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曹操叫来管粮总管王垕说：“我想借你项上人头一用，以安军心，你可别吝啬啊！”王垕忙说：“丞相，我是奉你命行事，我何罪之有啊！”曹操阴狠地说：“汝妻子吾养之”！”
很多人看过《三国演义》，里面有那么几个小人物，可能总会被忽略，王垕（hòu）就是其中一个。
在小说版的《三国演义》中，王垕是在第17回出场的，不过是曹操军营中的一个管粮官。地位不高，却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知道，行军打仗，粮草为先。但是，王垕的价值不止如此，他为曹操做出的牺牲，才是发挥了最大的余热。
公元197年，袁术自立为帝，曹操因而出兵讨伐。但是两方相持太久，曹操大军人多粮少，途经之地又因连遭干旱，导致军粮极度匮乏。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时，管军粮的王垕愁的不行。但是，他又不敢善做主张，只能如实向曹操汇报。
曹操听后思索片刻后说：“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意思就是说，可以少分点粮，用小的量器分装，以权宜之计，解一时之急。
王垕心有顾虑，便问曹操：“如果将士们因此生怨，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曹操宽慰王垕说：“放心，届时我自有良策。”
那么，曹操的良策是什么呢？王垕但凡长点脑子，都应该想到了。毕竟将士们挨饿一时可以，长期挨饿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果然，没过多久，将士们就爆发了。
曹操可不想面对将士们可能临阵倒戈的风险，于是在深夜，他便派人悄悄地将王垕叫进帐中。不久，王垕弓着腰，一幅谦卑的模样，低着头走进了曹操的军帐。
曹操端详了王垕片刻，而后笑着问道：“王垕呀，你的家人可都好啊？”
曹操此言一出，王垕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只得磕磕巴巴地回话道：“甚好，甚好。”
曹操点点头，也懒得再费唇舌，直截了当地问道：“我呢，想跟你借一样东西，以此才能安抚军心，你肯借吗？”
王垕当时脸色煞白，腿也开始软了下去，他只能战战兢兢地问：“丞相想要借什么？”
曹操毫不遮掩，面色也由刚才的和气转瞬变得阴沉，他低声地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借汝头，安军心。”
王垕当然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索性曹操给了他一句宽慰：“大可放心，你的家人，我自当尽心照顾。”
说罢，早有人将倒霉的王垕拖了出去，而后将他的头颅高杆悬挂，并且告示全军：“王垕小人也，故意改以小斛分粮，暗地里却盗窃官粮，因此就地正法。”
曹操以王垕的项上人头去平息众怒，将一切罪责都归结于王垕。作为炮灰，王垕确实无话可说。
表面看，曹操还能顾念王垕的家人，也算仁至义尽。但是，如若我告诉你，曹操的原话是“汝妻子吾养之”，你还会不会认为曹操够仁义呢？
有趣的是，曹操还不止对王垕说过这番话，另一个人有幸听到这番话的，就是吕布的谋士陈宫。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对曹操是有贬损的，为了树立他残暴、爱疑心的毛病，特意安排了曹操误杀吕伯奢的桥段，而后说出了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曹操的救命恩人陈宫，与曹操分道扬镳。而后，加入吕布阵营的陈宫屡出奇谋，以至于曹操屡战屡败之后，不得不屡次向陈宫抛出橄榄枝。
后来，陈宫与吕布被曹操擒获，陈宫认为曹操不仁，坚决拒绝招降。行刑之前，曹操不舍陈宫，不忘再次提醒：“你若是死了，你家中老母该如何是好？”
聪慧的陈宫立刻说道：“但凡以孝治天下的人，又怎会去杀别人的母亲？”
好嘛，既然不能杀老者，曹操也不死心地问道：“公台还有儿子啊！儿子也不管了？”
陈宫以不变应万变，回怼道：“我听闻，但凡以仁治天下的明君，也绝不会杀别人的儿子。”
曹操被陈宫怼得胸口发闷，既然谁都杀不了，便对陈宫说：“你的母亲和孩子，我都会视为自己的家人。”
最后，陈宫慷慨赴死。
不过，陈宫和王垕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因为陈宫是三国时期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王垕则是《三国演义》根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曹瞒传》中，所记载的故事原型杜撰而成的一个人物。
王垕所发生的事确实存在，只是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微不足道，也就不值得留下姓名。但是，王垕这个小小背锅侠，是这段历史时期里，千万个为主公背锅的小人物之一。用他的人头，平息军队的怨声载道，这个替罪羊才得以在浩浩史海中留下姓名。
顺便说一句，曹操在祭奠典韦时说的那一句“王垕人头何在”并非正史哦！
收买人心的事，曹操做了。背锅挨千刀的事，手下给办了。都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若没有曹操这般铁石心肠，又怎么能在乱世中赢得天下呢？
