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建盏[超话]##古建窑##宋朝##历史文化#
浅析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
作者：杨锦
独立研究者、收藏家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主要收藏黑釉瓷器及杂项），武夷山市职工文体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福清商会副会长；武夷山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
“缘起”
笔者所在城市武夷山是全球知名的茶叶产区，也是宋代北苑贡茶 —— 建茶的主要产区。茶器因茶而生，不同的品茶方式还需选用适宜的茶器。东坡先生爱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说的就是好茶与好茶器相得益彰的重要性。
我在研读武夷山茶的宋代历史时，第一次接触了黑釉茶器 — 建盏的概念，随后立即被建窑茶碗朴素、优雅之造型，丰富多彩的釉面所吸引。
当我了解到三件藏于日本的国宝“曜变天目”时，更是被其涵盖宇宙的气势、深邃玄幽的变化所震撼。建盏研究、收藏之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友人常戏称吾为盏痴…
“传承”
宋代建盏烧制技艺并没有从宋代流传至今，而是断烧了600年。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恢复建盏制作工艺，现代能工巧匠们烧制出足以媲美宋代的鹧鸪、油滴、兔毫、乌金、茶绿，柿红等斑纹建盏，但唯独对曜变天目的烧造至今还尚未完全攻克…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烧不出宋代的曜变建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宋代建窑釉面的高科技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以构成银油滴的二维分布微米级别的氧化铁为例，人类在20世纪才正式发现并归类命名。
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收集建盏瓷片进行研究比对的同时，探访名师交流解惑，宋代曜变盏烧造之迷在心里一直萦绕，亦希望通过此文，分享一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曜变”
吾以为，宋代曜变建盏有可能是二次施釉一次烧造或二次施釉两次烧造（描金银彩类）而成。
若我的浅见能为对曜变天目技术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为解密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提供方向，那是最好不过了。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登基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随着政权的南迁，北方大量文人学者、僧侣、手工业者、商人等迁移南方，造成了南北方的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北方著名窑厂的制瓷业者大量南迁，将烧造青白瓷和手绘金彩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并与当地烧瓷工艺结合而产生新的瓷器工艺如景德镇青白瓷，武夷山遇林亭窑（因烧制描金银彩茶盏而闻名）等都是南北烧瓷技术融合创新的典范。
东张窑描银盏，引自《海丝瑰宝》
“曜变的诞生”
宋代曜变建盏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诞生的呢？ 也许是建窑御用工匠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创新产品，也许是当时宫廷、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名品？
何为“曜变”建盏？何为“类曜变”建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是在解读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之前，需要先了解的概念。
“曜变天目”一词日本有记载，谐音耀变，字意日光照耀下色彩玄妙莫测的变幻。《君台观左右帐记》写于十六世前期日本室町慕府时期，主要记录足利将军所收藏的唐物并进行评鉴，书中对曜变建盏有明确的评判：“建盏之无上神品，乃世上罕见之物，其地黑，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之玉白色晕，美如织锦，万匹之物也。
由此可见曜变建盏必顺具备有曜彩和曜核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曜变也许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宋代的记载”
