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圣贤录[超话]#
修行当远离“作、止、任、灭”四病
佛法传到中国来已经三千年了
在末法，想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尊在《圆觉经》上，教导我们怎样拣别，无论是法师或居士，他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
在《圆觉经》上，普觉菩萨请问释迦牟尼佛，说：“末世的众生想要修行、想要成就无上佛道，要怎么样拣择善知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图片
世尊慈悲为大众解说
所谓：“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
他的知见必须绝对正知正见，他的心不着世间诸相，也不着出世间相，就像祖师常讲的：“离过绝非。”他的知见、他的修证，要做到不着声闻缘觉，因为那都是二乘法；
所以，当然他的教学，就是使用“一乘了义”，
教你的是“离相”，
教你的是不着相，这点很重要。
当然这位善知识，绝不会使用世间法来教人，因此用世间法教人的就不算善知识，那叫“邪知邪见”。所以《圆觉经》上告诉我们，善知识要“心不着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虽然在世间与这些世俗人相处，虽现于尘劳当中，但是心绝对清净不染。在度众生的时候，“示有诸过。赞叹梵行。”他在帮助众生的时候，所谓“先以欲钩牵。”方便接引众生；“后令入佛智。”这是赞叹梵行；“不令众生入不律仪。”不令众生的行为与佛陀教育相违背。
他不会在说法的时候，加入自己的知见，因为他不住相，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没有“我所爱的、我所想的、我的看法、我的说法、我的做法……”。所以，你要是遇到这种人，那肯定是真正的善知识，这是佛所认可的。
这位善知识所证的妙法必须“远离四病”，离开“作、止、任、灭”这四个毛病。这是讲修证，也就是说，他契入的境界，他所证得佛性、所契入的境界是无“作、止、任、灭”。
无“作、止、任、灭”
作
“作”是造作。要是他告诉你：这个佛性是造作而来的，这个人知见不对。
任
或是他告诉你：悟得佛性以后，那就不用再修了，任运随缘。那这个也不对，这是“任”病。
止
或是他说：要止息一切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他不知道“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如果他是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这是“止”病。
灭
最后一个“灭”，他认为：诸法毕竟断灭、毕竟空寂，无有一法可得，入到了断灭空里面，那这个也是知见错误，所得的法必然不圆满。
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这些拣择的方法，让我们在末法能够去拣择、去观察这些讲经的人，无论是出家、在家的，他所说的话、所讲的经，有没有犯到这四个毛病？如果有，那就是知见不正确。
所以一开始，佛告普觉菩萨：“当求一切正知见人。”他所修、所证的，他的知见远离“作、止、任、灭”这四病，这个知见才算是正知正见。
不是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想法开方便，弄一些世间法，说他是在接众；他真接进来了，也没有给你一乘了义，他还是教你当个世间人，还胡说大乘是建立在小乘基础上、建立在世间法上，这种知见佛不允许、佛不认可。
任何一位祖师大德讲经，包括菩萨在内，都不能违背经典，要是跟经典所说的内容乃至观念，有所出入，这“观念”就是知见，你都不能去依止。即使他再有修证，你也不必理会他，你依经而修即可。在末法这样做，就能够遇到像《圆觉经》上讲的正知正见的人。
遇到这种人，佛说你应当“尽命供养。”用你的生命来供养，就是“如教修行供养。”要依教奉行。佛说你能遇到这种人，“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遇到他，依照他教你的方式修学，那你这一生要成就无上佛道，这是绝对做得到的。
所以要看他的知见正不正确，就要看他有没有离开“作、止、任、灭”这四种毛病，如果犯了其中的一种，那就都是着相的众生、着相的凡夫，并没有见性、没有成就，都还是住在声闻、缘觉境界。讲住声闻缘觉境界是好听，毕竟还是二乘法。如果再更差一点的，他根本就着在世间境界当中，对于世间放不下、舍不掉，他还告诉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教你世间法做到了，成佛才能圆满，像这种说法完全不对。
如果释迦牟尼佛当年认为在家把世间法做好，佛道就圆满了，那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释迦牟尼佛了。世尊他是先放下，出家修行。他出家前，拥有世界上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财富，拥有当时全印度最美的女人，也就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些他全部都放下了，所有国城、眷属、聚落、珍宝，他都无所着，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全放下，出家修行，夜睹明星，见性成佛，成就圆满佛道，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境界。
佛在《圆觉经》上告诉我们，在末法选择善知识，就是要选择“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所证妙法要远离“作、止、任、灭”这四种毛病。你能够依照佛教你的条件来拣择善知识，你找到的善知识不会有错，你就“求如是人”─你跟着他学，决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们用《圆觉经》这一段经文来说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懂得拣择，不要被迷惑了。
修行当远离“作、止、任、灭”四病
佛法传到中国来已经三千年了
在末法，想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尊在《圆觉经》上，教导我们怎样拣别，无论是法师或居士，他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
在《圆觉经》上，普觉菩萨请问释迦牟尼佛，说：“末世的众生想要修行、想要成就无上佛道，要怎么样拣择善知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图片
世尊慈悲为大众解说
所谓：“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
他的知见必须绝对正知正见，他的心不着世间诸相，也不着出世间相，就像祖师常讲的：“离过绝非。”他的知见、他的修证，要做到不着声闻缘觉，因为那都是二乘法；
所以，当然他的教学，就是使用“一乘了义”，
教你的是“离相”，
教你的是不着相，这点很重要。
当然这位善知识，绝不会使用世间法来教人，因此用世间法教人的就不算善知识，那叫“邪知邪见”。所以《圆觉经》上告诉我们，善知识要“心不着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虽然在世间与这些世俗人相处，虽现于尘劳当中，但是心绝对清净不染。在度众生的时候，“示有诸过。赞叹梵行。”他在帮助众生的时候，所谓“先以欲钩牵。”方便接引众生；“后令入佛智。”这是赞叹梵行；“不令众生入不律仪。”不令众生的行为与佛陀教育相违背。
