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近几年患抑郁症患者明显呈上升趋势，相比之前真的是急速增加！谁更容易得抑郁？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有抑郁倾向？来我置顶页面自测一下试试吧！
抑郁症大概是目前被谈论最多的精神科疾病。在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下，人们不禁会问：这个时代，患抑郁症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是抑郁症患者真的变多了，还是因为谈论得多，让其变成了一种流行病？
抑郁症的识别率、治疗率明显不足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姜思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间，全球抑郁症确诊人数增加了18.4%，而同期世界人口增长只有12.7%，全球抑郁发病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根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抑郁症12月患病率达到2.1%，终身患病率达3.4%。
姜思思补充道，令人揪心的是，相比于较高的患病率，抑郁症的识别率、治疗率明显不足，2021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患抑郁症的受访者中，仅9.5%接受过精神心理相关服务，仅0.5%得到了充分治疗。
谁更容易得抑郁症？
姜思思介绍，抑郁患病率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而言，青少年早期发病的群体中，女性个体患病率比男性高1.5倍到3倍；在整个人群中，女性患病率也高于男性，大概是男性的两倍。
同大部分精神疾病一样，抑郁起病多在人生早期阶段，各种类型的抑郁症最早发病年龄都在14岁左右。18-29岁个体的患病率比60岁及以上个体高3倍。
很多人认为，只有内向悲观的人才会得抑郁症。实际情况如何呢？
姜思思说，相较于性格开朗的人，消极、内向、有神经质性格特点的人确实更容易患上抑郁；童年期经历过比较严重的负性事件也会增加成年后患抑郁症的风险；人生中遇到较大挫折等应激事件，可能成为抑郁的发病诱因。此外，抑郁还有一定的遗传风险。如果一个人的一级亲属中有人患病，那么他患抑郁症的风险大概是一般人的2-4倍。
姜思思强调，“有这些风险因素的人，相较于其他人群有更多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性格开朗外向、童年幸福、生活顺遂、没有家族遗传因素的人就没有患抑郁症的可能。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豁免权’，精神科医生自己患上抑郁症的案例也是真实存在的。”
姜思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虽然抑郁症的发病人数在持续增多，与抑郁有关的话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但实际上，未经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在整个患者人群中的比例仍然非常高。“所以，当身边有人认为自己可能出现了情绪问题，相比于怀疑他在夸张，或无病呻吟，也许更应该关心一下他到底是怎么了。”姜思思说。
不同类型抑郁症的表现
姜思思指出，不同人群患抑郁症的表现并不相同，各有特点。例如儿童的心理问题多以躯体不适起病，例如肚子疼、头晕、胸闷。如果经检查躯体没有相关问题，家长可能要关心一下孩子最近的情绪状态、生活事件、学业压力等。
女性比男性患抑郁症的风险要高，孕期及产后又是女性一生中最容易患抑郁症的时期。姜思思解释说，女性刚刚生产后常都会有一个暂时的、生理性的情绪低落期，称为“产后忧郁”。这个时期可以表现为轻微的抑郁症状，如悲伤、哭泣、易激惹、焦虑、失眠、注意力下降等。40%-80%的女性在分娩后2-3日内会出现这些症状，通常几日达到高峰，两周内缓解。但如果产妇，尤其是产妇身边的人没有及时觉察其情绪，积极帮助调整，发展为产后持续两个星期以后仍然情绪低落，敏感，易发脾气，易哭泣，感到委屈，感到自己什么都不行，就一定要提起警惕，是不是出了产后抑郁的问题。尤其是产后的女性如果对孩子没有兴趣，看见孩子都感觉不到开心，不想照顾孩子，或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养好孩子，担心自己会伤害孩子，就更要引起警惕，很有可能是母亲的情绪出了问题，需要帮助。
如果抑郁了，应该怎么办？
姜思思提醒，如果怀疑自己有抑郁问题，一定要去正规的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就诊。如果诊断结果是轻度抑郁，可以先行自我心理调适，也可以选择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或者服药治疗。中重度抑郁通常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因此建议以药物治疗为基础，结合心理治疗。
使用药物治疗的患者通常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当病情好转、症状消失后，是不是可以立即停药？答案是否定的。姜思思解释说，抑郁是一种慢性病，分为急性期和维持期，需要全病程的治疗。急性期服药是为了控制症状，恢复社会心理功能；病情好转后进入维持期继续服药，可以确保治疗得到巩固，防止病情复发。“基本上，每个患者都会经历急性期和维持期，全病程之后是否可以停药，需根据病情而定。”
治疗方式也可根据抑郁的致病因素进行选择。如果是环境因素引起的抑郁，比如经历了负性事件，或者人际关系不良引起的心理问题，可联合心理治疗；如果是有生物性基础的抑郁，比如有家族遗传史，或者抑郁程度比较严重（中重度），建议以药物治疗为基础。当患者症状特别严重时，电休克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姜思思指出，抑郁症可以治疗，但也容易复发，因此在病情好转后也要积极关注自己的情绪，预防复发。如果患者本身思维模式比较消极，生活模式比较压抑，不太擅长表达情绪，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问题，那么心理治疗对于预防复发就非常重要。“为了达到更好的防复发效果，尤其是希望最终停药的患者，建议药物治疗后期联合心理治疗，以促进真正康复。认知行为治疗、正念认知治疗都是防抑郁症复发的好选择。”
