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没有导航的古代，孤军深入的霍去病为何没在沙漠草原中迷路呢】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卫国战争中，霍去病作为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娘家人，也作为汉帝国的军事统帅出征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打出了中华民族对外武功的巅峰之作——封狼居胥。
霍去病打仗为何能连连胜利？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在于：霍去病打仗堪称为“活地图”，纵观霍去病每次对外战争就会发现，在古代没有卫星电话的年代里，霍去病都喜欢带领大军孤军深入却不迷路，精准找到匈奴军队的阵营或驻扎点，对匈奴以精确打击。
霍去病的孤军深入具体有以下战例：
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率领800名汉军将士孤军深入，寻找机会打击匈奴军队，斩获敌军2028人，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这是一代民族英雄霍去病的“开挂之战”。
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霍去病两次深入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地区。在河西之战的春季攻势中，霍去病带领1万人孤军深入，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行军一千多里，在兰州一带和匈奴决战，歼敌8960人。缴获匈奴祭天金人。
公元121年河西之战夏季攻势，霍去病再次出击，越过居延海，斩杀匈奴3万多人。
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霍去病率领大军千里迂回，与匈奴左贤王部交战，歼敌7万人。随后又乘胜追杀到狼居胥山，最后攻克瀚海方才扬威而还。封狼居胥由此而来。
每一次打仗，霍去病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精准地斩杀匈奴。那么，在古代没有卫星电话的年代，霍去病是如何做到精准斩杀匈奴呢？
第一，霍去病的军队中有匈奴人，霍去病的汉军为匈奴人和中原人组成的联军。
这个是有史料为证明的，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结束后，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取食于敌，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关键词：荤粥之士。荤粥是什么意思呢？晋灼等人认为，荤粥一词语是匈奴在古代的称呼，而三国时期的历史学家韦昭认为，荤粥一词语为匈奴的别称。
这就说明，汉军将士存在匈奴的士兵，匈奴人打匈奴人，相当于“自己人”打“自己人”。一旦投入战场，这些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会对自己曾经居住的草原沙漠，地形地貌非常熟悉，汉军中的“匈奴人”会在汉军作战中起到向导的作用，帮助汉军的中原将士在茫茫沙漠和戈壁滩中找到匈奴军队的地点。
汉文帝时期，当时的汉朝“智囊”贾谊向汉文帝提建议，希望汉军中补入投降的匈奴人，“以夷制夷”。到了河西之战夏季战役结束的时候，霍去病俘虏了匈奴、亲王和贵族，军官2500多人。河西受降的时候，匈奴的王爷——浑邪王带领4万匈奴人投降汉朝。而霍去病的汉军中很有可能就有这些投降或被汉军俘虏的匈奴人，他们在汉军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向导的作用，引领汉军直接攻击匈奴军队的阵地。
在公元119年的漠北大战中，霍去病部5万多人以秋风扫落叶的势头斩杀匈奴军队7万多人，这些投降的匈奴人就在汉军中，很可能为霍去病歼灭匈奴左贤王军团发挥了向导的作用。左贤王直至战败都想不到，他的失败，其实是被汉军的“自己人”打败的。
第二，汉军中有向导。
当时的汉军中配备向导，这一点在其舅舅卫青统辖的军队中有史料证明。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卫青）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
“导”为向导的含义，军亡导，为汉军中没有向导。那汉军中为何没有向导呢？史料中没有进一步说明，结合卫青进攻汉军匈奴本部的战况来看，向导可能逃跑了，也可能丧命了。不管是逃跑还是丧命，李广这一路的汉军没有了向导，导致李广迷路，卫青在消灭匈奴本部军队的对手就始终无法全歼匈奴本部，导致匈奴单于死里逃生。
张骞也做过汉军的向导，《史记》记载：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
张骞出使西域，对匈奴人情况相当熟悉。张骞引导军队“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在张骞的带领下，汉军到达匈奴盘踞地区的有水草的地方补给吃饭喝水，军队中没有饥饿口渴的情况。从“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判断，张骞应该对匈奴地盘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结合李广军队因失去向导而迷路，张骞给汉军当向导等资料就能证明，军队向导很可能成为汉军中的一个制度，帮助汉军在对匈奴的作战中不迷路，精准打击匈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第一次就敢孤军深入匈奴驻地，斩杀匈奴人2028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入河西，消灭匈奴军队近4万人，向导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而且，这个向导很可能是熟悉匈奴内部情况的官员，或者是已经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在古代没有电话，没有GPS和北斗导航的时代里，霍去病的军队打仗敢孤军深入，没有熟悉匈奴情况的向导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记里鼓车和指南车。
