A区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眼皮直打架。
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沟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问题都问过了，都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会不会有遗漏？能不能把他们的14天轨迹都确认一遍？”
“患者的14天轨迹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触者的14天的轨迹可就没完了。就算问出来哪一天去了什么超市什么广场，也不能作为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信息呀。”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释了一遍，李主任松了口。“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你们负责密切接触者以及社区，我们现在来给老太太打电话。”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还在住院。打电话前，孔德川要确保老太太的身体状况适合接电话，需要等在传染病医院的同事去确认。10分钟后，小马和李主任走了进来。
“已经问完了？我们还没开始呢！”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本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孔德川与郑杨去公共事务服务中心查看新接触者和老太太接触的具体过程。
新的疑点又产生了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逻辑判断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而这个案例正印证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
桂芳的病情已经好转，临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两次核酸的检测，只要两次都测出直线，她就能重回阳光之下了。
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
初步调查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
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却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无接触史”的她被确诊了
桂芳（化名）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都不符合：
她是上海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
流调信息数据组在工作
活动轨迹整理出来了
桂芳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
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窜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
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
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排查120余人，进展缓慢
C区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C区比B区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C区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C区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是否有湖北接触史、旅居史、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结果，全都排除。
B区的某单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这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
B区的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触断了线索，同事毛盛华也帮助介入调查密切接触者。
除了一直受到关注的女儿，租户是与杨桂芳共用大门的，她有可能是传染源吗？调查了租户来源地、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孙辈虽然接触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毕竟在24日晚，他与外婆杨桂芳一起吃过饭。但结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来在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线索，然后越来越小，屡屡碰壁，最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了。”孔德川用手比划出房子屋顶的样子，摇着头感叹。在这个下午，他打了4个多小时的电话，从5点到9点半，访问了4位被调查对象。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经先后出动流调人员25人次，反复8次赴病例涉及地点调查，电话排查了120余人，进展缓慢。
除了密切接触者还会有谁？
银色的依维柯从市疾控中心驶出，开往A区疾控中心。孔德川坐在前排，盯着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线图，手里的黑色水笔不时敲击着页面。这一天，他决定再次去杨桂芳所居住的A区疾控中心找找线索。
坐在车里第二排扎马尾辫的，是孔德川的搭档郑杨。她是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防治所作为“外援”被借调过来。
“这病目前还是人传人，肯定是和什么人接触了。”孔德川和郑杨讨论。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杨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
上海疾控中心的密接管理小组，也叫追踪办。
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上海市至今为止的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切接触者，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临行前两人去找专家组副组长潘浩理思路，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并祝他们“马到成功”。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
密切的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
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
一位新的接触人员出现了
A区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眼皮直打架。
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沟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问题都问过了，都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会不会有遗漏？能不能把他们的14天轨迹都确认一遍？”
“患者的14天轨迹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触者的14天的轨迹可就没完了。就算问出来哪一天去了什么超市什么广场，也不能作为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信息呀。”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释了一遍，李主任松了口。“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你们负责密切接触者以及社区，我们现在来给老太太打电话。”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还在住院。打电话前，孔德川要确保老太太的身体状况适合接电话，需要等在传染病医院的同事去确认。10分钟后，小马和李主任走了进来。
“已经问完了？我们还没开始呢！”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本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孔德川与郑杨去公共事务服务中心查看新接触者和老太太接触的具体过程。
新的疑点又产生了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逻辑判断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而这个案例正印证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
桂芳的病情已经好转，临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两次核酸的检测，只要两次都测出直线，她就能重回阳光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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