对于那些情绪不太好、可能有轻微抑郁、想要“靠自己调整”的朋友，姜思思给出以下建议：戒烟戒酒；保持健康规律的睡眠模式；保持健康、均衡的饮食；规律锻炼身体；积极社交，避免自我封闭；规律起居，让生活更有章法。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已经看过医生，开始进行药物治疗的朋友，只是要再加上一条，遵医嘱服药。
#抑郁症测试# [心][心]#抑郁症[超话]#
抑郁症大概是目前被谈论最多的精神科疾病。在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下，人们不禁会问：这个时代，患抑郁症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是抑郁症患者真的变多了，还是因为谈论得多，让其变成了一种流行病？
抑郁症的识别率、治疗率明显不足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姜思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间，全球抑郁症确诊人数增加了18.4%，而同期世界人口增长只有12.7%，全球抑郁发病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根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抑郁症12月患病率达到2.1%，终身患病率达3.4%。
姜思思补充道，令人揪心的是，相比于较高的患病率，抑郁症的识别率、治疗率明显不足，2021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患抑郁症的受访者中，仅9.5%接受过精神心理相关服务，仅0.5%得到了充分治疗。
谁更容易得抑郁症？
姜思思介绍，抑郁患病率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而言，青少年早期发病的群体中，女性个体患病率比男性高1.5倍到3倍；在整个人群中，女性患病率也高于男性，大概是男性的两倍。
同大部分精神疾病一样，抑郁起病多在人生早期阶段，各种类型的抑郁症最早发病年龄都在14岁左右。18-29岁个体的患病率比60岁及以上个体高3倍。
很多人认为，只有内向悲观的人才会得抑郁症。实际情况如何呢？
姜思思说，相较于性格开朗的人，消极、内向、有神经质性格特点的人确实更容易患上抑郁；童年期经历过比较严重的负性事件也会增加成年后患抑郁症的风险；人生中遇到较大挫折等应激事件，可能成为抑郁的发病诱因。此外，抑郁还有一定的遗传风险。如果一个人的一级亲属中有人患病，那么他患抑郁症的风险大概是一般人的2-4倍。
姜思思强调，“有这些风险因素的人，相较于其他人群有更多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性格开朗外向、童年幸福、生活顺遂、没有家族遗传因素的人就没有患抑郁症的可能。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豁免权’，精神科医生自己患上抑郁症的案例也是真实存在的。”
姜思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虽然抑郁症的发病人数在持续增多，与抑郁有关的话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但实际上，未经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在整个患者人群中的比例仍然非常高。“所以，当身边有人认为自己可能出现了情绪问题，相比于怀疑他在夸张，或无病呻吟，也许更应该关心一下他到底是怎么了。”姜思思说。
不同类型抑郁症的表现
姜思思指出，不同人群患抑郁症的表现并不相同，各有特点。例如儿童的心理问题多以躯体不适起病，例如肚子疼、头晕、胸闷。如果经检查躯体没有相关问题，家长可能要关心一下孩子最近的情绪状态、生活事件、学业压力等。
女性比男性患抑郁症的风险要高，孕期及产后又是女性一生中最容易患抑郁症的时期。姜思思解释说，女性刚刚生产后常都会有一个暂时的、生理性的情绪低落期，称为“产后忧郁”。这个时期可以表现为轻微的抑郁症状，如悲伤、哭泣、易激惹、焦虑、失眠、注意力下降等。40%-80%的女性在分娩后2-3日内会出现这些症状，通常几日达到高峰，两周内缓解。但如果产妇，尤其是产妇身边的人没有及时觉察其情绪，积极帮助调整，发展为产后持续两个星期以后仍然情绪低落，敏感，易发脾气，易哭泣，感到委屈，感到自己什么都不行，就一定要提起警惕，是不是出了产后抑郁的问题。尤其是产后的女性如果对孩子没有兴趣，看见孩子都感觉不到开心，不想照顾孩子，或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养好孩子，担心自己会伤害孩子，就更要引起警惕，很有可能是母亲的情绪出了问题，需要帮助。
如果抑郁了，应该怎么办？
姜思思提醒，如果怀疑自己有抑郁问题，一定要去正规的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就诊。如果诊断结果是轻度抑郁，可以先行自我心理调适，也可以选择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或者服药治疗。中重度抑郁通常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因此建议以药物治疗为基础，结合心理治疗。
使用药物治疗的患者通常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当病情好转、症状消失后，是不是可以立即停药？答案是否定的。姜思思解释说，抑郁是一种慢性病，分为急性期和维持期，需要全病程的治疗。急性期服药是为了控制症状，恢复社会心理功能；病情好转后进入维持期继续服药，可以确保治疗得到巩固，防止病情复发。“基本上，每个患者都会经历急性期和维持期，全病程之后是否可以停药，需根据病情而定。”
治疗方式也可根据抑郁的致病因素进行选择。如果是环境因素引起的抑郁，比如经历了负性事件，或者人际关系不良引起的心理问题，可联合心理治疗；如果是有生物性基础的抑郁，比如有家族遗传史，或者抑郁程度比较严重（中重度），建议以药物治疗为基础。当患者症状特别严重时，电休克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姜思思指出，抑郁症可以治疗，但也容易复发，因此在病情好转后也要积极关注自己的情绪，预防复发。如果患者本身思维模式比较消极，生活模式比较压抑，不太擅长表达情绪，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问题，那么心理治疗对于预防复发就非常重要。“为了达到更好的防复发效果，尤其是希望最终停药的患者，建议药物治疗后期联合心理治疗，以促进真正康复。认知行为治疗、正念认知治疗都是防抑郁症复发的好选择。”
