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个千古独绝的心灵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八字如何看生死
古人很多论语，其适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生存环境恶劣，经常遭遇战争、匪患、以及其它自然、人为灾害;医疗卫生保健水平不高，人均寿命都不长等等，都使古人活不过现在人。
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八字相同的人，都是同一天死亡。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不可能同声同死。原因就是每个人的福报很不一样，而这个方面是无法进行计算的。
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命理学者，不断地探究八字中透露的生死玄机。因为，对于人来说，生死的确太重要了;况且好奇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何况关乎自己本身生死存亡。
八字中论生死，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滴天髓》在何知章中论断，那就是：何知其人寿，性定元神厚;何知其人夭，气尽神枯了。但是，关于这样两句话，却繁衍出了很多关于死亡的具体论断。
比如有人从十神论的角度，论述一个人的生死关口。这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是《渊海子平》，其中的论述，也不乏精彩之处，也有很多验证。但是人们认为，这些论述，或者理论性太强，或者比较模糊，操作性不够，因此，江湖上也就开始流行出更多方法，通常有：
元神法：就是找出一个人八字中的体现寿命的元神;从而分析这个元神在八字和行运中的盛衰，进而确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口。
三垣法：就是依据一个人胎元、身宫、命宫确定的三垣，分析八字和行运中这个三垣的盛衰，进而确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口。
棺材板盖法：就是根据八字喜忌，结合岁运确定棺材底;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看大运、流年、流年日组是否出现三空。所谓三空，就是六甲空亡，追魂空亡，或者劫路空亡;也指三方空亡，比如大运、流年(流年日组)、原局(年命、日柱)是否会齐了路空、或则魂空。这个方法，我们称为空亡法。
禄马术：也就是民间流传的倒禄倒马法。其中分为：禄马查法口诀，禄马长生诀，禄马生死诀，禄马病秧诀。当然，还有黄泉掌法与金锁蛇关法等等。
这些方法，有些甚至作为本门本派的至上宝诀。说实话，大多都是虚张声势，不足而凭;或者说，应证者不少，但是，不应验者也多。或许，八字是无法确定一个人的生死的。更进一步说，仅凭人类现在的智慧，是无法参透人生的生死玄机的。
1、从八字中反吟的角度看生死
总的原则是：少年行运反吟到年柱，青年行运反吟到月柱，中年行运反吟到日柱，晚年行运反吟到时柱。因为八字中的反吟，足以体现出命局整体平衡态的倾斜，或者严重失衡，所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灾祸。如果一个人，在相应的年龄段，反吟到自己的限运，就主这个人会有性命之忧。这个是第一步。
剩下的就是找出哪个年份应凶。一般说来，应凶最严重的流年，应该是流年与大运或者命局伏吟之年，或者是日干墓地之年应凶。由于福报不同，有些人逢生死之灾并没有死亡，但是总有久死一生的味道，丁酉生死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2、从八字伏吟的角度看生死
伏吟论生死，其范围不限与同一时空段的大运与同一时空断的四柱。只是看大运与命局出现伏吟现象，表明此段大运有死人倒寿之象。此种方法看生死，有时并不是本人有死亡之灾，很可能是近亲有死亡之灾。主要看用神，用神被克，是自己;否则是六亲。具体是何六亲，这就要看这个伏吟的在何柱，合神受克、受冲，受克无生，便是那个六亲有灾了。
确定哪部大运有生死之灾时，再推流年，一般发生在伏吟流年应灾。注意伏吟并不只是岁运并临，也包括相同五行的阴阳不同的表现。还有一点的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伏吟之年面临生死之灾，往往可能发生在伏吟逢合，恰恰合后之五行，又同属于伏吟之五行，也是应期。
3、从胎养生与死墓绝的角度看生死
这个原则，比较着重于合会冲，要命中岁运有感应。如何感应呢?就是一定要日元或者十神所代表的亲人之胎养生或者死墓绝被冲出本命，或者外面冲入本命，或者在原命局中被运程冲掉。或者大运流年合入本命，合出本命。原来在命中有的东西，被岁运合掉、冲掉，都是失去的迹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适用日主，同样也可以适用相应六亲。
如果日主或者六亲在原局中，以及行运上，碰上死墓绝，在原局，大运占全，那么可以初步判断，这个大运，日主或者某个六亲会有生死之灾;在逢流年遇到死墓绝便是应期。
