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秦创原建设】光电子信息产业如何突围？西安高新区这些家底有看点！
自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安高新区秉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以“追光计划”为牵引，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提能级、创名片，孕育出一批新技术、新企业，实现了从0到1、从弱到强的一系列重大跨越，打响了“西高芯”品牌，光电子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发展成熟度均已得到显著提升。
如今，一家家龙头企业在这里相继落户、开枝散叶，并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一批批基础、应用研发平台陆续建成投用，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一个个高质量光电子产业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为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产业集群化发展、进一步叫响“西高芯”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年，辖区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3344.63亿元，同比增长17.13%。
西安高新区“西高芯”品牌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实力，请随小编一探究竟。
龙头企业引领
目前，西安高新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主要形成了光子、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终端三大产业链，并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
其中，光子产业已实现部分核心关键技术与全球基本同步。材料环节，赛富乐斯在全球首次实现光电芯片核心材料半极性氮化镓的量产，唐晶量子是国内唯一具备量产能力的可商用大尺寸VCSEL外延片企业；器件环节，拥有炬光科技、奇芯光电、中科微精、中科原子、博瑞集信、欣创电子等全国领先企业，部分成果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加工平台环节，陕西省光电子先导院提供小试中试服务，先进光子器件柔性制造平台正在加速建设；系统设备和应用环节，落地华为、海康威视等企业的研发设计环节。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以硅晶圆材料—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为主的产业布局。在材料与设备环节，集聚了奕斯伟、华晶电子、空气化工、住化等企业。在芯片设计环节，涌现出紫光国芯、克瑞斯、航天民芯等一批国内一流的芯片设计企业。在芯片制造环节，集聚了三星、美光等国际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企业以及卫光科技、芯派、炬光科技、奇芯光电等中小半导体制造企业。在芯片封测环节，形成以三星、美光、力成、陕西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封装测试企业群。
电子元器件领域以本土创新型中小企业为主，拥有创联电气、派瑞功率等电子元器件制造企业，西古光通信、北方光通信等光纤光缆制造企业，中航富士达、摩比科技等射频通信制造企业、盛赛尔电子等传感器、仪表研发制造企业。
此外，智能终端领域加快形成产业集聚虹吸效应，拥有华为、中兴和比亚迪电子三大智能终端研发制造企业。其中，中兴通讯落地全球最大的研发基地和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华为建设了除深圳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基地；比亚迪建成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半导体西安研发中心，西安高新区成为比亚迪除深圳总部之外布局最全、业务最广的地区。同时，还集聚了奇维科技、天成益邦等特种计算机制造企业，烽火、蜂语科技等通讯设备制造企业。
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则形成了以应用软件、互联网与相关服务为主，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等为支撑的产业体系。目前，集聚有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美林数据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研发平台助力
多年来，西安高新区聚焦硬核技术强化基础研发平台建设，聚焦成果转化强化应用研究平台建设，聚焦产业生态强化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光电子产业已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平台体系，集聚了全市70%以上的高端创新资源。
光电子产业基础研发平台