对于那些情绪不太好、可能有轻微抑郁、想要“靠自己调整”的朋友，姜思思给出以下建议：戒烟戒酒；保持健康规律的睡眠模式；保持健康、均衡的饮食；规律锻炼身体；积极社交，避免自我封闭；规律起居，让生活更有章法。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已经看过医生，开始进行药物治疗的朋友，只是要再加上一条，遵医嘱服药。
#抑郁症测试# [心][心]#抑郁症[超话]#
#千问千寻大运河# 武清区田水铺村：萝卜大棚里，长出了一条致富路
12月下旬，沿着武香路一路向北，刚过廊良公路，就能看到道路两侧一排排的温室大棚，小货车变成临时销售点，稀疏的分散在东侧的路边，一个个立着的招牌上，打着“田水铺”、“萝卜”等关键词，过往的司机，不时会停下脚步，下车购买。
现在，正是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青萝卜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大棚中，忙着采摘、销售、打包……38年间，这个靠近北运河东岸，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靠着种植萝卜，迅速崛起，从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千元左右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了人均年收入6万元的富裕村。
2月19日，在天津武清大良镇田水铺村菠菜大棚内，农民戴着口罩菠菜幼苗间，有序的忙碌着。
从武香路转向田营路，穿过“田水铺村”的铁牌坊，一条敢闯敢拼的致富路，也在一个个萝卜大棚间徐徐铺开。
贫困村找到了致富经
走进田水铺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通入了挨家挨户，更一路绵延至田间地头。
冬日午后，村民们陆续骑着农用三轮车，拉着工具，穿过街巷，直奔自己的萝卜大棚，在很多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的时候，这里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现在的田水铺村，因种植萝卜而远近闻名，但原来却是个贫困村。
“我们村原来主要是种植大田，收益不高。”回想起过去的日子，60岁的村民屈凤霞说，“刚种萝卜那会，一口人一年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收入，那都觉得不少了，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敢想。”
田水铺村种植萝卜的历史，要从1983年说起。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书义说，那一年，田水铺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村民尝试着种植萝卜，收益确实比大田要好一些，于是陆续有人加入到种植萝卜的队伍中。
2003年，还是村民代表的张书义被选举为村长。那时候的他就在想，一定要为村民干点实事，“那会种萝卜没有大棚，都是露地萝卜，口味一般，收价4毛钱一斤，一亩地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们村人均2亩地，村民们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2006年，村民们选举张书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同一年，田水铺村的萝卜搞起了创新。
张书义提议建棚种萝卜，然后晚收延后上市，村民们开始心里打鼓，但事实证明，张书义的判断没有错，“萝卜收价一下从4毛变成了8毛，拿出去后，以2块5一斤的价格，全都卖了。”
拔地而起的萝卜大棚
2007年，村民们纷纷加入其中，延后上市的青萝卜，让村民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也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实施“一村一品”示范村工程，田水铺村被认定为“一村一品”青萝卜生产专业村，得到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扣大棚，还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们选种，帮他们提升技术、寻找销路。”张书义说，那之后，田水铺村的萝卜一路飘红。
2009年，萝卜的收价涨到1.5元每斤，打包成箱后，售价能达到每斤7元钱。一直到2012年，田水铺村大棚的萝卜每斤收价达到了1.8元。
但田水铺村并没有满足，村两委班子积极四处奔走考察，希望将萝卜做出更大的文章来。
2015年，田水铺村与天津蔬菜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引进了名为“七星”的新品种。
“这个萝卜口感甜脆，品质好，产量也高，一下就打动了我们。”张书义说，当年，在党员们的带头种植下，田水铺村七星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780余亩，“村民们看着销量好，单价高，也都开始陆续种植，到现在，我们村有1700亩地种植萝卜。周边的村，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着种起了萝卜。”
2018年，武清召开“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发布会，品牌效应再一次为田水铺村青萝卜的身价加码。
在田水铺村一条武香路之隔的南侧，整齐的排列着一排排，拥有着小型气象站、物联网监控、滴灌等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大棚，这是“小兔拔拔”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占地1530亩。
现在，“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已经成功入驻超市近400家，其中包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物美超市，永旺超市等，线上线下的大型平台和连锁超市。