很多人看过《三国演义》，里面有那么几个小人物，可能总会被忽略，王垕（hòu）就是其中一个。
在小说版的《三国演义》中，王垕是在第17回出场的，不过是曹操军营中的一个管粮官。地位不高，却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知道，行军打仗，粮草为先。但是，王垕的价值不止如此，他为曹操做出的牺牲，才是发挥了最大的余热。
公元197年，袁术自立为帝，曹操因而出兵讨伐。但是两方相持太久，曹操大军人多粮少，途经之地又因连遭干旱，导致军粮极度匮乏。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时，管军粮的王垕愁的不行。但是，他又不敢善做主张，只能如实向曹操汇报。
曹操听后思索片刻后说：“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意思就是说，可以少分点粮，用小的量器分装，以权宜之计，解一时之急。
王垕心有顾虑，便问曹操：“如果将士们因此生怨，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曹操宽慰王垕说：“放心，届时我自有良策。”
那么，曹操的良策是什么呢？王垕但凡长点脑子，都应该想到了。毕竟将士们挨饿一时可以，长期挨饿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果然，没过多久，将士们就爆发了。
曹操可不想面对将士们可能临阵倒戈的风险，于是在深夜，他便派人悄悄地将王垕叫进帐中。不久，王垕弓着腰，一幅谦卑的模样，低着头走进了曹操的军帐。
曹操端详了王垕片刻，而后笑着问道：“王垕呀，你的家人可都好啊？”
曹操此言一出，王垕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只得磕磕巴巴地回话道：“甚好，甚好。”
曹操点点头，也懒得再费唇舌，直截了当地问道：“我呢，想跟你借一样东西，以此才能安抚军心，你肯借吗？”
王垕当时脸色煞白，腿也开始软了下去，他只能战战兢兢地问：“丞相想要借什么？”
曹操毫不遮掩，面色也由刚才的和气转瞬变得阴沉，他低声地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借汝头，安军心。”
王垕当然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索性曹操给了他一句宽慰：“大可放心，你的家人，我自当尽心照顾。”
说罢，早有人将倒霉的王垕拖了出去，而后将他的头颅高杆悬挂，并且告示全军：“王垕小人也，故意改以小斛分粮，暗地里却盗窃官粮，因此就地正法。”
曹操以王垕的项上人头去平息众怒，将一切罪责都归结于王垕。作为炮灰，王垕确实无话可说。
表面看，曹操还能顾念王垕的家人，也算仁至义尽。但是，如若我告诉你，曹操的原话是“汝妻子吾养之”，你还会不会认为曹操够仁义呢？
有趣的是，曹操还不止对王垕说过这番话，另一个人有幸听到这番话的，就是吕布的谋士陈宫。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对曹操是有贬损的，为了树立他残暴、爱疑心的毛病，特意安排了曹操误杀吕伯奢的桥段，而后说出了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曹操的救命恩人陈宫，与曹操分道扬镳。而后，加入吕布阵营的陈宫屡出奇谋，以至于曹操屡战屡败之后，不得不屡次向陈宫抛出橄榄枝。
后来，陈宫与吕布被曹操擒获，陈宫认为曹操不仁，坚决拒绝招降。行刑之前，曹操不舍陈宫，不忘再次提醒：“你若是死了，你家中老母该如何是好？”
聪慧的陈宫立刻说道：“但凡以孝治天下的人，又怎会去杀别人的母亲？”
好嘛，既然不能杀老者，曹操也不死心地问道：“公台还有儿子啊！儿子也不管了？”
陈宫以不变应万变，回怼道：“我听闻，但凡以仁治天下的明君，也绝不会杀别人的儿子。”
曹操被陈宫怼得胸口发闷，既然谁都杀不了，便对陈宫说：“你的母亲和孩子，我都会视为自己的家人。”
最后，陈宫慷慨赴死。
不过，陈宫和王垕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因为陈宫是三国时期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王垕则是《三国演义》根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曹瞒传》中，所记载的故事原型杜撰而成的一个人物。
王垕所发生的事确实存在，只是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微不足道，也就不值得留下姓名。但是，王垕这个小小背锅侠，是这段历史时期里，千万个为主公背锅的小人物之一。用他的人头，平息军队的怨声载道，这个替罪羊才得以在浩浩史海中留下姓名。
顺便说一句，曹操在祭奠典韦时说的那一句“王垕人头何在”并非正史哦！
收买人心的事，曹操做了。背锅挨千刀的事，手下给办了。都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若没有曹操这般铁石心肠，又怎么能在乱世中赢得天下呢？
区别北宋汝官窑和汝民窑重要标志：釉下蓝色玛瑙微粒残骸
