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力：生命茁壮的关键能力——读程载国《由理解到创造》】发布时间：2021-08-18作者：欧阳凯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阅读，似乎人人皆会，好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只要识字就能读、会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实际上，社会大众的阅读素养大相径庭，作家赫尔曼·黑塞曾说：“当多数缺少天赋的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风魔（因为它们古时候都曾经是富有魔力的符箓和咒语）。这少数人就将成为读书家。”
如今，许多人已经逐渐认识到，阅读素养是一种对人后天发展影响巨大、需要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近年来，各类指导阅读的书籍登上了各类排行榜，可谓风靡一时，但就中小学生而言，这些书籍尚缺乏必要的针对性。近日，程载国的《由理解到创造——中学生阅读力的有效提升》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可以说适逢其时。
《由理解到创造》提出了“中学生阅读力”这一极具统整性的核心概念。2017年，聂震宁在其《阅读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阅读力”这一概念：“阅读力指的是对所读图书的理解、运用和反思的能力。”程载国则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实际，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根据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将阅读力分解为“专注力”“理解力”“批判力”和“表达力”四项要素，进而建构了有关“中学生阅读力”培养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方便实施的操作路径。
一、阅读力的发展必须以“我”为主，从深入理解抵达冷静批判。
关于读书，王阳明主张：“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了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程载国执教于王阳明故里，对阳明心学有深切的领悟。他认为，理解不局限于读出来、读准确，而要以“我”为主，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主体。诚然，读书就是“读自己”：不是为了记住人家说了什么，也不单是想知道人家说了什么；而是要积极地、以平等的姿态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最终目的在于成就最好的自己。
因此，程载国在提倡“理解一部作品有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两条路径”之后，特别指出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的多寡“与我们的提问意识”很有关联。他根据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明确指出“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赋予的”。至于如何解决疑问，他提出了三条路径：回到作品，联系生活，求诸专家。这样做，无疑回归到了阅读的本意，也可以达成对作品的深度解读。这样定位“理解力”，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近年来，批判性阅读已成为一种热潮，程载国也把“批判力”作为精读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他认为：“批判性阅读是一个‘理解—思考—超越’的过程。”他从朱熹等中国古代先哲身上汲取了有关阅读的智慧，提炼形成了“批判力”训练的三条途径：自我反思，与作者较量，和读友辩论。
二、阅读力的高阶是“说、评、写”等输出，是阅读能力的综合表现。
程载国把“表达力”作为中学生阅读力四要素之一，极具创意。面对可能存在的质疑，他回应说：“合上书卷之后遐思品味书中的情节人物，打开笔记本来为该书编写内容提要，在知乎、豆瓣等网络平台发表读书感言，甚至读完该书之后有了写作冲动，从而为该书写就评论文章，这些活动怎能被排除在‘阅读’之外呢？”
的确，阅读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觉活动。他考察近年来PISA国际阅读素养评价题型的转变后，敏锐地发现它已经“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表达，从静态的识记阅读逐渐走向动态的运用阅读”，因为“输出”暗藏着“对自主整合分析、独立筛选判断等思维素养的要求”。于是，他提出要“扭转传统阅读以‘听、读、记’等输入性能力为本的阅读教育，代之以更高层次的‘说、评、写’”。可以说，这种主张把握了阅读学研究的风向，切中了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充实了“中学生阅读力”的内涵，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实际上，《由理解到创造》一书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程载国撰写的30篇文学评论性文章，如《王阳明〈黄楼夜涛赋〉赏读》《鲁迅的“故乡情结”》《〈哈姆雷特〉：生命之轻与责任之重》等，这是他阅读“表达力”的精彩展现，也是对中学生读者的亲身示范。值得一提的是，程载国评析的多是课本上的文章或是学生课外爱读的书籍，他如何“理解”？如何“创造”？显然对广大中学生而言，更加具有启发价值。
三、阅读力的养成须提升阅读的专业化水平，要注意书籍适切的打开方式。