西安市存储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紫光国芯为中心，主要开展存储器产品关键技术的研发，开发高性能存储器产品；研究新型DRAM存储技术，完善DRAM存储器技术创新平台；开展存储器设计测试开发、人才引进、培训，为行业培养存储器设计的高层次人才。
晶体生长设备与系统集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依托西安理工大学组建，自主研制生产的TDR90型单晶炉投放太阳能用单晶炉市场，TDR90型单晶炉已由西安理工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70余台（套），TDR100型硅单晶炉已销往芬兰OKMETIC电子公司并投入使用。核心方向为晶体生长工艺及其控制系统、大尺寸晶体生长设备中的关键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大直径单晶炉。
陕西省集成电路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依托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该工程研究中心在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成果。核心方向为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
集成电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011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由西北工业大学联合多家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企业组建。核心方向为解决行业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致力于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研究开发。
光电子产业应用研发平台
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专注于硬科技创业投资与孵化，围绕国产芯片和半导体有着核心技术的硬科技领域投资布局，致力于打造以“研究机构+天使投资+孵化服务+创业培训”为一体的硬科技创业生态。目前已投资近百家半导体公司，从材料、外延、芯片、设备等全产业链布局，为高新区培育了奇芯光电、唐晶量子、知象光电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在原西安华新联合厂区基础上，形成了占地83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的光电子集成公共孵化平台。已累计引进30多个海外领军人才及项目，累计孵化投资了60多个光电子相关企业。
此外，西安高新区还强化光电子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为小微企业及正在孵化培育的创业企业提供相对优质的设计工具、IP授权、芯片测试、法律辅导、上市引导、指示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并设立验证设备仪器仪表共享平台，整合高校、研究院所及企业现有仪器设备，完善芯片中测环境，弥补西安中测空白，降低企业新产品开发周期和研发成本。
重点项目支撑
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安高新区还积极在项目谋划、建设、招引等方面发力，以更大雄心和魄力推动光电子产业发展成势。目前，区内光电子信息产业在建项目共23个，总投资额达954.87亿元。部分重点在建项目如下：
秦创原集成电路产业加速器项目：致力于打造新一代半导体产业策源地和环大学经济带核心区，包括西安电子谷总部、西安人工智能园、西安工业互联网园、西安国家电子实验园四大功能园区。建成运营后，预计带动相关企业600家，聚集产业人口3万人。
先导院南区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扩大先导院生产规模，提高园区生产能力，打造“硬科技”产业集群和创业生态，推动我国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奕斯伟集成电路产业基地项目：主要建设产品研发与生产测试中心、软件开发与生产测试中心、工艺开发与生产测试中心、应用创新中心、若干专业实验室和数据中心等，以及奕斯伟西北地区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芯片与方案应用创新推广总部。
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一期二阶段）：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硅抛光片和外延片。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540亩，1期2阶段新增25万片/月设备，产能将达到30万片/月。建成后预计带动就业1200人，将有效提高西安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上下游配套能力，填补我国半导体行业硅材料空白。
比亚迪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组装）：将构建集研发、设计、精密部件生产和精益制造于一体的世界级高端智能制造生产系统，新建厂房、仓库、综合站房、配套房等生产及生活、办公配套设施，建成后形成年产1亿部智能终端产品能力。
莱特光电OLED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过新建厂房及新增设备建设“莱特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OLED（有机电激光显示、有机发光半导体）用空穴传输层材料、R-prime材料以及蓝光材料。