世间有究竟多少北宋汝窑？有说65件，有说百余件，有说远远超过这个数，真实数量可达数千件，这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北宋上百年期间在汝州范围内几百座窑场生产的汝窑产品，但基本是民窑产品；狭义是指北宋晚期宋徽宗御旨在御定窑址清凉寺窑烧制的北宋汝官窑，前者当年产量堪称巨量，目前存世数量肯定不在少数，有数千件之多完全有可能；后者由于20年极短烧制时间和严苛的挑选标准，存世数量极其稀少，南宋就已“近尤难得”，你说千年后的今天存世还会有多少？说稀世珍宝一点不为过。
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区别作为稀世珍宝的北宋汝官窑和存世量不少的北宋汝民窑？作为官窑在胎质，釉质，款式，制作精致程度等许多方面与民窑肯定有区别，实在区别不了，就看气质和神韵，但这些标准都是抽象笼统模糊的，如何看待这些标准，往往见仁见智，往往带有主观色彩，从而造成北宋汝窑鉴定被体制内专家所垄断，得出国家博物馆的都是汝官窑，民间的都是汝民窑或现代仿品的体制内约定俗成的鉴定结论。
其实，早在南宋就已出现北宋汝官窑的鉴定标准，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写道:“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标明北宋汝官窑有一个独特的用料及制作工艺，即玛瑙末入釉。至于为什么要用玛瑙入釉？对釉色，釉质，开片等方面有何影响？或单纯就是为了标明汝官窑的珍贵，这些目前网上争论不休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因为这一独特工艺处理，给北宋汝官窑发了身体证，其与汝民窑的鉴别就一目了然，复杂疑难笼统含混的区别标准一下变得简单明了，汝民窑做的再好，再神似汝官窑，只要用这一标准衡量一下，立马见分晓，因为在北宋汝州上百个窑址，除唯一的清凉寺窑作为御贡汝官窑窑址外，其它窑址所生产的所有汝窑器，没有一件釉内添加玛瑙。汝窑研究权威赵青云说过：“汝窑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最大的不同，就是汝官窑以玛瑙入釉。釉中含玛瑙是汝窑最独特的一个特点。”
怎样鉴定汝窑釉内是否添加玛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张福康等学者，曾用科技手段对古文献中提到的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的记载进行了实验性的验证，其通过实体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进行反复观察后，发现汝官窑釉中，存在极少量的未熔晶体残骸，根据其光性判断， 可能是石英，也可能是玛瑙，其晶体尺寸很小，用30倍的放大镜很难看到。其原因是玛瑙在磨成粉后，熔点高达1700度，所以在汝窑烧制主要温度的1100-1150之间，玛瑙极有可能未完全熔融存在于在釉中。并跟据与同时代临汝窑和钧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分析比较，汝官窑釉的玛瑙用量很少，最多不会超过5％。现今宝丰清凉寺汝窑博物馆窑炉遗址,遗留着一块当年留存的玛瑙末石头，这也证实了北宋汝官窑玛瑙入釉这一特征。另外，只要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民间也有不少北宋汝窑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网上发文，一致确认北宋汝官窑釉层下有微小的蓝色或其他色的有色微粒，这种微粒就是南宋人提到的玛瑙末入釉的未完全熔融的玛瑙晶体，只要用100倍放大镜就可看到这样的玛瑙微粒。遗憾的是，许多体制内专家在鉴定北宋汝官窑时，往往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一重量级鉴定标准。
我们不知道被认定为65件或100件的几大博物馆藏北宋汝官窑是否符合具备釉下玛瑙微粒的标准，在这里可以武断的下个结论：在这一标准衡量下，这些上百年来无人怀疑的馆藏北宋汝窑器，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不是来自北宋皇宫有序流传，绝大多数是来自明清期民间，肯定不会百分之百属于北宋汝官窑。反之，近四十年来出土且被民藏的数量不少的北宋汝窑中，一定含有珍贵的北宋汝官窑器。
这里介绍本人收藏的一件北宋汝窑器，北宋汝窑葵口洗。这是件釉面严重受蚀的汝窑器，受蚀程度几乎遍及整器釉面，从受蚀状况分析，严格的说，其受蚀原因可能并不是来自土壤酸碱腐蚀，因为釉面不见明显土侵土蚀斑痕，这件水仙盆釉面受蚀是来自于长达近千年的水气和空气的污染和风化，所以其受蚀几乎是涉及整器内外全部釉面，而且与土蚀相比是更深层更严重的，当然就整体污染风化程度而言，因摆放位置原因，不同部位也能见到程度的区别，并不是一律化的。具体表现为：1，釉面因污染风化严重脱玻化，几乎已没有汝窑原有的亚光泽，2：釉面因污染风化严重脱色，除少量残存釉色外，大部分釉面已看不到汝窑天青釉色，3：因风化釉面不少地方被蚀空，放大镜下可看到大大小小被蚀空的空洞，洞内可见细微污渍，4：大部分釉面因污染风化而变得糟糠化，糟糠化的颜色有的因污染少而纯清透明，有的因污染重而发灰发黑混沌不清，但放大镜下仍可看到虽然糟糠化但晶莹发亮的釉质。5：葵口洗口沿处因风化加上原来釉薄造成剥釉脱釉，露出灰白胎色；6：严重风化造成釉面裂隙，裂隙内参杂污渍，7：因釉面糟糠化，原来的釉面开片本色几乎被煙没，但受蚀较轻的釉面仍隐约看到北宋汝窑典型的冰裂开片纹。
