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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绿色金融在亚洲的实践
原创 亚洲金融智库 亚洲金融智库
智库专家｜刘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1年一季度虽面临春季疫情考验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受到疫后刺激政策的持续支持，亚洲地区经济陆续回温，大部分经济体GDP均实现了增长，三大产业均有上升，消费需求明显提升，投资保持增长势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集团认为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和低碳金融这些概念都指的是“对金融资源的使用”。绿色金融可用于资助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其中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效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在2018年列出以下通常被认为是“绿色”的项目：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污染预防和控制；环境可持续的生物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管理；陆地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交通；可持续的水和废水管理；气候变化适应；生态效率和/或循环经济适应的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绿色建筑。绿色金融为这些领域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环境保护及治理。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亚洲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倡议与组织的规模仍相对较小，绿色可持续主题的金融活动也相对较少。亚洲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资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为主，随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加剧，这些国家将面临巨大挑战，未来经济增长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路径。
一、亚洲绿色金融发展背景及重要性
首先，亚洲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避免最坏的气候变化结果，亚洲各国需要通过新的金融工具和政策来扩大提供环境效益的融资规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了调动绿色资金的重要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全面实施《巴黎协定》[1]的长期气候目标，到2030年，每年需要1.5万亿美元的绿色融资。
其次，据世界银行统计，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上升8.5摄氏度，这将会至少造成１亿人的极端贫穷。而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均为亚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减少碳排放需求的背景下，亚洲地区需要大量投资建设绿色和抗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根据 2017 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16 至 2030 年亚洲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缺口为总额 26.2 万亿美元（或每年 1.7 万亿美元）。因此，金融部门必将在这一“绿色转型”中发挥核心作用。
最后，亚洲地区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筹集绿色资金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将发生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客观上也需要在亚洲扩大绿色金融的规模。
二、亚洲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从发展取得的成效来看。首先，亚洲绿色金融资产规模持续扩大。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的报告显示，2014-2016年，日本市场可持续投资资产从70亿美元增长至4736亿美元；其次，亚洲各国尝试建立绿色金融标准。2009年6月，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推出东盟首个绿色指数，为其他国家推出同类证券指数奠定了基础。2013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指数。但目前各国绿色指数设定和标准不同，尚未建立统一的统计方法，使得绿色交易指数很难进行横向对比；第三，亚洲各国正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全球目前已形成了三个绿色金融相关的主要合作网络，分别是2012年的“可持续发展银行网络”，2017年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网络”，以及2017年的“绿色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网络”。
从发展特征来看。首先，亚洲绿色信贷发展日益成熟，绿色债券市场成长迅速。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亚洲绿色银行业务的开拓者。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数据，亚太地区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于2018和2019年连续两年排名第二，2019年发行量约为1836亿美元，同比2018年增长29%。2020年亚太市场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回落，而绿债体量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疫情影响，防疫相关债券（如医药、健康等领域等）体量增加。其次，绿色保险进行了跨品种创新。近期亚太地区绿色保险的焦点在巨灾债券上，即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进行赔付。2017年1-6月全球发行的此类债券价值达到110亿美元;第三，亚洲各国初步建立起绿色金融发展内控机制。利用各种激励机制来降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成本，扩大了绿色金融的规模。
三、亚洲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与创新
在绿色金融迅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从微观层面，亚洲各国、各机构的绿色实践层出不穷，为各产业链的绿色转型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不乏一些优秀实践经验，可供绿色实践者们借鉴。由亚洲合作金融协会发布的《亚洲合作金融协会绿色金融实践报告（2020）》[2]，收集了62个亚洲地区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分别来自48家金融机构。其中有4个分别来巴基斯坦，阿布扎比，法国和英国；中国香港2个，中国内地56个。