宋代文献中是否有曜变建盏的记录呢？
南宋建阳人祝穆在《方兴胜览》中对产于故乡的建盏有过这样的记载：“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
宋徽宗赐蔡京赏茶时所用“建溪异毫盏”应该是祝穆书中所提及的毫变盏，是毫变盏的最高等级—乌金（绀黑）鹧鸪斑毫变斑，宫廷专用御制。
这是宋代记载中，最接近描述曜变天目的文字，异毫，是否就是当下的曜变呢？
“烧造方法”
宋代曜变的烧造方法的四个问题：
1，目前已知的几件曜变建盏与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市临安皇城遗址出土的描银鹧鸪斑（类曜变）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乌金（绀黑）釉深腹束口斗茶盏。
“绀黑”一词出至北宋蔡襄的《茶录》中；“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乌黑如漆，黑里泛青是官家对茶盏最为推崇的釉色。
可以理解为：乌金釉是曜变的必然条件，或选择烧造曜变盏的茶盏都是优中选精。
建窑窑址和临安皇城遗址和建宁府遗址出土的乌金（绀黑）类曜变的瓷片都非常稀少，若以物以稀为贵而言，这是比较珍稀的品种。
建盏进贡宫廷或许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可能由朝廷设计专门的御用茶盏器型，并委托地方政府建宁府督办烧造。按理，建宁府会组织最优秀的制盏工匠，有严格的烧制工序，上乘的工艺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应属精品。
茶盏圈足底刻有、印有“供御，进盏，新窑”等指向朝廷、官家的款识，由专门的朝廷监匠官在建窑场监督烧制。监匠官现场挑选符合进贡要求的茶盏运送到建宁府的督造办进行二次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就当场砸碎，销毁，不允许流入民间。
府督造办官员审核通过后转运至临安皇家内务府。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窑窑址、建宁府，皇城遗址均有类曜变瓷片出现。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由于宋代建盏烧造的成品率极低，而刻有官款的建盏烧出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概率极低，为满足宫廷对乌金（绀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需求，只能从民窑中精选高等级的乌金釉盏（现存的四块曜变建盏及类曜变建盏瓷片均未铭刻官家款识），通过融合北方窑人工点彩技巧，釉面描绘鹧鸪斑，再通过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复烧，生产出符合宫廷要求的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呢？
由于复烧采用低温形式，成品率极高，几乎不会烧坏。除非在建窑窑工搬运，成品运输转运时不小心摔坏。如果是自然烧制，窑址上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残品瓷片，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建窑窑址上曜变及类曜变瓷片特别稀少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2 ，日本的三件曜变天目笔者都没有看过实物，只能通过图片的信息，结合出土的类曜变瓷片进行比对剖析，推测这三件有可能是通过二次施釉二次复烧而成。
静嘉堂文库美术曜变建盏目前没有出土与其相似的类曜变瓷片，无法有力的证明它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曜斑核，发现它们时聚时散，疏密有度，有看似有规律可寻的群落状，曜核形态成异形椭圆，异形椭圆形有些逆重力线条，各曜核描绘的力道和特征几乎一致。
建盏的烧制采用匣钵正烧法，密闭的匣钵里还原气氛强烈，还原的铁离子析释到釉层表面在自然重力的作用下，自然流淌形成各色斑纹。
建窑遗址成千上万的自然烧造的鹧鸪斑纹，油滴斑瓷片目前没有发现一片同静嘉堂曜核的形态相同的，这是否能间接的佐证静嘉堂曜变天目不是一次自然烧成的呢？
藤田美术馆的曜变天目和杭州发现的曜变建盏的曜核成圓圈状或椭圆形，其形态有所不同，但形成原因可能是一致的。曜核旁带着光晕，似有人为描绘痕迹。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容，杭州的临安皇城遗址，建瓯的建宁府城市遗址都出土过表现形式相同的曜变及类曜变瓷片。
大德龙光寺曜变天目盏为人工描绘最为确定，通过图片就可清晰的观察到曜核的白斑有规律的聚散分布，此类白斑多为二次点绘，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临安城市遗址都出现类似的描银类曜变瓷片（图片）
