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安岳大概自唐佛学盛兴，
全县境内石刻造像点有386处。
散布乡间，难以得到保护。
我老家的地名叫云台寺，
从小但闻寺名，
却不得见寺庙建筑。
因为，上世纪的破四旧行动中，
仅余的一座小庙也损毁殆尽。
家父在1996年退休后，
以保护石刻文化为名，
召集乡村居民集资出力，
取得上级批文同意，
建造了一栋简陋的房子，
将散落在乡村里的小许石雕佛像，
收集在这个房子里陈列，
可惜的是，历史上云台寺中的佛像，
仅存百分之一二，还多有缺损，
不是断头，就是缺胳膊少腿。
不过云台寺这个地方，
总算有一个房子模样的“寺”了。
召集收集石刻文物的过程中，
在一农户家的猪圈地板上，
发现了云台寺曾经的一块碑文。
图一是家父在1997年组织所撰刻，
图二是道光19年所撰刻。
从题词文法文采到雕字技艺，
图一与图二相比都显得稚嫩与浅薄。
图二碑文有许多文字难以辩识。
从1997年重见天日到现在，
也无人去考证和整理出来。
问了看护这小“寺”的大爷，
他说老一辈人少有文化，
看不懂碑文上的字。
其实碑文上的字，也就是繁体而已。
碑文上记载:
云台寺在道光十九年重建，
重建之时，于佛像座下发现崇宁铜钱，
乃宋徽宗改元年号，
由此推断该寺庙初兴建于宋朝，
后毁于明朝兵马之乱。
道光19年重建之前的景象是:
古刹已旧无宫殿，
无碑可考且神像已颓，
文字剥蚀莫辩。
有识之士不忍睹古福之地大废为墟。
后来，不知何时又毁掉了。
这座寺庙彻底消失在时间深处。
正如碑文上所言:
不知建于何代毁于何年。 https://t.cn/R2WxuoH
全县境内石刻造像点有386处。
散布乡间，难以得到保护。
我老家的地名叫云台寺，
从小但闻寺名，
却不得见寺庙建筑。
因为，上世纪的破四旧行动中，
仅余的一座小庙也损毁殆尽。
家父在1996年退休后，
以保护石刻文化为名，
召集乡村居民集资出力，
取得上级批文同意，
建造了一栋简陋的房子，
将散落在乡村里的小许石雕佛像，
收集在这个房子里陈列，
可惜的是，历史上云台寺中的佛像，
仅存百分之一二，还多有缺损，
不是断头，就是缺胳膊少腿。
不过云台寺这个地方，
总算有一个房子模样的“寺”了。
召集收集石刻文物的过程中，
在一农户家的猪圈地板上，
发现了云台寺曾经的一块碑文。
图一是家父在1997年组织所撰刻，
图二是道光19年所撰刻。
从题词文法文采到雕字技艺，
图一与图二相比都显得稚嫩与浅薄。
图二碑文有许多文字难以辩识。
从1997年重见天日到现在，
也无人去考证和整理出来。
问了看护这小“寺”的大爷，
他说老一辈人少有文化，
看不懂碑文上的字。
其实碑文上的字，也就是繁体而已。
碑文上记载:
云台寺在道光十九年重建，
重建之时，于佛像座下发现崇宁铜钱，
乃宋徽宗改元年号，
由此推断该寺庙初兴建于宋朝，
后毁于明朝兵马之乱。
道光19年重建之前的景象是:
古刹已旧无宫殿，
无碑可考且神像已颓，
文字剥蚀莫辩。
有识之士不忍睹古福之地大废为墟。
后来，不知何时又毁掉了。
这座寺庙彻底消失在时间深处。
正如碑文上所言:
不知建于何代毁于何年。 https://t.cn/R2WxuoH
#与“理”共读#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反骑士小说。拉曼却地方一个乡村的小绅士叫吉桑诺，将近五十岁，身段颀长，面孔瘦削，有一匹瘦马，还有一支长矛、一面旧盾，家中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管家，一个二十来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帮工，一般生活可以维持，但并不大富裕。他有一个嗜好是喜读骑士小说，读得入迷了，不打猎，不管家事，后来竟然把土地卖了去买这类书，并见人就与人议论书中的义理。从黑夜到白天，从白天到黑夜，他每天这样谈，以致脑汁渐渐枯竭下去，终于失掉了理性。他脑子里满是魔法、战车、决斗、挑战、受伤、漫游、恋爱、风波以及书中种种荒唐无理的事，凡是书中所写的他都信以为真。于是发生奇想，为了增进自己的声名利谋求公众的福利，他要去做游侠骑士，把书中见到的都实行起来，去解救苦难，去亲历危险，去建立功业。他于是给马起了名为罗齐南脱，意为从前劳役的马，找出矛和盾，把一个乡间女子臆想为身为骑士的自己的夫人，便出了村子去行侠仗义，游走天下。在客店里，他把店主认作堡主，硬叫他封了自己，然后第一件遇到的不平事是一个富农拷打一个小牧童，是因为牧童放羊时丢了羊，堂吉诃德见状不平，他不仅叫富农放了牧童，还叫富农把欠下的九个月的工资照致发给放羊的孩子。