案例根据项目类型分为：保险，银行贷款，债券，资产证券化（ABS），基金，股权融资，与其他7大类，其中债券与银行贷款类占最大比例，分别为20个与18个。保险类3个，ABS3个，基金产品3个，股权融资6个，其他绿色金融产品9个。
在七类绿色案例中，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分别占比32%和29%，总体约占总样本案例的61%。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为31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513亿美元，排名第二。从长期来讲，绿债不仅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也可以吸引境外绿色偏好性机构投资者。
详情链接：https://t.cn/A6xOvcOZ
刘锋：绿色金融在亚洲的实践
原创 亚洲金融智库 亚洲金融智库
智库专家｜刘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1年一季度虽面临春季疫情考验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受到疫后刺激政策的持续支持，亚洲地区经济陆续回温，大部分经济体GDP均实现了增长，三大产业均有上升，消费需求明显提升，投资保持增长势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集团认为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和低碳金融这些概念都指的是“对金融资源的使用”。绿色金融可用于资助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其中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效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在2018年列出以下通常被认为是“绿色”的项目：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污染预防和控制；环境可持续的生物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管理；陆地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交通；可持续的水和废水管理；气候变化适应；生态效率和/或循环经济适应的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绿色建筑。绿色金融为这些领域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环境保护及治理。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亚洲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倡议与组织的规模仍相对较小，绿色可持续主题的金融活动也相对较少。亚洲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资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为主，随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加剧，这些国家将面临巨大挑战，未来经济增长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路径。
一、亚洲绿色金融发展背景及重要性
首先，亚洲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避免最坏的气候变化结果，亚洲各国需要通过新的金融工具和政策来扩大提供环境效益的融资规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了调动绿色资金的重要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全面实施《巴黎协定》[1]的长期气候目标，到2030年，每年需要1.5万亿美元的绿色融资。
其次，据世界银行统计，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上升8.5摄氏度，这将会至少造成１亿人的极端贫穷。而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均为亚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减少碳排放需求的背景下，亚洲地区需要大量投资建设绿色和抗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根据 2017 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16 至 2030 年亚洲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缺口为总额 26.2 万亿美元（或每年 1.7 万亿美元）。因此，金融部门必将在这一“绿色转型”中发挥核心作用。
最后，亚洲地区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筹集绿色资金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将发生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客观上也需要在亚洲扩大绿色金融的规模。
二、亚洲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从发展取得的成效来看。首先，亚洲绿色金融资产规模持续扩大。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的报告显示，2014-2016年，日本市场可持续投资资产从70亿美元增长至4736亿美元；其次，亚洲各国尝试建立绿色金融标准。2009年6月，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推出东盟首个绿色指数，为其他国家推出同类证券指数奠定了基础。2013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指数。但目前各国绿色指数设定和标准不同，尚未建立统一的统计方法，使得绿色交易指数很难进行横向对比；第三，亚洲各国正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全球目前已形成了三个绿色金融相关的主要合作网络，分别是2012年的“可持续发展银行网络”，2017年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网络”，以及2017年的“绿色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网络”。
从发展特征来看。首先，亚洲绿色信贷发展日益成熟，绿色债券市场成长迅速。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亚洲绿色银行业务的开拓者。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数据，亚太地区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于2018和2019年连续两年排名第二，2019年发行量约为1836亿美元，同比2018年增长29%。2020年亚太市场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回落，而绿债体量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疫情影响，防疫相关债券（如医药、健康等领域等）体量增加。其次，绿色保险进行了跨品种创新。近期亚太地区绿色保险的焦点在巨灾债券上，即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进行赔付。2017年1-6月全球发行的此类债券价值达到110亿美元;第三，亚洲各国初步建立起绿色金融发展内控机制。利用各种激励机制来降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成本，扩大了绿色金融的规模。
