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 2019-7-11书
【杂志】在中国，扇子的存在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沈从文的《扇子史话》一文在阐释扇子作用时说：“出于招风取凉，驱赶虫蚊掸拂灰尘，引火加热种种需要，人们发明了扇子。”而扇面用于写字作画，也是我国古代绘画特有的形式之一。往来应酬互赠扇子及在扇面上合作书画，是中国文人之间的一种雅事。
【杂志】在中国，扇子的存在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沈从文的《扇子史话》一文在阐释扇子作用时说：“出于招风取凉，驱赶虫蚊掸拂灰尘，引火加热种种需要，人们发明了扇子。”而扇面用于写字作画，也是我国古代绘画特有的形式之一。往来应酬互赠扇子及在扇面上合作书画，是中国文人之间的一种雅事。
【2018.8.2暑期向阳而生—立体贺卡】
贺卡是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的伟大发明，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具有温馨的祝福语言，浓郁的民俗色彩，古代与现代交融的魅力。而且既方便又实用，是促进和谐的绝佳工具。
今天社工姐姐带孩子们做的贺卡是最近特别流行的立体贺卡哦。在夏日慵懒的午后，为了缓解疲倦，社工姐姐先和孩子们做了一个“正话反说”的热身小游戏，孩子们将社工姐姐所念语句依照顺序反向大声的念出来，愉快的小游戏让课堂的气氛活跃了起来；然后社工姐姐给每人分发几张不同颜色的彩纸、剪刀、胶水和硬卡纸，并示范了俩种立体贺卡的制作方式，孩子们可以根据社工姐姐的示范和之前的剪纸课程来进行创作；最后，孩子们充满爱的立体贺卡完成喽！
通过这次自己动手完成立体贺卡的制作，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希望孩子们能在相互交流中明白，情感的传递不仅需要心与心的沟通，更需要靠实物来实现。以后在某个节日或某个人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不妨拿起笔来，让爱和祝福不仅仅隐藏于心中，还要跃然“卡”上！
贺卡是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的伟大发明，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具有温馨的祝福语言，浓郁的民俗色彩，古代与现代交融的魅力。而且既方便又实用，是促进和谐的绝佳工具。
今天社工姐姐带孩子们做的贺卡是最近特别流行的立体贺卡哦。在夏日慵懒的午后，为了缓解疲倦，社工姐姐先和孩子们做了一个“正话反说”的热身小游戏，孩子们将社工姐姐所念语句依照顺序反向大声的念出来，愉快的小游戏让课堂的气氛活跃了起来；然后社工姐姐给每人分发几张不同颜色的彩纸、剪刀、胶水和硬卡纸，并示范了俩种立体贺卡的制作方式，孩子们可以根据社工姐姐的示范和之前的剪纸课程来进行创作；最后，孩子们充满爱的立体贺卡完成喽！
通过这次自己动手完成立体贺卡的制作，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希望孩子们能在相互交流中明白，情感的传递不仅需要心与心的沟通，更需要靠实物来实现。以后在某个节日或某个人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不妨拿起笔来，让爱和祝福不仅仅隐藏于心中，还要跃然“卡”上！
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儒家哲学中，知行问题所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一般说来，知是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行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标志人的外在的行为的范畴。
知行的讨论在宋代理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朱子的知行观代表了宋儒对知行的基本看法，其基本观点是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互发三个方面。
在宋代理学中，与知相对的行并不是用来泛指一切行为的，主要是指人对既有知识的实践或实践，如张南轩说：“行者不是泛然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另一方面，知的意义相对较宽，因为知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从而知不仅指主观形态所表现的知识，也可以指求知的行为。所以在理学中，格物致知属于知，而不属于行，尽管求知穷理本身也是一种行为。
就范畴的使用说，阳明哲学中的知与行与宋儒是有差别的。在宋儒，知与行不仅有知识与实践的区别，也可以指两种不同的行为（求知与躬行）。在阳明哲学，知的意义仅指意识或主观形态的知，是一个纯粹主观性的范畴，在这点上其范围要比宋儒来得狭小。相反，行的范畴在阳明哲学则较宋儒的使用来得宽泛，一方面行可以指人的一切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包括人的心理行为。