他不会在说法的时候，加入自己的知见，因为他不住相，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没有“我所爱的、我所想的、我的看法、我的说法、我的做法……”。所以，你要是遇到这种人，那肯定是真正的善知识，这是佛所认可的。
这位善知识所证的妙法必须“远离四病”，离开“作、止、任、灭”这四个毛病。这是讲修证，也就是说，他契入的境界，他所证得佛性、所契入的境界是无“作、止、任、灭”。
无“作、止、任、灭”
作
“作”是造作。要是他告诉你：这个佛性是造作而来的，这个人知见不对。
任
或是他告诉你：悟得佛性以后，那就不用再修了，任运随缘。那这个也不对，这是“任”病。
止
或是他说：要止息一切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他不知道“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如果他是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这是“止”病。
灭
最后一个“灭”，他认为：诸法毕竟断灭、毕竟空寂，无有一法可得，入到了断灭空里面，那这个也是知见错误，所得的法必然不圆满。
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这些拣择的方法，让我们在末法能够去拣择、去观察这些讲经的人，无论是出家、在家的，他所说的话、所讲的经，有没有犯到这四个毛病？如果有，那就是知见不正确。
所以一开始，佛告普觉菩萨：“当求一切正知见人。”他所修、所证的，他的知见远离“作、止、任、灭”这四病，这个知见才算是正知正见。
不是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想法开方便，弄一些世间法，说他是在接众；他真接进来了，也没有给你一乘了义，他还是教你当个世间人，还胡说大乘是建立在小乘基础上、建立在世间法上，这种知见佛不允许、佛不认可。
任何一位祖师大德讲经，包括菩萨在内，都不能违背经典，要是跟经典所说的内容乃至观念，有所出入，这“观念”就是知见，你都不能去依止。即使他再有修证，你也不必理会他，你依经而修即可。在末法这样做，就能够遇到像《圆觉经》上讲的正知正见的人。
遇到这种人，佛说你应当“尽命供养。”用你的生命来供养，就是“如教修行供养。”要依教奉行。佛说你能遇到这种人，“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遇到他，依照他教你的方式修学，那你这一生要成就无上佛道，这是绝对做得到的。
所以要看他的知见正不正确，就要看他有没有离开“作、止、任、灭”这四种毛病，如果犯了其中的一种，那就都是着相的众生、着相的凡夫，并没有见性、没有成就，都还是住在声闻、缘觉境界。讲住声闻缘觉境界是好听，毕竟还是二乘法。如果再更差一点的，他根本就着在世间境界当中，对于世间放不下、舍不掉，他还告诉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教你世间法做到了，成佛才能圆满，像这种说法完全不对。
如果释迦牟尼佛当年认为在家把世间法做好，佛道就圆满了，那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释迦牟尼佛了。世尊他是先放下，出家修行。他出家前，拥有世界上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财富，拥有当时全印度最美的女人，也就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些他全部都放下了，所有国城、眷属、聚落、珍宝，他都无所着，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全放下，出家修行，夜睹明星，见性成佛，成就圆满佛道，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境界。
佛在《圆觉经》上告诉我们，在末法选择善知识，就是要选择“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所证妙法要远离“作、止、任、灭”这四种毛病。你能够依照佛教你的条件来拣择善知识，你找到的善知识不会有错，你就“求如是人”─你跟着他学，决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们用《圆觉经》这一段经文来说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懂得拣择，不要被迷惑了。
王德峰演讲稿 《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
我们再来看休谟难题二。休谟难题二是这样一个问题:价值理性的可能性问题。因为按照笛卡尔的原则，我们运用理性不光可以解决知识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道德问题。怎样的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一一它应当得到理性的论证。假如理性能够论证某种生活社会生活状态、某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善的制度，就是一份善的价值。“理性能论证吗?”--休谟是这么提问的。休谟难题二，用英语来表达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英国人，他用英语说话，休说这么问了:“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我们知道在英语当中有个动词短语叫derivefrom，学过英语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词了。derive就是推论，from就是从什么当中。derive sth.from sth.，从什么当中推出什么来。好，现在的休谟问题是这么问的:Howtoderive Ought from Is?“Ought”在英语当中本来是个情态动词，应当。现在休谟的做法是仿造了德语的做法，在德语当中所有的名词，不管这个名词在句首还是句子中间、还是句尾，第一个字母总是大写的，学过德语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看德语的一句句子，你马上就能辨别这句子中哪几个是名词，它只要第一个字母大写，它就是名词。现在把ought的第一个字母o大写了，它就变成名词了。is是动词tob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Tobe是原型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叫is，Heisateacher，他是一个老师，is。现在把动词is的第一个字母也大写，也让它变成名词。好，ought变成名词了，叫“应当”，Is叫“存在”。How to derive Oughtfrom Is--如何才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来呢?直译的话这句子就是这个意思，把它直接的译成汉语。休谟问题二就是:如何可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应当”牵涉到价值，所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义务”。如何从“存在”中推出“义务”呢?关于存在我们可以获取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判断吗?推得出来吗?