三、亚洲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与创新
在绿色金融迅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从微观层面，亚洲各国、各机构的绿色实践层出不穷，为各产业链的绿色转型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不乏一些优秀实践经验，可供绿色实践者们借鉴。由亚洲合作金融协会发布的《亚洲合作金融协会绿色金融实践报告（2020）》[2]，收集了62个亚洲地区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分别来自48家金融机构。其中有4个分别来巴基斯坦，阿布扎比，法国和英国；中国香港2个，中国内地56个。
案例根据项目类型分为：保险，银行贷款，债券，资产证券化（ABS），基金，股权融资，与其他7大类，其中债券与银行贷款类占最大比例，分别为20个与18个。保险类3个，ABS3个，基金产品3个，股权融资6个，其他绿色金融产品9个。
在七类绿色案例中，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分别占比32%和29%，总体约占总样本案例的61%。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为31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513亿美元，排名第二。从长期来讲，绿债不仅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也可以吸引境外绿色偏好性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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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房地产下行将如何演变，政策放松有何可期？
汪涛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房地产活动走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下行风险之一
当前房地产市场走弱不仅仅是由于政策收紧，更是长期房地产需求走弱和恒大债务事件溢出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房地产活动或将进一步走弱；如果不适度放松政策，2022年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或将下跌20%以上、投资下跌10%以上。鉴于房地产活动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合计拉动中国GDP增长25%左右，上述潜在的房地产下行或将导致经济硬着陆（2022年GDP增速降至4%或以下）。同时，这也将导致债务违约率显著上升，令银行体系和地方政府承压。
政策务实而不教条，预计政策将适度放松以缓解下行压力
我们认为政府现在比过去更加注重遏制过高的房地产杠杆和房价上涨。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房地产相关风险，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些硬性指标。2021年上半年房地产活动强劲增长，近几个月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PPI居高不下、与房地产活动下行脱钩，这些因素可能掩盖了房地产活动下行的严重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政策并没有明显放松。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政府将适度放松政策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维护宏观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基准预测下，我们预计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在2022年中开始企稳，全年下跌10-12%。
政策放松有何可期？
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有待改善，具体措施可以包括：适度放松房贷限制、加快房贷审批，放松开发商获取银行贷款和在岸债券市场融资的限制，合理放松部分预售资金过紧的管控等。部分地方政府可以放松目前偏紧的限购和限价政策，加快公租房建设。此外，政府还可以提振基建投资，通过降准和放松信贷政策支持信贷温和反弹。若11-12月房地产和经济数据表现不佳，12月中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提出稳定房地产行业发展、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随后可能会降准。到明年3月，房地产市场的走弱幅度和相关影响应会更为清晰，在两会期间或之后可能会出台更积极的政策放松。
存在政策放松时点滞后或力度不足的风险
基准情形下我们预计政府将逐步放松相关政策，但也存在政策放松时点滞后或力度不足的风险。政府可能对房地产活动下行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或者地方政府可能会被其他目标分散精力。如果未能及时疏通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渠道，可能会使目前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的公司陷入困境。此外，如果政策放松的时间过晚，购房者的预期和情绪可能很难扭转。不过最近政府已开始边际放松房地产政策。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时点包括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月初各政府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和领导层发言，以及3月初全国两会。同时，投资者还应关注2021年底信贷增长和基建投资是否会反弹。
目前的房地产活动下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仅仅因为政策收紧。在经历了由高速增长和城市化驱动的二十年繁荣时期后，在过去数年中，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随着主要购房群体（25-44岁）人口下降和进城农民工数量增长放缓，且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高达80%以上，居民部门杠杆率也已经升至可支配收入的100%以上，支撑中国房地产需求的基本面因素进一步走弱。棚改货币化安置推动了2016-18年住房需求超过实际潜在水平，但这一支撑因素现在已经消退。此外，疫情后的房地产被抑制需求释放也已基本结束。为了控制房价并遏制房地产杠杆和相关风险，政府收紧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并在2021年初收紧了房贷，以抑制主要城市房价的持续攀升。自2021年年中以来，恒大债务问题导致其他开发商的融资渠道基本被切断、市场情绪走弱，同时购房者担心住房无法交付和房价下跌（参见解析中国房地产行业）。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三季度和10月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出现双位数下跌（三季度同比分别下跌12.5%和17.4%，10月份分别同比下跌21.7%和33.1%）。9月份房地产投资开始同比下跌，10月份同比跌幅小幅扩大到5.4%。