在宋儒的知行讨论中，“真知”也是一个较为常见的重要观念。真知指真切之知。就道德知识而言，真知表示人已获得了高度的道德自觉。因而，真知者必然会把他所了解的道德知识付诸实际行动中去，从而不会发生知与行互相脱节的问题。反过来说，知而不行，不能把自己所了解的当然之则付诸实践，恰恰表明行动者还没有达到真知。因此，在宋儒看来，真知这一观念虽然并不直接包括行为，但包含了“必能行”这一性质。正是在真知的意义上，程朱都反复申明“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真知未有不能行者”。
宋儒的这个思想正是阳明知行观的出发点。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是把程朱关于“真知必能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的思想作为知行合一学说的一个起点。真知包含了必行在其中，如果不严格地说，则真知包含了行在其中。如果我们再在真知的意义上使用知，于是我们就有了知本身包含了行的结论，这就是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基本线索。
当宋儒以真知指主体必定将所知付诸践履，以与常人之知相区别的时候，在概念上是清楚的。但当阳明要在真知的意义上使用知的概念时，这个真知的知与常人的知如何区别，就需要一个分疏。
“知行本体”是阳明来代替真知的一个概念。本体指本来意义，是说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互相联系、互相包含的，一切使知行分裂的现象都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按照知行的本来意义，知包含了必能行，这是知行本体，也是真知行。阳明使用知行本体代替真知的意义在于，在这个说法下，“晓得当孝弟而不能孝弟”的人就不是知而不行，而根本上被认为未知，这个态度对于道德践履的要求就更严厉了。
根据这个思想，阳明认为，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并不是指知行两者指涉同一对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能割裂的，知行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不过，知行本体的概念提出后，意味着有本体的知行和非本体的知行这两种不同层次，这使得在理解和说明方面增加了曲折。
如前引语录中阳明说“知而未行只是未知”，这句话中前一个知字就是通常意义的知，即非本体意义的知，而后一个知就是真知，即本体意义的知。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差别很大，如从知行本体的意义上说，“知而不行”这句话就是不通的，因为本体意义上知之必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这样一来，阳明在交互使用着两种语言。这使得他在和他人沟通时，面临着误解及其他困难。
由于阳明事实上正是面对“知而不行”这一社会现象，他又没有发明其他范畴来指称知行脱节的现象，他常常仍然使用“知而不行”这类说法。在“知而不行”这句话中的知与行都不是本体意义上的知与行，而是通常语言中使用的知与行。于是，阳明并不必然地处处与朱子相矛盾，因为可以说朱子的先知后行是在阳明所谓非本体层次上讲的。
当阳明提出知行本体的时候，意味着对于知行范畴，应该按照他所说的本来意义来了解和使用。但是事实上一般人及多数哲学家都仍然在传统哲学即宋代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和理解知行。阳明哲学的费力之处正在于，一方面他要宣明本体意义的知行概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非本体意义的知行概念与他人取得沟通。
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固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但他的思想与宋儒并非全无继承关系，他与宋儒的差别有些则是范畴使用本身的差别，而阳明所以强调知行合一而不用真知真行的表述，正是要突出这种形式的对立以体现对于宋儒的冲击和反叛。
显然，阳明所面对的是这个事实：人们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但并不依照这些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止，却仍然违背禁令去行动。这种现象在伦理学领域当然具有普遍性。阳明则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宋儒知行观的错误引导，因而通过知行合一的学说批判知行脱节，希望以此补救偏弊。
知行的讨论在宋代理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朱子的知行观代表了宋儒对知行的基本看法，其基本观点是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互发三个方面。
在宋代理学中，与知相对的行并不是用来泛指一切行为的，主要是指人对既有知识的实践或实践，如张南轩说：“行者不是泛然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另一方面，知的意义相对较宽，因为知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从而知不仅指主观形态所表现的知识，也可以指求知的行为。所以在理学中，格物致知属于知，而不属于行，尽管求知穷理本身也是一种行为。