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阳······记道车，驾四，中道。
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记录历程的记里鼓车。行进一里地，车上敲一下鼓，保证汉军打仗的时候知道自己走了多少里的路。
指南车相传诞生于黄帝时期，黄帝曾用指南车指引方向讨伐蚩尤。而刘仙洲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当中根据《西京杂记》等史料考证，西汉就有了指南车。指南车可能也会用于汉军对匈奴的战争，霍去病的军队可能有指南车，发挥出指引方向不迷路的作用。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卫国战争中，霍去病作为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娘家人，也作为汉帝国的军事统帅出征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打出了中华民族对外武功的巅峰之作——封狼居胥。
霍去病打仗为何能连连胜利？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在于：霍去病打仗堪称为“活地图”，纵观霍去病每次对外战争就会发现，在古代没有卫星电话的年代里，霍去病都喜欢带领大军孤军深入却不迷路，精准找到匈奴军队的阵营或驻扎点，对匈奴以精确打击。
霍去病的孤军深入具体有以下战例：
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率领800名汉军将士孤军深入，寻找机会打击匈奴军队，斩获敌军2028人，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这是一代民族英雄霍去病的“开挂之战”。
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霍去病两次深入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地区。在河西之战的春季攻势中，霍去病带领1万人孤军深入，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行军一千多里，在兰州一带和匈奴决战，歼敌8960人。缴获匈奴祭天金人。
公元121年河西之战夏季攻势，霍去病再次出击，越过居延海，斩杀匈奴3万多人。
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霍去病率领大军千里迂回，与匈奴左贤王部交战，歼敌7万人。随后又乘胜追杀到狼居胥山，最后攻克瀚海方才扬威而还。封狼居胥由此而来。
每一次打仗，霍去病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精准地斩杀匈奴。那么，在古代没有卫星电话的年代，霍去病是如何做到精准斩杀匈奴呢？
第一，霍去病的军队中有匈奴人，霍去病的汉军为匈奴人和中原人组成的联军。
这个是有史料为证明的，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结束后，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取食于敌，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关键词：荤粥之士。荤粥是什么意思呢？晋灼等人认为，荤粥一词语是匈奴在古代的称呼，而三国时期的历史学家韦昭认为，荤粥一词语为匈奴的别称。
这就说明，汉军将士存在匈奴的士兵，匈奴人打匈奴人，相当于“自己人”打“自己人”。一旦投入战场，这些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会对自己曾经居住的草原沙漠，地形地貌非常熟悉，汉军中的“匈奴人”会在汉军作战中起到向导的作用，帮助汉军的中原将士在茫茫沙漠和戈壁滩中找到匈奴军队的地点。
汉文帝时期，当时的汉朝“智囊”贾谊向汉文帝提建议，希望汉军中补入投降的匈奴人，“以夷制夷”。到了河西之战夏季战役结束的时候，霍去病俘虏了匈奴、亲王和贵族，军官2500多人。河西受降的时候，匈奴的王爷——浑邪王带领4万匈奴人投降汉朝。而霍去病的汉军中很有可能就有这些投降或被汉军俘虏的匈奴人，他们在汉军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向导的作用，引领汉军直接攻击匈奴军队的阵地。
在公元119年的漠北大战中，霍去病部5万多人以秋风扫落叶的势头斩杀匈奴军队7万多人，这些投降的匈奴人就在汉军中，很可能为霍去病歼灭匈奴左贤王军团发挥了向导的作用。左贤王直至战败都想不到，他的失败，其实是被汉军的“自己人”打败的。
第二，汉军中有向导。
当时的汉军中配备向导，这一点在其舅舅卫青统辖的军队中有史料证明。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卫青）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
“导”为向导的含义，军亡导，为汉军中没有向导。那汉军中为何没有向导呢？史料中没有进一步说明，结合卫青进攻汉军匈奴本部的战况来看，向导可能逃跑了，也可能丧命了。不管是逃跑还是丧命，李广这一路的汉军没有了向导，导致李广迷路，卫青在消灭匈奴本部军队的对手就始终无法全歼匈奴本部，导致匈奴单于死里逃生。
张骞也做过汉军的向导，《史记》记载：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