3，曜变建盏的曜彩是二次复烧后形成的？还是传世使用中形成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曜彩形成的机理。
形成七彩光的宋代建盏普遍都有一层薄的干涉膜（干涉膜的形成受到窑内气氛变化的影响，它的形成的充满偶然性，人力很难控制）自然光通过两层膜的反射发生光的干涉现象，形成光的叠加产生七彩斑斓光，最后形成曜彩。
二次低温复烧窑内气氛是否会形成干涉膜？通过比较建窑、遇林亭、东张窑描金彩盏的瓷片标本，都有发现一些形成曜彩干涉膜的瓷片。所以曜变建盏的曜彩应该是二次低温烧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非传世使用中形成的（日本传世建盏因長期使用普遍都带彩）。
而且自然烧造形成的七彩更加绚丽、灵动，曜彩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而变化。在传世过程中形成的彩光比较隐晦、含蓄，彩光也较为呆板，缺乏灵气。
宋代建窑复烧乌金釉鹧鸪斑毫变盏过程中，极少数乌金鹧鸪斑毫变盏因窑内气氛的变化形成了干涉膜，产生了变幻的曜彩就成就了宋代的曜变建盏，未形成干涉膜的就成为宋代乌金描彩鹧鸪斑盏（出土瓷片可证）。
静嘉堂曜变天目和杭州市出土的曜变天目有呈现出多重立体彩的效果，盏内釉面上有兔毫和小油滴，这是因为在选择点绘用的乌金釉建盏釉面上已有自然烧造的兔毫和油滴并局部带自然烧造的彩，结合复烧后形成的干涉膜，就形成现在绚丽变幻的曜彩表现。
4，何为“曜斑”？笔者认为就是黑化的鹧鸪斑纹周围形成日晕曜彩。通过对比成千上万的宋代建窑瓷片，只有在超高温烧过的“火头货”里找到黑化的“斑核”而自然烧造黑化的斑核多数呈滴毫状。
宋代乌金釉的瓷片中没有发现有自然烧造的黑化斑核，主要是烧成乌金釉色的盏所用的匣钵气氛和温度达不到黑化油滴的条件，故而形不成黑化斑核。而人为乌金描银鹧鸪斑的二次烧造却更容易形成“斑核”。
秘制的银涂料点绘鹧鸪斑于乌金釉面上，放入窑炉在800c 度左右温度窑火复烧，当乌金釉层表面产生薄干涉膜时而点绘鹧鸪斑因覆盖银涂料于釉上，无法形成干涉膜。在周围曜彩的映衬下形成曜斑核。
宋代曜变建盏的曜核黑化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柴烧龙窑窑温很难匀衡控制，炉内局部温度超过960C（960度为银的液态点）时，银涂料产生了“气化”现象，形成鹧鸪斑空洞呈现乌金釉本色黑斑。另一方面宋代曜变盏在使用过程或经历千年的自然氧过程中，银涂料氧化成黑色或自然脱落都会形成黑色斑核。
现代建盏匠人已破解了自然烧造曜彩的技术，目前可能尚未攻克自然烧造“曜斑”的工艺，故暂时还未能完全烧造出与宋代相同工艺的曜变盏。
综上所述，现代建盏匠人们沿着一次自然烧造的工艺复原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技艺或许是一直未烧造出宋代曜变建盏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仅仅是笔者综合自己经验提出的一个观点，还有待专家和建盏匠人之后一起探索、论证。
“谁的曜变天目？”
虽然“曜变”一词是日本文书中所记载，但宋代曜变建盏的故乡是中国，是福建建窑。宋代曜变建盏的美感也符合日本禅宗文化的诉求，日本禅宗文化起源于中国唐宋禅宗文化东渡，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日本对建盏的审美情趣及评价标准也应源于宋代。宋代曜变建盏是日本的国宝，也更是中国的国宝。
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无论是自然一次烧造还是人为二次点绘复烧，都是宋代建窑工匠智慧的结晶，是建窑建盏享誉世界的名片，是中国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一只千年的茶碗，至今依然激励一代代现代制盏匠人为还原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而努力奋进，让现代制盏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制造一千年，让我们一起为建窑发声！
浅析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
作者：杨锦
独立研究者、收藏家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主要收藏黑釉瓷器及杂项），武夷山市职工文体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福清商会副会长；武夷山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
“缘起”
笔者所在城市武夷山是全球知名的茶叶产区，也是宋代北苑贡茶 —— 建茶的主要产区。茶器因茶而生，不同的品茶方式还需选用适宜的茶器。东坡先生爱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说的就是好茶与好茶器相得益彰的重要性。
我在研读武夷山茶的宋代历史时，第一次接触了黑釉茶器 — 建盏的概念，随后立即被建窑茶碗朴素、优雅之造型，丰富多彩的釉面所吸引。
