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兔床日记》，吴骞著，张昊苏、杨洪升整理
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王勉老师所赠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之一，整理者之一杨洪升先生还曾著有《缪荃孙研究》，写得极为严谨详实，我从中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这本《吴兔床日记》虽然仅是他合作整理的一部藏书家日记，而日记整理并无发挥余地，却能看出整理者国学知识的涵盖面。
吴骞是藏书大家，他听闻到黄丕烈有个新堂号叫“百宋一廛”，为了能与之匹敌，他也取了个新堂号叫“千元十驾”。因为这段掌故，我一直以为他与黄丕烈十分稔熟，然而翻阅这本日记，却仅读到一则他到百宋一廛观书之事，他的确对黄丕烈所藏之本赞誉有加，看来他没有藏家相轻的毛病。
本书整理的吴骞日记始记乾隆四十五年，终至嘉庆十七年，后面附有《可怀录》和《可怀续录》，分别记录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和嘉庆五年之事。但吴骞的日记并非每天都写，有时中间会隔几天，有时也会记录下一些他写的诗作，日记有长有短，有时一日记千字，有时一日仅写一“晴”或“阴”字，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日记很少记天气。
吴骞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日记中，谈到了翁方纲购得《施顾注苏诗》之事：“翁覃溪洗马得宋刻《施注苏诗》全本，曾云尝一见。覃溪最宝惜之，不与人手触，略一翻便亲捧入内。”吴骞称翁方纲所得乃是全本，看来这是误记，吴骞也说他没有见到原书，因为翁方纲对该书太过宝惜，轻易不示人，即便拿给好友欣赏，也不愿意让人手触，只要来者略一翻阅，翁方纲立即把书捧入内室。读到这段话，翁方纲的形象跃然纸上，难怪他得到该书后，能够坚持几十年的祭书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书痴，真正的行为艺术。
吴骞在日记中谈到了许多与其他藏书家的交往，翻阅此日记，能够感受到与他交往最密切者是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两人经常同乘一船出外访书访友，所见之人均为后世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藏家。比如他多次跟鲍廷博去到卢文弨的抱经堂看书，还会独自乘船前去看望钱大昕，遇到喜爱之物，他们也相互代买甚至赠送。鲍廷博在乾隆五十一年见到有人出售郑旼所绘《拜经图》，马上想到吴骞的堂号叫拜经楼，于是特意买下赠送给吴。吴骞在乾隆五十五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斋二迹，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迹，以佐剞劂。而绿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
吴骞在周春的书斋里看到了两件黄道周墨迹，当时周春正筹资刊刻一部书稿，所以想出售墨迹以作刊刻之资，吴骞想起鲍廷博一直想买石斋墨迹，于是他花了24金将其购下，可见他们是相互记着对方的需求，一旦有机会时，就会帮助对方完成心愿，这样的书友关系，真令人欣羡。
吴骞还会记下一些奇异的故事，比如“民家豕产一象，献之官，至长桥而死。”猪怎么能生象呢，两者体积相差太大了，也许某家的猪产下了畸形儿，有着长长的鼻子，被人误以为象。乾隆五十九年5月10日，吴骞又记下所见之事：
至镇海庙观青蛙。蛙大于常蛙可七八倍，色青翠如瓜，肤皆有金丝二条。庙濒海，素未尝产蛙。十一日晨，庙僧启户，忽见蛙在佛座中，遂以柈承之。蛙终日凝坐，了不跳掷，俗称“青蛙将军”。
我曾去参观过镇海庙，在那里没有见到过吴骞所说的大青蛙，按其形容，这种青蛙比牛蛙还要大，按说这种外来物种在乾隆时期不太可能传入中国，我所见过的牛蛙皮肤上也没有两条金丝线。但吴骞说这种青蛙竟然能像老僧坐禅凝坐不动，也真是神奇。此蛙乃是吴骞亲眼所见，想来必有其事，但青蛙坐禅，却是吴骞听人表述的，不见得为真。
吴骞在日记中还会记录一些鬼故事，比如他写到陈洛兰与石门一友共同住在贡院前，某天晚上他们听见邻号有一举子深夜跟一妇人谈话，他觉得这必是冤鬼，吓得不敢出门。等天亮了，此人邀请同号一起去看这位举子，没想到这人却神态自若的在那里答卷，众人告其夜晚听到的声音，此人坦然地说，他以前喜欢上了邻家一婢女，此女颇有姿色，他原想买来做妾，但不知何故未果，此女竟然自缢而亡，昨夜此女之魂特意来看该举子，又在天明前离开了。