那个财主叫郝屠多，当时虽然答应下来了，可是当吉诃德一走，又把小牧童安德列斯绑起来打了一顿，他的仗义毫无结果。后来，他回家来了，约见了他的邻居——个老实的农民桑丘·播萨，约请其为侍从，答应将来叫他做海岛总督。于是怀着梦想的桑丘，骑着小毛驴，作为侍从与他一起“建功立业”去了。在两次外出游侠冒险中，闹了无数的笑话，傻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苦役犯当作被迫害的骑士，把皮囊当作巨人的头颅等等。最后由桑丘把他锁在笼子里用牛车拉回来。但他仍执迷不悟，养好伤后又开始了第三次游侠。这次桑丘真当上了“总督”，唐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桑丘实施改革社会的方案，却受尽了公爵夫妇的戏弄，险些丧命。最后，被同村的加尔拉斯果学士假扮的白月骑士打败后才被迫返乡，从此卧床不起。最后在垂危中理智醒来，发现过去自己的荒唐，死前立下三条遗嘱，一是过去付给桑丘的一笔钱，都不用算了，花剩下的都给他用，因为这个人心地纯良，做事忠实；二是遗产全部归甥女，但如果嫁人时，那个人要读过骑士文学，就不要嫁给这样的人，遗产全部收回，拨给宗教充做宣传费用；三是向以他为题材的作者致歉，令其写出了这部荒唐的书，自己为此有良心负担。最后，这位骑士便安心地死去了。
(图:网页)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反骑士小说。拉曼却地方一个乡村的小绅士叫吉桑诺，将近五十岁，身段颀长，面孔瘦削，有一匹瘦马，还有一支长矛、一面旧盾，家中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管家，一个二十来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帮工，一般生活可以维持，但并不大富裕。他有一个嗜好是喜读骑士小说，读得入迷了，不打猎，不管家事，后来竟然把土地卖了去买这类书，并见人就与人议论书中的义理。从黑夜到白天，从白天到黑夜，他每天这样谈，以致脑汁渐渐枯竭下去，终于失掉了理性。他脑子里满是魔法、战车、决斗、挑战、受伤、漫游、恋爱、风波以及书中种种荒唐无理的事，凡是书中所写的他都信以为真。于是发生奇想，为了增进自己的声名利谋求公众的福利，他要去做游侠骑士，把书中见到的都实行起来，去解救苦难，去亲历危险，去建立功业。他于是给马起了名为罗齐南脱，意为从前劳役的马，找出矛和盾，把一个乡间女子臆想为身为骑士的自己的夫人，便出了村子去行侠仗义，游走天下。在客店里，他把店主认作堡主，硬叫他封了自己，然后第一件遇到的不平事是一个富农拷打一个小牧童，是因为牧童放羊时丢了羊，堂吉诃德见状不平，他不仅叫富农放了牧童，还叫富农把欠下的九个月的工资照致发给放羊的孩子。那个财主叫郝屠多，当时虽然答应下来了，可是当吉诃德一走，又把小牧童安德列斯绑起来打了一顿，他的仗义毫无结果。后来，他回家来了，约见了他的邻居——个老实的农民桑丘·播萨，约请其为侍从，答应将来叫他做海岛总督。于是怀着梦想的桑丘，骑着小毛驴，作为侍从与他一起“建功立业”去了。在两次外出游侠冒险中，闹了无数的笑话，傻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苦役犯当作被迫害的骑士，把皮囊当作巨人的头颅等等。最后由桑丘把他锁在笼子里用牛车拉回来。但他仍执迷不悟，养好伤后又开始了第三次游侠。这次桑丘真当上了“总督”，唐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桑丘实施改革社会的方案，却受尽了公爵夫妇的戏弄，险些丧命。最后，被同村的加尔拉斯果学士假扮的白月骑士打败后才被迫返乡，从此卧床不起。最后在垂危中理智醒来，发现过去自己的荒唐，死前立下三条遗嘱，一是过去付给桑丘的一笔钱，都不用算了，花剩下的都给他用，因为这个人心地纯良，做事忠实；二是遗产全部归甥女，但如果嫁人时，那个人要读过骑士文学，就不要嫁给这样的人，遗产全部收回，拨给宗教充做宣传费用；三是向以他为题材的作者致歉，令其写出了这部荒唐的书，自己为此有良心负担。最后，这位骑士便安心地死去了。
(图: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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