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眠之谜】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有一个强壮的古怪老人,名叫奥尔·赤津。他住在新泽西州特基顿郊外的小屋里。这是间普通的小屋顶，与另外一些作为住宅的小屋差不多多[绿丝带]。但是走入小屋你就会发现它的不同之处---在奥尔·赤津的小屋里，没有床，甚至连吊床都没有。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房子怎么会没有床呢？[美国队长][最右]#大航海时代# https://t.cn/8kVEWGJ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芜湖文旅那些事儿# 站在C位的广济寺塔
位于赭山的广济寺塔，一直深受芜湖百姓的关注，除了广济寺塔，人们又称它为赭塔，或赭山塔。本期“国保新成员”就来聊聊这座近千年的古塔……
在芜湖历史上，东西南北各有一名寺；东有能仁寺，西有吉祥寺，南有普济寺，北有广济寺。如今，芜湖的这四大名寺，仅广济寺尚存。广济寺中有座广济寺塔，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著名的“赭塔晴岚”即指此处。赭塔晴岚在芜湖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也远非其它风景名胜所能比肩。无论是元代延祐年间芜湖县尹欧阳玄主持考订的“芜湖八景”，还是1997年芜湖评出的新十景，赭塔晴岚都稳居诸景之首。因此，广济寺塔早在1981年就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
广济寺塔坐落在广济寺北寺南北轴线北端的赭山上。它始建于北宋治平二年（1065），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塔为六角五层，底层每边长3.62米，通高26.8米，仿木楼阁空筒式砖塔，塔室内以木梯登塔。塔外壁每层各收分一柱径，二层以上各角均设倚柱；门、窗错向开设，外壁粉白；墙面嵌有佛像、佛龛以及砖制隐窗；屋檐、平坐均以砖制斗栱承挑，属于仿木结构形制。塔刹为葫芦式样，铸铁材质。塔内曾供奉一尊神兽塑像，名为“谛听”，相传说是当年金乔觉渡海南时的坐骑。
关于广济寺塔的建造年代，以前一直有一误传，说始建于东吴赤乌二年。清代黄钺《于湖竹枝词》之七：“飞锅来覆塔尖穿，风铎无声不计年。汉瓦秦当收拾尽，何人藏弆赤乌砖。”即指此事。后来经考证，塔真实建造年代应为北宋治平二年（1065），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为此特意加了一段说明：“赭山塔在地藏殿后。宋治平二年邑人孙日汇建。为邑中八景之一……赭山塔误赤乌年，寒壁摩崖骆氏镌。一例粗疏凭耳食，悔从古老谬流传。赭山塔向传为赤乌二年造，盖因城隍庙误也。近日修塔，得顶上石刻，始知为北宋初建。”此后，广济寺塔属宋塔，逐成定论。
市文物局业务部主任石宝友告诉记者，广济寺塔作为一处千年古塔,它的最大亮点在于：虽经近千年岁月的侵蚀，塔的结构形制却基本保持原貌，没有太大的改变，时代特征明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广济寺塔是江南地区保存至今而为数不多的北宋高层砖构建筑的实例，从其自身的传续过程中可以看出，一项优秀建筑自会得到社会的认同与保护。石宝友说，广济寺塔具有极强的建筑特色，它的体量不大，可谓小巧玲珑。砖制技艺非常娴熟，砌筑水平很高，尺寸把握精确，整个塔身比例均衡，结构设置科学，稳定牢固，外形小巧玲珑，隐窗制作规矩，纹饰组合新颖别致，外立面装饰效果极佳；砖雕佛像、佛龛工艺水平极高，整座塔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广济寺塔是我国南方地区北宋砖塔的重要案例之一，更是安徽南部现存的具有北方佛塔特点的砖构高层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很高的稀珍性和研究价值。这是该塔此次被公布为“国保”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在谈及广济寺塔的文物价值时，石宝友告诉记者，广济寺塔始建于北宋，在外立面造型上，与芜湖市繁昌县板子矶塔、无为县黄金塔一、二层、蒙城万佛塔、江苏苏州云岩寺塔、上海青浦吉云禅师塔等相类似，瘦高挺拔，巍然屹立。
在出檐及平坐承挑结构上（斗栱形制），广济寺塔与繁昌板之矶塔、无为黄金塔、河南开封祐国寺塔等相类似。
在塔壁装修如隐窗等方面，广济寺塔与安徽省广德县的天寿寺塔、蒙城县的万佛塔、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等相类似。
在平面形制上（六角形），广济寺塔与无为黄金塔、广德天寿寺塔、苏州上方山楞枷寺塔、浙江天台国清寺塔、江西九江能仁寺大胜塔、河南开封繁塔等宋塔相一致。
经上述对比分析，可以基本确定广济寺塔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符合第八批国保单位古建筑类中“元代（含元代）以前单独存在的古塔”的申报要求。