当我了解到三件藏于日本的国宝“曜变天目”时，更是被其涵盖宇宙的气势、深邃玄幽的变化所震撼。建盏研究、收藏之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友人常戏称吾为盏痴…
“传承”
宋代建盏烧制技艺并没有从宋代流传至今，而是断烧了600年。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恢复建盏制作工艺，现代能工巧匠们烧制出足以媲美宋代的鹧鸪、油滴、兔毫、乌金、茶绿，柿红等斑纹建盏，但唯独对曜变天目的烧造至今还尚未完全攻克…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烧不出宋代的曜变建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宋代建窑釉面的高科技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以构成银油滴的二维分布微米级别的氧化铁为例，人类在20世纪才正式发现并归类命名。
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收集建盏瓷片进行研究比对的同时，探访名师交流解惑，宋代曜变盏烧造之迷在心里一直萦绕，亦希望通过此文，分享一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曜变”
吾以为，宋代曜变建盏有可能是二次施釉一次烧造或二次施釉两次烧造（描金银彩类）而成。
若我的浅见能为对曜变天目技术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为解密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提供方向，那是最好不过了。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登基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随着政权的南迁，北方大量文人学者、僧侣、手工业者、商人等迁移南方，造成了南北方的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北方著名窑厂的制瓷业者大量南迁，将烧造青白瓷和手绘金彩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并与当地烧瓷工艺结合而产生新的瓷器工艺如景德镇青白瓷，武夷山遇林亭窑（因烧制描金银彩茶盏而闻名）等都是南北烧瓷技术融合创新的典范。
东张窑描银盏，引自《海丝瑰宝》
“曜变的诞生”
宋代曜变建盏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诞生的呢？ 也许是建窑御用工匠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创新产品，也许是当时宫廷、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名品？
何为“曜变”建盏？何为“类曜变”建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是在解读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之前，需要先了解的概念。
“曜变天目”一词日本有记载，谐音耀变，字意日光照耀下色彩玄妙莫测的变幻。《君台观左右帐记》写于十六世前期日本室町慕府时期，主要记录足利将军所收藏的唐物并进行评鉴，书中对曜变建盏有明确的评判：“建盏之无上神品，乃世上罕见之物，其地黑，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之玉白色晕，美如织锦，万匹之物也。
由此可见曜变建盏必顺具备有曜彩和曜核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曜变也许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宋代的记载”
宋代文献中是否有曜变建盏的记录呢？
南宋建阳人祝穆在《方兴胜览》中对产于故乡的建盏有过这样的记载：“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
宋徽宗赐蔡京赏茶时所用“建溪异毫盏”应该是祝穆书中所提及的毫变盏，是毫变盏的最高等级—乌金（绀黑）鹧鸪斑毫变斑，宫廷专用御制。
这是宋代记载中，最接近描述曜变天目的文字，异毫，是否就是当下的曜变呢？
“烧造方法”
宋代曜变的烧造方法的四个问题：
1，目前已知的几件曜变建盏与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市临安皇城遗址出土的描银鹧鸪斑（类曜变）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乌金（绀黑）釉深腹束口斗茶盏。
“绀黑”一词出至北宋蔡襄的《茶录》中；“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乌黑如漆，黑里泛青是官家对茶盏最为推崇的釉色。