假如理性还能做第二件事情---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可以论证哪一种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理性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存在中推出“应当”来。关于存在我们固然能做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人类的生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我们更简明地说，休谟等于在问:一系列的科学知识，都给出了事实判断，事情是怎样的，我们从事实判断当中推得出价值判断吗?比方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叫社会科学，它给出一系列关于经济现象、经济运动的知识，经济存在，你可以对它做出knowledge，知识来。但是我们倘若问经济学家，人类的经济生活应当这样展开吗?这样展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经济学家当然要拒绝回答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在描述资本运动，并且寻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人类生活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这件事不归我管。科学总这样回答。但是资本主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就像我们的改革。30年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开始服从资本的逻辑来从事经济，这样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可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给价值判断了，给了，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一价值在里边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该怎么办?一方面要描述资本运动的逻辑，一方面要赋予它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果经济学家发现这件事不归我管，很尴尬。一切社会科学都处在这种尴尬当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它当然自诩自己为科学的，但是它又发现它所研究的对象:经济制度、法的制度、政治制度，同时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若每一个社会成员不接受它，这个制度是不能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存在，首先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价值上认同了这个制度，这里边有价值判断:我认同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认同是价值认同，然后再去描述它。经济学把这个前提撇开了，但它总是存在。休谟难题二非常厉害，它质疑了理性在价值的领域当中能不能被运用。而价值的问题是始终人类生活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惯窃，偷窃他人的钱包已经几十年了，经验成熟，在事实判断上他能力很强。这一次他登上一个公交车，他发现边上有个老人站在那里，老人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一判断里面有个钱包。按照他作为惯偷所形成的偷盗是否能成功这个知识他足够了，他按照周围的环境条件，他就发现本次的行窃一定成功。他可以给出一个知识性的判断--这一次一定成功，不会失败，这是个事实判断来了。但是他突然发现，站在他身边的老人衣衫褴褛，一看就是个穷老头，跟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突然一个问题从他心中产生了:我该不该下手?倘若我下手的时候，我简直是在偷盗我穷父亲的钱，我的父亲跟老人一模一样。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本次行窃是否成功的判断，而是应该不应该行窃的价值判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看到边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想到自己的穷父亲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问题:我应该不应该把他那个钱包拿掉。他发现如果他的手伸向老人的口袋，仿佛在伸向自己父亲的口袋，请问他这个价值问题哪里来的?儒家。儒家的价值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他是中国人，儒家的价值观念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个价值观念不是用理性论证出来的，而是孔子说的那个“仁”，叫“推己及人”。所以孟子那句话说对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这不是一种理性论证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它发端于儒家，从孔子开始的，然后孟子发挥了，或者又如阳明讲良知了，这哪里是理性的结果，理性推论的吗?不是。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否能用理性来加以论证?休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么厉害的一个问题。理性能否运用在价值领域当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理性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吗?这就提出了一个价值理性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改造自然界，我们改造自然界，就自然科学有这个能力，现在的自然科学的运用叫技术科学，更厉害，我们把这地球改的面目全非了。我们上海地底下，地铁纵横交错的，我们真会改造世界。理性这种用法叫工具理性，很成功。笛卡尔原则起来之后的西方科学不断地发展，应用于生产中，那叫技术。我们建立了与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技术改造的关系，成功了，但这个理性与价值无关，是工具，(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理性的成就就是在工具的领域当中确凿无疑。我们有了IT，信息技术了，我们手中有手机，有iPad，理性真是充分发挥它了。但发挥出来的叫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成立了吗?现在是价值理性空场，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伦理价值问题，现在不再是个追求真理的领域，而是个相对主义的领域。