广济寺塔不仅塔体保存得非常完整，而且其所处位置同样也基本保持着历史上原有格局，人文、自然环境都很优美。塔的东边是广场及广济寺僧房；西边的滴翠轩，曾经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在芜湖的读书处；南边是广济寺的地藏王殿；北靠赭山。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是我市其他风景区所难以企及的。
三
广济寺塔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自始建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直未有修缮的史料记载。而它身旁的广济寺，仅在明清之际，就有过多次大修的记载。广济寺塔最近的一次修缮是1996年-1997年。那次修缮严格按照文物保护，采用“现状整修”方案，对塔的一些具有结构失稳部位进行了修理添配，以确保它的安全使用。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这次维修，也采用了石灰砂浆，只用了少许低标号水泥，运用传统的手法、技艺，做旧而不乱真，所以竣工后，整体上看虽然视觉上略有差异，但仍然保持了古朴老旧的原貌。据此次修缮的亲历者孙栋华回忆，在维修中，通过对广济寺塔的塔体原有建筑材料的分析，发现石灰砂浆中采用了棉筋，这是清代所用的材料，说明该塔在清代曾经维修过。因为在民国以后，石灰砂浆中采用的就是草筋了。至于清代维修的具体年代，因为没有文献可考，也就无法确定了。
四
做为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广济寺塔又怎能少得了文人墨客的眷顾。事实也的确如此，古往今来，黄庭坚、苏轼、吴敬梓……在留恋赭塔晴岚迷人景色的同时，也留下许多玑珠之文。
早在元代，当时的芜湖县尹欧阳玄曾分别为古八景各赋诗一首，其中第一首就是《赭塔晴岚》：“山分一股到江皋，寺占山腰压翠鳌。四壁白云僧不扫，一竿红日塔争高。龛灯未灭林鸦起，花雨初收野鹿嗥。千古玩鞭亭下道，相传曾挂赭黄袍。”
最著名的当数査慎行的那首《登芜湖浮图》：“落帽家山记几行，弟兄南北各伤神。茱萸明日重阳酒，五处登高各一人。”诗的题目中“芜湖浮图”，即指广济寺塔。
广济寺已经走过了近千年岁月，它已经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最深处。现在它又有了“国保新成员”的身份，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它会在全市人民的精心呵护下，越来越美丽。
图2：清末时的广济寺塔
图3：上世纪二十年代广济寺塔
图4：上世纪三十年代广济寺塔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胡彩喜 摄，老照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位于赭山的广济寺塔，一直深受芜湖百姓的关注，除了广济寺塔，人们又称它为赭塔，或赭山塔。本期“国保新成员”就来聊聊这座近千年的古塔……
在芜湖历史上，东西南北各有一名寺；东有能仁寺，西有吉祥寺，南有普济寺，北有广济寺。如今，芜湖的这四大名寺，仅广济寺尚存。广济寺中有座广济寺塔，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著名的“赭塔晴岚”即指此处。赭塔晴岚在芜湖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也远非其它风景名胜所能比肩。无论是元代延祐年间芜湖县尹欧阳玄主持考订的“芜湖八景”，还是1997年芜湖评出的新十景，赭塔晴岚都稳居诸景之首。因此，广济寺塔早在1981年就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
广济寺塔坐落在广济寺北寺南北轴线北端的赭山上。它始建于北宋治平二年（1065），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塔为六角五层，底层每边长3.62米，通高26.8米，仿木楼阁空筒式砖塔，塔室内以木梯登塔。塔外壁每层各收分一柱径，二层以上各角均设倚柱；门、窗错向开设，外壁粉白；墙面嵌有佛像、佛龛以及砖制隐窗；屋檐、平坐均以砖制斗栱承挑，属于仿木结构形制。塔刹为葫芦式样，铸铁材质。塔内曾供奉一尊神兽塑像，名为“谛听”，相传说是当年金乔觉渡海南时的坐骑。
关于广济寺塔的建造年代，以前一直有一误传，说始建于东吴赤乌二年。清代黄钺《于湖竹枝词》之七：“飞锅来覆塔尖穿，风铎无声不计年。汉瓦秦当收拾尽，何人藏弆赤乌砖。”即指此事。后来经考证，塔真实建造年代应为北宋治平二年（1065），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为此特意加了一段说明：“赭山塔在地藏殿后。宋治平二年邑人孙日汇建。为邑中八景之一……赭山塔误赤乌年，寒壁摩崖骆氏镌。一例粗疏凭耳食，悔从古老谬流传。赭山塔向传为赤乌二年造，盖因城隍庙误也。近日修塔，得顶上石刻，始知为北宋初建。”此后，广济寺塔属宋塔，逐成定论。