鬼是否存在，我不知道。越上了年纪越不敢轻易否定某些未知之事。有意思的是，吴骞在嘉庆元年就开始营造自己的生圹，他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十分详细，比如椁底如何铺装等等，他还讲到了营造生圹用的三合土。三合土这个词，我在古书中时常得见，但吴骞却在日记中记录了三合土的原料及配比：“凡细石灰三箕，和净山黄泥三箕，乌樟汁二拗斗半。”乌樟汁为何物，我不清楚，吴骞在小注中又说：“亦有加太湖沙者。”既然加沙，颇像混凝土搅拌，读到这则信息，让我对此有了新的了解。而他在日记中还谈到：
唐寅葬横塘王家村，见祝枝山所撰墓志。桃花坞乃其别业，宋牧仲以为墓，且为建祠，误也。
我曾往苏州去探访唐寅墓，地址就在桃花坞，读到这则信息方让我了解到，原来桃花坞乃是唐寅的别墅所在地，而别墅后面的唐寅墓乃是宋荦建造的，看来那个墓连衣冠冢都不算，里面究竟埋着何物，吴骞没说，但这则信息却看出了他的认真。而更为认真者，是他对河图洛书究竟为何事的记载：
世之言河图洛书者，谓马有旋毛似图，龟文甲坼似书，惟元俞石涧以为《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 ，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石而白有文者。
河出图，洛出书，乃是两千多年来人们认定的文明事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指乌龟身上的花纹，以及龙马负图的故事，但吴骞引用前人的所言，来证河图洛书其实是一种玉。虽然吴骞也称“其说颇异”，却提示读者有些传统的认定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王勉老师所赠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之一，整理者之一杨洪升先生还曾著有《缪荃孙研究》，写得极为严谨详实，我从中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这本《吴兔床日记》虽然仅是他合作整理的一部藏书家日记，而日记整理并无发挥余地，却能看出整理者国学知识的涵盖面。
吴骞是藏书大家，他听闻到黄丕烈有个新堂号叫“百宋一廛”，为了能与之匹敌，他也取了个新堂号叫“千元十驾”。因为这段掌故，我一直以为他与黄丕烈十分稔熟，然而翻阅这本日记，却仅读到一则他到百宋一廛观书之事，他的确对黄丕烈所藏之本赞誉有加，看来他没有藏家相轻的毛病。
本书整理的吴骞日记始记乾隆四十五年，终至嘉庆十七年，后面附有《可怀录》和《可怀续录》，分别记录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和嘉庆五年之事。但吴骞的日记并非每天都写，有时中间会隔几天，有时也会记录下一些他写的诗作，日记有长有短，有时一日记千字，有时一日仅写一“晴”或“阴”字，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日记很少记天气。
吴骞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日记中，谈到了翁方纲购得《施顾注苏诗》之事：“翁覃溪洗马得宋刻《施注苏诗》全本，曾云尝一见。覃溪最宝惜之，不与人手触，略一翻便亲捧入内。”吴骞称翁方纲所得乃是全本，看来这是误记，吴骞也说他没有见到原书，因为翁方纲对该书太过宝惜，轻易不示人，即便拿给好友欣赏，也不愿意让人手触，只要来者略一翻阅，翁方纲立即把书捧入内室。读到这段话，翁方纲的形象跃然纸上，难怪他得到该书后，能够坚持几十年的祭书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书痴，真正的行为艺术。
吴骞在日记中谈到了许多与其他藏书家的交往，翻阅此日记，能够感受到与他交往最密切者是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两人经常同乘一船出外访书访友，所见之人均为后世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藏家。比如他多次跟鲍廷博去到卢文弨的抱经堂看书，还会独自乘船前去看望钱大昕，遇到喜爱之物，他们也相互代买甚至赠送。鲍廷博在乾隆五十一年见到有人出售郑旼所绘《拜经图》，马上想到吴骞的堂号叫拜经楼，于是特意买下赠送给吴。吴骞在乾隆五十五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斋二迹，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迹，以佐剞劂。而绿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