我们知道，因为年代久远，北宋汝窑的所谓的传世品除明清皇宫有序流传外，在民间是非常稀有的，如果民间有北宋汝窑，那几乎百分百是地下出土器，百分百具有土侵土蚀的地下出土痕迹，鉴定北宋汝窑，应持与鉴定明清官窑相反观点，即明清官窑越葬越旧越可能是赝品，而北宋汝窑越亮越新越可能是仿品，即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汝窑绝大多数也是老旧相，绝无清乾隆瓷器那样的旧器如新感觉，从本件釉面严重风化受蚀看，这件汝窑葵口洗出自北宋应该是无疑的。关键是这件葵口洗是汝民窑还是汝官窑？因釉面严重受蚀，从釉质来作区分判断已不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制作工艺来作出判断鉴定，从做工上看，外撇的葵瓣排列如此整齐对称，弧度弯转自如，线条流畅，形体规整；釉面厚薄平整均匀；三个芝麻支钉如此对称，细小一致，与釉面平整一体，仅凭如此细微的制作处理就可见工艺之精细；在放大镜下晶莹透亮的釉质可见其非一般的釉料挑选，这些都可以说明该葵口洗有很大可能性是北宋汝官窑。除外，我们还可以用鉴定北宋汝官窑的铁标准——是否具备釉下玛瑙微粒残骸来最后鉴定这件葵口洗。
在100倍放大镜下，我们清晰地看到此件葵口洗釉下有残存的玛瑙微粒，它们具有以下特征：1：分布稀疏，少量而不均匀，在一个镜头范围内,可能一个微粒也没有，可能有多个微粒，证实只有5%的低含量，但不排除有的北宋汝官窑局部釉面都看不到蓝色玛瑙微粒，或看到大量集聚的蓝色玛瑙微粒；2：基本是蓝色玛瑙，很有可能为达到汝窑天青釉效果，特意选择蓝色玛瑙入釉，偶见紫红色和黄色玛瑙微粒晶体；3：玛瑙微粒面积总的很细小，在放大镜下约1毫米左右，但仍大小不一，有的一眼能明显看到，有的隐约看到，但不排除有大微粒；4：蓝色玛瑙微粒有的浮于釉表面，有的沉于釉下，颜色有深有淡，这或于釉内位置不同有关，或与熔融程度有关；5：这些位于不同层次的蓝色玛瑙微粒之所以能被看到，与微粒周围带有晶莹玉质感半透明半玻璃状的钙长石有关，白长石越洁白晶莹，蓝色玛瑙微粒越清晰，反之，如果白长石如果被腐蚀变色，则影响蓝色玛瑙微粒观察。钙长石是钙铝硅酸盐矿物，白色透明状，是北宋汝官窑的主要釉料成份。
可以断定，任何达到以上存在釉下蓝色玛瑙微粒残骸标准的北宋汝窑都是御定窑址专为皇家宫廷制作的北宋汝官窑，也许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神品由于地下环境的腐蚀已经面目全非，但它当年在陶瓷界至高无上的珍贵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当然，釉下玛瑙微粒残骸这一标准只能用来鉴定区别同样达到北宋汝窑标准的真正的北宋汝民窑，对于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大量北宋汝窑仿制品也许没用，因为也许这些汝窑仿制品已经掌握了这一工艺，在汝窑釉内添加了蓝色玛瑙粉末。
南宋学者一句话给我们提供了打开北宋汝官窑这扇神秘大门的钥匙，绝大多数号称北宋汝官窑的汝窑器经其检验都将现出原形。一句话，北宋汝官窑这顶皇冠不是谁想带就能带的，馆藏北宋汝窑不一定都是汝官窑，民藏北宋汝窑也不一定不是汝官窑，拍卖场高价成交的北宋汝窑不一定是汝官窑，被拍卖场拒之门外的也不一定不是汝官窑，这以实验依据为准，不以体制内权威专家主观意念为转移。
这里必须指出，民间存有的北宋汝官窑不是没有历史依据，除有来自宫廷流失的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南宋周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那句话，即在经过御拣后，一部分残次品退回窑场，可以出卖，这就证实了民间汝官窑是存在的，从清凉寺窑发掘出土大量碎瓷片也可看到，当年北宋汝官窑的产品的确不在少数，款式也远远不止馆藏那几种。当然，我们丝毫不怀疑北宋期间汝州许多民窑场汝窑器的制作水平，有的甚至不亚于御定窑场制作的汝官窑，也许正是为了区别这些类似贡品汝窑的民汝窑，凸现御定窑场产品的高贵，所以才有在汝官窑釉中加入在当时珍贵的玛瑙的特别工艺处理，而这种加入只是像征性的低含量加入，对釉质釉色开片等原有北宋汝官窑特征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注：因照相分辨率不够，本文所引用蓝色玛瑙微粒照片为网上借用，照片内容与葵口洗镜下类似。
联系：徐先生19805129024，13961791692（加微）
世间有究竟多少北宋汝窑？有说65件，有说百余件，有说远远超过这个数，真实数量可达数千件，这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北宋上百年期间在汝州范围内几百座窑场生产的汝窑产品，但基本是民窑产品；狭义是指北宋晚期宋徽宗御旨在御定窑址清凉寺窑烧制的北宋汝官窑，前者当年产量堪称巨量，目前存世数量肯定不在少数，有数千件之多完全有可能；后者由于20年极短烧制时间和严苛的挑选标准，存世数量极其稀少，南宋就已“近尤难得”，你说千年后的今天存世还会有多少？说稀世珍宝一点不为过。
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区别作为稀世珍宝的北宋汝官窑和存世量不少的北宋汝民窑？作为官窑在胎质，釉质，款式，制作精致程度等许多方面与民窑肯定有区别，实在区别不了，就看气质和神韵，但这些标准都是抽象笼统模糊的，如何看待这些标准，往往见仁见智，往往带有主观色彩，从而造成北宋汝窑鉴定被体制内专家所垄断，得出国家博物馆的都是汝官窑，民间的都是汝民窑或现代仿品的体制内约定俗成的鉴定结论。