房地产活动下行可能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此前所述，房地产活动下行主要通过建设活动（以及房地产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对居民的财务状况影响有限。这是因为房地产活动（包括住宅和非住宅）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合计拉动中国GDP增长25%左右，但居民购房首付比例较高，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可控。房地产建设活动大幅走弱可能拖累建材和机械等需求下滑，以及影响家电和汽车消费，我们估计房地产活动下跌10%可能拖累GDP增速约2.5个百分点（包括多轮影响）。此外，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整体预算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收入减少也可能削弱地方政府投资基建的能力，不过增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可以部分抵消其影响。另一方面，房地产活动走弱对消费的影响应有限，因为住房抵押贷款规模较小，且过去10-20年房价也已翻了几番。不过，房地产活动下跌必然会冲击劳动力市场，进而拖累消费。房地产活动走弱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开发商债务和房贷违约率上升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我们估计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总敞口可能相当于银行总贷款规模的50-60%。很大一部分信托和理财产品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并且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部分企业借款都以土地和房产作为抵押。虽然提高监管容忍度和增加流动性可以控制系统性风险，但未来几年违约和不良贷款都可能会令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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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房地产活动走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下行风险之一
当前房地产市场走弱不仅仅是由于政策收紧，更是长期房地产需求走弱和恒大债务事件溢出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房地产活动或将进一步走弱；如果不适度放松政策，2022年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或将下跌20%以上、投资下跌10%以上。鉴于房地产活动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合计拉动中国GDP增长25%左右，上述潜在的房地产下行或将导致经济硬着陆（2022年GDP增速降至4%或以下）。同时，这也将导致债务违约率显著上升，令银行体系和地方政府承压。
政策务实而不教条，预计政策将适度放松以缓解下行压力
我们认为政府现在比过去更加注重遏制过高的房地产杠杆和房价上涨。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房地产相关风险，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些硬性指标。2021年上半年房地产活动强劲增长，近几个月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PPI居高不下、与房地产活动下行脱钩，这些因素可能掩盖了房地产活动下行的严重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政策并没有明显放松。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政府将适度放松政策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维护宏观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基准预测下，我们预计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在2022年中开始企稳，全年下跌10-12%。
政策放松有何可期？
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有待改善，具体措施可以包括：适度放松房贷限制、加快房贷审批，放松开发商获取银行贷款和在岸债券市场融资的限制，合理放松部分预售资金过紧的管控等。部分地方政府可以放松目前偏紧的限购和限价政策，加快公租房建设。此外，政府还可以提振基建投资，通过降准和放松信贷政策支持信贷温和反弹。若11-12月房地产和经济数据表现不佳，12月中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提出稳定房地产行业发展、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随后可能会降准。到明年3月，房地产市场的走弱幅度和相关影响应会更为清晰，在两会期间或之后可能会出台更积极的政策放松。
存在政策放松时点滞后或力度不足的风险
基准情形下我们预计政府将逐步放松相关政策，但也存在政策放松时点滞后或力度不足的风险。政府可能对房地产活动下行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或者地方政府可能会被其他目标分散精力。如果未能及时疏通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渠道，可能会使目前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的公司陷入困境。此外，如果政策放松的时间过晚，购房者的预期和情绪可能很难扭转。不过最近政府已开始边际放松房地产政策。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时点包括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月初各政府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和领导层发言，以及3月初全国两会。同时，投资者还应关注2021年底信贷增长和基建投资是否会反弹。
目前的房地产活动下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仅仅因为政策收紧。在经历了由高速增长和城市化驱动的二十年繁荣时期后，在过去数年中，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随着主要购房群体（25-44岁）人口下降和进城农民工数量增长放缓，且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高达80%以上，居民部门杠杆率也已经升至可支配收入的100%以上，支撑中国房地产需求的基本面因素进一步走弱。棚改货币化安置推动了2016-18年住房需求超过实际潜在水平，但这一支撑因素现在已经消退。此外，疫情后的房地产被抑制需求释放也已基本结束。为了控制房价并遏制房地产杠杆和相关风险，政府收紧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并在2021年初收紧了房贷，以抑制主要城市房价的持续攀升。自2021年年中以来，恒大债务问题导致其他开发商的融资渠道基本被切断、市场情绪走弱，同时购房者担心住房无法交付和房价下跌（参见解析中国房地产行业）。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三季度和10月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出现双位数下跌（三季度同比分别下跌12.5%和17.4%，10月份分别同比下跌21.7%和33.1%）。9月份房地产投资开始同比下跌，10月份同比跌幅小幅扩大到5.4%。