吴骞在周春的书斋里看到了两件黄道周墨迹，当时周春正筹资刊刻一部书稿，所以想出售墨迹以作刊刻之资，吴骞想起鲍廷博一直想买石斋墨迹，于是他花了24金将其购下，可见他们是相互记着对方的需求，一旦有机会时，就会帮助对方完成心愿，这样的书友关系，真令人欣羡。
吴骞还会记下一些奇异的故事，比如“民家豕产一象，献之官，至长桥而死。”猪怎么能生象呢，两者体积相差太大了，也许某家的猪产下了畸形儿，有着长长的鼻子，被人误以为象。乾隆五十九年5月10日，吴骞又记下所见之事：
至镇海庙观青蛙。蛙大于常蛙可七八倍，色青翠如瓜，肤皆有金丝二条。庙濒海，素未尝产蛙。十一日晨，庙僧启户，忽见蛙在佛座中，遂以柈承之。蛙终日凝坐，了不跳掷，俗称“青蛙将军”。
我曾去参观过镇海庙，在那里没有见到过吴骞所说的大青蛙，按其形容，这种青蛙比牛蛙还要大，按说这种外来物种在乾隆时期不太可能传入中国，我所见过的牛蛙皮肤上也没有两条金丝线。但吴骞说这种青蛙竟然能像老僧坐禅凝坐不动，也真是神奇。此蛙乃是吴骞亲眼所见，想来必有其事，但青蛙坐禅，却是吴骞听人表述的，不见得为真。
吴骞在日记中还会记录一些鬼故事，比如他写到陈洛兰与石门一友共同住在贡院前，某天晚上他们听见邻号有一举子深夜跟一妇人谈话，他觉得这必是冤鬼，吓得不敢出门。等天亮了，此人邀请同号一起去看这位举子，没想到这人却神态自若的在那里答卷，众人告其夜晚听到的声音，此人坦然地说，他以前喜欢上了邻家一婢女，此女颇有姿色，他原想买来做妾，但不知何故未果，此女竟然自缢而亡，昨夜此女之魂特意来看该举子，又在天明前离开了。
鬼是否存在，我不知道。越上了年纪越不敢轻易否定某些未知之事。有意思的是，吴骞在嘉庆元年就开始营造自己的生圹，他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十分详细，比如椁底如何铺装等等，他还讲到了营造生圹用的三合土。三合土这个词，我在古书中时常得见，但吴骞却在日记中记录了三合土的原料及配比：“凡细石灰三箕，和净山黄泥三箕，乌樟汁二拗斗半。”乌樟汁为何物，我不清楚，吴骞在小注中又说：“亦有加太湖沙者。”既然加沙，颇像混凝土搅拌，读到这则信息，让我对此有了新的了解。而他在日记中还谈到：
唐寅葬横塘王家村，见祝枝山所撰墓志。桃花坞乃其别业，宋牧仲以为墓，且为建祠，误也。
我曾往苏州去探访唐寅墓，地址就在桃花坞，读到这则信息方让我了解到，原来桃花坞乃是唐寅的别墅所在地，而别墅后面的唐寅墓乃是宋荦建造的，看来那个墓连衣冠冢都不算，里面究竟埋着何物，吴骞没说，但这则信息却看出了他的认真。而更为认真者，是他对河图洛书究竟为何事的记载：
世之言河图洛书者，谓马有旋毛似图，龟文甲坼似书，惟元俞石涧以为《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 ，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石而白有文者。
河出图，洛出书，乃是两千多年来人们认定的文明事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指乌龟身上的花纹，以及龙马负图的故事，但吴骞引用前人的所言，来证河图洛书其实是一种玉。虽然吴骞也称“其说颇异”，却提示读者有些传统的认定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一字伏尽世间魔——那些可以帮你趋吉避凶的#道教#密讳！
一、道教密讳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文字上不能直接书写帝王或所尊的名号，常采用改字、空字、缺笔等方式避之，所以称为避讳。
在道教信仰中，神仙也都有专门的隐讳。讳字是中国道教文化知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令牌、法印三者构成了与其它宗教文化明显的不同之处，具有鲜明的特色。
据道经记载，诸真皆有名讳，但不可轻呼，皆需避讳。讳字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天神代号，也可称为天神的符号，其书写与一般的汉字有极大的不同，在很多道教经典文献中，我们都可以见到这样的讳字。
道教的神仙隐讳，或为尊者讳，或为亲者讳、或为贤者讳，忌而不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避讳文化和尊师重教的体现。
道教很多密讳都是“雨”字头的，这是为什么呢？在中国汉字中雨字头的字多是和天气、自然、天文有关系的，如：雪、雷、霜、雾、雹等等。
古人有自然崇拜，并会把这些自然或天文现像赋于神性，道教前身和上古先民的巫祝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也承袭了这一特点，对于天宇的某位神仙同样避其名讳，以示尊重，而改用雨字头加组合文字的办法表示，“雨”字头也本身就有表示天上、天象的潜在内涵。