其实，早在南宋就已出现北宋汝官窑的鉴定标准，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写道:“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标明北宋汝官窑有一个独特的用料及制作工艺，即玛瑙末入釉。至于为什么要用玛瑙入釉？对釉色，釉质，开片等方面有何影响？或单纯就是为了标明汝官窑的珍贵，这些目前网上争论不休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因为这一独特工艺处理，给北宋汝官窑发了身体证，其与汝民窑的鉴别就一目了然，复杂疑难笼统含混的区别标准一下变得简单明了，汝民窑做的再好，再神似汝官窑，只要用这一标准衡量一下，立马见分晓，因为在北宋汝州上百个窑址，除唯一的清凉寺窑作为御贡汝官窑窑址外，其它窑址所生产的所有汝窑器，没有一件釉内添加玛瑙。汝窑研究权威赵青云说过：“汝窑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最大的不同，就是汝官窑以玛瑙入釉。釉中含玛瑙是汝窑最独特的一个特点。”
怎样鉴定汝窑釉内是否添加玛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张福康等学者，曾用科技手段对古文献中提到的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的记载进行了实验性的验证，其通过实体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进行反复观察后，发现汝官窑釉中，存在极少量的未熔晶体残骸，根据其光性判断， 可能是石英，也可能是玛瑙，其晶体尺寸很小，用30倍的放大镜很难看到。其原因是玛瑙在磨成粉后，熔点高达1700度，所以在汝窑烧制主要温度的1100-1150之间，玛瑙极有可能未完全熔融存在于在釉中。并跟据与同时代临汝窑和钧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分析比较，汝官窑釉的玛瑙用量很少，最多不会超过5％。现今宝丰清凉寺汝窑博物馆窑炉遗址,遗留着一块当年留存的玛瑙末石头，这也证实了北宋汝官窑玛瑙入釉这一特征。另外，只要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民间也有不少北宋汝窑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网上发文，一致确认北宋汝官窑釉层下有微小的蓝色或其他色的有色微粒，这种微粒就是南宋人提到的玛瑙末入釉的未完全熔融的玛瑙晶体，只要用100倍放大镜就可看到这样的玛瑙微粒。遗憾的是，许多体制内专家在鉴定北宋汝官窑时，往往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一重量级鉴定标准。
我们不知道被认定为65件或100件的几大博物馆藏北宋汝官窑是否符合具备釉下玛瑙微粒的标准，在这里可以武断的下个结论：在这一标准衡量下，这些上百年来无人怀疑的馆藏北宋汝窑器，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不是来自北宋皇宫有序流传，绝大多数是来自明清期民间，肯定不会百分之百属于北宋汝官窑。反之，近四十年来出土且被民藏的数量不少的北宋汝窑中，一定含有珍贵的北宋汝官窑器。
这里介绍本人收藏的一件北宋汝窑器，北宋汝窑葵口洗。这是件釉面严重受蚀的汝窑器，受蚀程度几乎遍及整器釉面，从受蚀状况分析，严格的说，其受蚀原因可能并不是来自土壤酸碱腐蚀，因为釉面不见明显土侵土蚀斑痕，这件水仙盆釉面受蚀是来自于长达近千年的水气和空气的污染和风化，所以其受蚀几乎是涉及整器内外全部釉面，而且与土蚀相比是更深层更严重的，当然就整体污染风化程度而言，因摆放位置原因，不同部位也能见到程度的区别，并不是一律化的。具体表现为：1，釉面因污染风化严重脱玻化，几乎已没有汝窑原有的亚光泽，2：釉面因污染风化严重脱色，除少量残存釉色外，大部分釉面已看不到汝窑天青釉色，3：因风化釉面不少地方被蚀空，放大镜下可看到大大小小被蚀空的空洞，洞内可见细微污渍，4：大部分釉面因污染风化而变得糟糠化，糟糠化的颜色有的因污染少而纯清透明，有的因污染重而发灰发黑混沌不清，但放大镜下仍可看到虽然糟糠化但晶莹发亮的釉质。5：葵口洗口沿处因风化加上原来釉薄造成剥釉脱釉，露出灰白胎色；6：严重风化造成釉面裂隙，裂隙内参杂污渍，7：因釉面糟糠化，原来的釉面开片本色几乎被煙没，但受蚀较轻的釉面仍隐约看到北宋汝窑典型的冰裂开片纹。
我们知道，因为年代久远，北宋汝窑的所谓的传世品除明清皇宫有序流传外，在民间是非常稀有的，如果民间有北宋汝窑，那几乎百分百是地下出土器，百分百具有土侵土蚀的地下出土痕迹，鉴定北宋汝窑，应持与鉴定明清官窑相反观点，即明清官窑越葬越旧越可能是赝品，而北宋汝窑越亮越新越可能是仿品，即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汝窑绝大多数也是老旧相，绝无清乾隆瓷器那样的旧器如新感觉，从本件釉面严重风化受蚀看，这件汝窑葵口洗出自北宋应该是无疑的。关键是这件葵口洗是汝民窑还是汝官窑？因釉面严重受蚀，从釉质来作区分判断已不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制作工艺来作出判断鉴定，从做工上看，外撇的葵瓣排列如此整齐对称，弧度弯转自如，线条流畅，形体规整；釉面厚薄平整均匀；三个芝麻支钉如此对称，细小一致，与釉面平整一体，仅凭如此细微的制作处理就可见工艺之精细；在放大镜下晶莹透亮的釉质可见其非一般的釉料挑选，这些都可以说明该葵口洗有很大可能性是北宋汝官窑。除外，我们还可以用鉴定北宋汝官窑的铁标准——是否具备釉下玛瑙微粒残骸来最后鉴定这件葵口洗。