站在基地的大棚里，张书义告诉记者，“‘小兔拔拔’品牌发布会之后，田水铺村连同周边其他村庄的萝卜，收价平均涨了1块钱，村民们都高兴极了。”
如今，田水铺的萝卜，不仅在国内很多省市进行销售，还出口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
生活富裕的有了底气
目前，田水铺村有246户村民，76%以上的村民家在城区买了楼房。
屈凤霞家不仅买了新房，2019年还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新建了一处房。屈凤霞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忙的时候，她也会不管白天黑天的，跟着去大棚帮帮忙，虽然有时候会辛苦一些，但感觉每天都过得特别幸福、快乐。
这个季节，田水铺村的大棚里，经常能够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12月23日，从早晨9点多，进入大棚坐定，打开3台手机，开始直播，一直到晚上4点多，28岁的丁淑曼跟10几万粉丝说再见后，关闭了直播间，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这一天，她的直播销量有200多箱，“其实现在还不算忙，最忙的时候，是快过年的那些日子，有时候要直播到半夜，一天能卖600多箱，还得雇人帮着装箱打包。”丁淑曼笑着说，大学毕业后，她跟着爱人一起回到了田水铺村，开始种植萝卜。
这是她做直播销售自家萝卜的第4年，萝卜每年可以从10月下旬，一直卖到春节之后。
记者在丁淑曼的萝卜大棚里停留的1个小时里，丁淑曼的手机不时的响起，不是微信顾客的新订单，就是打电话询问地址，打算亲自来大棚采摘的顾客。
2020年，丁淑曼家20多亩地的萝卜，纯利润达到了50万元左右，“我家还不是卖的最好的，比我们卖的还好的，有的是。”
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在丁淑曼看来并非难事。丁淑曼说，现在农村发展的都特别好，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多，回村发展比在城市打拼赚得更多，虽然有时很辛苦，但却让她的生活更有底气。
越来越好的乡村发展
从2003年村集体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到2020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30%以上的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万元。田水铺村的村民们，走向了富裕。
2014年，在帮扶组的支持下，村内硬化了胡同里巷及主干道路6500平方米，修建排污渠400余米，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健身广场，还栽种了不同种类的观赏苗木。2020年，田水铺村又对村内的厕所、地下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改造。
“下一步，我们要对乡村进行更大的提升改造，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张书义说，未来，田水铺村要筹划做一些与萝卜有关的深加工产品，然后建造民宿，让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增加村集体和村民们的收入，“我们的目标是，把田水铺村打造成集农业、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农村的典范，努力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
12月下旬，沿着武香路一路向北，刚过廊良公路，就能看到道路两侧一排排的温室大棚，小货车变成临时销售点，稀疏的分散在东侧的路边，一个个立着的招牌上，打着“田水铺”、“萝卜”等关键词，过往的司机，不时会停下脚步，下车购买。
现在，正是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青萝卜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大棚中，忙着采摘、销售、打包……38年间，这个靠近北运河东岸，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靠着种植萝卜，迅速崛起，从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千元左右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了人均年收入6万元的富裕村。
2月19日，在天津武清大良镇田水铺村菠菜大棚内，农民戴着口罩菠菜幼苗间，有序的忙碌着。
从武香路转向田营路，穿过“田水铺村”的铁牌坊，一条敢闯敢拼的致富路，也在一个个萝卜大棚间徐徐铺开。
贫困村找到了致富经
走进田水铺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通入了挨家挨户，更一路绵延至田间地头。
冬日午后，村民们陆续骑着农用三轮车，拉着工具，穿过街巷，直奔自己的萝卜大棚，在很多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的时候，这里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现在的田水铺村，因种植萝卜而远近闻名，但原来却是个贫困村。
“我们村原来主要是种植大田，收益不高。”回想起过去的日子，60岁的村民屈凤霞说，“刚种萝卜那会，一口人一年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收入，那都觉得不少了，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敢想。”
田水铺村种植萝卜的历史，要从1983年说起。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书义说，那一年，田水铺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村民尝试着种植萝卜，收益确实比大田要好一些，于是陆续有人加入到种植萝卜的队伍中。