二、紫薇讳
“紫微讳”是使用率最高、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种讳字，即四御中北极紫微大帝隐讳的简称。
北极紫微大帝执掌天经地纬，以率日月星辰和山川诸神及四时节气等自然现象，能呼风唤雨，役使雷电鬼神。《北阴酆都太玄制魔黑律灵书》载，龙汉元年，有北阴酆都六洞鬼兵，神灵魔王，游行人世，杀害生灵，莫能制御玉帝召北帝统率神将吏兵，演大魔黑律，行酆都九泉号令符，纠察三界鬼神印，降伏魔群，驱荡妖氛，救护黎庶，功成行满，升入北极中天自然总极紫微大帝之位。
紫微讳，有紫微内讳、伏魔紫微讳、杀伐紫微讳等，常见的由云头“雨”字与鬼脚“聻”字合成，具有紫微大帝的职能。“紫微讳”中的聻字来头不小，源于唐朝的民间厌鬼法——“门书渐耳”。在唐张续《宣室志》，记载有：“裴渐隐伊上，李道士曰：‘当令制鬼，无如渐耳。’时朝士乃书‘渐耳’于门。”
唐朝人书“渐”字以驱邪，此则渊源于唐朝的冯渐根据《太平广记》卷七五引唐张读《宣室志·冯渐制鬼》：“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进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
到了后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便有了：“时俗于门上画虎头，书‘聻’字，谓阴府鬼神之名可以消疟疠。”的记载。在这里“渐耳”传为阴司鬼神之名，而金韩道昭《五音集韵》中云：“人死作鬼，人见惧之；鬼死作聻，鬼见怕之。若篆书此字贴于门上，一切鬼崇，远离千里。”
《广成仪制•乾元咒枣全集》指出，紫微讳可按照三官四圣、南北斗等分解。另外，紫微讳共计二十八划，二十八星宿也暗合于内，在一定程度显示紫微讳可广泛用于驱邪、镇煞、伏魔、杀伐、收惊、退煞等。道教的不同教派，在使用“紫微讳”或相关咒语时也都有不同的诀窍。
三、密讳的作用
道教密讳用在很多地方，比如画符、开光、加持等方面，一般在道场科仪中都是虚书的，在符则多以其做“符头”，或者书而涂之，成一个团；也有将诸多讳字叠书在一起，通常情况下符的“符胆”即是多字或多讳叠书而成。
道教诸真隐讳不仅是修道人必须熟悉的，而且在道教的斋醮法会上频繁使用。如正一派在举行科仪法事的时候，常涉及到请神招将，而每一位神将也都有应的密讳，常见的方式有默讳、存讳、运讳、天目书讳、令牌书讳、剑诀书讳等，一般不能随便读出。
而且大多数神仙隐讳，只有写法而没有读音。法事进行过程中，高功法师变身施法，击令招将，向东南巽方噀水以令书讳，签定与神将的契约，方才算是完成了整个招将过程。
这就好像我们在称呼别人的时候，连别人的名字都不知道，被招呼的人自然不会应答是一个道理。
《抱朴子·遐览》中有，“道书之重者，莫过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图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修道之士，栖陷山谷，须得五岳真形图佩之，则山中魑魅虎虫，一切妖毒皆莫能近。由此可见，神仙的讳字是可以随身佩戴的，有驱邪避祸之效。甚至如果熟记神仙名号，存默亦能飞升玉京。比如《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指出，有知太素三元君，寿与天地同久；存思则见太素三元君真形，见太素三元君寿与天地相倾。
以上可以看出讳字的极大重要作用。在过去道士对于讳字是不记载于纸张上的，多数是言传身教，作为秘法。
当然，道教诸真名讳与人名类似，不仅存在同名同号的神仙，也有同宫同阙的高真。有些同名同号的神仙源于神真的随方化度，而有些则由于通过修炼相同的法门而同证真常，合真于无极大道。
一、道教密讳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文字上不能直接书写帝王或所尊的名号，常采用改字、空字、缺笔等方式避之，所以称为避讳。
在道教信仰中，神仙也都有专门的隐讳。讳字是中国道教文化知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令牌、法印三者构成了与其它宗教文化明显的不同之处，具有鲜明的特色。
据道经记载，诸真皆有名讳，但不可轻呼，皆需避讳。讳字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天神代号，也可称为天神的符号，其书写与一般的汉字有极大的不同，在很多道教经典文献中，我们都可以见到这样的讳字。
道教的神仙隐讳，或为尊者讳，或为亲者讳、或为贤者讳，忌而不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避讳文化和尊师重教的体现。