诺瓦光电显示控制系统产业化研发基地项目：建成后用于光电显示控制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可大大提高我国LED显示屏行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与利润份额，推动我国LED产业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西安高新区今年以来还启动了化合物半导体延片研发生产项目、光电子产品研发基地、中兴通讯西安研发中心二区三期、美光封测扩能项目、奕斯伟第二工厂项目、派瑞大功率电力半导体器件及新型功率器件产业化项目等11个新开工项目。同时，积极推动西驰电力电子产业园、飞秒激光精密智造装备产业化（二期）、航天七七一所计算机混合集成电路二期生产大楼和生产工艺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9个前期项目签约落地，并形成总投资额近1880亿元。
未来，随着一系列项目的建成投用，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势必将“秀木成林”，“西高芯”的品牌也必将叫响世界。
自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安高新区秉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以“追光计划”为牵引，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提能级、创名片，孕育出一批新技术、新企业，实现了从0到1、从弱到强的一系列重大跨越，打响了“西高芯”品牌，光电子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发展成熟度均已得到显著提升。
如今，一家家龙头企业在这里相继落户、开枝散叶，并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一批批基础、应用研发平台陆续建成投用，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一个个高质量光电子产业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为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产业集群化发展、进一步叫响“西高芯”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年，辖区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3344.63亿元，同比增长17.13%。
西安高新区“西高芯”品牌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实力，请随小编一探究竟。
龙头企业引领
目前，西安高新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主要形成了光子、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终端三大产业链，并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
其中，光子产业已实现部分核心关键技术与全球基本同步。材料环节，赛富乐斯在全球首次实现光电芯片核心材料半极性氮化镓的量产，唐晶量子是国内唯一具备量产能力的可商用大尺寸VCSEL外延片企业；器件环节，拥有炬光科技、奇芯光电、中科微精、中科原子、博瑞集信、欣创电子等全国领先企业，部分成果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加工平台环节，陕西省光电子先导院提供小试中试服务，先进光子器件柔性制造平台正在加速建设；系统设备和应用环节，落地华为、海康威视等企业的研发设计环节。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以硅晶圆材料—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为主的产业布局。在材料与设备环节，集聚了奕斯伟、华晶电子、空气化工、住化等企业。在芯片设计环节，涌现出紫光国芯、克瑞斯、航天民芯等一批国内一流的芯片设计企业。在芯片制造环节，集聚了三星、美光等国际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企业以及卫光科技、芯派、炬光科技、奇芯光电等中小半导体制造企业。在芯片封测环节，形成以三星、美光、力成、陕西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封装测试企业群。
电子元器件领域以本土创新型中小企业为主，拥有创联电气、派瑞功率等电子元器件制造企业，西古光通信、北方光通信等光纤光缆制造企业，中航富士达、摩比科技等射频通信制造企业、盛赛尔电子等传感器、仪表研发制造企业。
此外，智能终端领域加快形成产业集聚虹吸效应，拥有华为、中兴和比亚迪电子三大智能终端研发制造企业。其中，中兴通讯落地全球最大的研发基地和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华为建设了除深圳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基地；比亚迪建成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半导体西安研发中心，西安高新区成为比亚迪除深圳总部之外布局最全、业务最广的地区。同时，还集聚了奇维科技、天成益邦等特种计算机制造企业，烽火、蜂语科技等通讯设备制造企业。