2003年，还是村民代表的张书义被选举为村长。那时候的他就在想，一定要为村民干点实事，“那会种萝卜没有大棚，都是露地萝卜，口味一般，收价4毛钱一斤，一亩地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们村人均2亩地，村民们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2006年，村民们选举张书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同一年，田水铺村的萝卜搞起了创新。
张书义提议建棚种萝卜，然后晚收延后上市，村民们开始心里打鼓，但事实证明，张书义的判断没有错，“萝卜收价一下从4毛变成了8毛，拿出去后，以2块5一斤的价格，全都卖了。”
拔地而起的萝卜大棚
2007年，村民们纷纷加入其中，延后上市的青萝卜，让村民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也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实施“一村一品”示范村工程，田水铺村被认定为“一村一品”青萝卜生产专业村，得到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扣大棚，还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们选种，帮他们提升技术、寻找销路。”张书义说，那之后，田水铺村的萝卜一路飘红。
2009年，萝卜的收价涨到1.5元每斤，打包成箱后，售价能达到每斤7元钱。一直到2012年，田水铺村大棚的萝卜每斤收价达到了1.8元。
但田水铺村并没有满足，村两委班子积极四处奔走考察，希望将萝卜做出更大的文章来。
2015年，田水铺村与天津蔬菜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引进了名为“七星”的新品种。
“这个萝卜口感甜脆，品质好，产量也高，一下就打动了我们。”张书义说，当年，在党员们的带头种植下，田水铺村七星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780余亩，“村民们看着销量好，单价高，也都开始陆续种植，到现在，我们村有1700亩地种植萝卜。周边的村，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着种起了萝卜。”
2018年，武清召开“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发布会，品牌效应再一次为田水铺村青萝卜的身价加码。
在田水铺村一条武香路之隔的南侧，整齐的排列着一排排，拥有着小型气象站、物联网监控、滴灌等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大棚，这是“小兔拔拔”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占地1530亩。
现在，“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已经成功入驻超市近400家，其中包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物美超市，永旺超市等，线上线下的大型平台和连锁超市。
站在基地的大棚里，张书义告诉记者，“‘小兔拔拔’品牌发布会之后，田水铺村连同周边其他村庄的萝卜，收价平均涨了1块钱，村民们都高兴极了。”
如今，田水铺的萝卜，不仅在国内很多省市进行销售，还出口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
生活富裕的有了底气
目前，田水铺村有246户村民，76%以上的村民家在城区买了楼房。
屈凤霞家不仅买了新房，2019年还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新建了一处房。屈凤霞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忙的时候，她也会不管白天黑天的，跟着去大棚帮帮忙，虽然有时候会辛苦一些，但感觉每天都过得特别幸福、快乐。
这个季节，田水铺村的大棚里，经常能够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12月23日，从早晨9点多，进入大棚坐定，打开3台手机，开始直播，一直到晚上4点多，28岁的丁淑曼跟10几万粉丝说再见后，关闭了直播间，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这一天，她的直播销量有200多箱，“其实现在还不算忙，最忙的时候，是快过年的那些日子，有时候要直播到半夜，一天能卖600多箱，还得雇人帮着装箱打包。”丁淑曼笑着说，大学毕业后，她跟着爱人一起回到了田水铺村，开始种植萝卜。
这是她做直播销售自家萝卜的第4年，萝卜每年可以从10月下旬，一直卖到春节之后。
记者在丁淑曼的萝卜大棚里停留的1个小时里，丁淑曼的手机不时的响起，不是微信顾客的新订单，就是打电话询问地址，打算亲自来大棚采摘的顾客。
2020年，丁淑曼家20多亩地的萝卜，纯利润达到了50万元左右，“我家还不是卖的最好的，比我们卖的还好的，有的是。”
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在丁淑曼看来并非难事。丁淑曼说，现在农村发展的都特别好，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多，回村发展比在城市打拼赚得更多，虽然有时很辛苦，但却让她的生活更有底气。
越来越好的乡村发展
从2003年村集体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到2020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30%以上的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万元。田水铺村的村民们，走向了富裕。
2014年，在帮扶组的支持下，村内硬化了胡同里巷及主干道路6500平方米，修建排污渠400余米，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健身广场，还栽种了不同种类的观赏苗木。2020年，田水铺村又对村内的厕所、地下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改造。
“下一步，我们要对乡村进行更大的提升改造，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张书义说，未来，田水铺村要筹划做一些与萝卜有关的深加工产品，然后建造民宿，让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增加村集体和村民们的收入，“我们的目标是，把田水铺村打造成集农业、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农村的典范，努力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