房地产活动下行可能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此前所述，房地产活动下行主要通过建设活动（以及房地产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对居民的财务状况影响有限。这是因为房地产活动（包括住宅和非住宅）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合计拉动中国GDP增长25%左右，但居民购房首付比例较高，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可控。房地产建设活动大幅走弱可能拖累建材和机械等需求下滑，以及影响家电和汽车消费，我们估计房地产活动下跌10%可能拖累GDP增速约2.5个百分点（包括多轮影响）。此外，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整体预算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收入减少也可能削弱地方政府投资基建的能力，不过增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可以部分抵消其影响。另一方面，房地产活动走弱对消费的影响应有限，因为住房抵押贷款规模较小，且过去10-20年房价也已翻了几番。不过，房地产活动下跌必然会冲击劳动力市场，进而拖累消费。房地产活动走弱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开发商债务和房贷违约率上升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我们估计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总敞口可能相当于银行总贷款规模的50-60%。很大一部分信托和理财产品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并且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部分企业借款都以土地和房产作为抵押。虽然提高监管容忍度和增加流动性可以控制系统性风险，但未来几年违约和不良贷款都可能会令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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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不完备时空——2022年展望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来源：新财富
瘟疫改变历史进程和世界政经版图的事件不胜枚举，为此有学者以新冠为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乐观看，2022年将是经济政策全面重启之年，但更深远也更值得思考的，是政治、社会与行业的大重构。
经济推断的基本概念框架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由于目标函数大致是确定的，决定最优解的更多时候是约束条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经济预测和预期管理面临极大挑战。疫后经济的弹性和全球通胀的持续性都超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从未如此频繁地调整经济展望数据，不同机构之间的预测也从未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几乎所有预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下，基于线性模型外推而得到的。在Omicron变异株的情况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预测也将面临修正，甚至是被推翻的可能性。所以，在疫情扩散、病毒变异、疫苗研发与接种和政策防控等尚未进入均衡态的情况下，我们仍面临的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不可能预测每个偶然场景会有什么结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中，需要为不确定性支付更高的溢价。
我们的基准假设是：Omicron变异株对疫苗保障体系的突破是有限的，或者即使有显著的突破，医学界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发出同等有效的疫苗，从而对全球经济的运行不构成新一轮与2020年初同等量级的冲击。那么，在2022年，随着疫苗在防住院、防重症和防死亡的有效性得到印证，辅之以科学防疫观念的建立，西方国家将渐进地接受与新冠长期共存的现实。但新冠病毒的易变性和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全民免疫”实验的经验都证明，全面重启仍面临考验。Omicron为重新开放边境增添了新的变数。
千百年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传染病对社会的影响是持久和深刻的，即便说传染病塑造了这个世界也毫不夸张。新冠纪元后，政治、经济、社会、地缘等方面都面临大重构。太阳照常升起，但世界已面目全非。
01、重启：无条件“清零”
还是有条件“共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的第五波正在进行，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仍处于上行区间，欧洲首当其冲，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展望未来的前提是观察疫情以来世界发生了什么，理解背后的原因，关键是疫情扩散的轨迹、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应对；还要更进一步思考疫情改变了什么，不会改变什么；以及厘清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持久的。
截止到2021年11月20日，全球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数为2.5亿，占总人口的3.4%；累计死亡人数超过500万，病死率（累计死亡人数/累计确诊人数）约为2%——在2020年二季度疫情扩散高峰期一度超过7%，粗死亡率（累计死亡人数/总人口）约为0.07%。
更需要关注的是不同区域（或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新冠病毒的特性决定了，哪怕只有一个国家还没有消灭病毒，它就有可能再次扩散；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不一样——粗略意义上，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是上游资源国，中国是中下游生产国，美国是终端消费国，美欧日等是上游零配件的供应地——疫情在不同地区的扩散对不同的供应链有不同的含义。
从累计确诊病例看，非洲、大洋洲和亚洲比其他地区更好地经受住了新冠的考验。截止到2021年11月中旬，在每百万人当中，这三地累计确诊人数分别0.62万人、0.66万人和1.7万人，而南美、欧洲和北美对应的数字分别为8.9万人、9.4万人和9.5万人。累计死亡病例状况基本相似，南美位居第一，每百万人高达2700人，北美和欧洲分别为1900人和1800人，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分别为257人、161人和71人。
与历史经验相同的是，由于人和物的频繁往来，经济和贸易中心国（或地区）受传染病影响的风险系数也更高。对于新冠疫情，中国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失控，相对控制较好的是韩国、新加坡（2021年8月之前）和日本等亚洲发达经济体。韩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40万，日本则超过了170万，累计死亡病例数分别为3200人和18000人，病死率分别为0.8%和1%，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已经历多次扩散周期。美国疫情反反复复地出现了5个周期，当前正处在第五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7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6万人——远超其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病死率为1.62%。至今，美国每天仍有1000多人、全球每天仍然有7000多人因为新冠丧生。