清代《魏叔子文集》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蓄积学问像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沉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当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中学生阅读，亦是如此，贵在兼收并蓄，博闻广识。成长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不断拓宽阅读的边界，阅读不同体例，不同门类，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文章。但也需注意，不同的书籍应采取适切的方法，依体而读，因文而读，须切记“每一卷书，都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程载国说：“学生在阅读方面应该实现由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由休闲阅读到专业阅读的飞跃。”的确，真正的阅读力，应该是一种专业化的阅读能力。《由理解到创造》除“导读”外，共有六辑，分别谈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的阅读方式。每一辑先用一篇文章谈这一文体总的阅读方法，再用三五篇文本评论性文章具体示例。如第一辑“诗歌：语言的魔方”，《诗歌阅读漫谈》一文，从顾随、周啸天、叶嘉莹等人诗歌阅读的经验中，提出鉴赏诗歌应从语言入手，强调“只有准确把握了一首诗的语言收敛性、多义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特征，我们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接着，用《元稹与他的悼亡诗》《从〈李凭箜篌引〉中见李贺“奇峭”诗风》《惠特曼〈草叶集〉：向劳作者致敬》《像孩子一样——重读〈海子的诗〉》等评论性文章，具体演绎了如何从语言入手，准确理解一首诗。
程载国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以其丰富的思想价值助益青少年的成长”，他专门用一辑来谈人物传记的阅读方法，并推荐了《富兰克林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西潮·新潮》等几本传记作品。近年来，高中语文教材上专门提出了学术著作研读的要求，这无疑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深造。程载国说：“阅读学术著作时，我们额头上的一道道皱纹都是美丽的。”在书中，他用一篇《学术著作阅读漫谈》和三篇相关评论文章，以及一则《乡土中国》的教学回顾，全面地介绍了这一崭新文类的阅读门径，极具开拓价值。
阅读，需要有一种闲静之心，这样才有望悟得天机，尽享书海泛游的无穷趣味。《由理解到创造》则是最佳的伴读之作。
（作者系浙江省慈溪中学语文教师）
作者：欧阳凯
《中国教育报》2021年08月18日第4版 版名：读书周刊 https://t.cn/RyhoNEq
阅读，似乎人人皆会，好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只要识字就能读、会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实际上，社会大众的阅读素养大相径庭，作家赫尔曼·黑塞曾说：“当多数缺少天赋的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风魔（因为它们古时候都曾经是富有魔力的符箓和咒语）。这少数人就将成为读书家。”
如今，许多人已经逐渐认识到，阅读素养是一种对人后天发展影响巨大、需要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近年来，各类指导阅读的书籍登上了各类排行榜，可谓风靡一时，但就中小学生而言，这些书籍尚缺乏必要的针对性。近日，程载国的《由理解到创造——中学生阅读力的有效提升》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可以说适逢其时。
《由理解到创造》提出了“中学生阅读力”这一极具统整性的核心概念。2017年，聂震宁在其《阅读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阅读力”这一概念：“阅读力指的是对所读图书的理解、运用和反思的能力。”程载国则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实际，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根据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将阅读力分解为“专注力”“理解力”“批判力”和“表达力”四项要素，进而建构了有关“中学生阅读力”培养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方便实施的操作路径。
一、阅读力的发展必须以“我”为主，从深入理解抵达冷静批判。
关于读书，王阳明主张：“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了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程载国执教于王阳明故里，对阳明心学有深切的领悟。他认为，理解不局限于读出来、读准确，而要以“我”为主，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主体。诚然，读书就是“读自己”：不是为了记住人家说了什么，也不单是想知道人家说了什么；而是要积极地、以平等的姿态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最终目的在于成就最好的自己。
因此，程载国在提倡“理解一部作品有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两条路径”之后，特别指出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的多寡“与我们的提问意识”很有关联。他根据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明确指出“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赋予的”。至于如何解决疑问，他提出了三条路径：回到作品，联系生活，求诸专家。这样做，无疑回归到了阅读的本意，也可以达成对作品的深度解读。这样定位“理解力”，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近年来，批判性阅读已成为一种热潮，程载国也把“批判力”作为精读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他认为：“批判性阅读是一个‘理解—思考—超越’的过程。”他从朱熹等中国古代先哲身上汲取了有关阅读的智慧，提炼形成了“批判力”训练的三条途径：自我反思，与作者较量，和读友辩论。