就范畴的使用说，阳明哲学中的知与行与宋儒是有差别的。在宋儒，知与行不仅有知识与实践的区别，也可以指两种不同的行为（求知与躬行）。在阳明哲学，知的意义仅指意识或主观形态的知，是一个纯粹主观性的范畴，在这点上其范围要比宋儒来得狭小。相反，行的范畴在阳明哲学则较宋儒的使用来得宽泛，一方面行可以指人的一切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包括人的心理行为。
在宋儒的知行讨论中，“真知”也是一个较为常见的重要观念。真知指真切之知。就道德知识而言，真知表示人已获得了高度的道德自觉。因而，真知者必然会把他所了解的道德知识付诸实际行动中去，从而不会发生知与行互相脱节的问题。反过来说，知而不行，不能把自己所了解的当然之则付诸实践，恰恰表明行动者还没有达到真知。因此，在宋儒看来，真知这一观念虽然并不直接包括行为，但包含了“必能行”这一性质。正是在真知的意义上，程朱都反复申明“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真知未有不能行者”。
宋儒的这个思想正是阳明知行观的出发点。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是把程朱关于“真知必能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的思想作为知行合一学说的一个起点。真知包含了必行在其中，如果不严格地说，则真知包含了行在其中。如果我们再在真知的意义上使用知，于是我们就有了知本身包含了行的结论，这就是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基本线索。
当宋儒以真知指主体必定将所知付诸践履，以与常人之知相区别的时候，在概念上是清楚的。但当阳明要在真知的意义上使用知的概念时，这个真知的知与常人的知如何区别，就需要一个分疏。
“知行本体”是阳明来代替真知的一个概念。本体指本来意义，是说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互相联系、互相包含的，一切使知行分裂的现象都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按照知行的本来意义，知包含了必能行，这是知行本体，也是真知行。阳明使用知行本体代替真知的意义在于，在这个说法下，“晓得当孝弟而不能孝弟”的人就不是知而不行，而根本上被认为未知，这个态度对于道德践履的要求就更严厉了。
根据这个思想，阳明认为，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并不是指知行两者指涉同一对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能割裂的，知行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不过，知行本体的概念提出后，意味着有本体的知行和非本体的知行这两种不同层次，这使得在理解和说明方面增加了曲折。
如前引语录中阳明说“知而未行只是未知”，这句话中前一个知字就是通常意义的知，即非本体意义的知，而后一个知就是真知，即本体意义的知。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差别很大，如从知行本体的意义上说，“知而不行”这句话就是不通的，因为本体意义上知之必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这样一来，阳明在交互使用着两种语言。这使得他在和他人沟通时，面临着误解及其他困难。
由于阳明事实上正是面对“知而不行”这一社会现象，他又没有发明其他范畴来指称知行脱节的现象，他常常仍然使用“知而不行”这类说法。在“知而不行”这句话中的知与行都不是本体意义上的知与行，而是通常语言中使用的知与行。于是，阳明并不必然地处处与朱子相矛盾，因为可以说朱子的先知后行是在阳明所谓非本体层次上讲的。
当阳明提出知行本体的时候，意味着对于知行范畴，应该按照他所说的本来意义来了解和使用。但是事实上一般人及多数哲学家都仍然在传统哲学即宋代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和理解知行。阳明哲学的费力之处正在于，一方面他要宣明本体意义的知行概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非本体意义的知行概念与他人取得沟通。
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固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但他的思想与宋儒并非全无继承关系，他与宋儒的差别有些则是范畴使用本身的差别，而阳明所以强调知行合一而不用真知真行的表述，正是要突出这种形式的对立以体现对于宋儒的冲击和反叛。
显然，阳明所面对的是这个事实：人们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但并不依照这些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止，却仍然违背禁令去行动。这种现象在伦理学领域当然具有普遍性。阳明则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宋儒知行观的错误引导，因而通过知行合一的学说批判知行脱节，希望以此补救偏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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