道教很多密讳都是“雨”字头的，这是为什么呢？在中国汉字中雨字头的字多是和天气、自然、天文有关系的，如：雪、雷、霜、雾、雹等等。
古人有自然崇拜，并会把这些自然或天文现像赋于神性，道教前身和上古先民的巫祝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也承袭了这一特点，对于天宇的某位神仙同样避其名讳，以示尊重，而改用雨字头加组合文字的办法表示，“雨”字头也本身就有表示天上、天象的潜在内涵。
二、紫薇讳
“紫微讳”是使用率最高、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种讳字，即四御中北极紫微大帝隐讳的简称。
北极紫微大帝执掌天经地纬，以率日月星辰和山川诸神及四时节气等自然现象，能呼风唤雨，役使雷电鬼神。《北阴酆都太玄制魔黑律灵书》载，龙汉元年，有北阴酆都六洞鬼兵，神灵魔王，游行人世，杀害生灵，莫能制御玉帝召北帝统率神将吏兵，演大魔黑律，行酆都九泉号令符，纠察三界鬼神印，降伏魔群，驱荡妖氛，救护黎庶，功成行满，升入北极中天自然总极紫微大帝之位。
紫微讳，有紫微内讳、伏魔紫微讳、杀伐紫微讳等，常见的由云头“雨”字与鬼脚“聻”字合成，具有紫微大帝的职能。“紫微讳”中的聻字来头不小，源于唐朝的民间厌鬼法——“门书渐耳”。在唐张续《宣室志》，记载有：“裴渐隐伊上，李道士曰：‘当令制鬼，无如渐耳。’时朝士乃书‘渐耳’于门。”
唐朝人书“渐”字以驱邪，此则渊源于唐朝的冯渐根据《太平广记》卷七五引唐张读《宣室志·冯渐制鬼》：“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进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
到了后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便有了：“时俗于门上画虎头，书‘聻’字，谓阴府鬼神之名可以消疟疠。”的记载。在这里“渐耳”传为阴司鬼神之名，而金韩道昭《五音集韵》中云：“人死作鬼，人见惧之；鬼死作聻，鬼见怕之。若篆书此字贴于门上，一切鬼崇，远离千里。”
《广成仪制•乾元咒枣全集》指出，紫微讳可按照三官四圣、南北斗等分解。另外，紫微讳共计二十八划，二十八星宿也暗合于内，在一定程度显示紫微讳可广泛用于驱邪、镇煞、伏魔、杀伐、收惊、退煞等。道教的不同教派，在使用“紫微讳”或相关咒语时也都有不同的诀窍。
三、密讳的作用
道教密讳用在很多地方，比如画符、开光、加持等方面，一般在道场科仪中都是虚书的，在符则多以其做“符头”，或者书而涂之，成一个团；也有将诸多讳字叠书在一起，通常情况下符的“符胆”即是多字或多讳叠书而成。
道教诸真隐讳不仅是修道人必须熟悉的，而且在道教的斋醮法会上频繁使用。如正一派在举行科仪法事的时候，常涉及到请神招将，而每一位神将也都有应的密讳，常见的方式有默讳、存讳、运讳、天目书讳、令牌书讳、剑诀书讳等，一般不能随便读出。
而且大多数神仙隐讳，只有写法而没有读音。法事进行过程中，高功法师变身施法，击令招将，向东南巽方噀水以令书讳，签定与神将的契约，方才算是完成了整个招将过程。
这就好像我们在称呼别人的时候，连别人的名字都不知道，被招呼的人自然不会应答是一个道理。
《抱朴子·遐览》中有，“道书之重者，莫过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图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修道之士，栖陷山谷，须得五岳真形图佩之，则山中魑魅虎虫，一切妖毒皆莫能近。由此可见，神仙的讳字是可以随身佩戴的，有驱邪避祸之效。甚至如果熟记神仙名号，存默亦能飞升玉京。比如《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指出，有知太素三元君，寿与天地同久；存思则见太素三元君真形，见太素三元君寿与天地相倾。
以上可以看出讳字的极大重要作用。在过去道士对于讳字是不记载于纸张上的，多数是言传身教，作为秘法。
当然，道教诸真名讳与人名类似，不仅存在同名同号的神仙，也有同宫同阙的高真。有些同名同号的神仙源于神真的随方化度，而有些则由于通过修炼相同的法门而同证真常，合真于无极大道。
传家训扬新风之151 | 春桥乡城隍余村 都湖一家亲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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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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