可以理解为：乌金釉是曜变的必然条件，或选择烧造曜变盏的茶盏都是优中选精。
建窑窑址和临安皇城遗址和建宁府遗址出土的乌金（绀黑）类曜变的瓷片都非常稀少，若以物以稀为贵而言，这是比较珍稀的品种。
建盏进贡宫廷或许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可能由朝廷设计专门的御用茶盏器型，并委托地方政府建宁府督办烧造。按理，建宁府会组织最优秀的制盏工匠，有严格的烧制工序，上乘的工艺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应属精品。
茶盏圈足底刻有、印有“供御，进盏，新窑”等指向朝廷、官家的款识，由专门的朝廷监匠官在建窑场监督烧制。监匠官现场挑选符合进贡要求的茶盏运送到建宁府的督造办进行二次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就当场砸碎，销毁，不允许流入民间。
府督造办官员审核通过后转运至临安皇家内务府。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窑窑址、建宁府，皇城遗址均有类曜变瓷片出现。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由于宋代建盏烧造的成品率极低，而刻有官款的建盏烧出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概率极低，为满足宫廷对乌金（绀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需求，只能从民窑中精选高等级的乌金釉盏（现存的四块曜变建盏及类曜变建盏瓷片均未铭刻官家款识），通过融合北方窑人工点彩技巧，釉面描绘鹧鸪斑，再通过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复烧，生产出符合宫廷要求的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呢？
由于复烧采用低温形式，成品率极高，几乎不会烧坏。除非在建窑窑工搬运，成品运输转运时不小心摔坏。如果是自然烧制，窑址上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残品瓷片，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建窑窑址上曜变及类曜变瓷片特别稀少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2 ，日本的三件曜变天目笔者都没有看过实物，只能通过图片的信息，结合出土的类曜变瓷片进行比对剖析，推测这三件有可能是通过二次施釉二次复烧而成。
静嘉堂文库美术曜变建盏目前没有出土与其相似的类曜变瓷片，无法有力的证明它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曜斑核，发现它们时聚时散，疏密有度，有看似有规律可寻的群落状，曜核形态成异形椭圆，异形椭圆形有些逆重力线条，各曜核描绘的力道和特征几乎一致。
建盏的烧制采用匣钵正烧法，密闭的匣钵里还原气氛强烈，还原的铁离子析释到釉层表面在自然重力的作用下，自然流淌形成各色斑纹。
建窑遗址成千上万的自然烧造的鹧鸪斑纹，油滴斑瓷片目前没有发现一片同静嘉堂曜核的形态相同的，这是否能间接的佐证静嘉堂曜变天目不是一次自然烧成的呢？
藤田美术馆的曜变天目和杭州发现的曜变建盏的曜核成圓圈状或椭圆形，其形态有所不同，但形成原因可能是一致的。曜核旁带着光晕，似有人为描绘痕迹。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容，杭州的临安皇城遗址，建瓯的建宁府城市遗址都出土过表现形式相同的曜变及类曜变瓷片。
大德龙光寺曜变天目盏为人工描绘最为确定，通过图片就可清晰的观察到曜核的白斑有规律的聚散分布，此类白斑多为二次点绘，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临安城市遗址都出现类似的描银类曜变瓷片（图片）
3，曜变建盏的曜彩是二次复烧后形成的？还是传世使用中形成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曜彩形成的机理。
形成七彩光的宋代建盏普遍都有一层薄的干涉膜（干涉膜的形成受到窑内气氛变化的影响，它的形成的充满偶然性，人力很难控制）自然光通过两层膜的反射发生光的干涉现象，形成光的叠加产生七彩斑斓光，最后形成曜彩。
二次低温复烧窑内气氛是否会形成干涉膜？通过比较建窑、遇林亭、东张窑描金彩盏的瓷片标本，都有发现一些形成曜彩干涉膜的瓷片。所以曜变建盏的曜彩应该是二次低温烧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非传世使用中形成的（日本传世建盏因長期使用普遍都带彩）。
而且自然烧造形成的七彩更加绚丽、灵动，曜彩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而变化。在传世过程中形成的彩光比较隐晦、含蓄，彩光也较为呆板，缺乏灵气。
宋代建窑复烧乌金釉鹧鸪斑毫变盏过程中，极少数乌金鹧鸪斑毫变盏因窑内气氛的变化形成了干涉膜，产生了变幻的曜彩就成就了宋代的曜变建盏，未形成干涉膜的就成为宋代乌金描彩鹧鸪斑盏（出土瓷片可证）。