在100倍放大镜下，我们清晰地看到此件葵口洗釉下有残存的玛瑙微粒，它们具有以下特征：1：分布稀疏，少量而不均匀，在一个镜头范围内,可能一个微粒也没有，可能有多个微粒，证实只有5%的低含量，但不排除有的北宋汝官窑局部釉面都看不到蓝色玛瑙微粒，或看到大量集聚的蓝色玛瑙微粒；2：基本是蓝色玛瑙，很有可能为达到汝窑天青釉效果，特意选择蓝色玛瑙入釉，偶见紫红色和黄色玛瑙微粒晶体；3：玛瑙微粒面积总的很细小，在放大镜下约1毫米左右，但仍大小不一，有的一眼能明显看到，有的隐约看到，但不排除有大微粒；4：蓝色玛瑙微粒有的浮于釉表面，有的沉于釉下，颜色有深有淡，这或于釉内位置不同有关，或与熔融程度有关；5：这些位于不同层次的蓝色玛瑙微粒之所以能被看到，与微粒周围带有晶莹玉质感半透明半玻璃状的钙长石有关，白长石越洁白晶莹，蓝色玛瑙微粒越清晰，反之，如果白长石如果被腐蚀变色，则影响蓝色玛瑙微粒观察。钙长石是钙铝硅酸盐矿物，白色透明状，是北宋汝官窑的主要釉料成份。
可以断定，任何达到以上存在釉下蓝色玛瑙微粒残骸标准的北宋汝窑都是御定窑址专为皇家宫廷制作的北宋汝官窑，也许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神品由于地下环境的腐蚀已经面目全非，但它当年在陶瓷界至高无上的珍贵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当然，釉下玛瑙微粒残骸这一标准只能用来鉴定区别同样达到北宋汝窑标准的真正的北宋汝民窑，对于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大量北宋汝窑仿制品也许没用，因为也许这些汝窑仿制品已经掌握了这一工艺，在汝窑釉内添加了蓝色玛瑙粉末。
南宋学者一句话给我们提供了打开北宋汝官窑这扇神秘大门的钥匙，绝大多数号称北宋汝官窑的汝窑器经其检验都将现出原形。一句话，北宋汝官窑这顶皇冠不是谁想带就能带的，馆藏北宋汝窑不一定都是汝官窑，民藏北宋汝窑也不一定不是汝官窑，拍卖场高价成交的北宋汝窑不一定是汝官窑，被拍卖场拒之门外的也不一定不是汝官窑，这以实验依据为准，不以体制内权威专家主观意念为转移。
这里必须指出，民间存有的北宋汝官窑不是没有历史依据，除有来自宫廷流失的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南宋周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那句话，即在经过御拣后，一部分残次品退回窑场，可以出卖，这就证实了民间汝官窑是存在的，从清凉寺窑发掘出土大量碎瓷片也可看到，当年北宋汝官窑的产品的确不在少数，款式也远远不止馆藏那几种。当然，我们丝毫不怀疑北宋期间汝州许多民窑场汝窑器的制作水平，有的甚至不亚于御定窑场制作的汝官窑，也许正是为了区别这些类似贡品汝窑的民汝窑，凸现御定窑场产品的高贵，所以才有在汝官窑釉中加入在当时珍贵的玛瑙的特别工艺处理，而这种加入只是像征性的低含量加入，对釉质釉色开片等原有北宋汝官窑特征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注：因照相分辨率不够，本文所引用蓝色玛瑙微粒照片为网上借用，照片内容与葵口洗镜下类似。
联系：徐先生19805129024，13961791692（加微）
【#历史冷知识# 给知府算算明细账，看三年下来是否真有十万雪花银？】
谈到清代知府收入这个话题，最形象的说法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一个清廉的知府，一任三年下来就有十万两白银的进账。如果是这样，那么知府岁入就有33300两有余，刨去零头不计，至少也得有三万两进账了，而且还是纯收入。
那么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这里就以乾隆时期的淮安府知府陶易为例，来算一算明细账。为何要选陶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清官，在淮安知府任上给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符合“清知府”这个基本条件。
陶易是举人出身，是从知县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最终官至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陶易从直隶平定州知州升任淮安知府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按照官场惯例，新官上任（知县、知州、知府一类的地方正印官）先要到督抚衙门报到拿到上任证明，然后还要到布政使、按察使衙门拜见上司。这个过程虽然都是形式，但中间却少不了孝敬。
淮安府这个地方比较特殊，顶头上司除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外，还有常驻淮安的漕运总督，尽管漕运总督是专职总督不涉及地方行政，但毕竟官品高，少不了也要孝敬。