至于胎养生，最怕长生之反被冲掉，逢大运冲掉，必主有生死之灾，逢给主冲方加力之年便是应期;胎养亦是如此。《渊海子平》说：五行生死，人事参评。遇生怕死，遇死怕生;逢旺处生，则死处灭;逢死处生，必然旺处脱;也是一个判断指标。
另外，也有旺者怕更旺，生者怕重生。阳干与阴干有别，阳干怕衰，阴干怕旺。
八字看死亡
一、寿元星看生死
寿元星有四：其一看食神，食神为寿元星，如果命中有伤官而无食神，伤官亦可作寿元星。其二看印绶，印绶为生我者，在六爻中称“父母”，六爻中看寿就是以父母爻作用神，故印绶也为寿元星；其三是看日主，日主即为人的命元，由日主引伸出的为“禄神”，代表自己的身体，十分重要；其四看财星，财为养命之源，如财神空破被劫夺，也会死亡。
虽然说这么多寿元星，但具体到一个命中，一般寿元星只体现一种。因为是命主生命得以维系之神，故寿元星有以下特征：
１、命中少而精者，可为寿元星，多而旺者不为寿元星。
２、靠近日主或秉令者，可为寿元星，远隔日主或被制服无用者不为寿元星。
３、寿元星一般通根得气，虚浮无气者不成寿元星，特殊能拯救命局之天干，虽无根亦可作寿元星看。
二、五行偏废看生死
人命五行宜克衡中和，不宜偏废枯索。所谓偏废者，是指命中五行由于岁运的作用，形成一种五行过旺或另一种五行过衰的情形。忌神、仇神过旺无法抑，或因生者太多，克者俱化为旺，或因自旺过度，克抑必激犯旺神；而寿元星或用神过衰又无法补，或因耗泄太多补神受制，或因克杀众聚，补神无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五行无救，难逃一死。正如《三命通会》所言：金木怕过弱，弱极无补则死。火则怕过旺，旺极无制则死。水土如何？水怕衰极，土怕旺极。五行偏废之时，过旺者一般不会死在旺之年月，而死在旺神受制或旺神之原神受制之年月，过衰者，一般不死在克之年月，而死在生旺或墓之年月。
三、空亡忌煞看生死
空者即为死亡的信息征兆。寿元星怕见空亡，寿元星还怕见忌煞，所谓忌煞者非丧门、吊客之类的神煞，而是：“墓、病、死、绝”四煞宫。如木墓于未、死于午、病于巳、绝于申之类。当然凶神恶煞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笔者认为神煞只起辅助作用。?有人认为死亡要看用神，笔者认为，用神只管行运之好坏，不主生死，只有是年岁较高的人看寿时需参看用神。有的人在正得意之年突然死亡，有的人穷困潦倒，但身体康健，如何解释？死亡取决于命局之寿元星及五行的关系，但也有的人在用神受克之年死亡，那是因为他的用神与寿元星是一样的。
古人如何用八字看人生死
1、印绶见财行财运，又兼死绝，必入黄泉，如柱有比肩，庶或有解。
2、正官见杀及伤官，刑冲破害，岁运相并必死。
3、正财偏财见比肩分夺，劫财羊刃又见岁运冲合必死。
4、伤官之格，财旺身弱，官杀重见，混杂冲刃，岁运又见必死，活则伤残。
5、日禄归时，刑冲破害，见七杀、官星、空亡冲而必死。
6、拱禄拱贵填实，又见官杀冲刃，岁运见即死。
7、杀官大忌岁运相并，必死。
8、其余诸格忌杀遇填实，岁运并临必死。
9、会诸凶神恶煞：勾绞、空亡、吊客、墓、病、死、官杀，九死一生。
10、官星太岁，财多身弱，原犯七杀，身轻有救则吉，无救则凶。
《渊海子平》中还有关于寿元的诗诀:“寿数幽玄识者稀，识时须是泄天机，六亲内有憎嫌者，岁运逢之总不宜。寿星明朗寿元长，偏印逢之不可当，妻妾不来相救助，命如衰草值秋霜。……”从诗诀可知，命中有忌神和仇神，怕岁运再见；另外，“寿元星”食神或伤官怕枭克夺。
《三命通会》中讲的五行生死之理，非常精辟：“金木欲其生旺，怕见死绝。如金死则沉；木死则灰，与水土不同，火藏于木宿于土，故不欲旺，旺则焚，亦不欲死，死则灭，惟得其平则佳……”其意为：导致人死亡者，金木怕死绝，火怕过旺过衰。
用命理的方法推算如此准确恐怕不太可能，只可以推算出人寿限的“关口”。许多人都是在关口之年死亡的，能逃过关口与否，这要看造化。
有人讲：“岁运并临”、“枭神夺食”、“羊刃倒戈”、“天克地冲”等为凶灾死亡关口之年，这些说法绝对不全面，必须配合喜忌等其它使用条件。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岁运并临”、“天克地冲”之年，而对于诸多有杀、伤、枭、刃凶神的命来讲，遇“枭夺食”、“羊刃倒戈”、“七杀逢冲”之年也是常有的，实际上并非一遇到就命丧黄泉。难道命中无凶神，只有财官食印者就能逃脱死亡？
所以，死亡的关口应依据五行生克、喜忌之正理论之，才会找到相对可靠的准确规律。
古人很多论语，其适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生存环境恶劣，经常遭遇战争、匪患、以及其它自然、人为灾害;医疗卫生保健水平不高，人均寿命都不长等等，都使古人活不过现在人。
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八字相同的人，都是同一天死亡。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不可能同声同死。原因就是每个人的福报很不一样，而这个方面是无法进行计算的。
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命理学者，不断地探究八字中透露的生死玄机。因为，对于人来说，生死的确太重要了;况且好奇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何况关乎自己本身生死存亡。