欧洲是当前全球第五波疫情的中心，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疫情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从新增确诊病例角度看，法国和意大利的形势好于之前，英国维持在高位，而德国则创下历史新高，单日新增已接近5万人，两倍于此前高点。但从新增死亡病例看，所有国家都显著好于此前。英国日均新增死亡病例为150-200人，历史峰值为1200人。德国每日新增死亡人数约200人，也显著低于此前的峰值（900人）。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和技术的改进，感染率、住院率和致死率均已大幅下降。所以，英国并没有加强防控措施，而德国的防控强度虽有加强，但仍处于低位。
详情链接：https://t.cn/A6xN3kLx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来源：新财富
瘟疫改变历史进程和世界政经版图的事件不胜枚举，为此有学者以新冠为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乐观看，2022年将是经济政策全面重启之年，但更深远也更值得思考的，是政治、社会与行业的大重构。
经济推断的基本概念框架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由于目标函数大致是确定的，决定最优解的更多时候是约束条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经济预测和预期管理面临极大挑战。疫后经济的弹性和全球通胀的持续性都超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从未如此频繁地调整经济展望数据，不同机构之间的预测也从未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几乎所有预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下，基于线性模型外推而得到的。在Omicron变异株的情况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预测也将面临修正，甚至是被推翻的可能性。所以，在疫情扩散、病毒变异、疫苗研发与接种和政策防控等尚未进入均衡态的情况下，我们仍面临的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不可能预测每个偶然场景会有什么结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中，需要为不确定性支付更高的溢价。
我们的基准假设是：Omicron变异株对疫苗保障体系的突破是有限的，或者即使有显著的突破，医学界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发出同等有效的疫苗，从而对全球经济的运行不构成新一轮与2020年初同等量级的冲击。那么，在2022年，随着疫苗在防住院、防重症和防死亡的有效性得到印证，辅之以科学防疫观念的建立，西方国家将渐进地接受与新冠长期共存的现实。但新冠病毒的易变性和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全民免疫”实验的经验都证明，全面重启仍面临考验。Omicron为重新开放边境增添了新的变数。
千百年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传染病对社会的影响是持久和深刻的，即便说传染病塑造了这个世界也毫不夸张。新冠纪元后，政治、经济、社会、地缘等方面都面临大重构。太阳照常升起，但世界已面目全非。
01、重启：无条件“清零”
还是有条件“共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的第五波正在进行，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仍处于上行区间，欧洲首当其冲，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展望未来的前提是观察疫情以来世界发生了什么，理解背后的原因，关键是疫情扩散的轨迹、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应对；还要更进一步思考疫情改变了什么，不会改变什么；以及厘清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持久的。
截止到2021年11月20日，全球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数为2.5亿，占总人口的3.4%；累计死亡人数超过500万，病死率（累计死亡人数/累计确诊人数）约为2%——在2020年二季度疫情扩散高峰期一度超过7%，粗死亡率（累计死亡人数/总人口）约为0.07%。
更需要关注的是不同区域（或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新冠病毒的特性决定了，哪怕只有一个国家还没有消灭病毒，它就有可能再次扩散；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不一样——粗略意义上，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是上游资源国，中国是中下游生产国，美国是终端消费国，美欧日等是上游零配件的供应地——疫情在不同地区的扩散对不同的供应链有不同的含义。
从累计确诊病例看，非洲、大洋洲和亚洲比其他地区更好地经受住了新冠的考验。截止到2021年11月中旬，在每百万人当中，这三地累计确诊人数分别0.62万人、0.66万人和1.7万人，而南美、欧洲和北美对应的数字分别为8.9万人、9.4万人和9.5万人。累计死亡病例状况基本相似，南美位居第一，每百万人高达2700人，北美和欧洲分别为1900人和1800人，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分别为257人、161人和71人。
与历史经验相同的是，由于人和物的频繁往来，经济和贸易中心国（或地区）受传染病影响的风险系数也更高。对于新冠疫情，中国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失控，相对控制较好的是韩国、新加坡（2021年8月之前）和日本等亚洲发达经济体。韩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40万，日本则超过了170万，累计死亡病例数分别为3200人和18000人，病死率分别为0.8%和1%，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已经历多次扩散周期。美国疫情反反复复地出现了5个周期，当前正处在第五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7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6万人——远超其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病死率为1.62%。至今，美国每天仍有1000多人、全球每天仍然有7000多人因为新冠丧生。
欧洲是当前全球第五波疫情的中心，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疫情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从新增确诊病例角度看，法国和意大利的形势好于之前，英国维持在高位，而德国则创下历史新高，单日新增已接近5万人，两倍于此前高点。但从新增死亡病例看，所有国家都显著好于此前。英国日均新增死亡病例为150-200人，历史峰值为1200人。德国每日新增死亡人数约200人，也显著低于此前的峰值（900人）。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和技术的改进，感染率、住院率和致死率均已大幅下降。所以，英国并没有加强防控措施，而德国的防控强度虽有加强，但仍处于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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