张骞出使西域，对匈奴人情况相当熟悉。张骞引导军队“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在张骞的带领下，汉军到达匈奴盘踞地区的有水草的地方补给吃饭喝水，军队中没有饥饿口渴的情况。从“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判断，张骞应该对匈奴地盘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结合李广军队因失去向导而迷路，张骞给汉军当向导等资料就能证明，军队向导很可能成为汉军中的一个制度，帮助汉军在对匈奴的作战中不迷路，精准打击匈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第一次就敢孤军深入匈奴驻地，斩杀匈奴人2028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入河西，消灭匈奴军队近4万人，向导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而且，这个向导很可能是熟悉匈奴内部情况的官员，或者是已经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在古代没有电话，没有GPS和北斗导航的时代里，霍去病的军队打仗敢孤军深入，没有熟悉匈奴情况的向导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记里鼓车和指南车。
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阳······记道车，驾四，中道。
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记录历程的记里鼓车。行进一里地，车上敲一下鼓，保证汉军打仗的时候知道自己走了多少里的路。
指南车相传诞生于黄帝时期，黄帝曾用指南车指引方向讨伐蚩尤。而刘仙洲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当中根据《西京杂记》等史料考证，西汉就有了指南车。指南车可能也会用于汉军对匈奴的战争，霍去病的军队可能有指南车，发挥出指引方向不迷路的作用。
#美国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独家披露：#美这样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蜿蜒的澜沧江—湄公河就像一条纽带，把中国和湄公河流经的东南亚五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澜湄合作的良好状况让一些西方国家“坐不住”了，“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中国大坝造成东南亚地区国家缺水”等论调不断以研究机构“成果”的面目见诸西方媒体。其中，受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自2020年年底启动以来，不断炒作中国大坝对下游地区造成“负面水文影响”。《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由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及水资源检测机构“地球之眼”共同负责运营的项目，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编织有一条从数据监测到政策影响的完整对华攻击链，而其核心目的就是将湄公河水当成武器，破坏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在异国找寻中国』
居身亦居心—南禅寺—人世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京都南禅寺，于镰仓时代1291年（元朝初期）由龟山上皇的离宫改建，开山祖师为无关普门。作为天皇中首位皈依禅宗的法皇，龟山上皇规定“日本最优秀的禅僧”为南禅寺住持，故“南禅寺住持”成为超越法系、流派的最高禅僧的代名词。1386年（明朝初期），南禅寺被赋予位在五山之上的最高寺格，沿用至今，目前为临济宗南禅寺派的大本山。
要理解上面这段叙述，首先需要对南禅、五山、临济宗几个名词有所了解。
1.关于“南禅”
南禅，自然是相对于北禅而言。
《坛经》中有一段记录广为人知。禅宗五祖为选继承人，让门人各作一偈，从中选择最能“见性”之人继任为六祖。最有名望的大弟子神秀作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五祖阅后，认为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对外却声称这个偈好，让人诵持。这时，进寺后一直在后院破柴踏碓，从没到过堂前的慧能听说后，也想要诵读神秀的偈，便拜托一童子带他去偈前参拜。因为不识字，便请人读给他听，听后，慧能说自己也有一偈，请人帮忙书写。此偈便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大家看了非常惊讶，认为他是肉身菩萨。五祖看了，为了避免有人加害慧能，对外称慧能的偈仍然未见性，却于晚上悄悄为慧能讲解《金刚经》，把衣钵传给了他，让他赶快逃走。
后来，神秀向北，创立北宗禅，主张“坐禅观定法”和“渐悟”；慧能向南，创立南宗禅，主张“即心即佛”和“顿悟”（这两点不知为何与藏传密宗非常雷同）。其后的唐末五代两宋时期，以南宗禅为主，禅宗逐渐兴盛发达，传遍中国，传至日本。
2.关于“五山”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如此具有诗情和禅意的句子，竟出自一位据说相貌奇丑、五大三粗的军人，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852－932年在位）。
吴越国强盛时拥有13州疆域，约为现今浙江省全境、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市）、上海市和福建省东北部（福州市）一带。中国古代无禅寺，隋唐以来，修禅者借律宗的寺院居住（今日所谓“禅宗祖庭”少林寺也是到了1093年左右才“革律为禅”），及至吴越王钱镠皈依禅法，将江南教寺改为禅寺，禅刹才兴盛起来，吴越之地也日渐成为禅宗中心（不是嵩山哈，电视剧看多了……）。宋宁宗时（1194－1224年），始定江南禅寺之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以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位列所有禅院之上。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也效仿确定了自己的“五山十刹”，“五山”高于“十刹”，而南禅寺更高于“五山”，足见其地位之高，权力之重，影响力之大。