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则形成了以应用软件、互联网与相关服务为主，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等为支撑的产业体系。目前，集聚有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美林数据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研发平台助力
多年来，西安高新区聚焦硬核技术强化基础研发平台建设，聚焦成果转化强化应用研究平台建设，聚焦产业生态强化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光电子产业已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平台体系，集聚了全市70%以上的高端创新资源。
光电子产业基础研发平台
西安市存储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紫光国芯为中心，主要开展存储器产品关键技术的研发，开发高性能存储器产品；研究新型DRAM存储技术，完善DRAM存储器技术创新平台；开展存储器设计测试开发、人才引进、培训，为行业培养存储器设计的高层次人才。
晶体生长设备与系统集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依托西安理工大学组建，自主研制生产的TDR90型单晶炉投放太阳能用单晶炉市场，TDR90型单晶炉已由西安理工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70余台（套），TDR100型硅单晶炉已销往芬兰OKMETIC电子公司并投入使用。核心方向为晶体生长工艺及其控制系统、大尺寸晶体生长设备中的关键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大直径单晶炉。
陕西省集成电路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依托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该工程研究中心在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成果。核心方向为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
集成电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011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由西北工业大学联合多家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企业组建。核心方向为解决行业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致力于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研究开发。
光电子产业应用研发平台
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专注于硬科技创业投资与孵化，围绕国产芯片和半导体有着核心技术的硬科技领域投资布局，致力于打造以“研究机构+天使投资+孵化服务+创业培训”为一体的硬科技创业生态。目前已投资近百家半导体公司，从材料、外延、芯片、设备等全产业链布局，为高新区培育了奇芯光电、唐晶量子、知象光电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在原西安华新联合厂区基础上，形成了占地83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的光电子集成公共孵化平台。已累计引进30多个海外领军人才及项目，累计孵化投资了60多个光电子相关企业。
此外，西安高新区还强化光电子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为小微企业及正在孵化培育的创业企业提供相对优质的设计工具、IP授权、芯片测试、法律辅导、上市引导、指示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并设立验证设备仪器仪表共享平台，整合高校、研究院所及企业现有仪器设备，完善芯片中测环境，弥补西安中测空白，降低企业新产品开发周期和研发成本。
重点项目支撑
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安高新区还积极在项目谋划、建设、招引等方面发力，以更大雄心和魄力推动光电子产业发展成势。目前，区内光电子信息产业在建项目共23个，总投资额达954.87亿元。部分重点在建项目如下：
秦创原集成电路产业加速器项目：致力于打造新一代半导体产业策源地和环大学经济带核心区，包括西安电子谷总部、西安人工智能园、西安工业互联网园、西安国家电子实验园四大功能园区。建成运营后，预计带动相关企业600家，聚集产业人口3万人。
先导院南区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扩大先导院生产规模，提高园区生产能力，打造“硬科技”产业集群和创业生态，推动我国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奕斯伟集成电路产业基地项目：主要建设产品研发与生产测试中心、软件开发与生产测试中心、工艺开发与生产测试中心、应用创新中心、若干专业实验室和数据中心等，以及奕斯伟西北地区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芯片与方案应用创新推广总部。