【【千问千寻大运河】武清区田水铺村：萝卜大棚里，长出了一条致富路】12月下旬，沿着武香路一路向北，刚过廊良公路，就能看到道路两侧一排排的温室大棚，小货车变成临时销售点，稀疏的分散在东侧的路边，一个个立着的招牌上，打着“田水铺”、“萝卜”等关键词，过往的司机，不时会停下脚步，下车购买。
现在，正是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青萝卜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大棚中，忙着采摘、销售、打包……38年间，这个靠近北运河东岸，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靠着种植萝卜，迅速崛起，从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千元左右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了人均年收入6万元的富裕村。
2月19日，在天津武清大良镇田水铺村菠菜大棚内，农民戴着口罩菠菜幼苗间，有序的忙碌着。
从武香路转向田营路，穿过“田水铺村”的铁牌坊，一条敢闯敢拼的致富路，也在一个个萝卜大棚间徐徐铺开。
正在建设的大棚
贫困村找到了致富经
走进田水铺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通入了挨家挨户，更一路绵延至田间地头。
田水铺村
冬日午后，村民们陆续骑着农用三轮车，拉着工具，穿过街巷，直奔自己的萝卜大棚，在很多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的时候，这里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现在的田水铺村，因种植萝卜而远近闻名，但原来却是个贫困村。
“我们村原来主要是种植大田，收益不高。”回想起过去的日子，60岁的村民屈凤霞说，“刚种萝卜那会，一口人一年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收入，那都觉得不少了，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敢想。”
田水铺村种植萝卜的历史，要从1983年说起。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书义说，那一年，田水铺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村民尝试着种植萝卜，收益确实比大田要好一些，于是陆续有人加入到种植萝卜的队伍中。
2003年，还是村民代表的张书义被选举为村长。那时候的他就在想，一定要为村民干点实事，“那会种萝卜没有大棚，都是露地萝卜，口味一般，收价4毛钱一斤，一亩地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们村人均2亩地，村民们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2006年，村民们选举张书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同一年，田水铺村的萝卜搞起了创新。
张书义提议建棚种萝卜，然后晚收延后上市，村民们开始心里打鼓，但事实证明，张书义的判断没有错，“萝卜收价一下从4毛变成了8毛，拿出去后，以2块5一斤的价格，全都卖了。”
拔地而起的萝卜大棚
2007年，村民们纷纷加入其中，延后上市的青萝卜，让村民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也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实施“一村一品”示范村工程，田水铺村被认定为“一村一品”青萝卜生产专业村，得到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扣大棚，还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们选种，帮他们提升技术、寻找销路。”张书义说，那之后，田水铺村的萝卜一路飘红。
2009年，萝卜的收价涨到1.5元每斤，打包成箱后，售价能达到每斤7元钱。一直到2012年，田水铺村大棚的萝卜每斤收价达到了1.8元。
但田水铺村并没有满足，村两委班子积极四处奔走考察，希望将萝卜做出更大的文章来。
2015年，田水铺村与天津蔬菜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引进了名为“七星”的新品种。
“这个萝卜口感甜脆，品质好，产量也高，一下就打动了我们。”张书义说，当年，在党员们的带头种植下，田水铺村七星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780余亩，“村民们看着销量好，单价高，也都开始陆续种植，到现在，我们村有1700亩地种植萝卜。周边的村，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着种起了萝卜。”
2018年，武清召开“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发布会，品牌效应再一次为田水铺村青萝卜的身价加码。
在田水铺村一条武香路之隔的南侧，整齐的排列着一排排，拥有着小型气象站、物联网监控、滴灌等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大棚，这是“小兔拔拔”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占地1530亩。
小兔拔拔示范基地
现在，“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已经成功入驻超市近400家，其中包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物美超市，永旺超市等，线上线下的大型平台和连锁超市。
站在基地的大棚里，张书义告诉记者，“‘小兔拔拔’品牌发布会之后，田水铺村连同周边其他村庄的萝卜，收价平均涨了1块钱，村民们都高兴极了。”
如今，田水铺的萝卜，不仅在国内很多省市进行销售，还出口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
生活富裕的有了底气
目前，田水铺村有246户村民，76%以上的村民家在城区买了楼房。