八字中论生死，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滴天髓》在何知章中论断，那就是：何知其人寿，性定元神厚;何知其人夭，气尽神枯了。但是，关于这样两句话，却繁衍出了很多关于死亡的具体论断。
比如有人从十神论的角度，论述一个人的生死关口。这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是《渊海子平》，其中的论述，也不乏精彩之处，也有很多验证。但是人们认为，这些论述，或者理论性太强，或者比较模糊，操作性不够，因此，江湖上也就开始流行出更多方法，通常有：
元神法：就是找出一个人八字中的体现寿命的元神;从而分析这个元神在八字和行运中的盛衰，进而确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口。
三垣法：就是依据一个人胎元、身宫、命宫确定的三垣，分析八字和行运中这个三垣的盛衰，进而确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口。
棺材板盖法：就是根据八字喜忌，结合岁运确定棺材底;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看大运、流年、流年日组是否出现三空。所谓三空，就是六甲空亡，追魂空亡，或者劫路空亡;也指三方空亡，比如大运、流年(流年日组)、原局(年命、日柱)是否会齐了路空、或则魂空。这个方法，我们称为空亡法。
禄马术：也就是民间流传的倒禄倒马法。其中分为：禄马查法口诀，禄马长生诀，禄马生死诀，禄马病秧诀。当然，还有黄泉掌法与金锁蛇关法等等。
这些方法，有些甚至作为本门本派的至上宝诀。说实话，大多都是虚张声势，不足而凭;或者说，应证者不少，但是，不应验者也多。或许，八字是无法确定一个人的生死的。更进一步说，仅凭人类现在的智慧，是无法参透人生的生死玄机的。
1、从八字中反吟的角度看生死
总的原则是：少年行运反吟到年柱，青年行运反吟到月柱，中年行运反吟到日柱，晚年行运反吟到时柱。因为八字中的反吟，足以体现出命局整体平衡态的倾斜，或者严重失衡，所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灾祸。如果一个人，在相应的年龄段，反吟到自己的限运，就主这个人会有性命之忧。这个是第一步。
剩下的就是找出哪个年份应凶。一般说来，应凶最严重的流年，应该是流年与大运或者命局伏吟之年，或者是日干墓地之年应凶。由于福报不同，有些人逢生死之灾并没有死亡，但是总有久死一生的味道，丁酉生死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2、从八字伏吟的角度看生死
伏吟论生死，其范围不限与同一时空段的大运与同一时空断的四柱。只是看大运与命局出现伏吟现象，表明此段大运有死人倒寿之象。此种方法看生死，有时并不是本人有死亡之灾，很可能是近亲有死亡之灾。主要看用神，用神被克，是自己;否则是六亲。具体是何六亲，这就要看这个伏吟的在何柱，合神受克、受冲，受克无生，便是那个六亲有灾了。
确定哪部大运有生死之灾时，再推流年，一般发生在伏吟流年应灾。注意伏吟并不只是岁运并临，也包括相同五行的阴阳不同的表现。还有一点的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伏吟之年面临生死之灾，往往可能发生在伏吟逢合，恰恰合后之五行，又同属于伏吟之五行，也是应期。
3、从胎养生与死墓绝的角度看生死
这个原则，比较着重于合会冲，要命中岁运有感应。如何感应呢?就是一定要日元或者十神所代表的亲人之胎养生或者死墓绝被冲出本命，或者外面冲入本命，或者在原命局中被运程冲掉。或者大运流年合入本命，合出本命。原来在命中有的东西，被岁运合掉、冲掉，都是失去的迹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适用日主，同样也可以适用相应六亲。
如果日主或者六亲在原局中，以及行运上，碰上死墓绝，在原局，大运占全，那么可以初步判断，这个大运，日主或者某个六亲会有生死之灾;在逢流年遇到死墓绝便是应期。
至于胎养生，最怕长生之反被冲掉，逢大运冲掉，必主有生死之灾，逢给主冲方加力之年便是应期;胎养亦是如此。《渊海子平》说：五行生死，人事参评。遇生怕死，遇死怕生;逢旺处生，则死处灭;逢死处生，必然旺处脱;也是一个判断指标。
另外，也有旺者怕更旺，生者怕重生。阳干与阴干有别，阳干怕衰，阴干怕旺。
八字看死亡
一、寿元星看生死
寿元星有四：其一看食神，食神为寿元星，如果命中有伤官而无食神，伤官亦可作寿元星。其二看印绶，印绶为生我者，在六爻中称“父母”，六爻中看寿就是以父母爻作用神，故印绶也为寿元星；其三是看日主，日主即为人的命元，由日主引伸出的为“禄神”，代表自己的身体，十分重要；其四看财星，财为养命之源，如财神空破被劫夺，也会死亡。
虽然说这么多寿元星，但具体到一个命中，一般寿元星只体现一种。因为是命主生命得以维系之神，故寿元星有以下特征：
１、命中少而精者，可为寿元星，多而旺者不为寿元星。
２、靠近日主或秉令者，可为寿元星，远隔日主或被制服无用者不为寿元星。
３、寿元星一般通根得气，虚浮无气者不成寿元星，特殊能拯救命局之天干，虽无根亦可作寿元星看。
二、五行偏废看生死