静嘉堂曜变天目和杭州市出土的曜变天目有呈现出多重立体彩的效果，盏内釉面上有兔毫和小油滴，这是因为在选择点绘用的乌金釉建盏釉面上已有自然烧造的兔毫和油滴并局部带自然烧造的彩，结合复烧后形成的干涉膜，就形成现在绚丽变幻的曜彩表现。
4，何为“曜斑”？笔者认为就是黑化的鹧鸪斑纹周围形成日晕曜彩。通过对比成千上万的宋代建窑瓷片，只有在超高温烧过的“火头货”里找到黑化的“斑核”而自然烧造黑化的斑核多数呈滴毫状。
宋代乌金釉的瓷片中没有发现有自然烧造的黑化斑核，主要是烧成乌金釉色的盏所用的匣钵气氛和温度达不到黑化油滴的条件，故而形不成黑化斑核。而人为乌金描银鹧鸪斑的二次烧造却更容易形成“斑核”。
秘制的银涂料点绘鹧鸪斑于乌金釉面上，放入窑炉在800c 度左右温度窑火复烧，当乌金釉层表面产生薄干涉膜时而点绘鹧鸪斑因覆盖银涂料于釉上，无法形成干涉膜。在周围曜彩的映衬下形成曜斑核。
宋代曜变建盏的曜核黑化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柴烧龙窑窑温很难匀衡控制，炉内局部温度超过960C（960度为银的液态点）时，银涂料产生了“气化”现象，形成鹧鸪斑空洞呈现乌金釉本色黑斑。另一方面宋代曜变盏在使用过程或经历千年的自然氧过程中，银涂料氧化成黑色或自然脱落都会形成黑色斑核。
现代建盏匠人已破解了自然烧造曜彩的技术，目前可能尚未攻克自然烧造“曜斑”的工艺，故暂时还未能完全烧造出与宋代相同工艺的曜变盏。
综上所述，现代建盏匠人们沿着一次自然烧造的工艺复原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技艺或许是一直未烧造出宋代曜变建盏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仅仅是笔者综合自己经验提出的一个观点，还有待专家和建盏匠人之后一起探索、论证。
“谁的曜变天目？”
虽然“曜变”一词是日本文书中所记载，但宋代曜变建盏的故乡是中国，是福建建窑。宋代曜变建盏的美感也符合日本禅宗文化的诉求，日本禅宗文化起源于中国唐宋禅宗文化东渡，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日本对建盏的审美情趣及评价标准也应源于宋代。宋代曜变建盏是日本的国宝，也更是中国的国宝。
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无论是自然一次烧造还是人为二次点绘复烧，都是宋代建窑工匠智慧的结晶，是建窑建盏享誉世界的名片，是中国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一只千年的茶碗，至今依然激励一代代现代制盏匠人为还原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而努力奋进，让现代制盏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制造一千年，让我们一起为建窑发声！
【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资治通鉴：性格强硬，越往上走，阻力越大！播报文章】
《资治通鉴》第34卷，汉纪二十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原文】（可逃过直接看解析）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崐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译文】（可逃过直接看解析）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解析】
孔光丞相被撤，朱博从御史大夫之位接替，少府赵玄接替御史大夫。
只不过在接受相关任命的时候，出现了怪事。
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人家说事有反常必为妖，按照唯物主义来说，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科学解释。
如果找不到科学解释，只能说当前技术条件、认知水平有限。
突然发出的巨响，古人看来是天意在示警，但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有人故意搞事情，借机言事，利用天意来实现私人目的。
汉哀帝问群臣如何解释这事。
果然有人跳出来说借机说朱博不适合做丞相。
这里能说得有很多，其中有意思的，并不是谁是背后主谋、想达成什么目的，而是扬雄说的这句话：
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
强毅、多权谋，算是对性格、品性、做事风格的评述，某种程度还算不错，但是在扬雄嘴里就不是好话咯。
所谓强毅，强悍坚毅，多权谋则是非常灵活。
后面的宜将不宜相，就是一个对此的主观判断。
再说扬雄这个人，非常厉害，是西汉末年的思想家、辞赋家，他能说这话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陈平就这样说过丞相的职能：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其实主要还是居中调和管具体的人，虽然讲得比较虚，对比朱博的性格风格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朱博性格上来说强悍坚毅，其实也就是强硬、不认怂、认准的事就干，遇到困难死磕。