屈凤霞家不仅买了新房，2019年还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新建了一处房。屈凤霞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忙的时候，她也会不管白天黑天的，跟着去大棚帮帮忙，虽然有时候会辛苦一些，但感觉每天都过得特别幸福、快乐。
这个季节，田水铺村的大棚里，经常能够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12月23日，从早晨9点多，进入大棚坐定，打开3台手机，开始直播，一直到晚上4点多，28岁的丁淑曼跟10几万粉丝说再见后，关闭了直播间，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丁淑曼在直播销售萝卜
这一天，她的直播销量有200多箱，“其实现在还不算忙，最忙的时候，是快过年的那些日子，有时候要直播到半夜，一天能卖600多箱，还得雇人帮着装箱打包。”丁淑曼笑着说，大学毕业后，她跟着爱人一起回到了田水铺村，开始种植萝卜。
这是她做直播销售自家萝卜的第4年，萝卜每年可以从10月下旬，一直卖到春节之后。
记者在丁淑曼的萝卜大棚里停留的1个小时里，丁淑曼的手机不时的响起，不是微信顾客的新订单，就是打电话询问地址，打算亲自来大棚采摘的顾客。
2020年，丁淑曼家20多亩地的萝卜，纯利润达到了50万元左右，“我家还不是卖的最好的，比我们卖的还好的，有的是。”
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在丁淑曼看来并非难事。丁淑曼说，现在农村发展的都特别好，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多，回村发展比在城市打拼赚得更多，虽然有时很辛苦，但却让她的生活更有底气。
越来越好的乡村发展
从2003年村集体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到2020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30%以上的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万元。田水铺村的村民们，走向了富裕。
2014年，在帮扶组的支持下，村内硬化了胡同里巷及主干道路6500平方米，修建排污渠400余米，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健身广场，还栽种了不同种类的观赏苗木。2020年，田水铺村又对村内的厕所、地下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改造。
“下一步，我们要对乡村进行更大的提升改造，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张书义说，未来，田水铺村要筹划做一些与萝卜有关的深加工产品，然后建造民宿，让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增加村集体和村民们的收入，“我们的目标是，把田水铺村打造成集农业、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农村的典范，努力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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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是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青萝卜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大棚中，忙着采摘、销售、打包……38年间，这个靠近北运河东岸，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靠着种植萝卜，迅速崛起，从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千元左右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了人均年收入6万元的富裕村。
2月19日，在天津武清大良镇田水铺村菠菜大棚内，农民戴着口罩菠菜幼苗间，有序的忙碌着。
从武香路转向田营路，穿过“田水铺村”的铁牌坊，一条敢闯敢拼的致富路，也在一个个萝卜大棚间徐徐铺开。
正在建设的大棚
贫困村找到了致富经
走进田水铺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通入了挨家挨户，更一路绵延至田间地头。
田水铺村
冬日午后，村民们陆续骑着农用三轮车，拉着工具，穿过街巷，直奔自己的萝卜大棚，在很多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的时候，这里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现在的田水铺村，因种植萝卜而远近闻名，但原来却是个贫困村。
“我们村原来主要是种植大田，收益不高。”回想起过去的日子，60岁的村民屈凤霞说，“刚种萝卜那会，一口人一年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收入，那都觉得不少了，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敢想。”
田水铺村种植萝卜的历史，要从1983年说起。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书义说，那一年，田水铺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村民尝试着种植萝卜，收益确实比大田要好一些，于是陆续有人加入到种植萝卜的队伍中。
2003年，还是村民代表的张书义被选举为村长。那时候的他就在想，一定要为村民干点实事，“那会种萝卜没有大棚，都是露地萝卜，口味一般，收价4毛钱一斤，一亩地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们村人均2亩地，村民们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2006年，村民们选举张书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同一年，田水铺村的萝卜搞起了创新。