人命五行宜克衡中和，不宜偏废枯索。所谓偏废者，是指命中五行由于岁运的作用，形成一种五行过旺或另一种五行过衰的情形。忌神、仇神过旺无法抑，或因生者太多，克者俱化为旺，或因自旺过度，克抑必激犯旺神；而寿元星或用神过衰又无法补，或因耗泄太多补神受制，或因克杀众聚，补神无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五行无救，难逃一死。正如《三命通会》所言：金木怕过弱，弱极无补则死。火则怕过旺，旺极无制则死。水土如何？水怕衰极，土怕旺极。五行偏废之时，过旺者一般不会死在旺之年月，而死在旺神受制或旺神之原神受制之年月，过衰者，一般不死在克之年月，而死在生旺或墓之年月。
三、空亡忌煞看生死
空者即为死亡的信息征兆。寿元星怕见空亡，寿元星还怕见忌煞，所谓忌煞者非丧门、吊客之类的神煞，而是：“墓、病、死、绝”四煞宫。如木墓于未、死于午、病于巳、绝于申之类。当然凶神恶煞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笔者认为神煞只起辅助作用。?有人认为死亡要看用神，笔者认为，用神只管行运之好坏，不主生死，只有是年岁较高的人看寿时需参看用神。有的人在正得意之年突然死亡，有的人穷困潦倒，但身体康健，如何解释？死亡取决于命局之寿元星及五行的关系，但也有的人在用神受克之年死亡，那是因为他的用神与寿元星是一样的。
古人如何用八字看人生死
1、印绶见财行财运，又兼死绝，必入黄泉，如柱有比肩，庶或有解。
2、正官见杀及伤官，刑冲破害，岁运相并必死。
3、正财偏财见比肩分夺，劫财羊刃又见岁运冲合必死。
4、伤官之格，财旺身弱，官杀重见，混杂冲刃，岁运又见必死，活则伤残。
5、日禄归时，刑冲破害，见七杀、官星、空亡冲而必死。
6、拱禄拱贵填实，又见官杀冲刃，岁运见即死。
7、杀官大忌岁运相并，必死。
8、其余诸格忌杀遇填实，岁运并临必死。
9、会诸凶神恶煞：勾绞、空亡、吊客、墓、病、死、官杀，九死一生。
10、官星太岁，财多身弱，原犯七杀，身轻有救则吉，无救则凶。
《渊海子平》中还有关于寿元的诗诀:“寿数幽玄识者稀，识时须是泄天机，六亲内有憎嫌者，岁运逢之总不宜。寿星明朗寿元长，偏印逢之不可当，妻妾不来相救助，命如衰草值秋霜。……”从诗诀可知，命中有忌神和仇神，怕岁运再见；另外，“寿元星”食神或伤官怕枭克夺。
《三命通会》中讲的五行生死之理，非常精辟：“金木欲其生旺，怕见死绝。如金死则沉；木死则灰，与水土不同，火藏于木宿于土，故不欲旺，旺则焚，亦不欲死，死则灭，惟得其平则佳……”其意为：导致人死亡者，金木怕死绝，火怕过旺过衰。
用命理的方法推算如此准确恐怕不太可能，只可以推算出人寿限的“关口”。许多人都是在关口之年死亡的，能逃过关口与否，这要看造化。
有人讲：“岁运并临”、“枭神夺食”、“羊刃倒戈”、“天克地冲”等为凶灾死亡关口之年，这些说法绝对不全面，必须配合喜忌等其它使用条件。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岁运并临”、“天克地冲”之年，而对于诸多有杀、伤、枭、刃凶神的命来讲，遇“枭夺食”、“羊刃倒戈”、“七杀逢冲”之年也是常有的，实际上并非一遇到就命丧黄泉。难道命中无凶神，只有财官食印者就能逃脱死亡？
所以，死亡的关口应依据五行生克、喜忌之正理论之，才会找到相对可靠的准确规律。
中国古代的健康观
文/谭华
怎样认识健康的本质？
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人们在探求健康之道时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健、康二字，分别见于殷商时代。“健”字偏重于指精神和意志的坚强，《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句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康”字初见于《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寿、康与疾、弱对举，可见“康”字的意思偏重于指身体的健康无疾，非常接近于今天“健康”一词的含义。
古人认为气也是健康的本质和基础。阴阳二气在人体内外不停地流动运行、人体内阴阳二气的平衡与和谐，就是健康状态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健康长寿的基本要求。具体说来，体现为和、动、度三个字。
一、论“和”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中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对于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广的影响，也同样为历代医家及养生家所推崇，如董仲舒就说过这样的话：“能以中和养生其身者，其寿极命。”不能做到“和”，还会危及生命：“反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