在价值观念上，我们可以彼此不一样，你保留你的价值观，我保留我的价值观，不要说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现在是不是都在这么想?叫“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这里似乎已经没有真理的可能性了。休谟如此提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能否做到让理性不仅作为工具起作用，增进人类的利益?我们是否在利益的领域当中，也让理性起作用--哪些利益是值得追求的?哪些利益是根本不应当追求的?假如理性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普世价值，跨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全世界共同认同的价值。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解决什么?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你阿拉伯人为什么要坚持你这种生活方式呢?你的利益诉求在理性上站得住脚吗?假如我们这样来追问，不是要寻求价值理性，运用理性来把某些民族向来追求的利益看成是不合理的，某些民族他向来追求的利益是普世的，适合于全人类都应当追求的，你能论证这一点吗?假如你能论证这一点，你就解决了亨廷顿那本书所提的问题。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了他的一篇国际政治学的著作，叫《文明的冲突》，预言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就是文明的冲突。我们能消解文明的冲突吗?用理性来消解吗?全世界能思维的头脑，在联合国的号召下集中起来探讨，最后给出了普世的价值，用理性来论证。所以你印第安人，你非洲部落，放弃你们那些价值，因为它在理性上站不住脚，一一地跟他们讨论，最后形成普世伦理、普世价值，这件事可能吗?怎么问的?
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这就是休谟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休谟难题二。休谟难题二是这样一个问题:价值理性的可能性问题。因为按照笛卡尔的原则，我们运用理性不光可以解决知识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道德问题。怎样的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一一它应当得到理性的论证。假如理性能够论证某种生活社会生活状态、某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善的制度，就是一份善的价值。“理性能论证吗?”--休谟是这么提问的。休谟难题二，用英语来表达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英国人，他用英语说话，休说这么问了:“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我们知道在英语当中有个动词短语叫derivefrom，学过英语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词了。derive就是推论，from就是从什么当中。derive sth.from sth.，从什么当中推出什么来。好，现在的休谟问题是这么问的:Howtoderive Ought from Is?“Ought”在英语当中本来是个情态动词，应当。现在休谟的做法是仿造了德语的做法，在德语当中所有的名词，不管这个名词在句首还是句子中间、还是句尾，第一个字母总是大写的，学过德语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看德语的一句句子，你马上就能辨别这句子中哪几个是名词，它只要第一个字母大写，它就是名词。现在把ought的第一个字母o大写了，它就变成名词了。is是动词tob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Tobe是原型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叫is，Heisateacher，他是一个老师，is。现在把动词is的第一个字母也大写，也让它变成名词。好，ought变成名词了，叫“应当”，Is叫“存在”。How to derive Oughtfrom Is--如何才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来呢?直译的话这句子就是这个意思，把它直接的译成汉语。休谟问题二就是:如何可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应当”牵涉到价值，所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义务”。如何从“存在”中推出“义务”呢?关于存在我们可以获取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判断吗?推得出来吗?假如理性还能做第二件事情---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可以论证哪一种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理性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存在中推出“应当”来。关于存在我们固然能做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人类的生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我们更简明地说，休谟等于在问:一系列的科学知识，都给出了事实判断，事情是怎样的，我们从事实判断当中推得出价值判断吗?比方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叫社会科学，它给出一系列关于经济现象、经济运动的知识，经济存在，你可以对它做出knowledge，知识来。但是我们倘若问经济学家，人类的经济生活应当这样展开吗?这样展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经济学家当然要拒绝回答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在描述资本运动，并且寻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人类生活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这件事不归我管。科学总这样回答。但是资本主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就像我们的改革。30年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开始服从资本的逻辑来从事经济，这样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可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给价值判断了，给了，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一价值在里边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该怎么办?