市文物局业务部主任石宝友告诉记者，广济寺塔作为一处千年古塔,它的最大亮点在于：虽经近千年岁月的侵蚀，塔的结构形制却基本保持原貌，没有太大的改变，时代特征明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广济寺塔是江南地区保存至今而为数不多的北宋高层砖构建筑的实例，从其自身的传续过程中可以看出，一项优秀建筑自会得到社会的认同与保护。石宝友说，广济寺塔具有极强的建筑特色，它的体量不大，可谓小巧玲珑。砖制技艺非常娴熟，砌筑水平很高，尺寸把握精确，整个塔身比例均衡，结构设置科学，稳定牢固，外形小巧玲珑，隐窗制作规矩，纹饰组合新颖别致，外立面装饰效果极佳；砖雕佛像、佛龛工艺水平极高，整座塔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广济寺塔是我国南方地区北宋砖塔的重要案例之一，更是安徽南部现存的具有北方佛塔特点的砖构高层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很高的稀珍性和研究价值。这是该塔此次被公布为“国保”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在谈及广济寺塔的文物价值时，石宝友告诉记者，广济寺塔始建于北宋，在外立面造型上，与芜湖市繁昌县板子矶塔、无为县黄金塔一、二层、蒙城万佛塔、江苏苏州云岩寺塔、上海青浦吉云禅师塔等相类似，瘦高挺拔，巍然屹立。
在出檐及平坐承挑结构上（斗栱形制），广济寺塔与繁昌板之矶塔、无为黄金塔、河南开封祐国寺塔等相类似。
在塔壁装修如隐窗等方面，广济寺塔与安徽省广德县的天寿寺塔、蒙城县的万佛塔、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等相类似。
在平面形制上（六角形），广济寺塔与无为黄金塔、广德天寿寺塔、苏州上方山楞枷寺塔、浙江天台国清寺塔、江西九江能仁寺大胜塔、河南开封繁塔等宋塔相一致。
经上述对比分析，可以基本确定广济寺塔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符合第八批国保单位古建筑类中“元代（含元代）以前单独存在的古塔”的申报要求。
广济寺塔不仅塔体保存得非常完整，而且其所处位置同样也基本保持着历史上原有格局，人文、自然环境都很优美。塔的东边是广场及广济寺僧房；西边的滴翠轩，曾经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在芜湖的读书处；南边是广济寺的地藏王殿；北靠赭山。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是我市其他风景区所难以企及的。
三
广济寺塔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自始建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直未有修缮的史料记载。而它身旁的广济寺，仅在明清之际，就有过多次大修的记载。广济寺塔最近的一次修缮是1996年-1997年。那次修缮严格按照文物保护，采用“现状整修”方案，对塔的一些具有结构失稳部位进行了修理添配，以确保它的安全使用。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这次维修，也采用了石灰砂浆，只用了少许低标号水泥，运用传统的手法、技艺，做旧而不乱真，所以竣工后，整体上看虽然视觉上略有差异，但仍然保持了古朴老旧的原貌。据此次修缮的亲历者孙栋华回忆，在维修中，通过对广济寺塔的塔体原有建筑材料的分析，发现石灰砂浆中采用了棉筋，这是清代所用的材料，说明该塔在清代曾经维修过。因为在民国以后，石灰砂浆中采用的就是草筋了。至于清代维修的具体年代，因为没有文献可考，也就无法确定了。
四
做为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广济寺塔又怎能少得了文人墨客的眷顾。事实也的确如此，古往今来，黄庭坚、苏轼、吴敬梓……在留恋赭塔晴岚迷人景色的同时，也留下许多玑珠之文。
早在元代，当时的芜湖县尹欧阳玄曾分别为古八景各赋诗一首，其中第一首就是《赭塔晴岚》：“山分一股到江皋，寺占山腰压翠鳌。四壁白云僧不扫，一竿红日塔争高。龛灯未灭林鸦起，花雨初收野鹿嗥。千古玩鞭亭下道，相传曾挂赭黄袍。”
最著名的当数査慎行的那首《登芜湖浮图》：“落帽家山记几行，弟兄南北各伤神。茱萸明日重阳酒，五处登高各一人。”诗的题目中“芜湖浮图”，即指广济寺塔。
广济寺已经走过了近千年岁月，它已经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最深处。现在它又有了“国保新成员”的身份，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它会在全市人民的精心呵护下，越来越美丽。
图2：清末时的广济寺塔
图3：上世纪二十年代广济寺塔
图4：上世纪三十年代广济寺塔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胡彩喜 摄，老照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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