陶易还没有拿到淮安知府的官印，就要先孝敬两件总督800两，江苏巡抚、漕运总督各6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00两，这还不包括各种门包以及请客吃饭的开销，光是这笔开支就有2700两。
陶易到任后，照例也要接受下属的孝敬。清代淮安府下属山阳、清河、盐城、阜宁、安东、桃园六县，六个知县各300两孝敬，共1800两，一来一去陶易还要自掏腰包900两。这个数字不算多，基本还在承受的范围之内。
有人或许会问，御史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这些具体的数字八成是编出来的吧。这真不是瞎编，清代官场上对各种“孝敬”都是有具体数字作为参考的，富裕的省份孝敬得多，穷得省份孝敬得少。
换言之，一个知府给总督、巡抚送多少见面礼，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只能多不能少，否则就会被视为破坏游戏规则，是要穿小鞋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官场现形记》中说，一个叫瞿耐庵的候补官员千方百计谋得了湖北兴国州知州的实缺，走马上任，但他上任交接时因为得罪了前任的账房师爷，师爷为了报复他假造了一本秘密账本，结果他按照这个假账本上的数字给上司送礼，结果不到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
按照官场旧例，陶易上任时，前任知府会将一本“暗账”交接给他，上面详细记载着知府送给上司以及下属孝敬的具体数字。
那么作为淮安知府，陶易正常情况下，每年要拜会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次，这种拜会属于正常公务汇报。但也要送礼，具体是：两江总督总督1000两，漕运总督900两，巡抚800两，布政使700两，按察使600两，合计4000两。
此外清代官场上又有“三节两寿”的规定，即端午、中秋、年节以及上司和夫人生日。这些礼金也有具体数字：两位总督各600两，巡抚5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00两，三节两寿加起来则共计12000两。
当然淮安是个富裕的府，支出相对要多些，如果是一些偏远的府，那么这个数字至少也在8000两左右。
这样算下来，陶易在淮安知府任上每年的各种孝敬就有16000两，外加第一次拜会上司则为17800两。然而这肯定不是所有的支出项目，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上司检查工作，京城官员回乡探亲等等。大致估算，一年下来没有20000两肯定是不够的。
上面都是送礼的支出，用于公务的开支同样也不少。清代各衙门的正印官都要聘请师爷，根据政务的繁简程度师爷的人数不定。但钱粮、刑名、书启、账房这四个师爷是必不可少的。
其中钱粮、刑名师爷薪水最高，每年300至500两不等，书启、账房略低，300至200两不等。淮安府属于“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最要缺，所以师爷的工资肯定不低，四个加起来没有1500两是交代不了的。
同样知府也有陋规，下属的六个知县每年要孝敬，三节两寿的固定标准是200两，计6000两，外加见面礼1800两，合计7800两。陶易的支出是21500两，而收入只有7800两，赤字为13700两。这么大的窟窿怎么补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收赋税，从百姓身上榨取。
淮安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余顷，在正税之外每亩土地则要额外多收一分至三分银子，陶易是个口碑很好的清官，且以多收一分计，那么就能多收大概17000两左右，这笔钱刚好补了窟窿，还能剩下三千多两，如果加上微薄的年俸105两，估计也只能够日常开销了。
所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过是个伪命题，只有少数善于理财的官员才能做到，这些地方官员拼命榨取的陋规，说到底最终还是流向了金字塔尖，全都汇集到了各省督抚和京城大员的口袋中。
注：本文的数据参考来自《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以及各种野史笔记，未必确实仅供参考。
谈到清代知府收入这个话题，最形象的说法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一个清廉的知府，一任三年下来就有十万两白银的进账。如果是这样，那么知府岁入就有33300两有余，刨去零头不计，至少也得有三万两进账了，而且还是纯收入。
那么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这里就以乾隆时期的淮安府知府陶易为例，来算一算明细账。为何要选陶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清官，在淮安知府任上给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符合“清知府”这个基本条件。