“和”就是指不偏离常态，不过分：“阴阳并毗（按毗即偏），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春秋时医和论病因时说：“天有六气，......淫生六疾。......过则为灾。”“和”又有平正的意思。《管子･白心》说：“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匆之所生也。”总而言之，“和”意味着阴阳二气的调和、流通，正如《庄子》所说的：“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成玄英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阴升阳降，二气调和，故施生万物。”“和”的状态是通过阴阳二气的流动、运行、升降而实现的。
把“和”即健康这一看法发挥得最清楚的还得数《黄帝内经》。《内经》把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看作是健康的基础；一旦平衡被打破，健康也就同时被破坏了。《内经》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阳注于阴，阴满于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名日平人（按即健康无病之人）。”如果“阴阳相倾”，那就会使“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偏离了“和”的状态，健康也就失去了。
二、论“动”
天地之气在不断地运行流动，人自身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阴阳之气也就在人体内时、因地、因气象的变化而变化。阴阳的平衡和调和状态也就不能不时时有受到扰动乃至破坏。《内经》把“气”的这种运动归纳为“升、降、出、入”四种形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字。器散则分之，生化息也。”所以，古人主张在动态中把握平衡、进而实现中和的状态。
董仲舒就这样说:“凡养生者，莫精于气。是故男女体其盛，臭味取其胜，居处就其和，劳佚居其中，寒暖无失适，饥饱无过平，欲恶度其理，动静顺性命，忧惧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谓之大得天地泰。大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长；不得天地泰者，其伤而短。”
三、论“度”
动态平衡的关键是把握“度”，即把握事物发展变化以及自身因应变化的最佳程度。格守中道的孔子早就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所以他说：“过犹不及。”似乎孔子也已经注意到了“度”与养生长寿之间的联系，《论语》中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所说的时、节、度，都是限度、程度的意思。
大体上说，古人对于如何把握“度”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以儒家以及《管子》为代表的一派，强调“过犹不及”，主张通过控制自己不要逾越规矩来达到保持“中和”的状态。例如，《管子･内业》说：“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正心在中，万物得度。”《荀子》也说：“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则触陷生疾。”用“礼”来规范自己的饮食起居，就会达到“度”的理想境界（“和节”），否则就会发生疾病，危及健康。
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主张清静无为、顺天法道，自然而然地达到符合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度”实际上就是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道”的自然状态。“道”是自在无为的 只有自然无为才能实现适其“度”《老子》里讲得很清楚：“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在这段话里，“常”也就是“度”的意思。《韩非子･解老》对此解释得比较透彻：“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总虑过度则智识乱......所谓治人则，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显然 这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
《吕代春秋》以及古代医生们则大多主张积极地去认识世界，认识规律，从而达到知度守节、应时而动的境地：“天生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同书 <尽数>篇里又说“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也。”这里的“宜”和“利”都包含有“度”的成分在内。《内经》在讨论病理病因时，也经常使用“相任”（按即平衡协调之意）、“相胜”（即不平衡）之类词语，其中也有适度的意思。《内经·素问· 运行大论》中就有这样的话：“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汉末三国时神医华佗则进一步把 “度”解释成人体运动的“度”这就使他比别人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了：“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不当使极”就是“不要过度”的意思，华佗还具体提出了因人而异掌握“度”的标准，即活动到“怡而汗出”的地步。