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一期二阶段）：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硅抛光片和外延片。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540亩，1期2阶段新增25万片/月设备，产能将达到30万片/月。建成后预计带动就业1200人，将有效提高西安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上下游配套能力，填补我国半导体行业硅材料空白。
比亚迪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组装）：将构建集研发、设计、精密部件生产和精益制造于一体的世界级高端智能制造生产系统，新建厂房、仓库、综合站房、配套房等生产及生活、办公配套设施，建成后形成年产1亿部智能终端产品能力。
莱特光电OLED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过新建厂房及新增设备建设“莱特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OLED（有机电激光显示、有机发光半导体）用空穴传输层材料、R-prime材料以及蓝光材料。
诺瓦光电显示控制系统产业化研发基地项目：建成后用于光电显示控制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可大大提高我国LED显示屏行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与利润份额，推动我国LED产业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西安高新区今年以来还启动了化合物半导体延片研发生产项目、光电子产品研发基地、中兴通讯西安研发中心二区三期、美光封测扩能项目、奕斯伟第二工厂项目、派瑞大功率电力半导体器件及新型功率器件产业化项目等11个新开工项目。同时，积极推动西驰电力电子产业园、飞秒激光精密智造装备产业化（二期）、航天七七一所计算机混合集成电路二期生产大楼和生产工艺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9个前期项目签约落地，并形成总投资额近1880亿元。
未来，随着一系列项目的建成投用，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势必将“秀木成林”，“西高芯”的品牌也必将叫响世界。
早上好! 昨日中通客车股价直线跳水，并于尾盘触及跌停，市场关注的另一只妖股则是赣能股份。自7月12日停牌核查的赣能股份昨日复盘，开盘即涨停，虽然下午受中通客车杀跌影响股价一度跳水，但仍然红盘报收15.15元/股，涨幅5.14%。6月28日至7月8日，赣能股份一连斩获9个涨停板，股价翻倍。7月11日上涨3.3%，随后停牌核查。18日晚间，赣能股份发布股票停牌核查结果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在业绩方面，7月11日晚赣能股份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00万元至45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9.40%-41.07%；基本每股收益0.0318元/股-0.0461元/股，上年同期为0.0783元/股。除了中通客车与赣能股份外，还有其他一些股票这几日也开启了连续涨停模式。比如恒大高新自7月11日开始连续涨停，截至昨日收盘，已连续7个交易日触及涨停；中原环保则自7月14日开始4连板；春兴精工、沪光股份三连板；今飞凯达虽欲“死扛”三连板但最终尾盘跳水仅微涨1.05%。认为，多数题材股的热度往往是“击鼓传花”的游戏，是游资的一种玩法，跟风抱团炒作，怂恿股民入套，后续难免会因为止盈的需求而争先抢跑导致行情崩溃，或者假设资金能长期控制涨幅的话，这依旧会因为“操纵市场”遭到监管关注，最终被套牢的还是那些跟风的普通投资者。但是，高位品种风险释放，不是什么坏事，只有资金从高位品种撤出后，市场才会酝酿新的情绪周期及新的热点炒作，大家密切关注后市是否会出现新热点及新主线即可。普通投资者一定要清晰地认识到相关风险，不要盲目跟随，以免成为“最后一棒”。
今日财经要闻：一、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将于2023年9月23日至10月8日举行。二、美股周二收高。市场情绪企稳，道指创一个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截至收盘，纳斯达克指数涨幅为3.11%；道琼斯指数涨幅为2.43%；标普500指数涨幅为2.76%。
技术分析：昨天三大指数全天走势分化，沪指探底回升微涨收阳线，创业板指数震荡走低领跌。整个盘面并没有崩，个股涨多跌少，整体的赚钱效应不错。盘面上表现突出的是鸿蒙概念带动的泛科技类板块。消息面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7月24日召开，鸿蒙3.0发布会将在7月27日举行。两场数字经济盛会的临近，给相关板块带来了刺激。认为，周一和周二连续两天量能不足，且反弹有乏力的迹象。反弹持续性，以及多方的做多决心，并不那么确定。同时，基本面也不那么乐观。据国家统计局，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0.4%，上半年GDP同比增长2.5%。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任务还比较艰巨。换句话说，周一周二的“意外”阳线，确实改善了技术面，但未必能就此改变后续市场的走向，还是要继续观察数日，小心求证。从逻辑上来说，在一个非牛市的行情中，资金聚焦才会有走牛的板块；一旦资金分散，市场进行板块轮动，板块机会将从长期转为短期。可以尝试其他低位板块，但切忌期望过高；指望其他板块能复制汽车、新能源等相关板块的前期持续强势的行情，并不现实。至于操作上，板块、个股区别较大，不能一刀切。总体上还是建议利用反弹减仓，或者逢高了结涨高的板块个股，等待走势进一步明朗。