一方面要描述资本运动的逻辑，一方面要赋予它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果经济学家发现这件事不归我管，很尴尬。一切社会科学都处在这种尴尬当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它当然自诩自己为科学的，但是它又发现它所研究的对象:经济制度、法的制度、政治制度，同时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若每一个社会成员不接受它，这个制度是不能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存在，首先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价值上认同了这个制度，这里边有价值判断:我认同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认同是价值认同，然后再去描述它。经济学把这个前提撇开了，但它总是存在。休谟难题二非常厉害，它质疑了理性在价值的领域当中能不能被运用。而价值的问题是始终人类生活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惯窃，偷窃他人的钱包已经几十年了，经验成熟，在事实判断上他能力很强。这一次他登上一个公交车，他发现边上有个老人站在那里，老人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一判断里面有个钱包。按照他作为惯偷所形成的偷盗是否能成功这个知识他足够了，他按照周围的环境条件，他就发现本次的行窃一定成功。他可以给出一个知识性的判断--这一次一定成功，不会失败，这是个事实判断来了。但是他突然发现，站在他身边的老人衣衫褴褛，一看就是个穷老头，跟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突然一个问题从他心中产生了:我该不该下手?倘若我下手的时候，我简直是在偷盗我穷父亲的钱，我的父亲跟老人一模一样。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本次行窃是否成功的判断，而是应该不应该行窃的价值判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看到边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想到自己的穷父亲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问题:我应该不应该把他那个钱包拿掉。他发现如果他的手伸向老人的口袋，仿佛在伸向自己父亲的口袋，请问他这个价值问题哪里来的?儒家。儒家的价值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他是中国人，儒家的价值观念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个价值观念不是用理性论证出来的，而是孔子说的那个“仁”，叫“推己及人”。所以孟子那句话说对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这不是一种理性论证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它发端于儒家，从孔子开始的，然后孟子发挥了，或者又如阳明讲良知了，这哪里是理性的结果，理性推论的吗?不是。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否能用理性来加以论证?休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么厉害的一个问题。理性能否运用在价值领域当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理性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吗?这就提出了一个价值理性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改造自然界，我们改造自然界，就自然科学有这个能力，现在的自然科学的运用叫技术科学，更厉害，我们把这地球改的面目全非了。我们上海地底下，地铁纵横交错的，我们真会改造世界。理性这种用法叫工具理性，很成功。笛卡尔原则起来之后的西方科学不断地发展，应用于生产中，那叫技术。我们建立了与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技术改造的关系，成功了，但这个理性与价值无关，是工具，(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理性的成就就是在工具的领域当中确凿无疑。我们有了IT，信息技术了，我们手中有手机，有iPad，理性真是充分发挥它了。但发挥出来的叫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成立了吗?现在是价值理性空场，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伦理价值问题，现在不再是个追求真理的领域，而是个相对主义的领域。在价值观念上，我们可以彼此不一样，你保留你的价值观，我保留我的价值观，不要说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现在是不是都在这么想?叫“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这里似乎已经没有真理的可能性了。休谟如此提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能否做到让理性不仅作为工具起作用，增进人类的利益?我们是否在利益的领域当中，也让理性起作用--哪些利益是值得追求的?哪些利益是根本不应当追求的?假如理性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普世价值，跨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全世界共同认同的价值。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解决什么?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你阿拉伯人为什么要坚持你这种生活方式呢?你的利益诉求在理性上站得住脚吗?假如我们这样来追问，不是要寻求价值理性，运用理性来把某些民族向来追求的利益看成是不合理的，某些民族他向来追求的利益是普世的，适合于全人类都应当追求的，你能论证这一点吗?假如你能论证这一点，你就解决了亨廷顿那本书所提的问题。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了他的一篇国际政治学的著作，叫《文明的冲突》，预言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就是文明的冲突。我们能消解文明的冲突吗?用理性来消解吗?全世界能思维的头脑，在联合国的号召下集中起来探讨，最后给出了普世的价值，用理性来论证。所以你印第安人，你非洲部落，放弃你们那些价值，因为它在理性上站不住脚，一一地跟他们讨论，最后形成普世伦理、普世价值，这件事可能吗?怎么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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