总而言之，按照传统的看法，人、社会、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复杂联系。这种统一的基础是“气”，它们之问的联系 也是通过“气”的运行流动变化来实现的。人们为了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保持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从本质上看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也就是阴阳和谐平衡，这种和谐和平衡就是生命常态即健康的本质和标准，也是长寿的本质；所谓通过养生而达到长寿也就是用各种方法使失调的阴阳不断复归平衡 尽可能维持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长寿养生方法体系。 https://t.cn/RcSnIUR
文/谭华
怎样认识健康的本质？
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人们在探求健康之道时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健、康二字，分别见于殷商时代。“健”字偏重于指精神和意志的坚强，《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句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康”字初见于《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寿、康与疾、弱对举，可见“康”字的意思偏重于指身体的健康无疾，非常接近于今天“健康”一词的含义。
古人认为气也是健康的本质和基础。阴阳二气在人体内外不停地流动运行、人体内阴阳二气的平衡与和谐，就是健康状态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健康长寿的基本要求。具体说来，体现为和、动、度三个字。
一、论“和”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中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对于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广的影响，也同样为历代医家及养生家所推崇，如董仲舒就说过这样的话：“能以中和养生其身者，其寿极命。”不能做到“和”，还会危及生命：“反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
“和”就是指不偏离常态，不过分：“阴阳并毗（按毗即偏），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春秋时医和论病因时说：“天有六气，......淫生六疾。......过则为灾。”“和”又有平正的意思。《管子･白心》说：“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匆之所生也。”总而言之，“和”意味着阴阳二气的调和、流通，正如《庄子》所说的：“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成玄英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阴升阳降，二气调和，故施生万物。”“和”的状态是通过阴阳二气的流动、运行、升降而实现的。
把“和”即健康这一看法发挥得最清楚的还得数《黄帝内经》。《内经》把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看作是健康的基础；一旦平衡被打破，健康也就同时被破坏了。《内经》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阳注于阴，阴满于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名日平人（按即健康无病之人）。”如果“阴阳相倾”，那就会使“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偏离了“和”的状态，健康也就失去了。
二、论“动”
天地之气在不断地运行流动，人自身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阴阳之气也就在人体内时、因地、因气象的变化而变化。阴阳的平衡和调和状态也就不能不时时有受到扰动乃至破坏。《内经》把“气”的这种运动归纳为“升、降、出、入”四种形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字。器散则分之，生化息也。”所以，古人主张在动态中把握平衡、进而实现中和的状态。