综合分析：回顾昨日的大盘情况，不少投资者都感到心有余悸。开盘后，包括中通客车、赣能股份在内的多只妖股大涨并封板，然而午后情形却急转直下，中通客车股价直线跳水，并于尾盘触及跌停，最终跌停价报收22.89元/股，成交额59.46亿元，换手率达39.52%。昨日上午，素来有“妖股炒作风向标”之称的中通客车股价一度飙升至涨停板27.97元/股，较年内4月低位时期的3.85元/每股暴涨逾7倍，间隔时间甚至不到3个月。凭借着核酸检测车、“国企改革”等概念的加持，中通客车自5月13日至6月21日，在22个交易日内收获15个涨停板，区间累计涨幅高达391.24%。认为，中通客车跳水跌停或受坊间一则传闻影响。午间有传闻称，有券商接到交易所针对中通客车的“窗口指导”电话，内容旨在将对频繁参与中通客车交易的投资者从严从重处理，还考虑对券商进行扣分处理。同时提到，请相应分支机构加强投资者宣导，非必要不参与该标的的交易，针对已持有(特别是大额持有)该标的的投资者，建议明确传达交易所警示要求，切勿继续买入。这样一来，今日就显得很关键了，如果还能继续走强，那就是“渡劫”成功了；而如果不成功，那就是真的套牢了，亏钱效应会上升，短期炒作临近收尾，注意风险。
热点分析：新旧能源结构转换仍然是中报季业绩超预期的最重要线索。成长制造板块是中报潜在超预期个股最为集中的领域，其中军工板块中上游环节中报业绩兑现的确定性最强。医药板块当中分化比较明显，与疫情相关的板块以及医药创新板块等有望延续高景气度。消费板块受疫情影响出现了相对确定的业绩低点，乳制品、调味品、饮料、零食以及免税等出行相关行业在三季度大概率会出现明显环比修复。
重点强调：本博创作目的是为了记录对A股走势的个人思考和研判，并用于记录我自己的操作轨迹，是我个人积累股票投资知识和反省操作失误的载体。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负。
今日财经要闻：一、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将于2023年9月23日至10月8日举行。二、美股周二收高。市场情绪企稳，道指创一个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截至收盘，纳斯达克指数涨幅为3.11%；道琼斯指数涨幅为2.43%；标普500指数涨幅为2.76%。
技术分析：昨天三大指数全天走势分化，沪指探底回升微涨收阳线，创业板指数震荡走低领跌。整个盘面并没有崩，个股涨多跌少，整体的赚钱效应不错。盘面上表现突出的是鸿蒙概念带动的泛科技类板块。消息面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7月24日召开，鸿蒙3.0发布会将在7月27日举行。两场数字经济盛会的临近，给相关板块带来了刺激。认为，周一和周二连续两天量能不足，且反弹有乏力的迹象。反弹持续性，以及多方的做多决心，并不那么确定。同时，基本面也不那么乐观。据国家统计局，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0.4%，上半年GDP同比增长2.5%。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任务还比较艰巨。换句话说，周一周二的“意外”阳线，确实改善了技术面，但未必能就此改变后续市场的走向，还是要继续观察数日，小心求证。从逻辑上来说，在一个非牛市的行情中，资金聚焦才会有走牛的板块；一旦资金分散，市场进行板块轮动，板块机会将从长期转为短期。可以尝试其他低位板块，但切忌期望过高；指望其他板块能复制汽车、新能源等相关板块的前期持续强势的行情，并不现实。至于操作上，板块、个股区别较大，不能一刀切。总体上还是建议利用反弹减仓，或者逢高了结涨高的板块个股，等待走势进一步明朗。
综合分析：回顾昨日的大盘情况，不少投资者都感到心有余悸。开盘后，包括中通客车、赣能股份在内的多只妖股大涨并封板，然而午后情形却急转直下，中通客车股价直线跳水，并于尾盘触及跌停，最终跌停价报收22.89元/股，成交额59.46亿元，换手率达39.52%。昨日上午，素来有“妖股炒作风向标”之称的中通客车股价一度飙升至涨停板27.97元/股，较年内4月低位时期的3.85元/每股暴涨逾7倍，间隔时间甚至不到3个月。凭借着核酸检测车、“国企改革”等概念的加持，中通客车自5月13日至6月21日，在22个交易日内收获15个涨停板，区间累计涨幅高达391.24%。认为，中通客车跳水跌停或受坊间一则传闻影响。午间有传闻称，有券商接到交易所针对中通客车的“窗口指导”电话，内容旨在将对频繁参与中通客车交易的投资者从严从重处理，还考虑对券商进行扣分处理。同时提到，请相应分支机构加强投资者宣导，非必要不参与该标的的交易，针对已持有(特别是大额持有)该标的的投资者，建议明确传达交易所警示要求，切勿继续买入。这样一来，今日就显得很关键了，如果还能继续走强，那就是“渡劫”成功了；而如果不成功，那就是真的套牢了，亏钱效应会上升，短期炒作临近收尾，注意风险。
热点分析：新旧能源结构转换仍然是中报季业绩超预期的最重要线索。成长制造板块是中报潜在超预期个股最为集中的领域，其中军工板块中上游环节中报业绩兑现的确定性最强。医药板块当中分化比较明显，与疫情相关的板块以及医药创新板块等有望延续高景气度。消费板块受疫情影响出现了相对确定的业绩低点，乳制品、调味品、饮料、零食以及免税等出行相关行业在三季度大概率会出现明显环比修复。
重点强调：本博创作目的是为了记录对A股走势的个人思考和研判，并用于记录我自己的操作轨迹，是我个人积累股票投资知识和反省操作失误的载体。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负。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热门推荐