陶易是举人出身，是从知县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最终官至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陶易从直隶平定州知州升任淮安知府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按照官场惯例，新官上任（知县、知州、知府一类的地方正印官）先要到督抚衙门报到拿到上任证明，然后还要到布政使、按察使衙门拜见上司。这个过程虽然都是形式，但中间却少不了孝敬。
淮安府这个地方比较特殊，顶头上司除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外，还有常驻淮安的漕运总督，尽管漕运总督是专职总督不涉及地方行政，但毕竟官品高，少不了也要孝敬。
陶易还没有拿到淮安知府的官印，就要先孝敬两件总督800两，江苏巡抚、漕运总督各6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00两，这还不包括各种门包以及请客吃饭的开销，光是这笔开支就有2700两。
陶易到任后，照例也要接受下属的孝敬。清代淮安府下属山阳、清河、盐城、阜宁、安东、桃园六县，六个知县各300两孝敬，共1800两，一来一去陶易还要自掏腰包900两。这个数字不算多，基本还在承受的范围之内。
有人或许会问，御史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这些具体的数字八成是编出来的吧。这真不是瞎编，清代官场上对各种“孝敬”都是有具体数字作为参考的，富裕的省份孝敬得多，穷得省份孝敬得少。
换言之，一个知府给总督、巡抚送多少见面礼，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只能多不能少，否则就会被视为破坏游戏规则，是要穿小鞋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官场现形记》中说，一个叫瞿耐庵的候补官员千方百计谋得了湖北兴国州知州的实缺，走马上任，但他上任交接时因为得罪了前任的账房师爷，师爷为了报复他假造了一本秘密账本，结果他按照这个假账本上的数字给上司送礼，结果不到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
按照官场旧例，陶易上任时，前任知府会将一本“暗账”交接给他，上面详细记载着知府送给上司以及下属孝敬的具体数字。
那么作为淮安知府，陶易正常情况下，每年要拜会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次，这种拜会属于正常公务汇报。但也要送礼，具体是：两江总督总督1000两，漕运总督900两，巡抚800两，布政使700两，按察使600两，合计4000两。
此外清代官场上又有“三节两寿”的规定，即端午、中秋、年节以及上司和夫人生日。这些礼金也有具体数字：两位总督各600两，巡抚5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00两，三节两寿加起来则共计12000两。
当然淮安是个富裕的府，支出相对要多些，如果是一些偏远的府，那么这个数字至少也在8000两左右。
这样算下来，陶易在淮安知府任上每年的各种孝敬就有16000两，外加第一次拜会上司则为17800两。然而这肯定不是所有的支出项目，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上司检查工作，京城官员回乡探亲等等。大致估算，一年下来没有20000两肯定是不够的。
上面都是送礼的支出，用于公务的开支同样也不少。清代各衙门的正印官都要聘请师爷，根据政务的繁简程度师爷的人数不定。但钱粮、刑名、书启、账房这四个师爷是必不可少的。
其中钱粮、刑名师爷薪水最高，每年300至500两不等，书启、账房略低，300至200两不等。淮安府属于“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最要缺，所以师爷的工资肯定不低，四个加起来没有1500两是交代不了的。
同样知府也有陋规，下属的六个知县每年要孝敬，三节两寿的固定标准是200两，计6000两，外加见面礼1800两，合计7800两。陶易的支出是21500两，而收入只有7800两，赤字为13700两。这么大的窟窿怎么补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收赋税，从百姓身上榨取。
淮安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余顷，在正税之外每亩土地则要额外多收一分至三分银子，陶易是个口碑很好的清官，且以多收一分计，那么就能多收大概17000两左右，这笔钱刚好补了窟窿，还能剩下三千多两，如果加上微薄的年俸105两，估计也只能够日常开销了。
所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过是个伪命题，只有少数善于理财的官员才能做到，这些地方官员拼命榨取的陋规，说到底最终还是流向了金字塔尖，全都汇集到了各省督抚和京城大员的口袋中。
注：本文的数据参考来自《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以及各种野史笔记，未必确实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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