二、阅读力的高阶是“说、评、写”等输出，是阅读能力的综合表现。
程载国把“表达力”作为中学生阅读力四要素之一，极具创意。面对可能存在的质疑，他回应说：“合上书卷之后遐思品味书中的情节人物，打开笔记本来为该书编写内容提要，在知乎、豆瓣等网络平台发表读书感言，甚至读完该书之后有了写作冲动，从而为该书写就评论文章，这些活动怎能被排除在‘阅读’之外呢？”
的确，阅读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觉活动。他考察近年来PISA国际阅读素养评价题型的转变后，敏锐地发现它已经“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表达，从静态的识记阅读逐渐走向动态的运用阅读”，因为“输出”暗藏着“对自主整合分析、独立筛选判断等思维素养的要求”。于是，他提出要“扭转传统阅读以‘听、读、记’等输入性能力为本的阅读教育，代之以更高层次的‘说、评、写’”。可以说，这种主张把握了阅读学研究的风向，切中了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充实了“中学生阅读力”的内涵，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实际上，《由理解到创造》一书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程载国撰写的30篇文学评论性文章，如《王阳明〈黄楼夜涛赋〉赏读》《鲁迅的“故乡情结”》《〈哈姆雷特〉：生命之轻与责任之重》等，这是他阅读“表达力”的精彩展现，也是对中学生读者的亲身示范。值得一提的是，程载国评析的多是课本上的文章或是学生课外爱读的书籍，他如何“理解”？如何“创造”？显然对广大中学生而言，更加具有启发价值。
三、阅读力的养成须提升阅读的专业化水平，要注意书籍适切的打开方式。
清代《魏叔子文集》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蓄积学问像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沉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当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中学生阅读，亦是如此，贵在兼收并蓄，博闻广识。成长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不断拓宽阅读的边界，阅读不同体例，不同门类，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文章。但也需注意，不同的书籍应采取适切的方法，依体而读，因文而读，须切记“每一卷书，都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程载国说：“学生在阅读方面应该实现由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由休闲阅读到专业阅读的飞跃。”的确，真正的阅读力，应该是一种专业化的阅读能力。《由理解到创造》除“导读”外，共有六辑，分别谈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的阅读方式。每一辑先用一篇文章谈这一文体总的阅读方法，再用三五篇文本评论性文章具体示例。如第一辑“诗歌：语言的魔方”，《诗歌阅读漫谈》一文，从顾随、周啸天、叶嘉莹等人诗歌阅读的经验中，提出鉴赏诗歌应从语言入手，强调“只有准确把握了一首诗的语言收敛性、多义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特征，我们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接着，用《元稹与他的悼亡诗》《从〈李凭箜篌引〉中见李贺“奇峭”诗风》《惠特曼〈草叶集〉：向劳作者致敬》《像孩子一样——重读〈海子的诗〉》等评论性文章，具体演绎了如何从语言入手，准确理解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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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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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一切无心插柳，其实都是水到渠成。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基石与铺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纸上谈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国主义更多的不是表现为赴汤蹈火，壮怀激烈，而是表现为奉公守法，敬业爱岗；表现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表现为各族人民团结互相，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一切无心插柳，其实都是水到渠成。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基石与铺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纸上谈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国主义更多的不是表现为赴汤蹈火，壮怀激烈，而是表现为奉公守法，敬业爱岗；表现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表现为各族人民团结互相，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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