这样的性格如果去做具体的事情，自然是无往不利。
但是，丞相更多要调和多方利益，这就不能有如此的性格，否则容易引起内部矛盾。
从内部团结的角度来说。
朱博的性格倾向于以势、以威、以力压服内部各方，不听话的人直接干，把所有人拧在一起。
不服的要么滚，要么打滚，至于心里面服不服不重要，听话即可。
而陈平所说的丞相，则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做工作、搞统战、定思想，把所有人融合到一起。
这种就是让所有人先心理上认同，然后再统合去做事。
两者比较，前者快但隐患巨大，遇到一点不顺极有可能分崩离析。
后者慢甚至难，但是一旦成了，就形成大势，如同滚雪球一般势不可挡。
再来说一说朱博的“多权谋”。
并不是多权谋不好，权谋这个东西，到了一定位置，多少都会有，关键在于对待这个东西的态度。
有个东西叫路径依赖，即用什么方法获得成功，就会倾向于以后也用这个方法。
就好比说，手中有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都想捶两下。
权谋算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或者思路，如果过度依赖，就会变得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失去正道。
小人物或许无所谓，但是越往上走就不能过多搞这种东西，至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就算要搞，也是搞阳谋，堂堂正正出招，不屑于私底下玩下三滥的手段，如此对方输了也输的心服口服。
或者说为了实现目的过多强调手段，而忽略了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而导致事情办了，但是类似的问题还会层出不穷。
就好比说古代的地方叛乱，多权谋的可能想的就是解决叛乱的人，未必是从根子上解决产生叛乱之人的因素。
再一方面，多权谋的表现在于思想灵活，不为条条框框约束，点子多想法多、办法也多，脑筋一转就觉得这个事能搞，于是就立即安排下去。
若为将的话，是带着别人去干，大概率能成。
若为相的话，则是让别人去干，首先别人是否也认同是一方面，别人水平能不能理解执行到位更是一方面。
如果这个再加上强悍坚毅的性格，就容易变成领导拍脑袋决定，让下面去干甚至强行压制下面去干，导致想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领导，想法多点子多，遇到难事脑袋一拍就能想到方法。
以前他在中层的时候，和一线接触多，所以基本上是无往不利，想做的事都成了。
后来他去高层了，有点脱离实际，好几次拍脑袋搞得那叫一个劳民伤财。
其实再从权谋或者管理角度来说，越往上走，越是务虚，定方向定基调表态度，而不会过多参与具体怎么做的问题，更多是思考如何把人统合好的问题。
所以说，扬雄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没有否定朱博的才干，但是并不适合做丞相。
就如当年萧望之承认张敞有能力，但否定张敞太过轻佻不适合做太子老师一个道理。
不同层级都有一定的才行需求，并不一定说有一种万金油式的能够通盘吃。
就如发展中必然有矛盾，而矛盾又存在发展中的每个阶段一样，这些矛盾往往相同又不同。
才行性格同样也是多变的，只有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才能够越来越好。
这个东西反过来，从用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目标，也有不同的需求，自然就需要放置不同的人在这个位置上，来产生相应的效果。
所以说啊，上位者都是精通人的高手，搞定了人就搞定了所有！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资治通鉴》第34卷，汉纪二十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原文】（可逃过直接看解析）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崐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译文】（可逃过直接看解析）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解析】
孔光丞相被撤，朱博从御史大夫之位接替，少府赵玄接替御史大夫。
只不过在接受相关任命的时候，出现了怪事。
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人家说事有反常必为妖，按照唯物主义来说，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科学解释。
如果找不到科学解释，只能说当前技术条件、认知水平有限。