张书义提议建棚种萝卜，然后晚收延后上市，村民们开始心里打鼓，但事实证明，张书义的判断没有错，“萝卜收价一下从4毛变成了8毛，拿出去后，以2块5一斤的价格，全都卖了。”
拔地而起的萝卜大棚
2007年，村民们纷纷加入其中，延后上市的青萝卜，让村民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也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实施“一村一品”示范村工程，田水铺村被认定为“一村一品”青萝卜生产专业村，得到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扣大棚，还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们选种，帮他们提升技术、寻找销路。”张书义说，那之后，田水铺村的萝卜一路飘红。
2009年，萝卜的收价涨到1.5元每斤，打包成箱后，售价能达到每斤7元钱。一直到2012年，田水铺村大棚的萝卜每斤收价达到了1.8元。
但田水铺村并没有满足，村两委班子积极四处奔走考察，希望将萝卜做出更大的文章来。
2015年，田水铺村与天津蔬菜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引进了名为“七星”的新品种。
“这个萝卜口感甜脆，品质好，产量也高，一下就打动了我们。”张书义说，当年，在党员们的带头种植下，田水铺村七星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780余亩，“村民们看着销量好，单价高，也都开始陆续种植，到现在，我们村有1700亩地种植萝卜。周边的村，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着种起了萝卜。”
2018年，武清召开“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发布会，品牌效应再一次为田水铺村青萝卜的身价加码。
在田水铺村一条武香路之隔的南侧，整齐的排列着一排排，拥有着小型气象站、物联网监控、滴灌等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大棚，这是“小兔拔拔”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占地1530亩。
小兔拔拔示范基地
现在，“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已经成功入驻超市近400家，其中包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物美超市，永旺超市等，线上线下的大型平台和连锁超市。
站在基地的大棚里，张书义告诉记者，“‘小兔拔拔’品牌发布会之后，田水铺村连同周边其他村庄的萝卜，收价平均涨了1块钱，村民们都高兴极了。”
如今，田水铺的萝卜，不仅在国内很多省市进行销售，还出口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
生活富裕的有了底气
目前，田水铺村有246户村民，76%以上的村民家在城区买了楼房。
屈凤霞家不仅买了新房，2019年还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新建了一处房。屈凤霞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忙的时候，她也会不管白天黑天的，跟着去大棚帮帮忙，虽然有时候会辛苦一些，但感觉每天都过得特别幸福、快乐。
这个季节，田水铺村的大棚里，经常能够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12月23日，从早晨9点多，进入大棚坐定，打开3台手机，开始直播，一直到晚上4点多，28岁的丁淑曼跟10几万粉丝说再见后，关闭了直播间，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丁淑曼在直播销售萝卜
这一天，她的直播销量有200多箱，“其实现在还不算忙，最忙的时候，是快过年的那些日子，有时候要直播到半夜，一天能卖600多箱，还得雇人帮着装箱打包。”丁淑曼笑着说，大学毕业后，她跟着爱人一起回到了田水铺村，开始种植萝卜。
这是她做直播销售自家萝卜的第4年，萝卜每年可以从10月下旬，一直卖到春节之后。
记者在丁淑曼的萝卜大棚里停留的1个小时里，丁淑曼的手机不时的响起，不是微信顾客的新订单，就是打电话询问地址，打算亲自来大棚采摘的顾客。
2020年，丁淑曼家20多亩地的萝卜，纯利润达到了50万元左右，“我家还不是卖的最好的，比我们卖的还好的，有的是。”
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在丁淑曼看来并非难事。丁淑曼说，现在农村发展的都特别好，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多，回村发展比在城市打拼赚得更多，虽然有时很辛苦，但却让她的生活更有底气。
越来越好的乡村发展
从2003年村集体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到2020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30%以上的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万元。田水铺村的村民们，走向了富裕。
2014年，在帮扶组的支持下，村内硬化了胡同里巷及主干道路6500平方米，修建排污渠400余米，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健身广场，还栽种了不同种类的观赏苗木。2020年，田水铺村又对村内的厕所、地下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改造。
“下一步，我们要对乡村进行更大的提升改造，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张书义说，未来，田水铺村要筹划做一些与萝卜有关的深加工产品，然后建造民宿，让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增加村集体和村民们的收入，“我们的目标是，把田水铺村打造成集农业、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农村的典范，努力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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