董仲舒就这样说:“凡养生者，莫精于气。是故男女体其盛，臭味取其胜，居处就其和，劳佚居其中，寒暖无失适，饥饱无过平，欲恶度其理，动静顺性命，忧惧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谓之大得天地泰。大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长；不得天地泰者，其伤而短。”
三、论“度”
动态平衡的关键是把握“度”，即把握事物发展变化以及自身因应变化的最佳程度。格守中道的孔子早就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所以他说：“过犹不及。”似乎孔子也已经注意到了“度”与养生长寿之间的联系，《论语》中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所说的时、节、度，都是限度、程度的意思。
大体上说，古人对于如何把握“度”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以儒家以及《管子》为代表的一派，强调“过犹不及”，主张通过控制自己不要逾越规矩来达到保持“中和”的状态。例如，《管子･内业》说：“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正心在中，万物得度。”《荀子》也说：“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则触陷生疾。”用“礼”来规范自己的饮食起居，就会达到“度”的理想境界（“和节”），否则就会发生疾病，危及健康。
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主张清静无为、顺天法道，自然而然地达到符合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度”实际上就是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道”的自然状态。“道”是自在无为的 只有自然无为才能实现适其“度”《老子》里讲得很清楚：“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在这段话里，“常”也就是“度”的意思。《韩非子･解老》对此解释得比较透彻：“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总虑过度则智识乱......所谓治人则，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显然 这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
《吕代春秋》以及古代医生们则大多主张积极地去认识世界，认识规律，从而达到知度守节、应时而动的境地：“天生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同书 <尽数>篇里又说“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也。”这里的“宜”和“利”都包含有“度”的成分在内。《内经》在讨论病理病因时，也经常使用“相任”（按即平衡协调之意）、“相胜”（即不平衡）之类词语，其中也有适度的意思。《内经·素问· 运行大论》中就有这样的话：“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汉末三国时神医华佗则进一步把 “度”解释成人体运动的“度”这就使他比别人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了：“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不当使极”就是“不要过度”的意思，华佗还具体提出了因人而异掌握“度”的标准，即活动到“怡而汗出”的地步。
总而言之，按照传统的看法，人、社会、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复杂联系。这种统一的基础是“气”，它们之问的联系 也是通过“气”的运行流动变化来实现的。人们为了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保持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从本质上看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也就是阴阳和谐平衡，这种和谐和平衡就是生命常态即健康的本质和标准，也是长寿的本质；所谓通过养生而达到长寿也就是用各种方法使失调的阴阳不断复归平衡 尽可能维持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长寿养生方法体系。 https://t.cn/RcSnI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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