突然发出的巨响，古人看来是天意在示警，但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有人故意搞事情，借机言事，利用天意来实现私人目的。
汉哀帝问群臣如何解释这事。
果然有人跳出来说借机说朱博不适合做丞相。
这里能说得有很多，其中有意思的，并不是谁是背后主谋、想达成什么目的，而是扬雄说的这句话：
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
强毅、多权谋，算是对性格、品性、做事风格的评述，某种程度还算不错，但是在扬雄嘴里就不是好话咯。
所谓强毅，强悍坚毅，多权谋则是非常灵活。
后面的宜将不宜相，就是一个对此的主观判断。
再说扬雄这个人，非常厉害，是西汉末年的思想家、辞赋家，他能说这话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陈平就这样说过丞相的职能：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其实主要还是居中调和管具体的人，虽然讲得比较虚，对比朱博的性格风格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朱博性格上来说强悍坚毅，其实也就是强硬、不认怂、认准的事就干，遇到困难死磕。
这样的性格如果去做具体的事情，自然是无往不利。
但是，丞相更多要调和多方利益，这就不能有如此的性格，否则容易引起内部矛盾。
从内部团结的角度来说。
朱博的性格倾向于以势、以威、以力压服内部各方，不听话的人直接干，把所有人拧在一起。
不服的要么滚，要么打滚，至于心里面服不服不重要，听话即可。
而陈平所说的丞相，则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做工作、搞统战、定思想，把所有人融合到一起。
这种就是让所有人先心理上认同，然后再统合去做事。
两者比较，前者快但隐患巨大，遇到一点不顺极有可能分崩离析。
后者慢甚至难，但是一旦成了，就形成大势，如同滚雪球一般势不可挡。
再来说一说朱博的“多权谋”。
并不是多权谋不好，权谋这个东西，到了一定位置，多少都会有，关键在于对待这个东西的态度。
有个东西叫路径依赖，即用什么方法获得成功，就会倾向于以后也用这个方法。
就好比说，手中有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都想捶两下。
权谋算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或者思路，如果过度依赖，就会变得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失去正道。
小人物或许无所谓，但是越往上走就不能过多搞这种东西，至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就算要搞，也是搞阳谋，堂堂正正出招，不屑于私底下玩下三滥的手段，如此对方输了也输的心服口服。
或者说为了实现目的过多强调手段，而忽略了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而导致事情办了，但是类似的问题还会层出不穷。
就好比说古代的地方叛乱，多权谋的可能想的就是解决叛乱的人，未必是从根子上解决产生叛乱之人的因素。
再一方面，多权谋的表现在于思想灵活，不为条条框框约束，点子多想法多、办法也多，脑筋一转就觉得这个事能搞，于是就立即安排下去。
若为将的话，是带着别人去干，大概率能成。
若为相的话，则是让别人去干，首先别人是否也认同是一方面，别人水平能不能理解执行到位更是一方面。
如果这个再加上强悍坚毅的性格，就容易变成领导拍脑袋决定，让下面去干甚至强行压制下面去干，导致想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领导，想法多点子多，遇到难事脑袋一拍就能想到方法。
以前他在中层的时候，和一线接触多，所以基本上是无往不利，想做的事都成了。
后来他去高层了，有点脱离实际，好几次拍脑袋搞得那叫一个劳民伤财。
其实再从权谋或者管理角度来说，越往上走，越是务虚，定方向定基调表态度，而不会过多参与具体怎么做的问题，更多是思考如何把人统合好的问题。
所以说，扬雄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没有否定朱博的才干，但是并不适合做丞相。
就如当年萧望之承认张敞有能力，但否定张敞太过轻佻不适合做太子老师一个道理。
不同层级都有一定的才行需求，并不一定说有一种万金油式的能够通盘吃。
就如发展中必然有矛盾，而矛盾又存在发展中的每个阶段一样，这些矛盾往往相同又不同。
才行性格同样也是多变的，只有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才能够越来越好。
这个东西反过来，从用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目标，也有不同的需求，自然就需要放置不同的人在这个位置上，来产生相应的效果。
所以说啊，上位者都是精通人的高手，搞定了人就搞定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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