3.关于“临济宗”
南宗禅在中国扎根后，“一花开五叶”，分化出南禅五家：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和法眼宗。后来，临济宗又分为黄龙派和杨岐派两派，在日本临济宗中，唯有奉荣西为祖的千光派传黄龙禅，其他20派皆传杨岐禅。南禅寺派传的就是临济宗杨岐禅。
与别宗不同，禅宗不供佛，禅寺也不设佛殿，主要作僧人住处和修行场所。禅僧的修行，重在向内探索，相信佛就在自己心中。
“佛陀拈花一笑、迦叶会意”的典故，一般被认为是禅宗的开始。不似其他宗派因研修佛陀传讲的某部经典而成为一派，佛陀与迦叶都不发一言，传的是心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就是禅宗的根本。
这听起来非常像玄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领会于心却无法宣之于口，于是靠打禅机、讲公案、传灯录的方式来暗示教义，甚至《楞伽经》《金刚经》《坛经》这些看似禅门专注研修的经典，都只是用来暗示和引导人顿悟的机缘而已，并无需执着于理解这些经典本身。如此反而频频有从生活细微处悟出的大智慧，令人会心一笑。
语言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说其他派传的是佛的思想中可言说的部分，那么禅宗试图传的就是“不可说”的部分。
居身亦居心—南禅寺—人世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京都南禅寺，于镰仓时代1291年（元朝初期）由龟山上皇的离宫改建，开山祖师为无关普门。作为天皇中首位皈依禅宗的法皇，龟山上皇规定“日本最优秀的禅僧”为南禅寺住持，故“南禅寺住持”成为超越法系、流派的最高禅僧的代名词。1386年（明朝初期），南禅寺被赋予位在五山之上的最高寺格，沿用至今，目前为临济宗南禅寺派的大本山。
要理解上面这段叙述，首先需要对南禅、五山、临济宗几个名词有所了解。
1.关于“南禅”
南禅，自然是相对于北禅而言。
《坛经》中有一段记录广为人知。禅宗五祖为选继承人，让门人各作一偈，从中选择最能“见性”之人继任为六祖。最有名望的大弟子神秀作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五祖阅后，认为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对外却声称这个偈好，让人诵持。这时，进寺后一直在后院破柴踏碓，从没到过堂前的慧能听说后，也想要诵读神秀的偈，便拜托一童子带他去偈前参拜。因为不识字，便请人读给他听，听后，慧能说自己也有一偈，请人帮忙书写。此偈便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大家看了非常惊讶，认为他是肉身菩萨。五祖看了，为了避免有人加害慧能，对外称慧能的偈仍然未见性，却于晚上悄悄为慧能讲解《金刚经》，把衣钵传给了他，让他赶快逃走。
后来，神秀向北，创立北宗禅，主张“坐禅观定法”和“渐悟”；慧能向南，创立南宗禅，主张“即心即佛”和“顿悟”（这两点不知为何与藏传密宗非常雷同）。其后的唐末五代两宋时期，以南宗禅为主，禅宗逐渐兴盛发达，传遍中国，传至日本。
2.关于“五山”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如此具有诗情和禅意的句子，竟出自一位据说相貌奇丑、五大三粗的军人，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852－932年在位）。
吴越国强盛时拥有13州疆域，约为现今浙江省全境、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市）、上海市和福建省东北部（福州市）一带。中国古代无禅寺，隋唐以来，修禅者借律宗的寺院居住（今日所谓“禅宗祖庭”少林寺也是到了1093年左右才“革律为禅”），及至吴越王钱镠皈依禅法，将江南教寺改为禅寺，禅刹才兴盛起来，吴越之地也日渐成为禅宗中心（不是嵩山哈，电视剧看多了……）。宋宁宗时（1194－1224年），始定江南禅寺之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以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位列所有禅院之上。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也效仿确定了自己的“五山十刹”，“五山”高于“十刹”，而南禅寺更高于“五山”，足见其地位之高，权力之重，影响力之大。
3.关于“临济宗”
南宗禅在中国扎根后，“一花开五叶”，分化出南禅五家：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和法眼宗。后来，临济宗又分为黄龙派和杨岐派两派，在日本临济宗中，唯有奉荣西为祖的千光派传黄龙禅，其他20派皆传杨岐禅。南禅寺派传的就是临济宗杨岐禅。
与别宗不同，禅宗不供佛，禅寺也不设佛殿，主要作僧人住处和修行场所。禅僧的修行，重在向内探索，相信佛就在自己心中。
“佛陀拈花一笑、迦叶会意”的典故，一般被认为是禅宗的开始。不似其他宗派因研修佛陀传讲的某部经典而成为一派，佛陀与迦叶都不发一言，传的是心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就是禅宗的根本。
这听起来非常像玄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领会于心却无法宣之于口，于是靠打禅机、讲公案、传灯录的方式来暗示教义，甚至《楞伽经》《金刚经》《坛经》这些看似禅门专注研修的经典，都只是用来暗示和引导人顿悟的机缘而已，并无需执着于理解这些经典本身。如此反而频频有从生活细微处悟出的大智慧，令人会心一笑。
语言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说其他派传的是佛的思想中可言说的部分，那么禅宗试图传的就是“不可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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